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园区转型再生: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发展模式的变革

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城市产业园区所扮演角色的变化来看，总体上经历了政策工具、吸引外资平台、工业化与城镇化推进载体三个大的历史阶段，在新的时期，其历史使命也必然会随着国家战略变化而发生相应的调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深度震荡，全球化进程遭遇波折，发达国家经济衰退、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等新情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同时，国内在应对金融危机而投入“四万亿”之后，后续也面临着由此导致的众多经济深层次矛盾问题，发展模式转型与结构调整已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中高速增长、注重转型创新的“新常态”。简要而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国家发展模式正在也必须发生重大、根本的转型。

从外部世界环境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治理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势。首先，对金融话语权的争夺愈发激烈［1］。G20会议（吸纳了全球主要经济体）就是为应对危机之后全球发展格局变化而设立的，这一全球经济治理的典范自建立伊始就被寄予厚望，成为新时期全球经济治理的代名词，各成员间借此平台就贸易、金融和监管等重大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同时，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哈回合谈判虽然经过多次破裂与再重启，但是当下则再度进入不确定状态，众多经济体纷纷寻求其他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份额改革则由于发达国家的阻挠而难以实质推进，新兴经济体的话语权没有得到有效体现。其次，体现在对全球产业价值链重塑的争夺之上［2］。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全面实施“再工业化”等产业政策（表1-1），本质上是试图通过增加政府干预来刺激经济增长、就业增长，而这些产业政策大多集中于制造业价值链的两端（微笑曲线中价值最高的两头）。对于“中国制造”而言，需要同时面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夹击——突破向高端市场迈进的层层阻力，以及应对低端市场被蚕食的压力。总体来看，全球的经济再平衡、全球产业价值链重构、发达经济体再工业化、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议题，共同构成了后金融危机时代复杂的新国际环境。

表1-1　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产业政策的重要调整(www.xing528.com)

从国家内部环境来看，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中国国内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由高速进入中高速增长区间（6.5%左右），这种变化一方面与外部环境的转变、冲击有关，另一方面更是内在的结构性因素变化使然。为应对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减速，破解一系列重大的结构性难题（主要是产能过剩、地方债务、城镇化转型、金融体系风险等），2013年以来中央出台了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的一系列举措，包括“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型城镇化等策略方针等，都是这一改革总体思路的延展与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通过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3］。可以说，当下中国已经确立了以新常态认识为基础、以供给侧改革为核心、以转型创新发展为方向的新总体发展思路。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新常态”内涵并非简单的是指GDP增速下降，更包含着经济朝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细致、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积极内容［4］。

针对国内外发展环境的巨大变化，中国的发展模式正面临着调整、重塑、再出发，传统的增长主义发展思路已经终结［5］。长期以来中国以外贸、投资驱动为主要动力源的发展模式，既受到全球经济治理环境变化的冲击而难以为继，同时又受到国内深层结构性矛盾的制约而必须转变，寻求内生的、内需导向的发展模式成为国家的必然选择，而“创新”作为发挥内生比较优势、推动社会要素生产率进步、创造增量需求的主要突破口受到高度重视。全球后金融危机时代，国家发展进入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提质增效阶段，国家发展模式不再单一锚定经济增长的目标，生态文明、高效优质、美丽幸福等成为新发展观的核心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