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科考行卷：暗箱操作损害公正

唐代科举取士，不仅要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在当时负有名望的人士推荐。应试的举子为了增加自己及第的可能性和争取好的名次，多将自己平日写得比较好的诗文进行编辑，在科考之前呈送给有影响的名公巨卿，以求得到推荐，后来便形成了风尚。因当时的文字是制作成卷轴的形式，这一风尚也被称为“行卷”。

行卷现象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它一定程度地避免了一张试卷定终身的情况，通过以往的作品让考官对考生有更全面的了解，尤其是诗赋这一项出现在科考中之后。写诗是需要灵感和情感体验的，考场气氛紧张，很难产生诗歌创作的情感冲动，即便是高水平的诗人也难以在考场上展现自己的真实水平。唐代科考产生的诗作流传到今天的也有，其中却罕有佳作。白居易初入长安之时，曾带着自己的诗作拜访当时的著名文人顾况，顾况看到白居易的名字便打趣地说：“长安米贵，欲居不易啊！”但当他看到《赋得古原草送别》时却大为激动，说：“写得如此好诗，居亦不难。”由此，年轻的白居易声名鹊起。

行卷的存在的确让一些有才能的人得以崭露头角，牛僧孺以《说乐》得到韩愈、皇甫湜的赏识，杜牧因《阿房宫赋》得到吴武陵的大力推荐，都是很突出的事例。但它并不是一项规范的制度，而属于暗箱操作，损害了考试的公平公正。在这个过程中，不乏无德官员因人情托请或收受贿赂而徇私，荐举资质平庸的无能之辈，导致真正的有才之士落选或等级降低。另外，也有不良考生剽窃他人作品，弄虚作假，欺世盗名。考试与推荐相结合，对选拔人才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的，但制度上的漏洞则为达官贵人徇私舞弊打开了方便之门。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产生是古代选官制度发展的历史必然，它把人才选拔和官员任命的大权集中在中央，庶族地主出身的读书人得以通过科举进入官僚机构，打破了世家大族对仕途的垄断，相对于之前的察举制与九品中正制也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唐代的科举制还存在诸多缺陷，官宦子弟实际上仍享有部分特权。同时，科举也不是唐代进入官场的唯一途径，门荫入仕的途径始终都存在。(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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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牧“被”第五名

《唐摭言·卷六》记载一则故事：唐文宗大和二年（828年），大诗人杜牧将参加进士考试，当年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崔郾。按照惯例，举子不能向主考官直接投献行卷，必须通过他人转交、推荐。杜牧出身长安名门，是名相杜佑的孙子，所以有不少朝廷官员主动为他奔走。其中，太常博士吴武陵更是随身携带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这一年的考场设在东都洛阳，当崔郾从长安启程赴洛阳时，众多公卿大夫在长乐驿为他饯行。吴武陵得知后，急忙赶来，对崔郾说：“先生正要为天子选求奇才，我也做点贡献。这是太学生杜牧写的《阿房宫赋》，您看看，真是王佐之才啊！”崔郾读完之后大为感叹：“真是绝世好文章！”吴武陵顺势说：“杜牧正巧要参加考试，可以给个第一名吧。”崔郾说：“不行，第一名已经内定了。”吴武陵又说：“实在不行，那第五名总可以吧？”崔郾仍犹豫不答，吴武陵勃然大怒，说：“不行的话，把赋还给我。”崔郾舍不得放弃，忙说：“那就照您说的办吧！”考试结束，杜牧果然中了第五名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