比之于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人的生命观念，中国古代文人对于超现实、超经验的彼岸及其价值的追求和向往并不强烈。中国人的生死观念、生命意识虽然处于儒、释、道三教的不同影响之下，却有内在的一致性，即贵生重生、哀往悼逝的现世的生命意识。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端点，人既有生，就必定有死。先秦哲学家杨朱就清醒地意识到：“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 “不知悦生，不知恶死”的“真人”对于现实中人来讲只是用来消解死亡焦虑的精神符号。国人自《诗经》中就已经透露出一种普遍的死亡恐惧和焦虑：
心之忧矣，曷维其亡！
——《邶风·绿衣》
人之云往，心之忧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大雅·瞻卬》
因为死总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不可预知，所以生死无常的忧虑无时无刻不困扰着人们。而深受儒家文化濡染的中国古代文人，在面对生死，回顾一生的时候，往往以张扬儒家政治理想的方式来强化自身残存的生命，试图扩大和延伸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在“诗圣”杜甫晚年的诗歌中，这种社会功利性情感的张扬多有呈现：
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
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
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
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杜甫《江汉》
政治的忧患同人之将死的悲哀互相渗透并融合在诗篇中。而南宋陆游的临终诗《示儿》更可成为此中文作的典范：“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在放翁这份死不瞑目的哀婉痛绝之情中，实有对自我生命价值无法实现的哀悼，也有对民族、家国命脉难以维系的哀悼。
与杜甫、陆游等人兼济天下情怀的博大悲壮相比，李煜等人哀悼个体生命凋落的一己情怀则婉转纤弱，同样具有动人肺腑的艺术魅力。例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唱出的《葬花吟》：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
……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明媚鲜妍能几时？一朝漂泊难寻觅。
……(www.xing528.com)
天尽头，何处有香丘？
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
尔今死去侬收葬，未卜侬身何日丧？
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
试看春残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
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
这是作者曹雪芹借小说主人公之口，控诉封建末世摧残人性、扼杀美好的罪恶。写黛玉的身世之悲中，也蕴含着作者自身的伤悼之泪。
虽然大多数的中国古代文人具有基于现实的生死观，并不信仰宗教，但在古代文学作品中，仍存在为数众多的“游仙”主题之作，即以描写虚幻的神仙世界、对长生之道的探寻等题材为中心的写作。其实，游仙主题的出现与古人对死的恐惧和焦虑、对永生的追求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汉代和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诗人对仙人、仙境、求仙之道的描绘栩栩如生。我们不排除有人确实对仙境和长生不老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虔诚的崇拜，但是，大多数文人只不过是畏于人生之死或是困于现实之窘迫，产生了厌世情绪。他们只是利用游仙主题来表达对现实的失望，寻求精神的解脱和慰藉罢了。
而“游仙”除了可以承载文人对现实的不满和否定外，也可以助其达到心灵境界的超然和恬淡。到唐代，“游仙”还被文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庙堂之梦，他们名为游仙学道，实际上是想要宣扬名声从而获得通往仕途的“终南捷径”。比如“谪仙人”李白曾多次入道隐遁，但是他并非一个真正的神仙信徒。《古风·其十九》就暴露了李白的真实态度：
西上莲花山，迢迢见明星。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清。
霓裳曳广带，飘拂升天行。
邀我登云台，高揖卫叔卿。
恍恍与之去，驾鸿凌紫冥。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
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
前半部分写超脱生死的洒脱和飘逸，貌似解脱，但随后一句“俯视洛阳川”，就唤回了诗人的人间情怀。中唐以后的诗人更是借助游仙的躯壳，浇铸现实的失意、无奈、愤懑。卢仝在《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其二》中将神仙世界描述成了鬼蜮世界，诗人还在诗歌结尾处劝诫沈山人“无求长生丧厥生”。宋及以后的文作中也多有此类主旨的游仙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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