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视察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79年4月12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的叶剑英到西安视察，来到阔别多年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旧址。他抚今追昔，百感交集，在纪念馆留言簿上挥笔题诗，写到：“西安捉蒋翻危局，内战吟成抗日诗。楼屋依然人半逝，小窗风雪立多时。”诗的前两句把人们的思绪带到了1936年那不平凡的岁月。

1936年，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十七路军，在西北苏区“围剿”红军屡遭失败，同时张、杨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及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与红军停止交战，并要求蒋介石联共抗日。蒋介石拒绝了张、杨的要求，调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逼迫张、杨进攻红军。12月上旬，蒋介石亲临西安督战，张、杨在多次要求联共抗日被拒绝后，于12月12日发动兵谏，在临潼华清池和西安分别扣留了蒋介石以及随蒋来陕的军政大员，逼蒋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亦称“双十二事变”。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杨虎城等18位高级将领署名发表《对时局通电》，提出八项抗日主张。同时，张学良立即致电在陕北保安的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国共产党的意见。12月17日，应张、杨的要求，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秦邦宪（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中共代表团赴西安参加调解谈判，同时命令红军从陕甘地区南下至西安附近集中，协助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亲日派的“讨伐”。

周恩来等到达西安后，向张学良明确表示中共对蒋介石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要声明如果南京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保证。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 自陕甘撤退“中央军”，援助晋绥抗日前线，承认红军和西安方面的抗日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释放一切政治犯；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的态度和主张，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

12月19日，中共中央认为，西安事变的发动，存在着两种前途：一是有可能造成对于中华民族极端危险的新的大规模内战；一是仍有可能争取和平解决，从而为结束“剿共”内战，实行一致抗日创造条件。中国共产党力争避免前一“前途”而实现后一“前途”，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引起的问题，反对新的内战。同时主张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的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12月23日，张学良、杨虎城同南京政府派来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也参加谈判，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停战，撤兵至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张、杨赞成六项主张。宋子文也表示基本同意并答应转达给蒋介石。同日下午，三方举行第二轮会谈。宋子文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抗日战争开始后再改造为抗日政府。双方就过渡政府的具体人选交换了意见，原则上取得一致，但在何时放蒋问题上发生了分歧，谈判无结果。24日上午，三方举行了第三轮会谈，达成了九条协议，基本上同意张、杨在事变后发出的八条通电，也承认了中共、红军、苏区的合法地位。同日晚，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见蒋介石，并说明了中共抗日救国的政策。蒋介石同意中共代表提出的六项主张，但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协议。25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返回南京。至此，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4年10月，蒋介石、张学良抵陕后在西安北城门楼上视察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报》中有关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的报道(www.xing528.com)

张学良

杨虎城

西安各届群众上街游行支持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之举，呼吁联合抗日

中共代表团主要成员周恩来（右）、叶剑英（中）、博古（左）在西安

西安事变时，蒋介石在西安的住所——新城大楼东厢房

西安事变期间，彭德怀（右六）、任弼时（左四）等红军将领与十七路军部分将领在三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中国各阶级、阶层、政党、团体、派别终于结束了“兄弟阋于墙”的纷乱局面，走向共御外侮的历程。1937年1月，驻扎在延安、甘泉、富县、洛川的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陆续南撤。1月10日，毛泽东率领中共中央机关一行离开保安，于13日下午到达延安，在这里度过了整整十个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