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出处与处，人之两种基本处世方式

《周易·系辞上》云：“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所谓“出”，指积极入仕，“兼济天下”；所谓“处”，即隐退守拙，“独善其身”。“出”与“处”是古人所认为的人之两种最基本的处世方式。

传统的中国社会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层。在根植于农耕文明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人群经常处于被压制的行列。农民虽然与我们的文明属性相顺应，但躬耕劳作的艰辛、苛捐杂税的沉重、徭役无止的苦楚等因素也影响了它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随着历史的发展，士崛起为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阶层，晋身士流可以获得较为优越的生活。所以，古代社会便有了“阙下科名出，乡中赋籍除”“一士登甲科，九族光彩新”的现象。

而且自先秦起，在思想领域，古人就已经将个体生命价值的实现与社会理想相结合，符合上古先王之“道”成为古代知识分子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在追求“道”的理想之路上，文人士子的个体生命价值也自然得以履践。在这样的文化认知下，积极求仕就成了知识分子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及社会理想的重要方式。

因此，无论是出于光耀自身及家族还是履道献身，求仕对于古时文人来说都极为重要。而在孜孜不倦的入仕之路上，文人也将自己的心路历程记录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求仕的动机与目标、宦游的艰辛苦楚、仕途的结局等各个环节都被他们一一展现：屈原的“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刚毅执着；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慷慨激昂；王绩的“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积极奋发；杨炯的“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果敢毅然；杜甫的“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屈辱悲辛；孟郊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兴奋荣耀；柳永的“叹年来踪迹，何事苦淹留”凄怆无奈……

求仕之路无疑是坎坷艰辛的，“道”之不存、身为形役等现实因素都会让中国文人心生退意。此时，“隐”就涌现为另外一个常被古代文人吟唱的话题。在中国文人的笔下，隐士代表着一种高洁、恬淡、自由的人格精神，是“出”之外的另一种生存状态。实际上，中国古代的隐居者大都生活在王道废弛、朝代更迭、天下动乱之际。例如，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齐因为不满武王伐纣，隐遁山林，不食周粟。他们在《采薇歌》中唱道：“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诸多隐士都是基于对这种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激愤，“闭其言而不出”，“藏其知而不发”，但其内在仍有强烈关注现实政治和社会伦理的热情和责任感，他们以“隐”来表现对现实的反抗，并借以排遣心中的愤懑。如屈原在《远游》中言道：“悲时俗之迫厄兮，愿轻举而远游。”王逸在解释屈原隐退行为时，就一语破的地指出了屈原“远游”的真正缘由及其内心深藏的热情：“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所谮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

东汉末年，时代混乱，旧有的思想文化体系产生裂缝，个体生命意识觉醒。至陶渊明，“隐”被上升到一种对自然之道的追求，人生价值不再与社会理想捆绑，“兼济天下”已不是文人实现自身价值的唯一出路。生于晋宋易代之际的陶渊明本不热衷于仕进，但迫于生计，不得不进入仕途。而黑暗现实中的宦海沉浮让陶渊明对官场愈加厌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最终，陶渊明彻底意识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去屈从现实，再加上对时政的失望，在任彭泽县令不到三个月后，陶渊明便辞官归隐，从此再未出仕。其后，陶渊明过起了诗一般的田园生活：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www.xing528.com)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归园田居·其三》

虽然不久之后的一场大火让陶渊明的生活陷入窘迫，“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但他对自然之道的追求却始终未曾动摇。陶渊明的隐居真正摆脱了现实中的烦扰，返归自然本真的家园。陶渊明之所以在后代文人中享有盛誉，正是因为他代表了中国古代文人出处的一端，很好地解决了“处”的问题。他真正做到了将理想转化为现实，在现实中体会理想之乐，实现了文人精神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