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在陕西：学生响应积极，爱国人士支持

1919年5月4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专院校的3000多名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反对巴黎和会决定，要求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要求废除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严惩签订“二十一条”的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的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章宗祥。五四运动爆发。

杨虎城（右）、张义安（左）、邓宝珊（中）被时人并称为“靖国军三员战将”

五四运动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的大学、中学的陕籍学生，都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反帝爱国运动。北京大学学生会干事、陕籍学生刘天章、李子洲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学生杨明轩等参加了5月4日北京学生的集会和游行示威，并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斗争，参加游行示威的还有北大陕籍学生杨钟健、呼延震东、刘含初、郝梦九、张耀斗等。当天被捕的学生中有陕籍学生杨明轩、郝梦九。6月3日和4日，北京政府又逮捕学生近千人，陕籍学生刘天章、刘含初被捕。在上海参加五四运动的陕籍学生有雷晋笙、严信民等，在武汉参加五四运动的陕籍学生有王尚德等。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西安后，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奔走相告，积极响应，或书写标语，或张贴传单，或街头讲演。为了统一行动，支持北京学生斗争，开展西安地区的反帝爱国运动，西安法政专科学校、省立一中、省立三中、第一师范、成德中学等校学生推举代表，在省立一中召开西安学生代表联席会议，坚决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各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全体罢课，游行示威，组织讲演团，开展反帝爱国演讲，宣传抵制日货。联席会议还先后派代表去省教育厅、省督军公署，要求予以支持，但督军陈树藩秉承北京政府命令，对学生横加指责和威胁，极力压制学生爱国运动，不许学生罢课、游行示威，声言如不遵者即行枪毙，还命令省电报局不准为学生向外拍发电报。随着全国各地爱国学生运动的迅速发展和西安各校学生的坚决斗争，陈树藩被迫答应学生上街讲演、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等要求，但不准游行示威。于是，各校讲演团每日轮流在省议会门前讲演，把五四运动消息传播到学校以外的广大群众中去。

五四运动后陕西学生在京、津、沪创办的进步刊物(www.xing528.com)

5月中旬，西安教育界、商界的爱国人士也行动起来，支持学生行动。5月22日，陕西省教育会、总商会联合向大总统、国务院、参众两院、国民外交协会发电，呼吁青岛问题关系国家存亡，国人应誓死力争，万万不可在丧权辱国的条约上签字。5月下旬，各校学生高举“外抗强权，内除国贼”“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以及“头可断，青岛不可丢”等标语和横幅，走出校门，在文庙集会，发表慷慨激昂、声泪俱下的讲演，会后进行了游行。5月25日，《长安日报》报道了各界开会讨论向外通电的情况。5月30日，陕西学界发出通电，决心与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维护国家主权。

五四运动中，学生的游行队伍

6月下旬，为了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并加强同全国各地学生运动的联系，省学联选派屈武和李伍亭赴北京。屈武、李伍亭到京后，与旅京陕西学生联系，并与北京及各省学生进行广泛接触，互通情况。他们还参加了6月27日北京各界代表在新华门前举行的请愿活动，屈武被推为面见大总统徐世昌的10名代表之一。6月28日，徐世昌接见北京各界代表，回答学生代表所提问题。代表们对徐世昌的答复不满，屈武也义愤填膺，慷慨陈词：“今天丢青岛，明天丢山东，后天就可能丢整个华北，如果政府不想办法，不答应学生们的要求，我们就只好以死力争。”说罢，以头撞地，血流如注。屈武血溅总统府的消息传出后，进一步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愤怒，终于迫使北京政府答应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