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90年代初以来,各类经济开发区一直作为中国城市经济与空间增长的主要载体,相应地受到中国转型语境的影响也尤为直接,是城市中最有可能率先出现收缩的地区,更是观察、探究具有中国语境特色下城市收缩现象的典型样板。当前对于城市收缩现象的具体界定,国际国内都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6,12],考虑到开发区作为城市的产业集聚区,其主要职能也是为城市提供经济动力,因此笔者认为对中国城市中开发区收缩现象的界定可采用如下标准:企业利润或税收(下文简称利税)等土地经济产出的减量,产业空间(厂房、用地)的闲置情况,以及伴随而来的就业人员减少情况。
笔者基于中国转型语境,试图建构出一种开发区局部收缩的类型,并将其描述为调整型“穿孔”。“穿孔”(Perforated)较早地被西方学者用以描述东德城市的内城收缩现象[7,47],计划经济时期东德城市中分散布局于内城的“单位大院”随着工厂的衰落而解体,部分地区原有居民外流,闲置、荒废的空间与尚在使用的空间交错混合,形成不连续的城市肌理。借鉴“穿孔”这一比喻,笔者在这里所述的调整型“穿孔”更加强调转型语境中的政府—市场调整作用,以及局部收缩与外围增长的反差。具体可以界定为,政府出于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空间结构的目的,利用局部地区传统企业衰退的市场契机,以主动干预的方式导致或加剧局部地区的收缩。调整型“穿孔”是一种以经济环境转型为契机,受到治理意识转型直接影响的收缩模式,是市场调整与政府调整互动的结果,也可以理解为针对特殊地区的主动治理策略。这类局部收缩现象的产生,并不意味着开发区已经面临紧迫的发展危机,也不意味着收缩的范围会持续扩大。相反,局部的收缩可能伴随着开发区整体的增长或周边地区品质的提升,局部地区与外围地区剧烈的反差恰恰如同地理景观上的“穿孔”现象(图2-4)。
1)市场调整作用下增长与收缩的情景
图2-4 调整型“穿孔”的空间特征
中国许多城市的开发区正经历制造业结构高端化和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市场选择过程,企业衰退的压力与增长的机遇并存,企业的产品结构呈现快速演替。首先,在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挤压和国内生产成本不断抬升的背景下,劳动力和资源密集型的传统工业企业(下文简称A类企业)逐渐丧失竞争优势,快速进入企业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出现倒闭、利税下降、就业减少等现象;其次,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新兴或转型工业企业(下文简称B类企业),仍然具有产能增长、效益提升的潜力;最后,现代服务业企业(下文简称C类企业)开始成为开发区新的经济增长点,包括物流、科技、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生活性服务业,以应对城市生产、生活质量提升的新诉求。企业演替的不同路径决定了开发区(整体或局部)内出现收缩或增长的不同情景(图2-5):当A类企业的利税、就业减少数量小于或等于B类、C类企业的增长贡献,则传统企业被完全替代,地区将继续保持增长或稳定状态;相反,当A类企业的利税、就业减少数量大于B类、C类企业的增长贡献,则地区呈现出收缩的现象。
图2-5 市场调整作用下的开发区增长与收缩情景(www.xing528.com)
2)政府主动调整下的局部收缩
开发区的局部收缩往往不仅源于纯粹的市场选择,更是政府为优化空间结构和产业结构而主动干预的结果。基于特定的发展意图,政府有可能对企业演替的路径产生重大影响,导致开发区由增长情景向收缩情景转变,增加收缩情景的产生概率与收缩程度(图2-6)。在开发区中,传统企业相对集中的局部地区往往是当年开发区的起步区,又因靠近城区的区位优势而率先成为开发区甚至城市空间结构调整的战略地区。针对此类地区,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的首要目的不仅仅是应对传统企业衰退带来的收缩危机,而是趁企业衰退之时,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和空间的品质提升。
图2-6 政府主动调整下的开发区收缩效应
在特定产业发展意图的引导下,政府针对局部地区的不同企业采取差异化的治理策略:对于衰退的传统企业提出土地收储计划,并进行战略储备;对于仍然具有潜力但是不符合地区产业发展定位的存量企业,通过厂区腾退置换、增量外迁等方式,引导产能逐步向开发区内的其他地区转移;对于具有入驻意愿的增量企业,设定明确产业门槛,与产业目标进行严格比照、筛选。受企业清退、土地收储等政府干预的影响,A类企业的衰退速率将显著提升;受腾退置换、增量外迁、入驻产业类型管制等政府干预的影响,既有B类、C类企业的利税、就业贡献被转移到其他地区,潜在B类、C类企业大部分被排除在“门槛”之外,利税和就业增长贡献将有所下降,对于A类企业的替代能力不足。值得一提的是,由于B类、C类企业的增长被向外转移,局部地区收缩的过程反而将支撑周边地区的快速扩张,加剧开发区内部增长与收缩的非均衡格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