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政治制度的特点、构成及职能

宋朝统治者为防止藩镇割据的重现和大臣、外戚、女后、宗室、宦官的擅权，镇压劳动人民的反抗，以及防御辽、夏等侵扰，把政治、军事、财政大权最大限度地集中到朝廷，建立起一整套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包括职官、军事、科举、法律等制度。

官　制

宋朝在宫城内设置中书门下，作为中枢部门的首脑官署和正副宰相集体处理政事的最高权力机构，或称政事堂。中书门下的长官在北宋前期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分散宰相的事权，增设参知政事，作为副宰相。宋神宗赵顼元丰官制改革，撤销中书门下，将其职权分归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以尚书左、右仆射各兼门下、中书侍郎为正宰相，再设门下、中书侍郎各一人，尚书左、右丞各一人为副宰相。宋徽宗赵佶时，蔡京为相，自称太师，总领门下、中书、尚书三省之事，改尚书左、右仆射为太宰、少宰，作为宰相。南宋时，改左、右仆射为左、右丞相，复以参知政事为副相。宋哲宗元祐时，设平章军国重事或同平章军国事，以处“老臣硕德”，位居宰相之上，每数日一朝，非朝日不到都堂。宋宁宗时，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每三日一朝，宰相不再掌印。南宋末年，贾似道专权，任“平章军国重事”，左、右丞相实际上屈居于类似副宰相的地位。

宋朝设置枢密院，作为主管全国军政的最高机构。枢密院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大权，称为东、西“二府”。其长官称枢密使或知枢密院事，副长官称枢密副使或同知枢密院事等。

主管财政的最高机构，北宋前期称“三司”，即盐铁、度支、户部三部。其长官称三司使，号称“计相”。宋神宗改革官制，撤销三司，将三司的大部分职权归户部和工部。南宋增设总领所，负责供应数路或一路各军钱粮，并参预军政。其长官称“总领某路财赋军马钱粮”，简称总领。

北宋前期，宰相主管民政，枢密使主管军政，三司使主管财政。宋神宗官制改革后，宰相实际兼管财政。南宋时，宰相又兼任枢密使，兼管军政。这样，宰相再次握有民政、财政和军政的大权。

专管监察的机构是御史台，其长官称御史中丞，副长官称侍御史知杂事，主管纠察百官，肃正纲纪。台官有弹劾权，可以上疏言事，评论朝政，弹劾官员，还准许“风闻”论事。专管规谏讽谕的机构是谏院。宋仁宗赵祯时始单独置院，其长官称知谏院事或左、右谏议大夫，凡朝政缺失、百官任非其人、各级官府办事违失，都可谏正。台、谏官都以言事弹劾为责，其职权本无多大差别，这一状况导致后世台、谏的合流。

为皇帝起草制诰、赦敕、国书和宫廷内所用文书的机构是翰林学士院，设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直学士院等。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或知制诰分掌“内制”和“外制”，总称“两制”，翰林学士等还侍奉皇帝，充当顾问。

宋初的最高司法机构是大理寺和刑部。宋太宗赵炅时，设置有“审刑院”，其长官称知审刑院事，官属有详议官。各地奏案先经大理寺裁决，报告审刑院复查，写出奏稿，上呈中书。中书申奏皇帝论决，宋神宗改革官制，审刑院并入刑部。

三省六部，即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以及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北宋前期，三省的名誉长官“门下侍中”、“中书令”和“尚书令”，也极少委任过，而另外各委派一名官员判本省事。尚书省所辖六部，也各另派官员一人至二人判本部事，本官不管本职，而且新设一些机构分割了各部的大部分职权。如审官院代行吏部考校京朝官的职权，太常礼院和礼仪院代行礼部的礼仪之权，三司代行户、工部的大部分职权，审刑院代行刑部复审大理寺所定案牍之事等。直到宋神宗改革官制，以三省代替中书门下，六部各设尚书和侍郎，主管本部事务，三省六部才行使相应的职权。

宋朝的地方政府机构实行州（府、军、监）、县二级制。宋初沿袭唐制，将全国划分为十多道。宋太宗时改道为路，路作为朝廷派出机构的辖区，在州、县之上。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分为二十三路。北宋前期，各路皆置转运使和提点刑狱，有些路常置安抚使，各设官衙办事。安抚使司俗称“帅司”，由本路最重要的州府长官兼任，主管一路的军政，也兼管民政、司法和财政等。转运使司俗称“漕司”，主管所领州县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兼管司法和民政等。提点刑狱司俗称“宪司”，主管一路的司法，兼管财政等。宋神宗时，增设提举常平司，俗称“仓司”，主管本路常平、义仓、免役、市易、坊场、河渡、水利之事，南宋时与提举茶盐司合并，增管茶盐。此外，又设提举坑冶、茶马、市舶等司，漕、仓、宪等司总称监司。监司号称“外台”，具有监察职能，权任颇重。

各州（府、军、监）直属朝廷，由朝廷委派京、朝官管理州郡事，称“知某州军州事”，表示全权管理本州的军、民之政，知州可直接向朝廷奏事，多用文人，并经常调换。知州以外，设“通判某州军州事”同领州事，裁处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讼听断等事，行文与知州联署。其官属有录事、司户、司法、司理等各曹参军。录事参军主管州衙庶务，纠察各曹稽违；司户参军主管户籍、赋役、仓库受纳；司法参军主管议法断刑；司理参军主管审讯狱讼。此外，还有节度掌书记、判官、推官等幕职官以及州学教授。

各县设知县或县令，还有丞、主簿、尉等。宋初设判县事，为一县之长。后常以京、朝官领县者称知县事，以选人宰县者为县令。知县或县令主管一县民政、司法、财政，如有驻军则兼兵马都监或监押。宋仁宗初，始置县丞，以选人充任。后以京、朝官充县丞者，称知县丞。丞为县的副长官。主簿主管本县出纳官物，销注簿书。尉的职位在主簿之下，俸禄相同，主管阅习弓手，维持治安，后命兼巡捉私茶、盐、矾等。宋代实行官、职和差遣分离的制度。宋初利用唐代的三省六部等官名组合而成官阶，只用以定品秩、俸禄、章服和序迁，因此又称为“阶官”或“寄禄官”，宋神宗改革官制时，文官（京朝官）定为二十五阶，宋徽宗时增为三十七阶（包括选人），还改定武官共五十二阶。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即“职事官”。

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等的职衔，如大学士、学士、待制等，是授予较高级官员的清高的头衔。官、职和差遣的分离，导致大批冗员的出现。

宋代还把文官按官阶划分为“幕职州县官”、“京官”和“升朝官”三大类。幕职州县官又称选人，是低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有两使职官、初等职官、令录、判司簿尉共四等七阶，宋徽宗时改为承直郎至迪功郎共七阶。京官是比选人品级略高而不常参的低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共有承务郎到宣教郎等五阶。宋神宗官制改革，废除京官之称，改为“承务郎以上”。升朝官是可以参加朝见、宴坐的中上级文官的总称，其寄禄官有通直郎到开府仪同三司等二十五阶。选人经过考核和一定员数举主的推荐，达到一定考数（任职满一年为一考），便能升为京朝官。选人升为京朝官称为“改官”，是每个官员仕宦生涯中的一件大事。武官也按官阶分成使臣、诸司使、横班。另有节度使到刺史等，实际成为另一种官阶。

宋代保留了前代的一些附加性官衔，如散阶、封爵、食邑、勋官和检校官等，都已成为荣誉头衔。爵有王、嗣王、郡王到各县开国子、开国男共十二级。只要官资及格，该封开国男以上者，即给予食邑二百户以上达一万户；又官资及格，给予食实封一百户以上到一千户。每食实封一户，每日计钱二十五文，随月俸领取。勋官有上柱国、柱国到云骑尉、武骑尉共十二等。检校官有太师、太尉、太傅、太保、司徒等十九级。文臣任枢密使，都带检校太尉、太傅。

北宋前期的官品沿袭唐制，文官共九品，有正、从，自正四品以下，又分为上、下，共三十等。但官品和官职多不相称。宋神宗官制改革，正名责实，减少了官品的等级，改为九品正、从十八级。

朝廷对各级官员制订了磨勘（考核劳绩过失）、叙迁、荫补等法。宋初废除按岁月叙迁之制。宋太宗时，设审官院和考课院分掌京朝官和幕职州县官的考课事宜。宋神宗官制改革，设吏部四选分掌文、武官的考课、差遣等事。宋真宗赵恒时，还规定文臣（京朝官）任满三年、武臣四年（后改为五年）磨勘升转本官阶一次，幕职州县官在改为京朝官时也实行磨勘。此后，为减少冗员，不断加严磨勘条件，如延长磨勘年限、规定迁转的止法、限止每年磨勘转官的员数、增加举主等。磨勘的标准有多种。以举官当否、劝课农桑、增垦田畴等“七事”考核监司。以德义有闻、清谨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等“四善”和“狱讼无冤，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等“三最”考核州县长官。考核分为三等，七事中具有五项者列为上等，具有三项者列为中等，不足两项者列为下等。朝廷按官员考绩以定升迁。其中宰执、侍从和卿列馆职、科举出身的文官有优先权，可以超资升转，其余荫补出身、杂流等只能逐资转官。有军功的武官，自武翼郎以上，每转一官，即双转两官。在遇朝廷举行郊祀或明堂大典、皇帝生日以及本人致仕、奏进遗表等情况下，中、上级官员还可荫补其亲属、门客以官衔或差遣。如《庆元条法事类》记载，遇大礼时，宰相可荫补缌麻以上亲十人，执政官可荫补八人，节度使等可荫补六人。

宋代中、上级官员的待遇比较优厚，有俸禄、职田、祠禄、恩赏等。俸禄分为正俸、添支、职钱、禄粟、衣赐（春冬服、冬绵），还有仆人（随从）衣粮，以及茶酒、厨料、薪炭、饲刍之给等。在北宋前期，宰相、枢密使月俸三百贯（每石米价约六七百文到一千文），禄粟月一百石，春、冬衣共赐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随身仆人的衣粮七十人，每月给薪一千二百束，每年给炭一千六百秤、盐七石，节度使月俸四百贯，禄粟月一百五十石等，待遇最高。待遇最低者为内侍省宦官“郢、唐、复州内品”，月俸仅三百文，而“入内小黄门”等禄粟仅一石。宋神宗改革官制，分别阶官和职事官，用阶官定俸禄，阶官的俸禄称为“料钱”。在京职事官自御史中丞、开封府尹以下至律学正，改给“职钱”，每月为一百贯至十四贯不等。部分在京职事官在料钱外，另支职钱。其中又照顾到阶官的高低，职钱略有增减。这些俸钱一般都半给现钱、半予折支，很多官员还可支取公用钱（公使钱）。外任地方官还配给职田，自三四十顷至一二顷不等。宋神宗后，一些下台的或势将下台的官员有的还被授予或自请担任宫观官、监岳庙等闲官，坐领“祠禄”。此外，朝廷的各种临时赏赐，也成为官员的又一重要经济收入。

军　制

宋太祖赵匡胤在夺取到政权后，即对五代诸王朝实施的中央军政结构逐步进行了一些调整，一般由文臣主持的枢密院，统管军政。还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合称三衙，三衙武帅在平时分掌禁兵（禁军）和厢兵（厢军），但无权调遣。枢密院和三衙分掌“发兵之权”和“握兵之重”，互相牵制。禁军用以“守京师，备征戍”，在出外征战或沿边戍守时，又临时设立部署（后改名总管）、钤辖、都监之类统兵官。后来，又往往派文臣任经略使、经略安抚使、安抚使等，或兼任总管之类，统辖副总管等武将。“枢密掌兵籍、虎符，三衙管诸军，帅臣主兵柄”，是北宋的军事统辖体制。

禁军有复杂的番号和等级，大致分上禁军、中禁军和下禁军三等。按照规定，禁军有厢、军、指挥（营）和都四级军事编制单位，其中最普遍、最重要的是指挥一级。禁军在调动、屯戍和作战时，往往打乱厢和军的编制，而以指挥作为基本单位。临时拼凑的各种番号的禁军指挥，与部署之类统兵官之间，“兵不知将，将不知兵”，成为北宋军事能力软弱的重要原因。北宋初，禁军是中央军，实行更戍法，由京城轮流出戍外地，隶属部署司者，称“驻泊”，隶属各州者，称“屯驻”，因某地粮草价贱，即暂往该地驻扎，称“就粮”。实行更戍法，主要是为防范军队与地方，武将与军士之间发生密切的关系，威胁皇权，后又陆续在各地设置就粮禁军，作为地方军，不回驻京城，但也实行更戍法。北宋初还实行内外相制的办法：以一半兵力驻守京师，一半兵力轮流出戍外地。由于就粮禁军的不断增设，到宋仁宗时，开封禁军仅为南北方各地就粮禁军之半，即使如此，开封兵力仍比任何一路多得多，也足以内外相制。

除禁军外，北宋尚有厢军、乡兵、蕃兵、土兵和弓手。厢军驻扎各地或隶属某些机构，往往不加训练，只服杂役。在陕西、河东路与西夏接壤地区，宋朝编组少数民族壮丁充蕃兵，其编制实际上依其大大小小的部族为单位。蕃兵是北宋西北地方军，很有战斗力。宋朝在各地设置多种乡兵，如河北、河东和陕西的义勇，河东和陕西的弓箭手，广西的土丁，广东的枪手，江西和福建的枪仗手等，王安石变法时的保甲也是乡兵。乡兵大都是按户籍编组各地壮丁，也有少数乡兵实行招募。乡兵不算正式军队编制，平时从事生产，仅在参加军事行动时发放钱粮。少数乡兵，如陕西和河东的弓箭手之类，也有相当战斗力。土兵为宋神宗时所设，隶属各地巡检司。弓手原为吏役，隶属各县尉司。宋神宗时，将弓手由轮差改为雇募后，南宋人也将弓手作为一种军队。“弓手为县之巡徼，土兵为乡之控扼”，都属地方治安部队。南宋时，因河东、陕西相继失陷，蕃兵事实上已撤销，而厢军、乡兵、土兵、弓手等仍保留。

宋朝实行募兵制，经常采取灾年招兵的办法，企图将“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招收为兵，用以防范人民的起义和反抗。但在兵源缺乏的情况下，也抓夫充军。罪犯也是宋军军士的重要来源。此外，还鼓励营伍子弟接替父兄从军。宋太祖曾挑选壮士作为“兵样”，分送各地依此募兵。后又改用“等长杖”，主要按被募者的身长，分配于各等禁军，而短弱者则充厢军。兵士须在脸部、手部等处刺字，以防逃亡。兵士的家属一般居住于军营。宋朝制定详细的军法，其中最重要的是“阶级法”，规定各级官兵之间严格的隶属关系，兵士对上级稍有冒犯，便须处死或流放，连上告也得判刑。军士逃亡，按规定需处以严刑。宋朝军法虽严，因军政腐败，特别是对犯法的武将，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屡见不鲜。官兵俸禄等级繁多，正俸有料钱、月粮、春冬衣等名目，还有如招刺利物、郊赏、特支、军赏、口券等各种补助。由于军政腐败，官员刻剥和私役军士的情况十分普遍，很多军士兼营他业以维生。

北宋各代养禁军、厢军达数十万人至一百几十万人，维持了一支前朝未有的庞大而冗滥的常备军。军中老弱众多，训练颇差，编制也往往不满员，严重地影响了战斗力。军费占据财政开支的大部分，尽管宋廷竭泽而渔，仍出现长时期的财政危机。(www.xing528.com)

宋神宗时实行将兵法，在四川以外各路和开封府各县设置一百几十将。每将大都有几千兵力，包括各种番号的若干禁军指挥，而事实上已打乱了原有的编制，称系将禁军。各地不编组为将的禁军称不系将禁军，降居次要地位。留驻京城的禁军称在京禁军。编组系将禁军，旨在加强军训，并作为征战时的机动主力。北宋后期，系将禁军逐渐形成将、部、队三级编制，不久又在将之上设军。此后，统制、统领等临时差遣也演变为军一级的统兵官。

北宋和南宋之交，禁军大部溃散，南宋重新编组正规军，称屯驻大军。南方各地原有的系将禁军和不系将禁军，沦为与厢军相类的杂役兵。但在军情紧急时，仍可抽调禁军壮卒，军士又分成拣中和不拣中两等。屯驻大军几经改组，番号也屡有更易。绍兴十一年（1141），宋廷用阴谋手段解除岳飞、韩世忠等大将兵柄后，陆续在沿江和川陕交界设置十支屯驻大军，各军番号为某州府驻扎御前诸军，统兵官为都统制和副都统制。北宋的三衙统兵制度已经废除，三衙的三支军队，实际上也是屯驻大军。这十三支正规军下设军、将等军事编制单位。屯驻大军改变了禁军番号和等级繁多的状况，其军士一般分效用和军兵两级。效用军俸较高，很多效用实际上不刺字，效用和军兵内部又分若干等级。各屯驻大军有一定比例的“不入队人”，充辎重、火头等非战斗人员。

宋军以步兵为主，弓弩是主要兵器。骑兵缺马的情况相当严重，宋朝不重视骑兵建设，往往将骑兵作为步兵的附庸。南宋因防江和防海之需，水军规模大于北宋，自长江中游、下游至沿海各州，大都部署水军。水军在对抗金、元的战争中起着重大作用。宋朝已进入冷、热兵器并用时期，特别到南宋中、后期，成批生产的火药武器，已在宋军兵器中占有相当的比重。火药兵器不仅应用于陆战，也应用于水战。

宋宁宗开禧北伐失败后，三衙和十都统制司的正规军体制逐渐破坏。一般由文臣任制置使、安抚制置使、宣抚使等，主持各大军区，逐步改变这类官员以往节制军事软弱无力的状态，在事实上取代和剥夺了十都统制司的统兵权和指挥权。各大军区的制置使等，又在屯驻大军之外，另外创建很多番号的新军，这些新军的兵力不断扩充，逐渐成为南宋后期的正规军主力。各屯驻大军兵力相应渐次减削，仅占正规军的一小部分。

科　举　制

宋太祖至宋真宗朝，在革除唐代科举制弊病的基础上，建立起一套相当完整、严密的科举制，成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前期，贡举设进士、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传、三礼、学究、明法等科）和明经，另外还有制举、武举、童子举等科。熙宁四年（1071）后，废罢明经、诸科和制举，命诸科举人改应进士科，另设新科明法。元祐四年（1089），进士科分为诗赋进士、经义进士两科，又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原属制举科目之一）等科。绍圣时，恢复熙宁之制。后一度设八行、宏词等科。南宋设诗赋进士、经义进士、武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学宏词等科。宋代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的科目。

宋代实行解试、省试和殿试三级考试制。解试又称乡贡，由地方官府考试举人，然后将合格举人贡送朝廷。解试包括州试（乡试）、转运司试（漕试）、国子监试（太学试）等几种方式，在省试前一年秋季，择日考试，举人解试合格，由州或转运司、国子监等按照解额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由尚书省礼部主管，宋英宗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在春季选日考试各地举人，连试三日，合格者由礼部奏名朝廷，参加殿试。自开宝六年（973）开始，由皇帝亲临殿陛复试礼部奏名合格举人。从此，每次省试后，必定举行殿试，殿试所定名次与省试有所不同，举人殿试合格才算真正“登科”。

除解试、省试、殿试外，南宋时四川还举行与省试相当的类省试，以照顾远离临安的四川举人。

为了防止考官作弊，在解试和省试时，规定有关官员的子弟、亲戚、门客必须回避，另派考官设场屋考试，称“别头试”。如由官府用公牒送到别处贡院考试，称“牒试”。现任官员参加贡举考试，称“锁厅试”。

各级考试程式逐步完备。如省试，在开考前数日，考官进入贡院，直到考毕，不得外出或会见亲友，称为“锁院”。举人事先向贡院交纳试纸和家状，加盖官印。在考场内，举人按座位榜对号入座，按贡院刻印的试题考试。封弥院将试卷卷头上的举人姓名、乡贯糊住，编成字号，誊录院负责誊写试卷副本；对读所负责校勘。考官根据副本审批定等，再送知举官等覆审并决定名次。这种考试程式比唐代严密得多。

考试内容，因科目而异，如北宋前期，进士科考试诗、赋、论各一首，时务策五道，贴《论语》十贴，答《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后来允许用作文或撰赋代替，称“赎贴”。宋神宗熙宁四年后，停试诗赋、贴经、墨义，改考经义和论、策。新科明法考律令大义和断案。宋哲宗元祐四年，对经义进士考试本经义三道、《论语》义一道等，兼考论、策；对诗赋进士考试诗、赋，也兼考论、策。此后，各科考试内容还有一些变化。

参加科举考试的各科士人，通称“举人”。举人没有出身，只享有免除本人丁役、身丁钱米的特权；曾赴省试的举人，可以赎免徒以下的公罪和杖以下的私罪。举人殿试合格，按五甲（或五等），授予本科及第、出身或同出身等。前三名依次为状元、榜眼、探花。对于多次参加省试或殿试的落第举人，只要达到规定的举数及年龄，由礼部另立名籍奏申朝廷，参加殿试，称“特奏名”。经过简单的考试，授予本科一定的出身或文学、助教等。

宋代科举向士大夫广泛开放，除严禁有“大逆人”近亲、“不孝”、“不悌”、“工商杂类”、僧道还俗、废疾、吏胥、犯私罪等人应试外，对于各科举人，不重门第，考试合格，就可录取。

两宋三百余年间，贡举登科者共有十一万多人，平均每次录取的人数为唐代的十倍左右。更重要的是，唐代登科后，还要经过吏部身、言、书、判的考试，才能走上仕途，宋代士人及第即可释褐入官，因而更能够吸引广大知识分子参加科举，“以一日之长”，“决取终身富贵”。大多数举人出身于一般地主和殷富农民，还有少数工、商子弟和官宦子弟，由此来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专制主义统治。

朝廷为防止科举中发生弊端，禁止知举官与举人结成“座主”（或“恩门”、“师门”）与“门生”的关系；禁止台阁近臣在知举官入贡院前，“公荐”自己所熟悉的士人，或“嘱请”知举官录取某一举人；禁止举人在试场夹带文字、暗传经义或点烛等。

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曾停止举行解试和省试，全国取士都经过学校升贡，太学成为士人参加试的主要途径。宣和三年（1121），恢复旧制。

法　律

宋初，以《后周刑统》为蓝本，经过修改和补充，编成《重详定刑统》三十卷，是宋代的第一部法典。该书律文大都照抄唐律，令、格、式、敕则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宋代皇帝的诏敕是最有效力的法津形式，敕可代律，所以编敕是当时最重要的立法活动。每逢皇帝即位或改元，把多年的单行敕令分类整理，删去重复和矛盾的内容，再颁布实行，称为编敕。敕由皇帝根据实际需要随时颁布，不及律稳定，但具有灵活性。不仅有适用于全国范围的敕，而且有适用于一司、一路、一州、一县的专敕。宋神宗时，进一步肯定敕的地位和作用，改其目为敕、令、格、式，律反而不被重视。宋代的立法制度遂由从前的律、敕并重而进入了以敕代律的新时期。自宋孝宗赵眘时开始，编纂“条法事类”。今存《庆元条法事类》（残本），是宋宁宗时行用的一部法典。宋代法令繁多，超越前代，因而法网严密。但也出现皇帝以言废法的现象，尤以宋徽宗时最为严重，所谓内降手诏、御笔手诏，如不奉行或执行迟缓，即以“违制”或“大不恭”论罪。有些权臣也用都堂批状、指挥行事，以至与成法并立。

宋代法律的内容极为广泛，对官民的舆服、官员职制、选举、文书、榷禁、财用、赋役等，涉及政治、经济、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规定。这些内容带有时代的特点。如唐、宋之际社会阶级结构发生一些变化，宋代法律便明确规定了官户、形势户的涵义及其各种特权，又规定了乡村客户的迁移手续和法律地位等，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条法。宋代土地私有制进一步发展，法律正式制订了保护土地买卖的条文。宋代农村租佃关系盛行，地主和佃农之间一般订有契约，佃农违反契约，就要受法律的制裁。有关这类经济法、民法等的条文日益增多。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法律对此作了种种防范和镇压的规定，如严禁民间私有武器，严禁“传习妖教”。对于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判刑都比前代加重，或腰斩、弃市，或凌迟处死。对于强盗、窃盗等罪，也计赃和情节加重判刑。宋仁宗嘉祐（1056～1063）时，规定对在开封府诸县犯罪者皆判重刑，量刑始有“重法地”和“非重法地”之分。宋神宗时，重法地扩大到河北、东京、淮南、福建等路，还制订了《盗贼重法》。

宋初在朝廷中央设置刑部和大理寺，作为最高司法机构。大理寺决断全国所申奏的案件，刑部复审大理寺所定重大即死刑案件，并主管全国刑法，刑事和民事诉讼，官员犯罪后赦宥、叙复、雪理等事。宋太宗时，在宫中另设审刑院，复查大理寺所定案件，直属皇帝。宋神宗官制改革，撤销此院，恢复刑部原有的复审权。经过大理寺和刑部二审的重要案件，还须经门下省复核，发现不当，即予驳正。中书省还有权作进一步评议。遇重大疑案，皇帝命正、副宰相与御史、谏官、翰林学士等“杂议”，然后决断。有时奉皇帝命令，特设“诏狱”审理重大案件。宋神宗时，依诏立案审判犯人而特设的机构，称制勘院；依中书之命而特设的机构，称推勘院，结案后撤销。地方的司法机构，路一级设置提点刑狱司，复核和审查所属州府判决的案件和囚帐，并经常巡视州县。州一级的司法机构，宋初设司寇院，后改称司理院，审讯民事诉讼和刑事案件。又设州院（或府院、军院），由录事参军主管，职责与司理院相同，另设司法参军，主管检法议刑（判决）。自御史台、大理寺、开封府、临安府以至地方州县，还都设置监狱。宋朝逐步制订出一套严密的刑事审判制度。审行鞫（审）、谳（判）分司和州县司法机构独立审判的原则。县级审判机构有权判决包括杖罪以下诸罪。州级审判机构在元丰前有权判决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案件，元丰后，判决的徒以上案件必须呈报提刑司审复。

宋代对有关田宅买卖、财产继承、婚姻、债负、交易等民事诉讼的期限、裁决等制订了详细的法律条文。如为保证农时，不妨农务，规定地方司法机构以每年二月初一到九月三十日为“务限”，停止审理上述案件，到十月初一“开务”后，始行受理。又规定词诉结案的时限，县为当天结绝；如须追问证人，不得超过五天；州府为十天；监司半月。又如规定大理寺判决案件的时限，大事为二十五天，中事二十天，小事十天。

宋代还沿袭唐代，将刑罚分为笞、杖、徒、流、死五等，但对徒、流刑都附加杖刑。流刑在决脊杖之外，还在脸上刺字或耳后刺环，称“刺配”。宋代又沿用五代旧制，流配犯人发往远恶地区服苦役，称为“配隶”。配隶者附属于军籍。宋仁宗后，增加了凌迟即剐刑，与绞、斩同列为法定的死刑之一。

宋代还有赦免制度，赦免分为大赦（死罪以下者都予免罪）、曲赦（适用于一路、一州等范围）、德音（死、流罪者减刑，其他罪者释放）等。但赦免仅限于一般犯罪，凡属“十恶”之类危害封建国家和社会的重大犯罪，不在赦免之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