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政治财政改革及其影响

安史之乱

府兵制的崩溃意味着中央集权军事纽带的松弛。长征健儿的出现虽能加强边防，但同时使节度使得以同士兵建立稳固的统属关系，容易形成割据势力。节度使不仅兼任采访使，而且多兼屯田使、支度使等职，他们终于成为既掌握军事权又掌握行政权和财政权的自雄于一方的力量。当时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余，而镇兵竟达四十九万，中央与军镇的力量对比失去平衡，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中央上层统治集团的腐化大大削弱了控制地方的能力，政治上也出现了不平衡的局势，这就很容易使拥兵自重的将帅萌动问鼎犯上的野心，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和史思明就是两个这样的人物。

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东北一带的杂胡。唐朝前期，大臣往往在朝为相，外出为将。李林甫为杜绝“出将入相”的情况，以巩固自己独专朝柄的地位，建议玄宗任命寒人蕃将镇守边境，安禄山遂得一身兼任平卢（今辽宁朝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山西太原西南）三镇节度使，还兼任河北道采访处置使，专事对付奚、契丹等族。史思明亦官至知平卢军事。安禄山经过累年的策划和准备，终于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在范阳发动叛乱。

唐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安禄山很快就攻下洛阳，自行称帝，国号燕，并分兵西攻关中。唐玄宗于潼关失守后仓皇逃往成都。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他一面以朔方军将领郭子仪和李光弼分任朔方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统兵进讨；一面命敦煌王李承寀借回纥兵，以增强军事力量。在战争期间，安史集团内部一再发生内讧，先是安禄山为其子庆绪所杀，后来安庆绪又为史思明所杀，最后思明亦为其子朝义所杀。内部斗争大大削弱了安史军的力量，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发动战争不得民心，到处遭到群众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唐军逐步转败为胜。宝应元年（762）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他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会诸道军与回纥军展开反攻，最后在次年正月战败叛军，史朝义自缢。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是唐朝中央政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这次事件对社会、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是唐王朝由统一集权走向分裂割据的转折点，是阶级矛盾由缓和走向激化的转折点，是唐王朝对周边各族由主动进攻走向被动挨打的转折点。以此为标志，唐朝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

刘晏的财政改革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困难之中，当时税源枯竭，开支浩繁。为了维持统治，必须整顿并改革财政。形势的要求造就了一些理财家，其中最著名的是代宗朝的刘晏和德宗朝的杨炎。

宝应元年，代宗以刘晏为户部侍郎兼河南道水陆转运都使。广德二年（764），又以刘晏为河南、江淮以南转运使，以后又兼盐铁使、常平使等职。刘在整顿财政方面的主要成就是：改革漕运、改进盐政和行常平法。

安史之乱使汴河堙废，运河沿线户口流散，漕运不能畅通，刘晏为整顿漕运采取了以下几项有效的措施：①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以方便运船短途往返，并把漕粮分段运往太仓；②根据各段运路水流情况的不同，在扬子（今江苏扬州南）制造适合于各河水流的坚固耐用的船只；③改变过去州县取富人督挽漕及沿途人民服役牵挽粮船的办法，以盐利充漕佣，雇船工、水手进行运输；④大力疏浚运河道，畅通漕运。经此整顿，运量大增，运河沿线的社会经济亦得到恢复。

刘晏在肃宗上元元年（760）任盐铁使后，根据“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的原则，改革盐法，其主要办法是：①国家在产地统购亭户（制盐户）生产的食盐，然后加价卖给特许的盐商，任其自运自销；②鼓励商人以绢代钱籴盐，国家用所得的绢制做将士春服；③离盐乡很远的地方，转盐官在那里储备食盐，等商绝盐贵时减价出卖，称作“常平盐”。经过整顿，盐利由每年四十余万缗增加到六百余万缗，占国家总收入的一半左右。

刘晏自京师至诸道巡院重价募“疾足”，并根据他们及时汇报的全国各地的物价和年景，实行丰则贵籴、歉则贱粜的办法，以稳定物价，增加财政收入。这就是常平法。

上述改革对唐朝的财政状况尽管有所改善，但还没有触及主要的赋税制度，而且岁入的增加最终是来源于对人民的剥削，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两税法的实行

唐德宗采纳宰相杨炎的建议，用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是唐朝赋税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安史之乱以后，在社会、政治大动乱中，赋税征敛也随之紊乱，财政、经济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受田不足和完全丧失土地的农民无力负担只问丁身、不问资产的租庸调和杂徭，占田以千亩、万亩计的地主积谷无算，却只负担微不足道的丁课，而唐王朝财源枯竭，无法按旧税制加重“积谷翁”的负担；在正税失灵、官禄兵饷日增的条件下，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横征暴敛，苛捐杂税不一而足，民不堪命，破产农民大量转化为逃户和浮客，阶级矛盾随之趋于激化。

针对上述问题，代宗时已开始进行改革，主要措施是增加户税和地税。而到唐德宗时，终于任用杨炎为宰相，于建中元年（780）宣布实行两税法。新税制的基本内容是：废除以前的租庸调和一切苛杂，各项并入两税。不论土户、客户，一律就地落籍纳税，居无定处的行商于所在郡县纳相当于资财三十分之一的商税。新的税项是户税和地税。户税据户等以钱定税，纳税时可折收绫绢，地税按亩征收。由于小麦种植推广，二年三熟和一年二熟的情况已比较普遍，遂规定户税与地税都一年两征，夏税不迟于六月，秋税不迟于十一月，因此新税制称作“两税法”。上述内容说明，这次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改税丁为税产，这符合土地集中和贫富升降的社会现实。两税法代替租庸调，是土地制度变化、地主土地所有制高度发展的结果。这次税制改革是中国财政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对此后历代的赋税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税法实行以后，只能在较短的时间改善唐王朝的财政状况，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入不敷出的问题。因为官僚地主、寺院地主和大地主、大商人或则利用特权免税、减税，或则利用非法手段逃税漏税，加之唐朝后期吏治败坏，行政效能很低，有的时候往往几十年都不重新定户，结果，有的地主十分田地才税二三，失去土地的农民甚至有产去税存之苦。所以，经过一段时间实施以后，唐朝的岁入又遇到了困难。在土地高度集中的情况下，国家为了从地主手中低价购买谷物，就采取了以下两种措施：①户税尽量多征钱币，少折纳绫绢，这样就迫使纳税者多向市场提供商品粮、绢，国家就可一手向纳税者征钱，一手又从他们手里购买廉价的实物。其结果是导致市场上供过于求，物价连年跌落。两税法实行四十年后，绢价由每匹值钱四千文降到八百文，米价由每斗二百文降到五十文。这样，按户等确定的户税钱额虽然如旧，而纳税者的负担却成倍地增加了。由于一般人看到物价下跌的趋势还会长期延续下去，就尽量贮藏钱币，甚至用销钱为器的手段逃避国家对藏钱的禁令。直到唐末懿宗时，由于社会生产已经严重衰落，政府对物价失去控制，才产生了回升的趋势。②实行榷酤、税茶，即通过流通领域多收间接税的办法增加钱币收入，弥补正税的不足。这种措施同样也起了激化阶级矛盾的作用。

藩镇割据和中央对藩镇的战争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藩镇割据的形势却从此形成。唐代宗在战争结束之初就继续任命安史降将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赐姓名李宝臣；薛嵩为相卫节度使；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安史之乱过程中及平定战乱后，唐朝军将亦几乎都授以节度使之名，内地也先后建立军区，藩镇制度因此进一步推广，遍于各地。在节度使中，虽然有服从君命，臣事中央的人，但不少藩镇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割据性，其中最严重的是成德、卢龙、魏博三镇，统称“河朔三镇”。淄青镇与上述三镇情况完全相同。这些节度使父死子继，自署将吏，缮邑治兵，目无朝廷，他们“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酿成了战火连年、国无宁日的局面。有的藩镇干脆不供王赋，有的则大量占有送使、留州部分，上供中央的赋税亦很有限。

唐朝后期，中央同藩镇间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战争。第一次，唐德宗力图平藩，引起了“二帝四王”之乱；第二次，唐宪宗大举用兵，平定了不少藩镇；第三次，唐武宗平泽潞。

德宗即位之初，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死，子李惟岳向朝廷请求袭其父位，魏博节度使田悦亦代为之请。唐德宗坚决拒绝这种无理要求，李、田遂连结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起兵反唐。七月李正己死，八月子李纳亦请袭父位，德宗不允，李纳遂反。战事日益扩大，卷进来的藩镇越来越多，其中有四人称王，两人称帝，即朱滔称冀王，王武俊称赵王，田悦称魏王，李纳称齐王，朱泚称秦帝，李希烈称楚帝。德宗一度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后又奔梁州（今陕西汉中）。这次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朱泚和李希烈等虽先后败死，唐朝却与其余藩镇妥协，条件是藩帅取消王号，朝廷承认他们在当地的统治权。德宗对藩镇的态度由坚决讨伐转变为姑息妥协。从此，有些节度使父死子继、兄终弟立成为惯例，割据局面进一步深刻化了。

唐宪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即位之始就大力对强藩巨镇进行斗争，企图恢复中央集权。从元和元年（806）到元和七年，朝廷先后讨平西川节度使刘闢、夏绥节度留后杨惠琳、镇海节度使李锜，迫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归命，在成德镇自立的王承宗也输贡赋、请官吏。宪宗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平定淮西。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自领军务，随即发动叛乱。宪宗发宣武等十六道兵讨伐，经过长期的战争，最后李锜于元和十二年攻破蔡州城（今河南汝南），生擒吴元济，平定了淮西。在这次胜利的影响下，很多藩镇相继归命，后又平定了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宪宗虽然能够平定部分藩镇的叛乱，却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产生割据的根源，因而取得的成就并不巩固。元和十五年宪宗去世后，短短的两年中，卢龙、成德、魏博、淄青、泽潞、徐泗、汴宋、浙西等镇又纷纷发生变乱或不禀朝命。(www.xing528.com)

泽潞节度使刘从谏与朝廷素相猜恨。会昌三年（843）从谏卒，侄刘稹请为留后，武宗采纳宰相李德裕建议，发兵进讨。战事进行了一年多，刘稹为部将郭谊所杀，朝廷平定了泽潞。武宗以后，中央再也无力与藩镇进行较量，藩镇内部骄兵逐帅日见频繁，抵消了不少力量，双方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未再发生重大的战争。

唐朝后期，藩镇战争连年不断，朝廷每次镇压藩镇的战争都意味着一批新的割据势力又在酝酿之中。藩帅割据不能消除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得到本镇骄兵的支持。这种兵士全家老小随身，兵饷衣粮只供本人消费，家属妻子多赖赏赉为生。节度使对他们厚赏丰赐，他们就拥护爱戴，成为其进行割据叛乱的工具；节度使对他们刻薄衣粮，骄兵就起而逐帅杀将，因而形成了“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现象。

连绵不断的、此起彼伏的藩镇战争给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一次大的战乱之后，黄河流域往往出现人烟断绝、千里萧条的惨状。唐代后期朝廷与藩镇各自扩大自己的兵力。唐宪宗元和中，朝廷直接控制的地区平均以两户资一兵，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节度使在本镇勾结豪强地主对人民进行横暴的统治，战争和重敛使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宦官专权

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宦官猖獗，专擅朝柄。从唐玄宗晚年重用高力士开始，宦官逐渐参政。但宦官的进一步猖獗和擅弄威权，还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事。代宗即位于非常时期。宦官李辅国有拥立之功，因此深受重用，御前符印军号都委交他处理。后来，辅国甚至对代宗说：“大家（指皇帝）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先后专制禁军，权势很大。四王二帝之乱的过程中，德宗由长安外逃，禁军都召集不起来，仅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及亲王左右从驾逃难。因此，德宗还京师后把神策军交给宦官统领。贞元十二年（796），窦、霍二人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至此，宦官掌握禁军成为定制。当时的北衙六军已经名存实亡，神策军是中央惟一的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所以宦官掌握这支军队后实际上掌握了京师的全部军力，如虎添翼，不可一世。代宗时，始用宦官于内廷知枢密，参与机要。宪宗时正式设枢密使，由宦官担任，中书、门下的权力亦受侵夺。皇帝深感握重兵的军将及藩帅难于控制。往往以宦官为监军使，分赴各地进行监督。凡此种种，皆使宦官集团在全国形成一股政治势力，干预国家的军政大事。尤其是中央的宦官更是大权在握，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立君、弑君、废君有同儿戏。唐代自宪宗起，有八个皇帝是由宦官拥立的。宪宗与敬宗皆死于宦官之手。宦官进退朝臣、任命节帅就更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宦官得势不仅浊乱朝政，而且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了恶劣的影响。长安一带的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宦官占有的，近半京畿，因而大大激化了阶级矛盾。宦官专权是皇帝腐化的产物，但它又反转来进一步加重这种腐化。唐文宗时的宦官仇士良就公然对其同伙说，天子如果“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事”，“吾属”就不免恩薄权轻了。最好是以声色狗马蛊惑皇帝之心，使他不了解朝政，这样就可以“万机在我”，稳享“恩泽权力”了。宫中由宦官主管的五坊是专门为皇帝饲养雕、鹘、鹞、鹰、狗等，以供皇帝玩乐的。为捕获这些珍禽异兽，“五坊小儿”四出骚扰百姓，甚至借机敲榨。宦官至长安两市替宫中购买用物称作“宫市”，实际是购买其名，豪夺其实，往往只用值百钱的代价就强买人家值数千钱的东西，而且还要另索“脚价（钱）”。这些恶棍被称作“白望”。这些情况虽仅见于顺宗时的记载，但实际上普遍存在于唐代后期。

反宦官的斗争

宦官集团的猖獗和专擅，引起了皇帝和朝臣的不满。所以唐中叶以后，不仅宦官和朝臣间的南衙北司之争经常发生，有的皇帝还和朝臣一起企图翦除这一恶势力，因而唐代后期爆发过几次反宦官的大斗争。

第一次重大事件是王叔文集团的革新。唐顺宗李诵为太子时，早已有意改变宦官专擅的政局，并且十分信任翰林待诏王叔文、王丕两人。贞元二十一年（805）德宗去世，顺宗即位，遂任用王叔文、王丕及柳宗元、刘禹锡等人，着手进行革新，斗争矛头首先直指宦官集团。朝廷宣布罢宫市和五坊小儿，停十九名宦官的俸钱，尤其是任朝臣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节度使，韩泰为行军司马，企图以此削弱宦官的兵权。此外，顺宗和革新派还罢免贪官京兆尹李实，蠲免苛杂，停止财政上的“进奉”。这些改革都具有进步性，但引起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及与之相勾结的藩帅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和河东节度使严绶等人的强烈反对。最后，俱文珍发动政变，幽禁顺宗，拥立太子李纯，大肆打击和贬降革新派人物。王叔文被贬后赐死，王丕外贬后不久也病死，其余柳宗元、刘禹锡、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及韦执谊八人均被贬为外州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改革历时一百余日，以失败而结束。

第二次反宦官的重大斗争是甘露之变。唐文宗即位后，深以宦官专权为患，感到谋杀宪宗、敬宗的宦官犹有在左右者，决心加以翦除。当时神策中尉王守澄尤其专横，招权纳贿，皇帝对他无可奈何。文宗曾与宰相宋申锡谋诛宦官，不料事泄失败。此后，宦官更加骄横，文宗感到忍无可忍，于是提拔李训、郑注为翰林侍讲学士，常与两人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大和九年（835）李训以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企图内外配合，发动事变。不久，李训拜相。这年初冬，文宗诛杀王守澄，消灭了弑宪宗的最后一个逆党。在李训的策划下，十一月二十一日文宗在紫宸殿朝会，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伪奏左金吾仗院内的石榴树夜有甘露，百官称贺，文宗遣宦官仇士良、鱼志弘（一作鱼弘志）等前往验看。李训预先已伏兵该处，谋乘机诛杀宦官，不料为仇、鱼等发觉，宦官因强拥皇帝退往后宫，并与朝官展开搏斗。大臣李训、郑注、王涯、贾餗、舒元舆等均全家被杀，其余死者不可胜计。斗争结果，朝官惨败，宦官全胜。这次事件在历史上称作“甘露之变”。

牛李党争

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另一个重大问题是牛李党争。牛党的首领是牛僧孺和李宗闵，李党的首领是李德裕。牛李党争从宪宗朝开始，至宣宗朝结束，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

元和三年（808）制科策试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举人牛僧孺、皇甫湜及李宗闵等指陈时政之失，被考策官吏部侍郎杨於陵和员外郎韦贯之署为上第。宰相李吉甫厌恶牛僧孺等人，因此贬杨、韦两人，牛僧孺等只得长期充当藩镇的幕僚，不能即时升迁。这次事件揭开了牛李两个朋党斗争的序幕。李党的首领李德裕是李吉甫之子，主要成员有李绅、郑覃、陈夷行与李让夷等人。牛党除牛僧孺、李宗闵外，主要成员还有令狐绹、李珏和杨虞卿等人。

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牛党利用科举中投卷、关节之风，相互援引，竭力拥护进士科取士；李党对科举制有所不满，企图改革选举制度。李党主张精简国家机构，裁汰冗官，牛党持相反态度。李德裕支持唐武宗废佛之举，宣宗即位后牛党执政，恢复了会昌废佛时被废毁的寺院。

李德裕任剑南西川节度使时，吐蕃的维州（今四川理县东北）副使悉怛谋曾于大和五年（831）率众来降，德裕遂收复了该城。当时，牛僧孺居相位，因疾李党之功，表示反对，德裕被迫按照朝廷命令放弃维州，悉怛谋等送还吐蕃后全部被杀。

牛李两党交替执政，执政时各自贬谪对方。会昌六年（846）唐武宗去世，皇太叔李忱即位，是为宣宗。李党从此失势，德裕被贬死于崖州（今广东琼山东南）。以后，朝廷上形成了牛党当权的形势，党争至此结束。

后期的商业

当时商业的繁荣既与部分地区商品生产的发展有关，也与土地兼并造成的下述条件有关，如：官僚、地主、商人日益富裕，对奢侈品的需求有所增加，刺激了转运贸易发展，而农民纷纷破产，被迫舍本逐末，转化成小商小贩。在商业病态繁荣中，官商合流的倾向比前期大大加强了。有的节度使也大肆从事商业活动；有的富商巨贾则贿赂官员牒补列将，甚至能升于朝籍。刘晏所说“如见钱流地上”，反映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

商业的繁荣首先反映在城市经济的发展方面，最明显的表现是坊市隔限的制度开始有所突破。史载，贞元（785～805）时长安除两市外，在“要闹坊曲”之处亦有货卖用物的商贩。《唐阙史》亦载，京师宣阳坊设有彩缬铺。城中两市店铺栉次鳞比，数量大增，如会昌年间长安失火，延烧东市曹门以西的十二行，四千余家。扬州是南北交通枢纽，云集着大量的客商，不少节度使也在该城列置邸肆，从事商业活动。成都是西南一带的重要商业城市，与扬州处于相等的地位，时称“扬一益二”。在大城市长安、汴州及扬州等地都出现了夜市，千灯照云，商客纷纷，一派繁盛景象。随着城市商业活动的增加，出现了为商人服务的柜坊，商人可以在柜坊存放钱物，称作“僦柜”。柜坊向客商收取一定的保管费用，并可根据商人所出的凭据代为支付钱货，这就使商人之间买卖商品时免除了现钱交易的麻烦。商品数量的增加和商品流通的频繁是导致柜坊产生的根本原因。邸店是商人存放大批商货和居住的场所，虽然北朝以来早已出现，但至唐代后期有进一步发展。

唐代后期还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汇兑。商人可在长安把钱币交付各道的进奏院或诸军、诸使、富家，领取一种文券，执持文券轻装以赴四方，凭文券在各地合券，提取所汇钱币，称作“飞钱”或“便换”。飞钱的产生既与商业的发展有关，也与两税法实行后物价下落引起的钱荒有关。不少地方官因境内缺钱而下令禁钱出境，大大妨碍了转运贸易，因而商人就以汇兑的方式克服钱币过境的困难。唐王朝曾一再下令禁止与商贾便换，力图把汇兑业务全部垄断在官府手中。唐朝末年，由于江淮商贾凭官府文牒而不能如数提取所汇之钱，便换失信于民，遂自行停废。

在唐朝前期，集市贸易虽然存在，却不普遍。到唐代后期，由于农村小生产者与商品经济的联系有所加强，所以集市贸易在城市以外有明显的增加。这种集市，在江淮一带称草市，在西蜀称亥市和蚕市，北方则称为集。在集市上贩卖的商品多是农具和农副产品，由于需要适合农民的生产节拍，故贸易均定期举行。有的集市则开始有商人定居，有的甚至因发展迅速而被置为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