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饮食观念与健康

（一）饮食科学

中国人很早就注意到了饮食科学和饮食卫生的问题，先秦诸子的作品中多有对此问题的论述。孔子论饮食多与祭祀有关，如“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古代肉食珍贵，常常是有祭祀活动的时候才能吃到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为国君助祭后分得的肉要当天吃完；自己家中祭祀的肉，也要三天内吃完，过了三天就不能吃了。这里主要考虑的是食物的保质期。孔子还提出过许多饮食卫生原则和鉴别食物的卫生标准，如“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意思是说食物放久了，看上去颜色不对了或味道不对了就不能吃了，烹饪不当，夹生或烧煳了就不能吃了，不到吃饭的时间不要乱吃东西。再如“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意思是吃饭应以主食为主，肉食和菜肴不能多吃，还有“唯酒无量，不及乱”，是说饮酒虽没有定量，也要以不醉为度。另外，“不多食”“食不语”，也都是符合饮食卫生原则的。

《吕氏春秋》中重点论述了五味调和的问题，认为美味可以刺激食欲，但是五味要适度，　“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其中任何一味过度的话，都会对身体造成损害。《黄帝内经》也认为不应食用味道过重的食物，并且更为具体地讲了哪一味过分会伤害人的哪个器官，或损害身体的哪些机能：过酸伤脾，过咸伤骨，过甜使心闷，过苦使胃脘涨，过辛使精神不振。《礼记·内则》则按照不同食物的特点，提出要根据季节的变化搭配不同的食物，“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这个说法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夏季湿热，常吃苦味食物可以清热利水；秋季多雨而阴冷，吃带有刺激性的辛辣之物可以抵御湿气。但这些都不能过分，还要用柔滑甘甜之物来冲淡。

中国素有“食药同源”的观念，认为饮食活动与人的健康直接相关，并且认为凡食物都有药用价值，都有治病的功能，合理的、有针对性的饮食搭配可以治愈某些疾病。随着医学的发展，后世对食与药的区别和联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许多医药方面的专著大大丰富了食疗理论。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中的《食治篇》和《千金翼方》中的《养老食疗》提出食物能治病，也能致病的观点，认为医生在诊病时要洞晓病因，通过食物调理不能痊愈者再用药物治疗。他明确提出食疗是辅助性的，并记载了食品类药物治病的范围。孙思邈奠定了中国古代食疗学的理论基础，此后出现更多食疗方面的专著，如唐代孟诜的《食疗本草》，其中所采药用食物多来自日常生活，食用方法较为简便，书中还记载了其副作用。其他如唐代昝殷的《食医心鉴》，宋代陈直的《养老奉亲书》，金代李杲的《食物本草》，元代吴瑞的《日用本草》，明代卢和的《食物本草》，清代章穆的《调疾饮食辨》等，都是我国饮食文化的宝贵财富。

中国古代科学饮食的很多观点都被现代科学所认可。但是，古代的相关论述多是定性的阐述，缺乏定量分析，缺乏精确性。另外，不可否认的是，限于当时的科学水平和认识水平，其中有些观点也存在谬误，这部分遗产需要我们批判地继承。(www.xing528.com)

（二）节俭

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粮食作为农业社会的主要财富，其增长速度是有限的，水、旱、虫灾又是古代社会无法抗拒的。好在粮食是可以长期储存的。要确保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把节省下来的粮食储存起来，以抵御各种灾害。因此，中国人很早就懂得了节俭的意义。《逸周书·文传》称：“小人无兼年之食，遇天饥，妻子非其有也。大夫无兼年之食，遇天饥，臣妾舆马非其有也。”西周建立之后特别强调节俭是吸取了殷商覆灭的历史经验教训。《史记·殷本纪》载，商纣王在位期间不仅实行残暴统治，而且穷奢极欲，“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贪于饮食是殷商亡国的重要原因。因此，西周统治者谆谆告诫子孙要注意节俭，不能贪吃，还要限制饮酒。《尚书》中有《酒诰》篇，据说是周公所作，它是西周初年发布的禁酒令。规定只有祭祀的时候方可饮酒，且不能喝醉，还规定要减少酿酒，爱惜粮食。中国古代的酒是粮食做的，在吃饭问题不能彻底解决的情况下，用粮食酿酒的确是个极大的浪费。

中国人很早就明白了“节约每一粒粮食”的道理，并把节俭的观念普及到各个领域。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应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应该安于贫贱的生活，“忧道不忧贫”。墨子的学说中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节用，他强烈主张“去无用之费”，认为粮食对百姓和国君同样重要，国家要安定，统治者就应该节制过度奢侈的饮食，否则，“虽欲无乱，不可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