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上看，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是鲜活的、生动的，贴近官兵生活的，是对每一个官兵都关心备至、体贴入微，并将革命需求同官兵个人需求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在1942年2月8日的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演讲《反对党八股》就是当时针对语言最好的定位。文中也对大话空话进行了批驳，“党八股的第一条罪状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我们有些同志欢喜写长文章，但是没有什么内容，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为什么一定要写得那么长，又那么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种解释，就是下决心不要群众看。因为长而且空，群众见了就摇头，哪里还肯看下去呢？”[5]可见，大话空话是长期以来中国话语上的怪相。在通过延安整风等多次改革，至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之前，话语已经出现了良性的发展态势，后因“文革”的出现，话语发展中断才造成各种脱离实际的话语再次席卷军队。
《反对党八股》一文中也对如何学习语言进行了总结：“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因为中国原有语汇不够用，现在我们的语汇中就有很多是从外国吸收来的。例如今天开的干部大会，这‘干部’两个字，就是从外国学来的。我们还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现在中党八股毒太深的人，对于民间的、外国的、古人的语言中有用的东西，不肯下苦功去学，因此，群众就不欢迎他们枯燥无味的宣传，我们也不需要这样蹩脚的不中用的宣传家。”[6]毛泽东同志1942年在延安说的这段关于语言的话，认识是超前的，正确的和具有指导性的。可是“文革”的到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体系，实际是严重偏离客观实际的。因为错误地判断了国内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是主观和客观的偏离。主观的偏离自然导致了话语的偏离。而话语不能去反映客观实际，不能去描述客观实际，那么描述的内容自然只能是虚假的或者是虚空的。因此，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便惯性地偏向了大而空、不切实际、缺少实际指导的大话空话。(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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