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别于20世纪后半叶西方国家面临的相对单纯的去工业化环境，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既经受着全球化格局带来的新挑战，又面临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新机遇，处于“危”“机”并存的叠合期。一方面，中国低成本的工业化竞争优势逐渐消弭，印度、东南亚以及拉美等国家在新一轮的全球化格局调整中正试图取代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中国的大批工业城市将面临日益紧缩的外需格局，以及与西方国家似曾相识的去工业化危机［23］；但另一方面，中国又恰逢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技术浪潮（全球性经济危机往往催生重大科技创新和科技革命［24］），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等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不仅将开启新兴的产业蓝海，而且具备为传统企业赋能、为传统产业复兴的技术魅力。
在过去200多年世界工业化、现代化的历史中，中国先后错失了蒸汽技术革命、电力技术革命的重大发展机遇，即便在1980年代西方国家开启的信息技术革命中，中国也因为工业基础薄弱而仅能作为一个被动的“追随者”，主要是吸收西方国家的投资而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第四次工业革命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弯道超车的历史机遇［25］，也为传统制造业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了独特的可能路径。全球化与工业革命的交织语境，将大大缩短城市经济新旧动能转化的周期性，城市有可能依托新兴的产业发展机遇，实现平稳、快速的转型升级。特殊的时代背景及其所蕴含的发展可能性，是中国城市有条件实现快速转型的前提，也是政府主动推动转型发展的重要诱因。(www.xing528.com)
2）“压缩式产业转型”的治理模式与“赶超式”的主动调控
中国工业城市的转型过程更为显著地受到政府的主动调控，体现着政府推动产业转型的“赶超”意识。十八大以来，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积极应对国际产业格局的变迁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发生，“产业转型”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政治高度，并深刻地影响着地方政府的主政思维和政绩观。在中央政府的力推及环保督查的巨大压力下，地方政府显著转变了快速增长时期GDP至上的诉求，更加关注产业发展的综合效益（社会、经济、生态等），主动探索产业转型的地方化路径［26］。能否顺利实现产业转型，甚至已成为地方政府间开展新一轮城市竞争的主要方式。强效推进一系列“倒逼”+“引导”的调控措施，以淘汰落后产能并鼓励新技术的运用和新产业的发展，深圳、杭州等城市正成为这一轮新经济、新发展模式的引领示范。政府的主动干预在短时间内大规模、高强度地刺激着微观企业主体的生产经营行为，打破了传统产业演化的路径依赖，极大地加速了产业演替的进程，我们将这种不同于西方国家主要由市场主导的渐进式转型称为“压缩式产业转型”。可以说，“压缩式产业转型”的治理方式根植于中国政府—市场关系的制度基因之中，折射出中国城市产业转型所面临的尤为独特的社会治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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