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路宜居：草皮街子之景

▲路居镇的老屋

▲路居镇周边都是田野、果园、池塘和乡村公路，仿佛这个小镇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再需要向四面“扩张”，安安静静地酿造着自己的美好生活。

我们走在路居镇的大街上。这里虽然不是一个“城”，而是一个镇，但这个镇已然像“城”一样，有了大街小巷，有了砖砌的房屋，有了旅馆，有了理发店，有了小超市，有了小学校，有了邮政分局，有了律师事务所……似乎在“城”里应有的都有了。只是这里比一般意义上的“城镇”要平静而祥和得多，它周边都是田野、果园、池塘和乡村公路，仿佛这个小镇已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不再需要向四面“延展”，安安静静地酿造着自己的美好生活。平时，只有镇政府是一个显眼的地方，是一个“中心”，但那里没有高楼大厦，没有拱顶，没有纪念碑，只在开放的空间种上树木和绿草。那里其实是一个办理政务和议事的空间，每天出出进进的是一些行政管理人员、乡村干部和前来咨询或办事的普通老百姓，显得忙忙碌碌而又井然有序。

只有到了赶集的日子，小镇上才如同迎来了一个节日，人们从一大早就开始忙活起来，山民、渔民、烟农、果农、小商人、养殖户、匠人等，从乡村的各个角落赶来，他们无论是走路来的、开车来的，还是搭车来的，也无论是带着货物来的，还是空手来的，都显得自由、闲适和松散。他们很快“占领”了小镇的各个空间，坐坐站站，走走逛逛，说说笑笑，讨价还价，一片喧闹繁华，整个小镇因此失去了“中心”，成了异常热闹、拥挤、充满各种时尚、气息和味道的“清明上河图”中的一个“大世界”。

▲一堵迷人的老墙，留下了路居镇的历史记忆。

可是，在七八十年前，这里还不是一个“镇”，赶街也不在这里，而是在一个今天称为“老街”的地方，那时的人们则把那里叫作“街上”，当时只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村子，仅有30户人家，人口110人。村中虽有短短的几条街道，用不规则的石板镶嵌而成，但总长不到300米，其余的都是土路及空旷的两块斜坡。那时，在土路和斜坡上常常长出一些野草，像兽皮一样一片一片地依附在街面上。因为有了这样一层草皮，街上、街头、街尾就有了一层绿色的“地毯”，前来赶街的乡亲父老们就毫不客气地“借用”这种“高级”设施，在上面摆摊设点，做起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小买卖。时间一长，当地人就把这种集市自喻或自嘲为“草皮街子”。

从地理上看，路居的这种“草皮街子”跨越了现在的澄江、江川和华宁三个县市，甚至辐射到当时的通海、河西（即现在的通海县河西镇）两县。因此，可以说路居的街子虽小，也很土气、简陋，但对周边村村寨寨的影响却很大。每逢十二地支的子日、卯日、午日、酉日，即每三天一个街期，不仅本地人参与，附近几个县乡的老百姓，特别是那些穿红戴绿赶来“出风”的各民族同胞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如同集会一样，带着各自的土特产品，带着各自的希望和梦想，来到路居街子聚会、交流和交易。那时的小街子上，热闹非凡，有卖米处、卖布处、卖盐处、卖麻处、卖菜处、卖碗处、卖糖处、卖酒处、卖麻处、卖烟处、卖油处、卖柴处和货郎街等。此外，还有农具摊、药材摊、水果摊、鞭炮摊、瓷器摊、针线摊、拔牙摊、纸墨摊，似乎城里有的东西，这里也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充满了人间烟火。

▲路居镇的老车站

这些多彩多姿的生活场景和其中所有的生活元素，都发生在这个小街子上，这个小街子因而成了乡村“城镇”最完美的生活容器。让我们感到奇怪的是，即便现在有些事物已经部分或完全消失了，但这个容器却更加撩拨人心。

据洪国相老人的回忆，过去路居的小街子虽然是乡村的一种低级的贸易形态，但也有三大特色。第一大特色是“小街子，大买卖”，也就是说，在路居这样的小街子上，却有很多人是在做“大生意”。比如说，那些售卖大麻、萝卜籽、油菜籽、烧柴和黄烟（晒烟叶）的人，往往就是街上的“大商人”。最显眼的是大麻生意，这种用来纺织的原料，虽然产自华宁县的青龙、玉泉等山区，但消费者却在抚仙湖和星云湖沿岸，这里的渔民每天都要用它们来编织渔网和滑席，所以就需要到路居街上购买大量的大麻。另外，路居盛产黄烟，特别是洪家营、张营和海边村种植的烟叶，由于味道香醇，闻名远近，因此每到中秋节前后，新烟上市，路居街上就摆满了用竹篱笆夹定的黄烟待售。本地70多盘烟榨和通海县的烟榨加工户，就纷纷跑到路居街上，争相购买烟叶去加工成烟丝，然后销往云南各地。那时，每个街子的黄烟销量都在6000斤以上，买主与卖主谈好价钱后，就把黄烟搬到官方的“称捐处”过磅，然后买主按比例缴纳捐税。其他的萝卜籽、油菜籽、烧柴的交易量也很大，因为路居是一个土肥田美的地方，每年都要生产大量的萝卜籽和油菜籽，各地的榨油房因此前来路居街上购买这些油料，而在榨油时又需要大量的烧柴。因此，萝卜籽、油菜籽、烧柴同时成了路居街上的“大宗商品”。

▲路居镇的小巷

第二大特色是，路居街上常常摆满“上海货”和“舶来品”。当时，路居既没人栽种蔬菜，也无人纺线织布，他们饭桌上的蔬菜和身上穿的土布衣裤，都由江川浪广人供应。江川浪广人常常用大木船把这些东西由星云湖经玉带河，运抵抚仙湖南岸，再由那里的挑夫送到路居街上。如果是风平浪静的时日，货船少则三十多条，多则六七十条，满载着各种蔬菜和货物，来往于两湖之间，一片繁忙景象。有时遇到阴雨天气，抚仙湖上翻起惊涛巨浪，再不能行船。那时，就只有少部分浪广人敢于冒险，横渡星云湖，把货物运到螺蛳铺岸边，再改用人挑马驮的方式，运至路居街上，行程达七八公里。这一来当天的路居街上，奇货可居，蔬菜价格可翻三四倍。说来也怪，无论晴天还是阴天，路居街上的蔬菜都能销售一空，从无剩余。当时的路居人习惯把星云湖称为“上海”，把抚仙湖称为“下海”，因此他们不无“自豪”地说，居人吃的是“上海货”，穿的是“舶来品”。我们由此可见路居人天生的豪爽和幽默感。

第三大特色是，路居的街子是“空买空卖”。当时的国民党乡公所设有一项“斤斗捐”，专门对街上的稻谷、蚕豆、麦子的交易者收取捐税，而且把这种特权承包给了一个老妇人。那个老妇人便在街上显眼的地方铺上一床草席垫子，上面放着一个陈旧的簸箕和用来称量粮食的器具—“升”和“斗”。乡公所明文规定，凡在街市上从事粮食（不包括大米）买卖者，只要生意一旦成交，不论数量多少，都必须到老妇人那里进行称量，并根据数量的多少，由买主或卖主缴纳“升子钱”。那个老妇人在称量时，坐在草席垫子的凳子上，两脚直伸，手法娴熟，把“升”或“斗”中的粮食，倒来倒去，抹上抹下，一捧捧粮食似乎在她面前唰唰飞舞……在这个过程中，总有少量的粮食落入簸箕，或从簸箕中“遗漏”在草席垫子上。当时，在交易者与老妇人之间有一条潜规则，即簸箕里的粮食属于买卖双方，而草席垫子上的粮食就归老妇人所得了。由于老妇人所使用的簸箕已经老化，明显有几个漏洞，但买卖双方谁也不敢向她提意见，因此老妇人一有空，就低头把草席垫子上的粮食收集起来，放入她的布袋里。这样一天“工作”下来，除了收取大量的“升子钱”之外，她私下还有四五十斤粮食收入。更为严重的是，某些交易主要么是老妇人的“熟人”，要么是暗地里给她一些“好处”，让她在使用“升”或“斗”时略施手法，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要么抹得满些，要么抹得平些。人们都知道，在“一平一满”之间，就会发生“相差几两”的事实，但却是合情合理的，未“行贿”她的一方只能当面吃亏，还得忍气吞声。(www.xing528.com)

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买主卖主为了“合理”逃避捐税，同时也是为了对付那个老妇人的徇私舞弊行为，就开始“空卖空买”。也就是每到街期，这些买主与卖主都是空手而来，在街上闲逛，暗中找到交易对象，并谈好价钱及如何使用“升斗”，然后悄悄约定一个地方，提粮付款。当时，路居的很多粮食，特别是蚕豆和麦子，都是通过这种“空卖空买”的方式，由马帮贩运到雄关和通海。这种方式表面上是空对空的“隔山买羊”，但由于买卖双方都很讲诚信和情谊，极少有欺骗行为。有的卖主与买主甚至成了好朋友，在每个街期都要好好招待买主一餐酒菜，才让其上路。

当然，最有诱惑力的还是街上的饮食摊，从那里常常飘出各种香味，蕴藏着一种魔力，让人拒绝不得。在洪国相老人的记忆中，街上有胡正文和林佩瑶两家卖饭菜的，李宝彬在秋冬两季卖羊肉，其次是卖米线、凉卷粉、豌豆粉、米粉的摊，一家紧挨一家，每一家的生意都很火爆。

那时赶街的人大多是外地人，一早从家里出来，匆匆赶到街上，忙活了大半天，已是饥肠辘辘，不得不在街上吃些食物充饥。这就是我们平时所言的“吃喝”之事，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般说来，往往用“民以食为天”来一言以蔽之，把吃的问题上升到了“哲学”高度。但街子上有关吃的事情其实都是世俗之事，是舌尖上的“工作”，俗话说的“人之好吃”其实是一种本能的表现，或者说是人的一种感官享受。所以，很多路居人常常在肚子不饿时，也到街上享受一下“口福”，即口中的福气。

支撑起这种“口福”主要是蒸笼菜、冷荤、小烧鸭、鳝鱼米线、肉米线等等，许多小食摊没有任何名分，也没有什么名贵的菜肴，但它们却是路居街上无法忽略的“美食空间”。一般情况下，这些小食摊的主人，常常就是厨师，他们非常懂得赶街人对“口福”的特殊要求，口味以“鲜”为主，兼顾麻辣和酸甜，博采众长，自成一体，从而形成自己的烹饪特色。比如在烧制烤鸭时，这里的厨师既看火候的强弱、时间的长短，又要随时“察言观色”，重视鸭肉的细小变化，实时处理，锤炼出自己的一套绝技。这样烤出的鸭肉，色香相宜，美不胜收，对人的视觉和味觉都有非同一般的诱惑力。又比如，米线绝对是赶街人最喜爱的一个品种，它分为“鳝鱼米线”“肉丁米线”“豆花米线”“肉米线”等。它们因所加入的配料，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帽子”的不同，而产生“鲜”“辣”“酸” “麻”“嫩”和“香”等不同的味道。这种最简便干净而又别有风味的米线，成了当时街子上不可缺少的美食。

这些当街的小食摊简直就是乡间的一个美食空间、一个多彩的美食舞台。时间在移动，而人们的心灵和感官，特别是复杂多变的味蕾，却更加忠诚于街上的这种美味生活。

赶街人在做生意的空隙时间，或者已经完成了当天的使命后，就三五成群地奔赴小食摊，顾不上人群杂乱、烟熏灰飞、桌污碗脏，他们要么围着摊子坐着，要么站着，要么蹲着，开始吃米线、啃烧鸭、喝小酒、吹牛皮。那一切都是活鲜鲜的现实生活，五味俱全，声响全有，是一个热烈而巨大的生活现场。这一切都跟“口福”发生着这样那样的隐喻，或许根本没人追问它们的意义，它们只是一个个经营吃喝的场所。

那时的路居街子上还有一种季节性的“亮点”。每年从立冬开始，随着山区土蜂蜜的大量上市，街上就会出现一二十个卖烧粑粑的摊子。摊主在地上摆个栗炭火盆，支上炉条，然后让食客们围着火盆，把米香粑粑烤得恰到好处，顺手蘸一下蜂蜜，便美滋滋地吃了起来。当时，粑粑和蜂蜜是分开计价的，粑粑很便宜，蜂蜜也不贵，吃起来简单实惠，别有风味。但人们享受这种“口福”的时间却不长，一般春节过后就没人经营了。

路居街子上也有卖糕点的，只不过全是通海货。据史料记载，清代末年在通海城里，已有多家糕点铺，以卖芙蓉糕、绿豆糕、沙琪玛、云片、月饼、米酥、软糕、口酥为主。路居的刘文寿、施凤高、张祖荫等商人，把通海糕点引进他们的街子，虽然灌注了他们的经商热情，灌注了他们的时间和智慧，也滋润和美化了路居的街市，但也许由于两地的生活趣味不同，街上的糕点始终是曲高和寡，属于小众化的消费品。

洪国相老人在他的回忆文章中，也揭露了路居街上丑陋罪恶的一面。当时的路居街上，也有人为了捞取不义之财，开设了烟铺和赌场，坑害前来赶街的人。烟铺是吸食鸦片的地方，路居街上有三四家，设备十分肮脏，通常在暗室里摆一张床，垫上一床破旧席子，摆上烟具，一些赶街人被诱惑入室，买上几分熟烟，躺在床上便吸食起来。许多赶街人由此变成了“烟鬼”，在吞云吐雾的“享受”中，最后弄得两手空空，倾家荡产。

在卖麻处北边的树林里，每逢街期都有“宝官”在那里铺上两床席子，用盅碟罩着骰子摇宝的方式，公开进行赌博。赌场规定，输者必赔，赢者则由“宝官”抽去十分之一的赌资，叫“打水子”。因此，哪怕赌客手中拥有一定数额的赌注，只要是输十次，也赢十次，手中便一无所有了。因为钱都“打水子”了，所有赌客几乎都是输家。一些经不住诱惑的赶街人，往往把卖货所得的钱输个精光，也有把带来购物的款全部打了“水漂”，造成亲人争吵、夫妻反目的家庭悲剧，甚至有的赌徒当场就相互打斗，大开杀戒，酿成命案。

同时，过去在路居街上还横行着“三害”。第一害是“街捐”。每逢街期，街上就出现一些全副武装的乡丁。这些乡丁大摇大摆、为所欲为，对所有外来交易者收取“街捐”，收多收少都由他们说了算，而且不给票据。若是有谁敢说个“不”字，他们就对谁实施更大的惩罚，骂骂咧咧，甚至大打出手。第二害是“地痞”。路居的街子上也有一些“黑恶”势力，几个流氓地痞一到街天就到处转悠，专门寻找外地客商，借故收取他们的“地铺钱”。如若有人抵抗不交，他们就死搅蛮缠，欺人霸市，让客商无法做生意。第三害是“老母猪过街，见啥吃啥”。此害堪称路居街子上的一道“奇观”，不是猪怕人，而是人怕猪。当时，路居街上和附近红泥寨的几户人家，饲养了几头老母猪。猪的主人为了减轻养猪成本，就故意在每个赶街日的早上，不喂猪食，让饥饿中的老母猪自己跑到街上觅食。这些老母猪又脏又笨，又大又凶，浑身散发着恶臭，张着大嘴，在街上横冲直撞，只要见到可吃的东西，就冲过去“扫荡”一番，要么大开吃戒、大饱口福，要么叼着就跑、边走边吃。大多数赶街人一见到老母猪来了，自知抵挡不了它们的冲击，就避而远之，连连退让，也有的小孩因为跑不快，常常被老母猪撞倒，吓得哇哇大哭。许多菜摊、水果摊、小食摊常会因此遭受不同程度的损失，不仅被老母猪吃掉很多，同时也被它们弄脏地方，再也卖不出去了。

即便如此，路居街子依然是老百姓产生梦想的地方，他们在这里互通有无、交流信息、兑现希望、享受美食、展现盛装、娱乐恋爱、传承本土文化，每一个赶街人对每一个街期都充满热情和希望，哪怕他们显得很质朴、很笨拙、很天真、很忙碌、很辛苦，甚至有几分接近古板和原始，但他们的生命却因此饱满起来。我们也因此看到了昔日路居人的真正表情、姿态、脾性、风格、观念和智慧，这样生动的街子也充分显示了它对一个“城镇”的重要意义，似乎可以完全包容人类城乡文明的方方面面，也改写着我们生活方式的进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