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透支型收缩，就是在某一特定的“大发展阶段”城市盲目扩张，为了增长而不切实际地拉大城市空间发展的框架，不仅政府超前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财力，也吸引了市场的大量盲动行为；但是当遇到经济下行的危机或结构调整的压力时，城市发展动力显著减弱，人口不足、要素集聚力不足，导致城市面临持续增长的危机，不得不去产能、去库存，这样的城市就面临着透支型的收缩。透支型收缩并不意味着城市一定陷入了不可扭转的趋势性、绝对性衰退，它有可能只是面临阶段性的增长乏力，因此这种收缩尚属于暂时性、局部性的危机。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应对透支型收缩，或者内外发展环境、动力基础长期难以改善，则有可能演变为趋势型的收缩。
透支型收缩是中国城市收缩中一类常见的现象，也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收缩类型。之所以常见，是因为这种收缩现象的成因与中国特色的增长环境、政府绩效考核、土地财政及税收体制等密切相关。中国的改革开放总体上是一个由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分权过程，为了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各级政府不断向下级政府传递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压力，从而建立了一套短期化、激励性的政绩考核体制。与此同时，通过中央—地方的分税制改革，营造了区域之间、城市之间激烈竞争的环境，为了实现地方经济的增长，为了解决地方社会发展的压力，土地财政就成为城市政府最重要的抓手，虽然明知这种增长模式问题多多、隐患极大，但是短期化、功利化的体制环境，促使诸多城市不得不依赖土地财政、扩张性增长来饮鸩止渴。于是在过去10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建设了各类的新城新区、开发区，尤其是2008年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更是在许多地方演化为一场城市新城新区扩张、房地产投资的“大跃进”运动。结果在随后中国进入GDP增速下降、城镇化速度下降、公共投资下降等“新常态”后，除了少数大城市、特大城市（所谓的“一线、二线城市”）尚保持一定的增长外，大量的中小城市（或所谓的“三线、四线城市”）则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乏力现象，人口增长显著减缓甚至是减少，城市住房、写字楼、商场等物质空间供给过剩的问题日益严峻，许多新城新区、开发区变成了“鬼城”，这些城市在未来一段时间将面临透支型收缩的巨大压力。例如在2008—2010年，鄂尔多斯的土地出让面积平均达到了2742万平方米，远超当时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但自2010年以来鄂尔多斯已有大量工程停建、缓建，产业结构极为单一，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十分有限，鄂尔多斯康巴什“鬼城”现象恐将持续。(www.xing528.com)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过去大量新城新区的快速扩张、繁荣的房地产市场现象，是由高杠杆率、高风险的土地金融作为支撑的，如果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土地市场持续低迷，预期的财政收入难以如期偿还庞大的地方债务而构成债务违约，地方政府、投资商、银行联手创造的中国特色的“增长机器”就会土崩瓦解，从而演变为系统性的危机，那么这些原先面临透支型收缩的城市就可能滑落到难以逆转的趋势型收缩区间（例如鄂尔多斯的康巴什新区、河北曹妃甸新区等都是值得担忧的案例）。当然，如果未来城市增长动力恢复，能够实现产业、人口等有效导入，原先透支的新城新区就有可能实现再次的增长，例如早些年饱受质疑的“中国最大鬼城”——郑东新区，如今就正在向一个活力新区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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