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城市收缩的定义与界定
尽管城市收缩现象已经被西方学界广泛接受，但是对城市收缩的理解仍存在着很多争议，包括城市收缩的内涵、界定、成因及效应等。城市收缩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目前西方学界对于城市收缩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从人口变化来定义，其中包括人口总量的减少、人口结构的退化；另一种是从多维要素变化过程来定义，强调城市收缩是一个多维作用的过程（表2-1）。图罗克（Turok）和米克内恩科（Mykhnenko）认为，将人口作为描述城市发展轨迹的主要指标，不仅只是因为数据的可获取性及与之前的研究保持连续性，更因为人口往往是反映城市发展变化的最直观、最有效指标，人口流失是城市发展环境恶化、人口收入水平降低、城市发展吸引力丧失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综合体现［5］。但是人口的变化并不能描绘城市发展的全貌，城市收缩的丰富性远远超过人口减少这一现象，一些城市收缩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人口变化。因此，“收缩城市国际研究网络”（Shrinking Cities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简称SCIRN）在早前人口流失的广泛定义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城市收缩的内涵，增加了经济衰退等结构性危机的观察视角［6］。德国对城市收缩的研究内容不仅限于人口数量与结构，还包括城市住房结构、城市基础设施、就业机会、社会环境质量、城市吸引力与活力等诸多方面［7］。综上所述，城市收缩是以人口衰退为主要表征的多要素共同作用、多后果并存的低增长甚至是负增长过程。
表2-1 城市收缩的定义
人口衰退是城市收缩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也因而成为城市收缩界定的关键指标。但是由于世界各地的城市收缩现象、机制非常多元，对界定收缩的指标选取就变得非常困难，即使是选择人口减少这一简单的指标，也会遇到人口减少的幅度、地域空间边界、持续时间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例如在收缩城市的空间规模方面，温切尔曼（Wiechmann）等人倾向于1万人以上的地区，奥斯瓦尔特（Oswalt）等人则界定为10万人以上的区域，而大多数学者则认为收缩并不限于某一最低标准，既可以发生在区域、大都市区、城市，也可以发生在城市内的局部地区甚至乡镇地区。在人口减少的幅度与时间跨度上，西方学者的界定标准更为丰富多样。德国对城市收缩的判断及量化涉及多个指标，例如人口总量增长收缩百分比、平均人口净迁移率、人口结构、就业人口、失业率、家庭购买力、国内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营业税/工商税等［16］。总之，针对城市收缩现象试图归纳出国际统一的界定标准是非常困难的（表2-2）。
表2-2 城市收缩的界定
2）城市收缩效应的辩证认识(www.xing528.com)
当我们谈到城市收缩效应的时候，必须与另一个概念——“城市衰退”进行比较。由于“城市收缩”“城市衰退”这两个概念所描述的现象具有很多的相似性，现实中常常被混淆，在大多研究中甚至直接被互相替代。事实上这两个概念起源于不同时期，其形成背景、属性、特征表现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不同：城市衰退的研究起源于二战后英美等传统工业城市，因产业结构演化造成的整体或局部经济衰退问题。城市衰退主要表述的是城市发展方向、发展质量、级别与阶段的逆向演变过程，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城市发展动力，并以经济衰退为主要表征，研究由其引发的企业倒闭、就业减少、房屋弃置、犯罪率增高、政府财政等城市问题。总之，城市衰退具有明确的消极性。城市衰退必然造成城市收缩，但是城市收缩不一定都是因为城市衰退；城市收缩主要表述的城市规模与体量的从大变小、由优转劣的过程，起源于1980年代中东欧和东德地区因人口自然结构变化导致的人口减少现象，并延伸为以人口减少为表征所引发的对一系列发展问题的探讨。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减少与经济衰退具有很高的相关性，但并非是必然关系。人口减少的城市可以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维持经济的增长，人口减少还可能缓解和改善原来拥挤的城市环境。作为与增长相对的城市发展路径，城市收缩是一个具有中性色彩的概念，有可能带来紧凑型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的发展。因此，城市衰退是一个被动的、糟糕的结果，而城市收缩有可能是被动与主动并存的过程——很多的收缩是因为衰退而致，但也可能是城市为了实现新一轮更为聚焦发展、紧凑发展而主动采取的策略性收缩。
之所以会常常简单地混淆“城市收缩”与“城市衰退”的区别，甚至主观刻意回避对城市收缩的承认，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对于“增长”的痴迷——在全球竞争的环境中，恐怕没有哪个城市愿意主动承认、屈服于衰退或收缩的现实。长期以来，我们对于城市认识的主流观念是“城市理应是增长的”，即把城市作为一种持续的“增长机器”（Growth Machine）［17］。该理论认为，地方官员发展经济的强烈动机和经济精英聚敛财富的动机主导着城市政治的发展方向，并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由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组成的联盟，不遗余力地推动本地增长，由此城市成为一台巨大的“增长机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增长成为城市发展“理所当然”采取的路径，人们对城市增长一直持有积极的态度。城市增长能够为居民带来文化交流、提高税收、创造就业，尽管教育、福利、住房等社会问题十分重要，但对于城市而言，是否增长才是关键问题；否则，城市就会被增长联盟（开发商、投资商、金融机构、媒体等，甚至是政府）所抛弃。而城市收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负增长现象，如人口减少、资本流失、土地废置、内城空洞等，俨然否定了城市增长动力、损害了城市发展，意味着城市衰退和城市活力丧失，具有很大的消极性。因此，长期以来欧美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传统的增长主义价值观，将收缩现象视为一种负面的现象。
然而随着后工业化社会的发展，民众生活水平的提升、价值观念的变化，城市的“宜居性”越来越取代单纯的经济增长而成为城市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城市作为“增长机器”的角色趋于减弱，“人居之所”的角色日益得到重视，城市发展的目标不再是简单的经济增长，而是塑造一个更为宜居、有活力的城市（图2-1）。在后工业化、网络化、老龄化等时代背景下，面对无法扭转的人口减少、经济减速、传统物理空间需求减少等趋势，收缩并非仅仅是因为城市衰退的结果，它也有可能被作为一种主动的应对策略——拆除空置建筑、精简城市规模，通过精准有效的应对措施（例如产业结构转型、人口质量提升、主动发展聚焦等）来打造紧凑的空间环境，提升城市发展的效率与可持续性，从而主动避免城市的全面衰退。
图2-1 不同发展阶段对城市内涵与城市认知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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