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与文学：中国史传统与唐代文学的辉煌成就

史学

在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声中，隋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禁止私人撰集国史，臧否人物。唐太宗即位后专设史馆，置史官修撰前代及本朝历史，例由宰相监修。从此纪传体的正史大多出自官修，宰相监修成为定制。唐初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此外，由李延寿私人修成《南史》和《北史》。正史的官修，有利于利用国家拥有的大量藏书和档案，且分工撰成，成书较快，各史中保存了不少经过整理的史料，但由于统治者直接控制修史工作，限制了史家观点的自由发挥，而且一书成于众人之手，其中难免有牴牾重出现象。

唐代史学上最大的成就是刘知几撰成《史通》和杜佑撰成《通典》。

刘知几主要的著作是《史通》。该书二十卷，四十九篇，撰成于中宗景龙四年（710）。魏晋以降，文史逐渐分家，文学批评方面的论著相继产生，史学本身也相应需要有独立的理论著作问世，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刘知几写成了这部专著。

作者对过去史书的编纂体例、史料选择、人物评价、史事叙述及语言运用等方面都提出了自己总结性、独创性的看法。他强调史学家应当秉笔直书，无所阿容，并反对记叙怪诞不经的事。《史通》中有《疑古》、《惑经》二篇，对古代典籍和传统经书中有关历史的记载提出了大胆的质疑。刘知几认为史家必备的三个条件是：才、学、识。他特别强调“识”的重要性，即史家最可贵之处在于自己的独到见解。《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历史学理论著作，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杜佑长于吏治和理财，他总结历代的典章制度以服务于现实政治。在先前，刘秩已撰成《政典》三十五卷，按《周礼》六官所职分门编撰。杜佑得其书，认为条目未尽，乃以三十多年的时间广其所缺，参益新礼，于德宗贞元十七年（801）撰成《通典》二百卷。全书共分九门：“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及“边防”。杜佑特别重视财政经济，故将“食货”门列于全书之首。

过去也有关于典章制度的记载，均是附载于正史之“书”、“志”，未有专书；《通典》则发展以往的“书”、“志”而创典志体，且系纵贯古今之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上创建了新的史书体例，为后代政书的撰述开了先河。

文学

唐代文学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诗歌创作、古文运动、民间文学等方面均有辉煌的成就。

古典诗歌在唐代处极盛时期，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主要表现在这个领域。《全唐诗》辑录诗歌近五万首，其作者达二千二百余人，名诗人辈出，不少名篇千古传诵。诗歌创作成为社会文化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科举制随之由策论取士改变为诗赋取士。进士科的独重又反转来促进诗歌创作进一步普及和发展。南朝以来文人对声律的讲究也为唐代律诗的大盛提供了前提。根据唐朝诗歌创作发展的具体情况，通常划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四个阶段。

初唐诗人承袭南北朝颓靡绮丽的遗风，作品缺乏真实的感情和充实的社会内容，但在诗歌的艺术形式上，自“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至沈亻全期、宋之问，逐渐完成了声律化过程，奠定了律诗的形式。初唐最杰出的诗人是陈子昂。他力斥齐、梁诗的“彩丽竞繁”，主张恢复诗歌反映现实生活的优良传统。陈子昂写的诗刚健朴素，一扫南朝绮靡、颓废的流风，为唐诗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盛唐诗歌体裁众多，风格各异，出现了万紫千红的盛况。最著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適和岑参等。王、孟写作艺术较高，内容上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岑参以写边塞诗见长，高適才气逊于岑参，但能反映一些民间疾苦。真正代表盛唐诗坛的大诗人当推李白和杜甫。

李白继承屈原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汲取魏晋以来优秀诗人的技巧，学习民歌语言，再加上自己的革新创造，使其诗具有气势磅礴，想象力丰富，长于夸张，语言明快生动的艺术特色。他的“济苍生”、“安黎元”的政治抱负和蔑视王侯、不羁封建礼教的精神，不时在诗篇中闪耀光芒。

但李白并不是一个政治家，又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所以求仙饮酒、浮生若梦、及时行乐等消极情绪在诗中也经常流露。《将进酒》、《蜀道难》、《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丁都护歌》及《秋浦》等名篇反映了诗人对祖国山河的热爱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

杜甫是安史之乱前后的现实主义诗人。他从《诗经》、《楚辞》直至初唐的优秀诗作中撷取精英，又革新创造，从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真挚的感情、雄浑的基调、精炼的语言，构成了杜诗的艺术特色。“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杜甫的座右铭。就思想内容而言，诗人肯细心观察社会政治，能体会劳动人民的遭遇和苦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他揭露阶级对立的名句。他安史之乱后的诗篇反映社会生活更深刻了。“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安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和《北征》、《悲陈陶》、《羌村》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由于杜诗的现实主义特色非常夺目，因而被称为“诗史”。

中唐诗人中的佼佼者有白居易、元稹和李贺等人。白居易与元稹曾发起诗歌创作方面的新乐府运动，对唐诗的发展有重大的贡献。

白居易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是为新乐府运动的纲领口号。白居易自称“志在兼济，行在独善”。他以讽喻诗表现其“兼济”思想，以闲适诗表现其“独善”精神。讽喻诗共有一百七十余首，其中《新乐府》占五十首。作者在这些诗中讽刺横征暴敛，反对黩武战争，攻击豪门权贵，揭发贪污强暴和奢侈浪费。白居易在艺术上的特色是语言通俗、叙事平易。他的代表作有《新丰折臂翁》、《卖炭翁》、《秦中吟·重赋》、《琵琶行》及《长恨歌》等诗，其中有的成为新乐府运动的杰出成果，当时已被目为“元和体”。(www.xing528.com)

元稹年岁略小于白居易，两人名噪诗坛，时称“元、白”。他也主张诗歌创作要“刺美见事”。代表作有：《连昌宫词》，是与《长恨歌》齐名的长篇叙事诗；《田家词》，表现了作者对农民疾苦的深切同情；此外，悼亡诗《遣悲怀》七律三首亦为名篇。不过元诗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均略逊于白诗。

李贺在短短二十余年的生涯中仕途失路，穷困潦倒，但在诗坛上却是异军突起的诗人。他在《拂舞歌辞》、《秦宫诗》、《猛虎行》、《吕将军歌》、《雁门太守行》及《老夫采玉歌》等名诗中鞭挞割据一方的强藩巨镇，讽刺与揭露统治集团的贪墨成风和荒淫误国，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他的诗想象丰富，立意新奇，构思精巧，用词瑰丽，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存在较浓厚的唯美倾向和伤感情绪。

晚唐的著名诗人是李商隐和杜牧，有“小李、杜”之称。

李商隐在政治上历尽坎坷，虽有“欲回天地”的政治抱负，但“运与愿违”，不得实现，因而诗中既有反对藩镇、斥责宦官的内容，也常常流露伤感的情调。他写了不少《无题》诗，表面上是描写爱情之作，实际上具有政治内容。他的诗具有隐晦朦胧、文字清丽的特色。

杜牧境遇略优于李商隐，但也沉沦下僚。他具有一定的政治理想，关心国家治乱，可是在唐朝江河日下的环境中，他的希望化为泡影，生活上不免纵情酒色。在艺术上，他追求“高绝”，不满“奇丽”，力图在晚唐浮浅轻靡的流风外独具一格。

唐末农民战争之际，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继承现实义主传统，也写过一些具有政治内容的篇什。但随着唐朝的走向衰落，失望和颓丧的感情压倒一切，唐诗也呈现强弩之末的状况。

初盛唐时开始产生了一种新的诗歌体，叫作词。它的特点是适于合乐，每种曲调有一个固定的名称，如《菩萨蛮》、《念奴娇》等，而为了配合这些调子，句子随之有长有短，所以词亦称长短句。词在中唐时普遍流行起来，成为一种新的创作形式。

开元时，城市中的歌者杂用里巷间的俚曲调，词中不免渗入一些市民意识。现存最早的词是敦煌发现的曲子调，其中除少数出于文人之手外，大多是民间作品。中唐前后文人填词者逐渐增多，著名的作家有李白、张志和、刘长卿、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和温庭筠等人。最杰出的是温庭筠，艺术成就很高。

古文运动是中唐时期兴起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学改革浪潮。南北朝以来，流行写骈体文，其主要缺点是单纯追求形式上的文字美，缺乏充实的内容。中唐时期，在思想领域，儒、道、释杂行，韩愈因而大力提倡“道统”，企图用传统的儒学整顿混乱的思想。旧的文学形式不能适应时代提出的新任务，于是文学改革被提到日程上来，新乐府运动和古文运动应运而生。古文运动提倡恢复先秦、两汉的古代散文，实则是复古其名，创新其实，力图开创一个文学发展的新局面。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的主要贡献是为古文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古文”这一概念即由韩愈提出，他自己说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即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

为了一反几百年来流行的骈文，韩愈认为作文章必须“唯陈言之务去”，要有创新精神，辞必己出，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他特别强调锤字炼句，应把文章写得“文从字顺”。韩愈根据自己的理论写了不少的古文，名篇如《师说》、《毛颖传》、《进学解》、《张中丞传后叙》及《祭十二郎文》等，均为脍炙人口之作。

柳宗元提出“文以明道”的口号，声称自己写文章是为了“辅时及物为道”，反对片面追求辞藻的华丽。他认为作家的行为和品德是进行创作的首要条件，其作品的社会功用是“褒贬”和“讽喻”，文章应该写得“词正而理备”。柳宗元对古文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在古文创作上留下了大量的名篇。他所写的著名作品有《天说》、《封建论》、《非国语》、《捕蛇者说》、《段太尉逸事状》、《宋清传》、《梓人传》、《黔之驴》及《永州八记》等。

唐代文学在传奇小说和变文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两种文学创作的兴盛与城市的繁荣、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关系。

隋及唐初的传奇小说仍未摆脱六朝志怪的余风。中唐时期，古文运动为小说创作提供了灵活而表现力强的文体；诗歌的长期发展，在语言、意境方面给传奇小说以丰富的营养；传奇小说适于表现作者的史才、诗笔、议论，为投卷（唐代报考进士科的人在考试前把自己的诗文作品呈交考官或与考官有关系的名流，以此争取登第，称作投卷）所需要，进士科的盛行也对传奇创作起了推动作用。

因此，贞元（785～805）、元和（806～820）间出现了大量作品，如陈鸿的《长恨歌传》、元稹的《会真记》、李朝威的《柳毅传》、白行简的《李娃传》及蒋防的《霍小玉传》等均比较著名。

随着佛教的盛行和佛经的大量翻译，印度传经的梵呗和唱导也传到了中国。唐代，梵呗和唱导的方法发展为僧讲和俗讲。后者专以世俗民众为对象，其话本叫作变文。唐末，变文已用来讲唱佛经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当代人物事迹，说唱者亦不限于僧侣，并且在讲唱时辅以表演。近代在敦煌发现的变文主要有《维摩诘经变文》、《降魔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伍子胥变文》、《秋胡变文》、《王昭君变文》和《张义潮变文》等多种。变文的出现对后世的民间文学中的宝卷、弹词、鼓词、话本及长篇白话小说的产生，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