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路宜居：重塑光坟头的新石器时代

我们是一步一步登上这个小山头——光坟头的。这里与路居镇人民政府驻地小街子村紧密相依，从镇上往东南方向走，十几分钟就登上了这座酷似谷堆的小山包。此山垂直高度仅145米，距抚仙湖也仅仅两公里。站在这里，我们总感到那个深蓝色的水域就在这个山头之下，似乎是“零距离”。正因为这样，我们在登山的时候，总是一步一回头，三步一顿足，在回望的瞬间，可以一次次享受湖山一览的乐趣。

▲我们总感到那个深蓝色的水域就在这个山头之下，似乎是“零距离”。

▲湖山一览

▲泥土很纯净，像被洗过一样，保持着它固有的本色。

▲出现了一片白色的贝丘，每一块土地上都撒满了螺蛳壳的碎片，村民们所种的玉米、芫荽、烟叶等庄稼，全都是从螺壳之中生长出来，绿白分明，俨然一幅水彩画。

沿路都是沙泥土，暗含着一层淡淡的灰黄色。泥土很纯净，像被洗过一样，保持着它固有的本色。可是，当我们接近山顶的时候，脚下的泥土恍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一片白色的贝丘，每一块土地上都撒满了螺蛳壳的碎片，村民们所种的玉米、芫荽、烟叶等，全都是从螺壳之中生长出来，绿白分明，俨然一幅水彩画。特别是在没有种庄稼的地方，几乎就是一块块白色的土地，相隔几十米望去，就像上面晒着一层盐巴或白面，在阳光下反射着白光，但并不刺眼。

▲在没有种庄稼的地方，几乎就是一块块白色的土地，相隔几十米望去，就像上面晒着一层盐巴或白面，在阳光下反射着白光，但并不刺眼。

▲在一畴一畴的土壤里，白色贝丘的比重似乎超过了泥土，村民们在长期的耕作中，已把一个个贝壳捣碎，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残片，有的甚至已变成粉状，完全融合在土壤里，成为土地里最丰富的“钙质”。

这简直是一种“魔变”，在我们面前来得非常突然，我们都惊叫起来。我们走近一看，在一畴一畴的土壤里，白色贝丘的比重似乎超过了泥土，村民们在长期的耕作中，已把一个个贝壳捣碎，变成了大大小小的残片，有的甚至已变成粉状，完全融合在土壤里，成为土地里最丰富的“钙质”。我们如果想要在上面找到一个完整的白色贝壳，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在地垄上，村民的耕作工具触及不到的地方，全都密密麻麻地“镶嵌”着一个个保存较为完好的贝壳，形成山顶之上的一堵堵“文化墙”。

最让我们惊叹的是贝丘里的陶片，完全是随处可见，触手可得，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从考古的角度来看，其中的文化含量，未免有点“奢侈”了。我们不停地把这些陶片捡起来，捧在手里，不断端详，试图有所发现。我们捡起了一捧又一捧，同时又毫不足惜地把它们抛弃了。我们除了发现那些陶片的大小、厚度和色泽略有不同之外，其他基本上看不出什么秘密。但我们依然低着头，不停地在地上寻找。那时的我们，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由”，低头搜寻陶片，抬头仰视天空，回望北面就是空灵得让我们梦想纵身跳入其中的抚仙湖。

▲最让我们惊叹的是贝丘里的陶片，完全是随处可见，触手可得，多得超乎我们的想象。

我们无法体验到考古学家对一片古老遗址的深厚感情，是他们用一种如若放大镜或显微镜一样的目光和近乎严酷的科学精神，才发现了这座小山丘的不凡之处。这里虽然海拔不高，甚至可以说是抚仙湖南岸的一个最佳“观景台”。但论其历史文化价值的高度，就是一座巍然耸立的“山峰”。在考古学家未发现它之前，这里就是一个“工厂”，村民们用人挑马驮的方式，把那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白色螺壳，从山顶运到山脚，加工成一种粉末，成为猪饲料生产中重要的钙元素的来源。在这期间，许多考古工作者曾多次到此山进行考察，发现这里是一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之后，立即报告政府，采取保护措施，关闭了贝壳粉厂，停止了在光坟头开采贝壳的行为，并于1989年5月10日立起了一块文物保护碑，碑文明确地告诉我们，此遗址是在1984年3月文物普查时被发现的，当时从这里采集到了许多石器、陶器、骨化石、孔雀石和铜渣等，初步判断这是一片新石器时代的文明遗址，因此被重点保护起来。

在历史学家的“年谱”里，新石器时代是距今5000年前的人类原始氏族的繁荣时期。这个时期以磨制和琢制的石斧、石锛、石凿、石铲和石锤等石器为主要标志，有的地方发明了陶器，有的地方产生了农业和畜牧业。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有的地方的古人类已学会使用天然金属，甚至学会了冶炼并制作纯铜器。但由于纯铜的质地不如石器坚硬，不能完全取代石器，因此这个时期也称之为“金石并用时代”。一直到了公元前3000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人类才终于学会了制造青铜器，因而进入了青铜时代。

时间并没有扼杀一切，人类的许多遗迹和器物，被时间隐藏下来，成了遗址，甚至有的还“活”着。只是等待着人们去发现它，等待着考古学家去一步一步揭开它的“真相”。

光坟头的正式考古发掘始于2011年11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玉溪市文物管理所、江川县文物管理所，对遗址进行了第一次调勘和发掘。之后，又于2012年6月，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www.xing528.com)

▲在历史学家的“年谱”里，新石器时代是距今5000年前的人类原始氏族的繁荣时期。

在这个贝丘遗址上，螺壳堆积最厚处达5米以上，面积达17万平方米。两次考古发掘面积共600平方米，清理半地穴式房屋遗址26座、灰坑30个、与建筑有关的活动面11处，出土文物4089件。通过发掘及勘探，人们初步认识到光坟头遗址文化层堆积较为完整，遗迹及遗物丰富，年代跨度大，是研究滇中青铜时代文化的极好佐证，为解决目前滇文化研究中墓葬材料多、遗址材料少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这样的遗址与云南省同类遗址相比，实属罕见。

在出土的4000多件文物中，陶器数量最多，包括陶盘、陶釜、陶罐、圈足盘、陶盆等，其余还有骨针、骨镞、石弹丸、砺石、石网坠、石锛、石范、蚌器、玉器等猎具和生活用具，以及螺类、蚌类、鱼类、鸟类、牛、狗、猪、马、羊、鹿、麂、熊等动物骨骼和炭化的小麦、稻米、粟、黍等农作物籽粒。另外，还在螺壳层中发现了用粗铜加工而成的箭镞、爪镰、扣饰、鱼钩和零星铜渣，同时在距离本遗址约3公里的地方发现了铜矿。经云南省博物馆鉴定，这些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的发现，证明光坟头属于“铜石并用时代”的文化遗址，距今约3000余年。

事实上，陶器的出现，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开端。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进程，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质，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现在，我们看到光坟头遗址出土的这些数以千计的陶器，似乎已走出了关于光坟头的传说与想象，而直接进入真实的古人类的历史生活画卷。其实这些土陶几乎都破碎了，但它们不会“消亡”，它们来自数千年前的某一天，带着那个时代的信息和色彩，带着它们不变的古朴、沧桑与“华丽”，再次“出世”，再次来到我们眼前，被我们捧在手中。时间为我们安排了与这种“神物”相见的地点，我们因此得以见到祖先们的手艺，理解他们的心灵。

那时，祖先们已掌握了泥与火的内在奥秘，把黏土加水混合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黏土发生了质变，从而被烧制成他们日常生活中不能缺少的器皿。在制作时，他们不仅能识别不同的泥质，用不同的泥质制造不同的陶器，而且能把窑堂之火的温度，烧到摄氏一千度，让柔软的泥胎获得坚硬的身躯。他们还能根据火焰的角度，调节泥胎的位置，让陶器的成色有所不同，以致让我们现在能看到他们的泥质陶和夹砂陶，看到他们的夹砂红陶、褐陶和黑陶，看到他们在器物口部及肩部刻画的弦纹、水波纹、同心圆纹和栉纹等简单的几何形纹饰。他们为自己最初的劳动成果增加了“美学成分”。

这些陶片，不仅仅是祖先们制造出来的简单器皿，它们与火有关，与水有关，与粮食、鱼虾、蔬菜有关，它们透露了祖先们与生活的关系。在这样“复杂”的关系中，他们成了人类最初的“泥与火的功臣”和“生活的艺术家”。更因为有了陶器，使得他们脱离了茹毛饮血的旧时代，生活条件得到大大改善，过上了他们在那个时代最美的“新生活”。

除此之外，光坟头遗址还出土了包括小麦、稻米、粟、黍、裸大麦等五种农作物炭化籽粒，合计1953粒。在发掘过程中，小麦、稻谷和粟的出土概率基本稳定，没有出现急剧变化的现象，这说明三类农作物在光坟头古人类的生活中长期处于较为稳定的地位，也说明这里的生产经济模式应该是渔猎采集与农业生产并重，而且农业生产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阶段。

那时，我们的祖先们对脚下的大地再也不会漠视，他们看到大地也像人类一样充满生命，树上的果实成熟了，干了，掉在地上，又长出了新的果树，结出新的果实；那些在水边和山坡上像草一样生长出来的稻麦，它们的籽粒，掉在地上，同样可以生根、发芽、开花、结籽。他们把那些籽粒收集起来，脱壳之后就可以拿来充饥。他们发现大地蕴含着种种奇妙的力量，默默地供养着他们。于是，他们试着直接与大地合作，撒下更多的籽种，收获更多的粮食。祖先们的农耕文化从此起步了。同时，他们继续到抚仙湖里打捞贝蚌，捉鱼摸虾，经营着他们越来越好的鱼米生活。

铜渣和铜器在光坟头遗址的出现，让考古学家的热情和想象力大增。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不远处的李家山。那里曾经出土了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的大量青铜器，包括铜鼓、铜贮贝器、铜俑、铜编钟等礼器；铜狼牙棒、铜鱼、铜矛等仪仗器具和兵器。其中，虎牛鹿贮贝器、祭祀贮贝器、驯马及纺织贮贝器以及三骑士与四舞俑铜鼓等，都是古滇国青铜器的精品。特别是在二十七号墓中出土的后来被命名为“牛虎铜案”的那件青铜重器，更是一件旷世杰作，许多人一见到这件文物，就有一种惊骇之感。因为它不是一般的铜案，而是一件滇国初期君王或大奴隶主用于祭祀的青铜器，那种稳重、典雅、雄浑、威严的气魄所弥漫出来的宗教气氛，像一种神秘的力量，冲击着人们的视觉和心灵。

当时的“滇国”青铜文化应该只是一种区域性的土著文化，还未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孔子所说的“中和万邦兴”的“邦”，也仅指中原众多的民族联盟或部落，不包含遥远得让他们无法想象的“滇国”。而东南的楚风文化、百越文化和北方的基泰文化也还未渗透进来。所以，当李家山的滇国青铜器一经出土，国内外众多的史学家、艺术家和广大民众，纷纷为它们夺人心魄的非凡魅力、独立的文化品质、丰赡的历史价值和卓越的艺术成就所征服，感到那些青铜器上漂浮着一些穿越时空的如若灵魂一般强大而芬芳的东西。这种奇妙的感觉常转化为一种无法言说的气息，冲击和包围着人们。因为这一切都是没有文字的古滇人创造的，他们用青铜冶炼技术为后人留下了一部永恒的“青铜史诗”和生动、真实的“滇国影像”。

那些色彩斑斓的青铜器，以它们身上无比复杂和丰沛的历史信息，表明云南是青铜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是我国著名的有色金属产地。在庄进入云南之前，这里的人不但在生产和生活中使用青铜冶炼技术，还把部分原料“输送”到中原地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曾指出，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某些原料来自云南。但是，在云南一直未发现与青铜冶炼直接相关的遗迹，让这种“结论”难以成立，始终只是一种猜想。现在，光坟头遗址的铜渣、铜器和矿硐的出现，让云南古代青铜文化之根似乎露出了一丝端倪、一束亮光。

正因为如此，早在2001年6月3日，中央电视台与云南电视台共同举办电视直播节目《抚仙湖探秘》时，就曾有专家提到李家山的青铜器文化与光坟头新石器遗址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神秘关系，或者说它们的形成时间可能一前一后，暗含着一种因果逻辑。

此时，我们继续在光坟头遗址上寻觅着，遍地的贝丘和陶片透射出的物质容量和精神容量，足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个小山头的看法，它再次唤醒了我们对土地深厚而强烈的情感。我们热爱它，依赖它，赞美它……我们的情感未免复杂起来。试想在遥不可及的新石器时代，当我们的祖先们在这片土地上，半裸着身体，下湖捉鱼，上岸种稻种麦，烧制陶器，甚至冶炼铜矿时，他们的手脚与土地建立起了最直接的联系，我们从中看到了生存的艰难，也看到了劳动的崇高，这种蕴含其中的最初的“文明”之光具有直抵人心的力量，这也正是人类最恒久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