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值得吸取的精华很多,这里仅从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总结出如下几点:
第一,宽厚仁爱,推己及人。对人宽容厚道,关爱他人,以他人为重,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重要方面。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第二,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素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伟大诗人屈原为表示对祖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信念投汨罗江以身殉国;民族英雄岳飞被母亲刺字“精忠报国”以明志;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第三,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产。宋代学者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末东林党人在那首名联中说“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第四,坚贞的节操。中国传统文化中,十分重视节操的陶养。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认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坦然面对死亡。
第五,积极进取精神。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到处都闪耀着积极进取精神的光芒。《周易》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屈原曰:“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荀子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司马迁立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都是这种进取精神的体现。
第六,注重人格修养。这是作为伦理型中国传统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孟子主张“养吾浩然之气”,即通过不懈的修养和锻炼,使自己具备伟大而崇高的精神力量。周敦颐以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喻高尚美好的情操。修养的方法有“内省”,如曾子“吾日三省吾身”,还有“慎独”,即在独处时也要按照道德规范要求自己。
第七,虚心好学精神。孔子强调“学而时习之”“学而不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主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甚至“朝闻道,夕死可矣”,即只要能够学到真理哪怕很快就死也心甘情愿。(www.xing528.com)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的发展,必然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存在许多与民主和科学的现代精神相悖的糟粕。
第一,复古保守。儒家的“克己复礼”就是典型的表现。孔子把春秋以来的社会变革视为“礼崩乐坏”,把恢复和完善西周的礼制作为自己孜孜以求的事业。西汉董仲舒继承了孔孟复古保守的思想,反对变革,主张“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思想倾向每每在社会变革的历史时期成为阻碍社会发展的逆流。
第二,消极无为。道家学说中突出表现了消极无为、小国寡民的思想和主张。老子的社会政治理想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为了这种理想社会,人类应当放弃已有的文明成果。
第三,纲常名教。董仲舒提出“三纲五常”之说,作为封建宗法家族制基础上的专制主义的理论依据,宋明理学家进一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反人道主张。这种封建的纲常名教是2 000多年来束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巨大罗网,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沉重枷锁。
第四,重义轻利。孔子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更趋于极端,说“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则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这种把义和利截然对立起来的思想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五,重道轻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修身养性、道德文章,排斥科学思想和实用技术。在这一价值取向的驱使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皓首穷经”,将全部精力和智慧投入满纸仁义道德的儒家经典中,鄙视自然科学知识,把科技发明视为“奇技淫巧”,甚至视为异端而加以攻击和排斥。这一价值取向是造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无疑也是与现代化的要求格格不入的。[12]
当然,对于传统文化的精华与糟粕不能机械地看待,两者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相互交织与融合的,甚至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因此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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