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缩”是当前国内外城市研究的新兴领域，对增长导向的传统研究形成了有益补充，也体现出学界对“唯增长论”的理性反思。自“收缩城市”一词提出以来，西方学者围绕概念界定、形成机制以及治理应对等方向展开了广泛的讨论［20-23，8］，总结出了穿孔式收缩城市、圈饼式收缩城市等不同类型的收缩现象［24-25］。除了在城市总体尺度上展开研究外，一些学者开始关注城市内部居住区的局部收缩现象以及应对策略［26-27］。既有的国际研究表明，城市收缩具有地方性和多维性的特征：城市收缩与相应的社会经济情景密切相关，并在不同的区域、城市、片区尺度上呈现差异性。因此，中国城市的“收缩”研究，必然无法回避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语境。近年来，收缩理论和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开始受到国内学界的关注。部分学者积极引介了西方城市收缩的理论体系与应对收缩的国际经验［28-33］；部分学者利用人口普查数据对全国以及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收缩现象进行了研究［34-36］，证实了中国城市收缩现象的普遍存在；部分学者则开始关注到中国城市收缩的独特性，尝试建构中国收缩城市研究的总体框架［19］，揭示中国城市化面临的空间扩张、人口收缩等悖论［37］，基于收缩形成的差异机制，探讨了中国城市收缩的分类，包括趋势型收缩、透支型收缩和调整型收缩［38］。总体而言，中国城市收缩的研究尚属起步，对城市内部的具体收缩现象关注较少，基于中国特殊社会经济语境的理论建构与机制分析也相对缺乏。
与欧美城市收缩现象相似，因城市竞争力不足、生产要素流失而造成的趋势型收缩是市场作用下被动的结果，是长期性、难以扭转的现象，主要集中在中国资源型城市、传统重工业城市，以及中西部广大中小城市、城镇和乡村地区。而具“中国特色”的透支型收缩，则是由于城市前期盲目扩张但后续增长乏力而造成的供给严重过剩的危机，集中在中国许多城市的新城新区。透支型收缩是短暂性、局部性的危机，如果增长动力恢复，城市也许会发生逆袭发展；但如果内外发展环境、动力基础长期难以改善，城市透支型收缩就会演变成趋势型收缩。与前两类收缩的被动性质不同的是，调整型收缩是政府的主动行为，体现了中国城市政府强大的纠错能力。在一些发展模式亟须转型和优化的地区，地方政府主动收缩城市的空间、原有的规划框架和规模，积极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用地比例，从而有效规避未来可能的衰退风险。
从上述三种主要模式可以看出，相对于西方国家的城市收缩现象，中国的城市收缩现象与之既有共同性，也有很多的独特性，其背后原因是城市收缩驱动力的不同。整体而言，中国的城市收缩可以看作是因为市场驱动下的资源流动配置与政府增长主义模式的大推进之间发生了不匹配，由此所造成的城市发展不适应、负增长的结果。具体的作用路径可以分为市场轨、政府轨两个方面，其中市场轨是指市场作用下的资本流动与配置，造成部分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困难而产生衰退，形成趋势型收缩；政府轨则是侧重于强调因为政府增长主义的大推进而导致城市发展出现结构性失衡、供给过剩、财政危机，形成了透支型收缩，以及为了应对城市问题和未来可能危机所主动采取的调整型收缩（图2-2）。(www.xing528.com)
图2-2 中国城市收缩的总体生成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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