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外生比较优势到内生比较优势-贸易理论发展

城市的起源就与贸易发展息息相关，而人们对贸易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深入、完善、发展的过程。在纷繁复杂的贸易现象背后，我们关注的是如何认知驱动贸易发展的背后动因。斯密认为，由于不同国家可以依赖借由分工导致的生产率差异形成某种（某一行业）优势，而每个国家在此基础上开展贸易可以使得彼此获利。但是，后续的一些国际贸易研究者仅仅从中截取某国的优势而提出“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当且仅当绝对优势存在时才能够发生。这一理论忽视了绝对优势的形成实际上是分工发展的结果［2］，而非天然给定的基础。沿着这条路径，形成了后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而在研究演进的过程中，关于驱动贸易的本质动因，经历了从比较优势到外生比较优势，再到内生比较优势的发展过程。专业化导致的内生比较优势在贸易优势形成过程中的效用得到重视，并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

1）古典贸易中的比较优势理论

根据李嘉图[3]“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思想，两国之间的贸易可以通过专门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口具有比较劣势的产业得以发生。在这其中只要存在生产效率的差异，就会在不同商品间形成相对成本的不同。李嘉图认为，导致国家间贸易发生的本质原因是各国生产率的差异，与一个国家所具有的外部偏好、技术和禀赋相关联。按照这一理论，一国只会出口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品，而贸易量的大小则是由贸易国间比较优势差异的大小决定。

决定一个国家的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决定两国或多国间互相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在商业完全自由的体制下，各国都必然地将其资本和劳动用于对本国最有利的方面。这种对个体利益的追求，很好地同整体的普遍利益联系在一起。通过奖励勤奋、奖励智巧和有效利用自然所赋予的各种特殊力量，它能够最有效并最经济地分配劳动。通过提高生产总额，让人们都受益，用相互利益和交往这一共同纽带，把文明世界的各民族结合成一个大同社会。正是由于这一原则，葡萄酒得以在法国和葡萄牙酿制，谷物得以在美国和波兰种植，而金属制品和其他商品得以在英国生产。［3］

正如李嘉图所言：“相互贸易可以增进所有人的利益，使得贸易国之间的财富得到共同增进。”基于比较优势的贸易被认为是推动富裕的源泉。比较优势也被认为是决定国际贸易格局的基本规律。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古典贸易理论混淆了生产率差异与分工间的因果关系，认为是生产率的差异决定了彼此间的分工格局，而实际上斯密认为分工的差异才是生产率差别的原因。基于以上认识，后续研究者如杨小凯就把这种基于禀赋决定的优势理论称为外生比较优势[4]。

2）现代国际贸易中的要素禀赋理论

沿着比较优势的路线，赫克歇尔和俄林进一步回答了造成比较优势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生产要素的比例决定了国家贸易的差异，“出口那些需要多用本国充裕的生产要素而少用本国稀缺生产要素的商品，用以交换要素比例正好相反的商品。……充裕供应的要素用于出口，稀缺供给的要素则进口”［4］。要素比例的差异被认为是决定比较优势的原因，而据此开展的大量关于要素价格的分析[5]也进一步支撑着要素禀赋论的形成，最终形成了赫克歇尔—俄林（H-O-S）理论。(www.xing528.com)

运用这一理论对当时的世界贸易格局具有很强的解释力，但是也有很多反例。比如1951年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创立投入产出分析法，并运用该模型分析了美国的投入产出表，结果与传统的要素比例理论关于进口稀缺要素、出口充裕要素恰恰相反，并留下了著名的“列昂惕夫之谜”[6]。应该看到该模型忽视了技术进步、内生成本的变化，将要素禀赋作为国际贸易的先决条件是存在问题的，归根结底要素禀赋论还是一种外生比较优势的理论，强调的是外生要素禀赋在国际贸易中的基础性作用。

3）新国际贸易中的报酬递增理论

二战之后，国际贸易领域出现的一些新的现象，诸如产业内贸易的蓬勃发展，要素禀赋相同的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量大大增加，以及产业领先地位不断转移等现象，使得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面临巨大的挑战。大量的理论，如“产业生命周期”“人力资本”“收入偏好相似”等不断涌现，但是彼此间的联系和内在逻辑缺乏统一。首先，改变这一格局的是规模经济[7]的出现，它打开了要素禀赋相似国家间基本较少贸易的死结，因为规模经济的存在，内生比较优势也就有了可能，两国间可以通过选择不同的行业（包括中间产品），形成行业间、产业内的差异优势。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完善，认为当市场结构是不完全竞争的时候，就存在规模经济（当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情况下，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依然适用），正是规模经济导致的报酬递增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8]。以此为基础，克鲁格曼不断完善其关于国际贸易的理论，形成了当代贸易理论的基础——国际贸易新理论。

按照国际贸易新理论，规模经济效果要求生产大批量、同质产品，从而带来市场价格的下降；但是对差异产品的追求，则要求生产小批量、异质产品，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是开展国际贸易。因为国际贸易可以使批量生产的产品分布在不同国家的市场上，从而在每个国家都是小批量产品，且成为差异产品。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1993年）证明，国家间的差异越大，产业间的贸易量越大；而国家间越相似，产业内的贸易量越大。这是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经济和差异产品贸易理论。在此思路基础上，克鲁格曼进一步提出规模经济是从贸易中获利的一个源泉，报酬递增是产生贸易的一个原因。因为规模经济导致国际分工的原因就在于每个报酬递增的产业都向一个国家集聚，所以即使各国之间要素禀赋相同，还会形成国际分工，而且规模经济一定会导致贸易产生（克鲁格曼，2001年）。因此，他的基本命题是，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进行产业内贸易，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之间则进行赫克歇尔—俄林式贸易。［1］

国际贸易新理论的语境又回归到斯密对绝对优势的认识：分工导致专业化，专业化形成绝对优势。专业化经济引起具有报酬递增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又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也就是国际分工产业的原因，克鲁格曼据此建立了从分工到专业化经济的完整逻辑。在这样的论述中就不得不忽视规模经济的来源，实际上具有报酬递增的规模经济来源于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的本质是源于分工的内生比较优势。这样在国际贸易不断发展的情况下，内生比较优势的解释力又得到了证明，而斯密的分工理论对于比较优势的论述更具一般性的意义。但是新国际贸易理论对于规模经济的处理较为简化，工厂和部门的规模并不能全部反映专业化经济的本质。所以，它虽然回归到内生优势之上，但是对于内生优势的认知和处理还有待进一步发展。

从贸易理论发展的脉络来看，其实存在着一条明显的发展路线，沿着绝对优势—外生比较优势—内生比较优势的方向不断前进。从对偏好、生产率差异、要素禀赋的重视逐步转向对技术进步、规模经济、报酬递增、专业化经济的重视。关于外生比较优势与内生比较优势的认识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不能忽视要素禀赋在决定区域、国家分工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认可技术进步等内生因素在贸易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随着全球化贸易的进一步深入，内生比较优势明显具有更强的一般性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