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的话语分析：权力与控制

1952年美国著名语言学家哈里斯发表了一篇对于话语分析领域来说开创性的论文“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从此，对话语分析领域的研究纷至沓来，历经萌芽、起步、兴盛阶段。其发展的纵向历史并不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重点，我们所要关注的是这些话语分析理论的各种成果。抛开历史的纵向排序，我们可以从话语分析的关注点将话语分析分为语言学方向和社会学方向。

语言学方向的话语分析。这一类是在语言学和语言研究范围中发展起来的各种话语分析方法。根据这些话语分析的社会指向性质的不同，我们又可以将其分为批判性的和非批判性的话语分析。我们首先来看非批判性的话语分析。这包括辛克莱、库尔萨德、拉博、范歇尔、波特、韦瑟雷尔，等等。虽然话语分析之间的冲突往往来自各自的学科立场，但在语言学方向中，他们共同将话语分析的重点放在了文本本身以及文本（口头的和书面的）延伸部分，进而涉及对话以及对话的高级结构属性（如：轮流说话），突破了传统语法字词句的束缚。在进一步的研究中，他们将话语分析重点放在了话语双方的相互作用上，以及话语文本产生的过程和解释的过程、话语语境。我们再来看批判的话语分析。这是从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话语分析理论，典型代表有福勒、克雷斯和霍奇，这些早期的批判语言学家渴望自己“与主流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区别开来”……“社会语言学因为仅仅建立语言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受到批判，它没有考察更深层次的因果关系，包括语言对于社会的作用”[1]。这些早期的批判的语言学家并没有将文本分析同社会学结合起来，但他们试图将一种语言学文本分析方法与一种有关语言在政治和意识形态过程中的功能的社会理论结合起来。他们的目的是对文本进行批判性解释，关注的是文本的语法、词汇、转换（如：主动变被动）等。过分强调作为产品的文本，而不那么重视生产文本和解释文本的过程。“分析中，文本特征和社会意义之间的关系常常被描绘为简单的和透明的”，“重要的价值以相当机械的方式被归为特殊的结构”，“意识形态得到了语言学方面的调节”[2]。此后，批判的语言学者表达了对自己早期批判工作的批判，文本生产和解释的话语过程成为重要关注点，社会的话语理论受到明显的关注。

社会学方向的话语分析。话语被广泛地运用在社会理论和分析中，他们认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话语还建构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并开始关注话语的历史变化。这里典型的代表人物是：米歇尔·佩奇尤科斯和福柯。佩奇尤科斯发展了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认为语言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物质形式，构建着“话语结构”。他认为话语主体错误地认为其自身是话语结构意义的来源，而实际上是话语结构的结果。福柯对话语分析的贡献是极为显著的，被社会学家广泛地当作一种教科书式的模式。与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分析相反，福柯采用了更加抽象的方法，忽视了具体的文本分析，而把重点放在从话语中洞悉权力的分配，认为知识（话语）无法摆脱权力的控制。他同样认为话语不仅仅是传播工具，而是构建话语主体、知识、权力、社会关系的源泉。他们不再把分析焦点放在话语是什么的直观分析上，而是开始探究话语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以及话语生成过程的描述和解释。(www.xing528.com)

诺曼·费尔克拉夫在结合语言学与社会学方向的话语分析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既重视话语的文本分析，又同样重视话语中的社会学向度。这种话语分析实践出现三个向度：“文本”向度关注文本的语言分析、“话语实践”向度关注文本生产过程和解释过程、“社会实践”向度关注社会分析方面的问题。将以社会为方向的话语观同以语言学为方向的话语观综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