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园区转型再生：政策工具的精明收缩视角

改革开放后，作为一种新发展背景下的新运行体制、新空间载体的“产业园区”，它在中国的诞生最早可以追溯到1979年交通部香港招商局在深圳设立的蛇口工业区[2]。产业园区作为一种新鲜事物，是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逐步发展成熟的，这种探索是从操作模式入手，到经营理念、管理体制的全面革新，产业园区当之无愧成为改革开放初中国对外打开的一扇吸收知识、技术与管理的窗口，甚至可以说是代表和展现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前厅”。在深圳蛇口工业区的早期探索中，政策创新的力量显而易见。在当时蛇口工业区的发展建设中一切都是首创，包括税收政策、出入境管理、企业管理权限、园区管理体制、与政府的关系等，都是完全不同于长期旧体制的全面革新，这些内容集中体现在1984年广东省委下发的31号文件《关于解决蛇口工业区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表1-4）［27］之中。“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体现的就是蛇口工业区建立的初衷，可以说是先有了“蛇口模式”，才有了“深圳模式”乃至后来影响全球的“中国模式”。

表1-4　早期赋予蛇口工业区的特殊政策(www.xing528.com)

以蛇口工业区为开端，深圳市仿照这一模式后续建立了众多的工业区、开发区，包括华侨城工业开发区、南油集团开发区等。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开发区大有希望”（1986年）那样，到了1990年代初，随着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吸引外资格局的形成，以发展工业为主体的各类开发区、产业园区如雨后春笋般快速成长，遍布全国各地。我们必须看到早期设立的这类产业园区，一方面是面向承接全球贸易分工体系、吸收国际资本转移的需要；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探索体制改革的“试验田”，是凸显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窗口、形象窗口，除了经济意义以外，产业园区作为“政策工具”的属性不容忽视。总体而言，中国早期的产业园区与国际上的“特殊经济区”概念接近，本质上是一种政策工具，是国家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市场经济的“试水地”，为国家探索市场经济的可行性与操作模式是其最重要的时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