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禹贡》
周
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乃辨九州之国，使同贯利[7]。正南曰荆州，其谷宜稻。《周礼》
汉
汉兴，天下既定，民无盖藏[8]，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五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前汉书·食货志》
案：邑境于秦为黔中郡；汉兴，始改武陵。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9]二丈，是谓“賨布”[10]。
世祖建武六年（30），诏郡国收欠田租，三十而税一，如旧制。十五年，诏州郡检覆[11]垦田顷亩。《后汉书·光武帝纪》
晋
成帝咸和五年（330），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亩税米三升。哀帝即位，乃减田租，亩收二升。《晋书·食货志》
唐
唐初，定租庸调法。一曰租，男一丁授田百亩，岁租粟二石。二曰调，每丁随乡土所出，岁输绢或绫絁[12]共二丈、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三曰庸，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则日纳绢三尺。《唐书·食货志》
代宗永泰二年（766），分天下财赋置转运、盐铁二使，湖南荆南道以转运使刘晏[13]领之。《食货志》
德宗时，杨炎[14]为相，作两税法，以大历十四年（779）垦田之数为定，起科[15]均收。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中丁，以贫富为差。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食货志》
武陵郡贡苎练[16]布十端[17]。《通典》《府志》
宋
太祖建隆（960—963）初，遣使监输民租。荆湖等路夏税以五月一日起纳，七月十五日毕；秋租以九月一日起纳，十二月十五日毕。后以荆湖土多秔稻，须霜降成实，自十月一日始收租，民逋租逾限，取保归办，毋得禁系。《通考》《通志》(www.xing528.com)
太宗端拱（988—989）初，诏荆湖诸州长吏劝民益种诸谷，民之粟、麦、黍、豆种者令淮北州郡给之。《宋史·食货志》
仁宗庆历（1041—1048）中，王逵为荆湖转运，率民输钱免役，得缗钱三十万，进为羡余[18]，蒙诏奖。由是，他路竞为掊克[19]以市恩。《食货志》
神宗熙宁十年（1077），酒课[20]岁额鼎州五县在五万贯以上。《食货志》
高宗绍兴元年（1131）初，赋鼎州和买[21]折帛钱[22]六万缗，以赡蔡兵。荆湖南折帛钱自此始《食货志》。五年，都督行府[23]言潭、鼎、岳、澧归业之民其田已佃者，以附近闲田与之，免三年租税；无产愿受闲田者，亦与之《食货志》。三十年，科拨[24]诸路上供米，鄂兵岁用米四十五万余石，于永、郴、邵、衡、道、潭、鄂、鼎等州科拨。《食货志》
鼎州岁贡布一十匹，苎练各一十匹。《元丰九域志》《府志》
元
世祖至元（1264—1294）初，定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
成宗贞元（1295—1297）间，罢湖广夏税，依中原例，改科门摊，每户一贯二钱，盖视夏税增钞五万余锭矣。大德二年（1298），宣慰[25]张国纪请科夏税。于是，湖湘重罹其害。俄，诏罢之。三年，又改门摊为夏税而并征之，每石计三贯四钱之上，视江浙、江西为差重云。《元史·食货志》
明
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户为主，详具旧营新收，开除实在之数，为四柱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册”。首总为一图，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二十年，命国子生武淳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四人，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以土田为主，诸原坂[26]、坟衍、下湿、沃瘠、沙卤之别毕具，大约以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凡赋役之法，有丁、有田，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税”、曰“秋粮”[27]，凡二等。夏税无过八月，秋粮无过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始生籍其名曰“不成丁”、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职役优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凡三等。以户计曰“甲役”，以丁计曰“徭役”，上命非时曰“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验册，视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通其力《明史·食货志》。二十四年，编审武陵县官民土田三千一十一顷一十五亩四分零，夏税麦一千一石八斗、丝七千四百八十九两七钱、折绢三百七十四匹一丈六尺；秋粮米三万一千一百四十八石二斗、农桑丝四百二十一两、折绢二十一匹。明龙襄《府志》
《贺志》按：农桑丝本府原不产。旧例谓地不宜桑，任以他树栽植，而税如之。此例一定，流而折绢，又分南北之绢。府属俱于他处买办，以供贡额，而解费因之。我朝俱行折色，积困始苏矣。
神宗万历六年（1578），大学士张居正议：天下田亩通行丈量，用开方法，以径围乘除，畸零[28]截补。于是，豪猾[29]不得欺隐，小民无虚粮《食货志》。九年，颁“一条鞭法”。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签募。力差[30]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31]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32]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立法至为简便。嘉靖（1522—1566）间，数行数止，是乃尽行之《食货志》。十年，编审武陵县官民田、地、塘八千八百六十五顷七十三亩，夏税麦一千四石二斗，丝七千五百四十二两，折绢三百七十七匹；秋粮米三万一千三百四十二石六斗，农桑丝四百二十两九钱，折绢二十匹。杂赋、商税、门摊、酒醋等钞七千七十一贯六百零属本府税课司征解；徭役银四千三百三十两零明龙襄《府志》。二十八年十月，以播州用兵加湖广田赋。二十九年正月，播州平，蠲湖广加派田租逋赋。《神宗本纪》
附录：《龙襄田赋志总论》
吾郡自万历十年（1582）丈田定册，按亩摊粮，称均平矣。此后，每夏月，淫雨连绵，洪水泛溢，岁以为常。盖世变也。武陵、龙阳、沅江多湖田，鞠为墟薮，莽无阡陌；桃源多峪田，冲为沙石，绝无泥土。人但知水乡之受害，而不知山乡之同害；但知凶岁之赔粮，而不知丰岁之永赔也。下莫由诉，上莫由蠲。无已，则平陇荒陂，近年开垦成亩者，令该里尽报升科[33]，以渐抵荒废之额，或者其害少苏乎。又曰：钱粮之数，掌在县之粮书。其每月之开比[34]也，能颠倒其多寡；岁终之算数也，能混淆其完久。即粮书守法，而里胥率倚之以害民。细询其故，佥曰：“纳票有遗议也。”旧制：由票一张，纳户领归，而里胥赴比[35]。应朴[36]应免，悉随粮书之笔。即应免而朴，何所置辨？里胥惧比单如追命之牒，所以日媚粮书而不足也。及岁终，查算流水，有簿登记甚明，乃里胥每户索票送房，名曰“对数”。一入其手，非赂不还。隔年带征之税，查票尤急。遇失票者，居为奇货。其富里则执此以责私债，速于催丁；村民宝田票如镇宅之符。所以，岁媚里胥而不足也。惟给小票一连二张，中央书曰“互证票”，纳户裁其一以付该里。每及应比，持票开数，不求粮书。粮书事冗，数必预开。今则临比得票，亦可免朴年终算数。里胥自对，不问纳户，不过增纸数寸，增印一颗，而可苏疲里之租瘢[37]，破粮书之谤箧。远村纳税之后，不裹粮入城市矣。武陵前县苟公，拘民查粮，失票而登簿者，则抹簿；漏簿而执票者，则碎票。皆问罪重征，倘预互证之法，则票散民间者永不复出，安能尽里胥千百之票而碎之耶？
正统（1436—1449）间，户部尚书李汝华[38]援征倭播例，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岁额。崇祯三年（1630），军兴于九厘外，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百六十五万两四千有奇。后七年复行均输法，因粮输饷，亩计米六合，折银八钱，又亩加征一分四厘九丝。越二年，杨嗣昌督师，亩加练饷银一分。《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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