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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园区修补策略:精明收缩与转型再生

时间:2023-09-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触媒式”的城市修补策略,是调控局部收缩进程、加速地区经济活力再生的有效手段。中国特殊的转型语境,是认识、理解“中国式”城市、产业园区收缩的重要脉络。因此,“中国式”的城市、产业园区收缩将以特定形式与增长共生,其产生的原因与政府干预密不可分。调整型“穿孔”是一种在中国的开发区转型过程中较为普遍的局部收缩现象,它以经济环境转型为契机,受到治理意识转型的直接影响。

产业园区修补策略:精明收缩与转型再生

调整型“穿孔”作为开发区的局部收缩现象,反映了在转型过程中收缩与增长的辩证关系。基于以上案例,不难看出开发区的局部收缩与整体增长同时存在,局部的收缩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正在发生的整体增长,并为未来品质更高、更可持续的增长储备资源与动力。收缩与增长这一对看似矛盾的空间现象,统一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政府与市场互动调整过程之中。局部收缩并不是纯粹的市场选择结果,而是融合了政府主动调整的治理意图;局部收缩并不是进入衰退趋势的信号,而是转型发展过程的阶段性现象;局部收缩并不意味着增长的终结,而更可能预示着新增长方式的开启。因此,无需以避讳的态度对待开发区的“穿孔”现象,它不但是企业市场化演替过程中难以逾越的阶段,更是政府优化发展方式的重要手段。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增长与收缩存在辩证关系,但是政府对于局部收缩地区的干预方式仍然有待于不断的检验与优化。行之有效的转型治理不仅在于加速收缩的过程,更应该缩短收缩的周期,尽快激发地区的经济活力。若收缩的持续时间过长,无疑将导致空间资源的浪费和财政投入的低效沉淀,更容易催生消极空间(例如垃圾堆场、货品仓库等)的出现,而巨大的负外部性又将会降低企业入驻的积极性。因此,局部收缩既是政府干预的结果,也应该被辩证地视为需要不断调控、积极应对的问题。政府需要与市场形成持续的良性互动机制,将收缩现象置于可控的范畴之中,寻求理性“收缩”与积极“再生”的协同方式。“触媒式”的城市修补策略,是调控局部收缩进程、加速地区经济活力再生的有效手段。触媒思维的精髓在于以有限投入来盘活整体活力,以有序投入来带动系统增长,是一种精明的供给策略。它可能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城市或整个产业园区的收缩态势,但却能够系统活化地区经济氛围,为经济活力的再生奠定基础。

(1)阶段性培育产业型触媒。在新产业尚未大规模兴起的过渡时期,政府可以通过建设孵化器的方式,暂时利用闲置空间,超前培育目标产业。孵化器的建设虽然不能立即带来利税的增长,甚至需要追加一定的财政投入,但能够为地区的产业转型积蓄潜力,形成新产业源头,增加地区的人气和活力,并能向社会传递出政府积极推动转型和发展新产业的意图。实际上,案例区已经开展了公私合营、回购分租等多种形式的孵化器建设。以区内某电商孵化器为例,政府通过税收与租金补贴,鼓励闲置的纺织厂暂时改造为电商孵化器,原业主以略低于厂房租赁的市价标准[12元/(平方米·月)]收取租金,其中政府补贴50%的租金,以此合力来推动周边制造业的“互联网+”进程。

(2)针灸式植入项目型触媒。通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政府投资项目的先导布局,逐步改善区内投资、经营环境,提升转型发展的市场预期,进而带动园区的总部化升级和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介入。结合土地储备的情况和空间转型的目标,综合形成规划方案。集中政府有限的财政力量,重点对规划的公共绿地、重大交通设施、创新服务平台等公共项目进行优先收储和建设,以优化景观格局和提升空间品质。同时,适度超前地对项目周边地块进行收储,以保留公共项目产生的土地溢价。积极鼓励旗舰性的市场项目在周边进驻,形成由政府—市场联动的经济增长点和品牌形象区。

(3)两方面建构制度型触媒。通过“倒逼+引导”的制度设计,提高原企业主体参与转型的积极性,降低政府投入和市场介入的成本。局部收缩地区的转型过程,同时也是存量用地再开发和土地产权交易的过程。因此,转型的推进有赖于更高效的产权交易制度。一方面,针对工业用地初始出让价格较低、原企业主体转型积极性弱的问题,可以通过土地绩效、节地标准的设置和动态考评,提高原业主的土地持有成本,促使其主动参与转型或尽早将低效用地交由政府收储;另一方面,探索原业主自主转型的模式,在符合一定的规划约束条件(例如功能、开发强度等)和产权交易条件(例如补缴地价)时,引导原业主自行或联合市场主体进行厂房改造和功能置换。(www.xing528.com)

中国特殊的转型语境,是认识、理解“中国式”城市、产业园区收缩的重要脉络。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收缩现象发生时普遍的去工业化环境不同,在中国经济环境转型的语境之中,产业增长的机遇和衰退的危机并存,将导致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现象拼贴共存;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被动应对的政府角色不同,在中国政府治理意识的转型语境之中,收缩将可能是政府为实现更优质发展模式而主动采取的治理策略。因此,“中国式”的城市、产业园区收缩将以特定形式与增长共生,其产生的原因与政府干预密不可分。笔者对于开发区局部收缩现象的研究,正是基于上诉判断的思考与论证,并与西方研究中增长与收缩的对立关系、政府对待收缩时的被动角色等认识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长期以来作为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引擎,开发区恰恰具备转型语境下收缩研究的样板意义。笔者所述的调整型“穿孔”,借鉴了西方研究中对城市收缩现象的生动描述,更加强调在转型语境中中国政府—市场的调整作用,以及局部收缩与外围增长的对比反差。调整型“穿孔”是一种在中国的开发区转型过程中较为普遍的局部收缩现象,它以经济环境转型为契机,受到治理意识转型的直接影响。政府基于优化产业结构、空间结构的发展意图,当传统企业呈现衰退态势时,通过土地收储、企业清退等方式加速传统企业衰退,同时通过设置准入门槛、外迁企业产能等方式控制区内非目标型企业的增长,进而增加收缩情景的发生概率与收缩程度。局部收缩现象并不是开发区面临发展危机的信号,而可能伴随着甚至支撑着开发区整体的增长,并带来发展品质的不断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调整型“穿孔”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主动选择的结果,收缩亦可以理解为伴生于转型过程中的必然阶段,但是长期、过度的收缩仍然会产生土地资源浪费、财政投入低效沉淀等负面效应。因此,应该将收缩置于可控的范畴之中,寻求理性“收缩”与积极“再生”的协同方式,以尽快促成转型,这才是“精明收缩”的应有之义。本书所提出的“触媒式”城市修补策略仅仅从一个侧面建构了刺激地区活力“再生”的治理设想,收缩地区的再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是否应该动态地调整发展目标,以避免与市场的实际需求出现矛盾?如何来评价“触媒式”投入的绩效,它是否会打乱应有的收缩进程?……这些问题都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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