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理论的成果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具有代表性的话语理论对我们今天建设强大的理论武器、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大有裨益。然而，话语理论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索绪尔之后语言出现了追求“人工语言”的曲折，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提出“语言游戏说”，主动放弃对“人工语言”的追求，主张联系语言使用者的日常实践活动来考察语言含义。此后，赖尔、奥斯汀、施特劳森、塞尔等代表人物，在维特根斯坦关于词的意义在于词的用法，句子的意义与它的用途、目的、语境有关的思想基础上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福柯、阿尔都塞（1918—1990）、葛兰西（1891—1937）、赛义德（1935—）等人把意义系统作为权力系统来阐明，把话语和权力紧紧联系在一起，20世纪80、90年代批评性话语分析顺势兴起。几经波折的话语理论成果能够有效地帮助人们，避免了走弯路，这也是我们在这里关注话语理论主要观点的意义所在。
1.言语行为理论
言语行为理论的开创者是奥斯汀，他指出言语是一种行为，可以分为以言表意行为、以言行事行为、以言取效行为。他的主要观点：A.语言的意义必然是不精确的，而是多样、自主、可变的。这就说明了不能够将语言看作是一种工具或者规则，仅仅作为了解世界的中介。而是反映着人与人密切相关的复杂的世界，我们对于语言的意义的掌握就要根据其在日常语言中的用法来进行。也就是说，语言的意义是在它的使用之中。B.语言作为一种行为，就不再如传统哲学中的那样仅仅作为沟通与描画世界的工具了，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人类交往中的一种力量。它改变了语言与世界原有的关系，语言不仅仅是在描述、评价世界，而是在改变世界的实践中起到了作用。语言不仅是工具，而是作为一种含有语力的行为，可以改变世界、构建世界。C.将哲学与日常、普通平凡的事物联系起来不免让哲学变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日常语言学派有一句名言：“我们把语言从其形而上学的使用上重新带回了日常的使用。”将语言简单化，将更加宽广的语言范围纳入了哲学思考的范畴，将日常语言纳入其中才能够更加贴近语言的本质。
2.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
在这里要说明的是，将“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单独列出于批评性话语研究，是出于福柯的话语理论的重要地位及其宝贵的理论价值考虑，以便于初涉话语方向的学者着重关注了解。语言的使用目的受到极大关注。目的的差异性导致了意义的争夺变成对现实的解释权的争夺，从而也就成为对世界现实利益的争夺。语言中的权力问题就再无法回避。福柯的话语研究跳出以往话语研究所囿于的语言学的狭窄视域，独辟话语分析的社会和实践向度，其权力话语观开创了话语研究的新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一提到“话语”和“话语分析”，人们就把它与福柯联系在一起。当代西方著名的批评话语分析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曾指出：“福柯对于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话语’概念的流行，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方法的流行，可以部分地归功于这种影响。”“福柯的话语分析方法被社会科学家广泛地当作一种模式。”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不论福柯关注什么问题，他所发现的都是话语；而无论这些话语从哪里产生，福柯看到的都是一场争斗，一方是那些声称自己对话语拥有‘权力’的集团，而另一方则是那些被否认对他们自身的话语拥有权力的集团”。
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这样说：“我们将把话语称为陈述的整体，因为它们隶属于同一个话语形成；……这是由有限的陈述构成的，我们能够为这些陈述确定存在条件的整体。”福柯话语理论中的话语，简单地说，就是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为了一定目的而说出或写出的论证性话语，它不只是“说”和“写”的问题，而是伴随着“说”和“写”的过程所进行的一系列社会文化操作活动，是一系列“事件”。福柯曾经明确地说：“必须将话语看作是一系列事件，看作是政治事件：通过这些政治事件，它运载着政权并由政权又反过来控制着话语本身。”在福柯看来，话语是在特定环境中，由社会中占据一定社会文化地位的一个或一群特定的人（说或写的主体），就一个或几个特定的问题，为特定的目的，采取特定的形式、手段和策略而面向特定的对象，说或写出的“话语”，话语就总是包含着形成、产生和扩散的历史过程，包含着相关的认知过程，包含着相关的社会关系，也包含着特定的思想形式，特别是包含着环绕着它的一系列社会力量及其相互争斗与勾结。换言之，话语是在特定社会文化的历史条件下，由某些人根据具体的社会目的，使用特别的手段和策略所制造出来的；它们被创造出来，是用来为特定的实践服务的。所以，话语从来就不是孤立的语言力量，而是与社会文化网络中的一系列力量纠缠在一起的，是活生生的力量竞争和紧张关系，是靠特定的策略和权术来实现的。
福柯认为，现代知识之所以能驱动成千上万的现代人按照现代知识的模式进行思考和行动，就是因为现代知识具有独一无二的话语结构；凭借着这些话语结构和模式，它将知识的学习、传授和扩散过程，同社会成员个人的主体化过程相结合，同个人的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方式相结合，同个人的自身自律化相结合，同整个社会的制度化及正当化相结合，以至于现代社会的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现代知识话语的形成和扩散的旋涡，并在这股受到统治者严密控制的强大权力和道德力量的社会文化旋涡中，每个人产生一种身不由己的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训的动力，自以为自身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主体化，实现了自由，但到头来却使自身沦为被统治者驯服的“顺民”。因此，福柯认为，要彻底揭示现代知识的奥秘，就必须解析它的话语模式和结构及其产生的社会机制，揭露其话语的性质和诡辩多样的策略手段，以及其实践的具体策略和技巧。
福柯所批判的话语，主要有三大类：第一，以知识形态所表现的话语体系。这些体系往往打着“真理”的旗号，标榜“中立”和“客观”，在整个社会领域中扩散和传播开来。第二，政治家或政治学家所说或写出的“话语”（“文本”），或者各种与政治相关的话语。这些政治性的话语往往以“社会正义”或“共识”的名义，骗取社会大众的信任，进而千方百计进入大众视野实现其制度化、法制化或规则化的程序，使之步入“正当化”的“合理”过程，成为社会秩序的维护依据，成为统治者赖以建立其统治的正当理由。因此，政治话语不只是包括政治家所说的话语，而且，更重要的是，包括已经被正当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只不过是已经被“制度化的话语”。第三，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各种话语。社会大众在日常生活中所通用的各种日常语言的应用，实际上也是话语中的一种，因为它们不只是作为人们表达日常生活需要而沟通的，而且也是为了进行日常生活中的竞争和协调，自然地蕴含着话语所固有的那种力量、紧张关系。
3.“批评性话语分析理论”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社会批评理论把社会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其所有组成部分都是某种权力的反映。在后结构主义背景下的“话语理论”给人们思考一切合法性问题提供了有力工具，文学话语、新闻话语、历史话语、法律话语、身份表达、各种写作乃至科学报告都看作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建构，是各种文体规则、叙事元素、权力兼治资源的配置和再生产，是各种欲望和意识形态的重新编码，是一种话语和意义的游戏，是对实证主义绝对化、真理化、理想化的批判。
20世纪90年代以来，批评性话语分析将话语的语言学视角和社会视角结合，旨在通过分析语言特征及其生成的社会文化背景挖掘隐含于语言中的意识形态，进而揭露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批评话语分析不仅关注社会不公正、不平等、权势，更意在揭露在这些不公正、不平等和权势的构建和维护过程中话语所起的微妙作用。费尔克拉夫认为“批评”的意思就是要揭示人们所不清楚的某些关系，比如语言、权势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拉撒尔把批评话语分析理解为对已经“自然化”的事物“去神秘化”的过程。德博拉·卡梅伦指出这种自然化往往是服务于特定利益而违背了他人的利益。批评性话语分析家认为话语是影响人们思想和实践的强有力方式，因而有必要通过详细分析揭示其中的权势关系。
费尔克拉夫和沃戴克把批评性话语分析的主要原则概括为：（1）批评性话语分析关注社会问题，它以社会的、文化的实践和结构为出发点把焦点对准语言，不是为语言而语言。（2）权利关系是“话语的”，即话语是社会权利关系生成和再现的场所。（3）话语构成社会和文化，话语是社会和文化再现和变化的场所。（4）话语从事意识形态的工作，话语结构展现、加强、再生社会中的权力和支配关系，并使其合理化或对其进行置疑。（5）话语是历史的，它应被置于语境中加以考察。（6）文本与社会的关系是经由中介产生的。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是辩证的。话语构造社会结构，也被社会所构造。（7）批评性话语分析对话语结构不仅仅是描述性的，它更是解释性的。它试图根据社会互动的特征，尤其是根据社会结构特征对话语结构进行解释。（8）话语是社会行动的形式，它揭示权力关系的隐晦性。
总之，批评性话语分析凸显权力关系与意识形态过程，注重从社会制度和社会构成这一更深的层次来寻求解释语篇的原因，强调社会对语篇的影响同时注重反作用力，对社会文化、再生产所起的重大作用。
4.修辞话语的复兴
修辞学缘起于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著有《修辞学》一书。但那时的修辞仅仅是指“在每一事例上发现可行的说服方式的能力”。20世纪以来，修辞学吸收后现代立场和方法，加强对修辞话语中的意识形态和权力运作过程的研究，修辞学高调复兴。新修辞学不再将修辞作为语言的润色、调味作用，而是认为没有修辞的交流并不存在，将修辞理解为运用话语达到某种目的。肯尼斯·博克认为术语不但影响我们观察的内容，而且我们的许多观察就是因为这些术语而产生的，因而我们当作现实的种种观察，不过是这些术语给我们带来的种种“可能性”而已。简言之，人类永远生活在修辞环境中，而不在“现实”中。充分认识到了修辞的建构性。修辞的一般策略为：
A.修辞无痕：西方修辞学追求的修辞，不是辞藻华丽、巧言令色，而是藏巧示拙，不露痕迹。他们认为修辞绝对是必要的，但修辞只能在不被看作是修辞的时候才能发挥作用，修辞要不露痕迹。
B.诉诸论辩：修辞学认为说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说，只有论辩才能把价值推向前台。
C.寻找修辞支点：在社会关系网中寻找权力宣言的支点以支撑一个时期修辞行为的所有观点。
D.调动认同：“认同说”是新修辞学的主要内容，认为认同是说服和有效传播的一个手段，在象征性活动中，人会不自觉地处于一种认同情境中，从而达到共同行动的效果。博克区分了三种认同：(www.xing528.com)
b.对立认同，对立双方在共同利益上寻求结盟。
c.误同，无意识认同，也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E.塑造或唤起幻想主题：鲍曼提出“象征趋同理论”和“幻想批评方法”，他认为象征不仅是个人建构现实，而且是个人对象征的意义趋同，达到一个参与者共同享有的现实，即“（修辞幻想是）能够将一群人带入一个象征性现实的综合戏剧”“幻想主题”和更大的“修辞远景”，在群体和组织讨论中形成，给人们一种共同的对于现实的认同感，个人在修辞运动中创造了各种由共同期待与意义组成的主观世界，并在个体面对自然和社会压力时获得帮助，给予个人以意义和自信，以实现将个人意愿表达为普遍愿望，为个人不幸和无助提供公共榜样，设计出个人幻象。
与此同时，修辞学提出的“五艺”（修辞发明、谋篇、文采或风格、记忆、讲演或发表）非常值得关注。
5.合作原则
合作原则是会话的一条重要原则，最初是由格赖斯提出。他指出：人们说话前提必须是合作的。而合作并不是指会话双方意见一致，而是指人们愿意通过这种选择的方式参与会话，并使会话进行下去。主要内容：（1）量的准则：会话过程中所说的话不应超过交谈所需要的信息；（2）质的准则：不要说虚假的、证据不足的话；（3）关系准则：信息要有相关性；（4）方式准则：表达要清楚、清晰、简洁、有条理，避免隐晦、歧义、模糊。格赖斯更加关注的是会话过程中对准则违背的种种情况。人们总是在具体的会话过程中故意违反准则，因为“会话含义允许传播者使用各种策略上有趣的、间接陈述句来达到其目的但不被认为缺乏会话能力”。如果一方违反，另一方则会通过判断说话方故意违反的意图，以推测会话的含义。而在言语交际中，语言有两种功能：信息交流型和人际交流型。前者以提供、获取信息为目的，而对于后者提供、获取信息并非其主要目的，而是以调整对话双方关系、增进情感为目的的。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为推导说话人意图提供了完整全面的解释，完善了传统语义学，并诠释了广泛存在的难以解释的复杂话语现象。
6.礼貌原则
礼貌原则是戈夫曼、佩内洛普·布朗和史蒂芬·莱文森提出的。他们认为礼貌、客气是人类行为的重要规范，礼貌语言是世界诸语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所谓的礼貌原则是指人们在实际交谈中期望得到对方的欣赏和保护，需要满足正面子和负面子。正面子是指在谈话中希望得到欣赏、认同、肯定、喜爱和称赞的需求；负面子是指在对话中免受强制干扰的需求。人们在谈话中会尽可能地满足对方的面子，但也总有伤对方面子的时候。于是礼貌原则提出了挽救面子的公式：
Wx=D(S,H)+P(H,S)+Rx。
W表示一个人为了表示礼貌而付出的努力，D表示说话者S与听话者H之间的社会距离，P表示听话者H较讲话者S之间权力大小，R表示伤害他人自尊的风险。W随着D，P，R的增加而增加。
同时，礼貌原则还有一些次则：
（1）策略次则和慷慨准则：求人帮助时应尽量少让别人吃亏及表达自己收益大；相反在帮助他人时应尽量让他人收益，表达自己的代价小。
（2）赞誉准则和谦虚准则：尽量多赞扬他人，减少批评；尽量批评自己，减少赞扬。
（3）一致准则：尽量求大同存小异，扩大共同点，缩小不同意见。
（4）同情准则：减少不和，增加与对话方的友谊。
礼貌原则丰富了格赖斯的合作原则，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合作原则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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