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不是语言符号，而是实践活动，是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

话语理论诞生于西方国家，它的产生有着深厚的哲学历史背景。话语的出现，是哲学向语言转向的产物。正如为了破除了二元论的弊端而向认识论转向，哲学向语言转向是为了破除形而上的痼疾。在这里可以更加通俗易懂地表述为人类思维经历了从这个世界是什么到我怎么认识这个世界再到如何通过语言认识世界的阶段，这是人类认识不断前进的进程。而话语的出现，则克服了原本对语言研究的误区，把语言的意义从文本结构的囚笼中解放出来，越来越注重话语在现实中的运用，透过语言看语言所蕴藏的社会、历史、政治、文化背景，研究语言的建构性、解释性、语境、互文性及权力斗争。话语理论经过众多学者、大家的积淀，不断地丰富而日渐厚重，越来越成为推动各学科发展的新方法和新平台。笔者感悟，能够在这个话语理论蓬勃发展的时代，如此便捷地领略到思想巨人们的成果，实属幸运。而这些丰富的成果，如不加以应用，则是学科发展的重大损失。

话语（discourse）在《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第9版）中的解释：作为名词用时，Discourse主要是指“（口头或书面的）交谈、辩论、正式讨论、语段、谈话等”；作为动词用时，Discourse主要是指“讲述、著述、交谈”。[1]这是仅仅是话语在语言中作为一个词汇的含义，本书所涉及的“话语”绝非一个词汇。

有“现代语言学之父”之称的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德·索绪尔（1857—1913）早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便提到了“语言”和“言语”的区别，这里的“言语”就是我们所说的话语。他认为“语言”是“言语活动的一个确定的部分”[2]，“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3]，是“潜存在一群人的脑子里的语法体系”[4]。“它是言语活动的社会部分，个人以外的东西；个人独立不能创造语言，也不能改变语言；它只凭社会的成员间通过一种契约而存在。”[5]而言语是语言的具体运用，“是人们所说的话的总和”，“是个人的和暂时的”，[6]是属于“个人的意志和智能的行为”。[7]“（言语活动）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现行制度和过去的产物。”[8]在这里索绪尔已经明确了“言语”是人类个体在实际运用中的语言，是多变的、不稳定的，并且认识到了“言语”中所隐含的制度烙印。

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在《在通向语言的途中》《词与物》等著作中，提出语言学转向的观点。“语言破碎处，无物可存在。”“语言是存在之家”便是出自海德格尔。其存在主义观点为话语理论的发展进一步丰富了内涵。

约翰·兰肖·奥斯汀（1911—1960）在《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指出，“我们所要致力于阐释的唯一的实际现象，归根到底，是整体语言情境中的整体言语行为”。他提出了“施行话语”与“记述话语”的区分学说，对真理理论、法哲学和伦理语言的研究有着重要影响。言语行为理论，一方面经过约翰·塞尔和格赖斯等人的修正和发展，成为语言哲学最重要的意义理论之一；另一方面经过一些语言学者的细致阐发和发扬光大，成为语用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研究、社会语言学、语言交际理论等领域有着经久不衰的影响。此后塞尔在《言语行为——论语言哲学》中把言语行为分为：发话行为、命题行为、以言行事行为和以言取效行为，对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丰富和发展。

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建立了“超语言哲学”为基础的历史诗学，这种历史诗学秉承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以来对语言中心的关注，同时根据语言实践的社会基础和历史变化来解释语言符号系统所确立的形式和意义统一的特殊性。巴赫金在对二元论和本质主义的独语策略的轻蔑上和这个语言学思潮体现了同样的哲学气质，但巴赫金又和纯粹的语言论者不同，他更关心语言背后的语义空间，在这一点上，他应用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把语言作为有具体语境和社会环境背景的一种实践，在对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研究中，巴赫金都没有把文学艺术看成是自足的文本结构的共时体（如新批评、形式主义和前期的结构主义所做的那样），而始终将他们纳入历史和社会诗学的范畴。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1889—1951）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语言哲学家，提出了“语言游戏说”，强调只有语言游戏才具有意义。他认为，只有在语言游戏中才能确定语句的意义，命名只是语言游戏的一种。“语言游戏”是意义的基本单位。他提出要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研究语言，绝不能把将语言看作是孤立静止的描写符号，要将语言看作是体现生活的语言形式，着重强调了语言活动的意义要同语言的用途、目的和语境结合起来。

茨维坦·托多洛夫·巴赫金（1939—2017）更为明确地指出：“语言根据词汇和语法规则产生句子，但句子只是话语活动的起点，这些句子彼此配合，并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里被陈述，它们彼此变成言语事实，而语言变成话语。”[9]在这里话语语境的重要性被充分地认识到。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从西欧开启了批判性话语分析的时代。批评性话语分析是现代语言学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它是语言学、社会学、传播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的交叉融合，主要代表人物为福柯（1926—1984）、哈贝马斯（1929—）、费尔克拉夫等。批评语言学试图建立一种语言结构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

福柯从权力的视角出发则认为话语不是一种语言符号，不是思想的自由表现，而是处于其他实践活动的关系网中的一种实践活动，话语仅仅是关系网中的一个结。话语是一种更为宏大的历史进程中的语言实践。福柯推翻了“话语只是说和思之间的结合”，分析作为物质实践被说出来的东西的话语的条件、动作和其产生的效果。话语是陈述的整体，话语由有限的陈述构成，我们能够为这些陈述确定存在条件的整体。而描述一个陈述的整体就是要建立福柯称之为“实证性的东西”。分析某种话语的形成就是在陈述和标志陈述的实证性层次上探讨某一词语性的整体，或者说，是要确定某一话语的实证性的类型。福柯的“考古学”拒绝思想史观，而是要分析历史中的“不连续性”“断裂”等，发现和拾回被总体历史观筛漏的历史，由此“试图创造另外一种已说出东西的历史”。福柯将话语、表象、知识和“真理”彻底历史化的方法，与符号学的非历史化倾向形成对照。他指出，只有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语境内，事物才成为某种特定事物，才是“真实”。福柯批评性话语理论对后来的学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系列对话语权力的批判，诸如种族话语、性别话语、新闻报道话语，研究这些话语的偏见结构、权力制作和理解方式。甚至包括对迪斯尼存在的话语权力进行了批判，这也正好佐证了权力无处不在的话语现象。

话语权是福柯最为关注的话语核心命题之一。在话语与权利的关系上福柯将我们带入到了一片崭新的大陆。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他建构了话语、知识、权力之间的关联。他告诉人们，是权力制造知识，因为看到了知识惊人的功用，权力鼓励知识，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和知识的关系更是一种共生的密切关联，难以分割；没有知识可以真正摆脱权力的缠绕，而权力也无法离开知识而单独存在，权力和知识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而我们还要通过话语来表述和描写知识与权力的关系，所以没有话语就无法建构知识，权力也就也难以表达。那么，自然是没有话语与权力也就无所谓知识的存在。(www.xing528.com)

费尔克拉夫一改以往的语言反映论，将话语的建构性进行了专门的阐述。他认为，“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话语还建造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构建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10]詹姆斯·保罗·吉认为：“我们促成的话语，在我们出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并且大多数话语在我们离场之后仍然会长期存在。话语，通过我们的言行相互交流，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人类的历史。”[11]布朗和尤尔在《话语分析》中对话语的功能进行了归纳：信息性功能和互动性功能。[12]菲斯克从结构和形式角度认为话语这个术语“更常考虑的是两个或更多言说者的交替互动，以及用来操纵和控制特定语境中之话语的语言规则与社会习俗”[13]。将话语的社会交往互动性功能放到话语分析之下。

国内的学者胡春阳在诠释话语时将话语划分为诗学面向和政治学面向，认为诗学面向的话语权力问题没有发生。政治学面向，关心各种表征系统在文化中的更广泛的作用，更关注表征的后果和影响。它关心主体问题，但不是作为同一性的主体，而是意义的生产者或者谈论某些话题的优先者问题；它追求发现某种话语的权力和地位的秘密，致力于发现各种声音发声的策略，从而进入写作、阅读的政治学。[14]这与批评话语理论是相悖的，批评话语理论里不存在没有权力关系的话语，此类划分法更接近于语言和话语的区分。

施旭在对话语的理解上更加重视主体间性，他认为“话语”是与语境或“语言使用环境”相关联的语言活动，更简单地说是一种“实际生活中的语言活动”。话语学者一般从功能主义的语言哲学视角去理解话语：说话人受一定语境影响，有策略地运用语言以达到自身的目的。但是我们认为，话语应该包含更加全面的内容：说话人根据特定的语境（包括听话人）有策略地理解语言活动。至于如何有策略地生成或理解语言活动则受到特定文化的一定影响。[15]

也有学者提出将话语视为是从一个广阔的视角讨论话语理论和实践的一个交叉学科的平台。[16]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从结构上、功能上、表现形式上以及语言学角度和政治学角度对话语进行了释义，不断拓宽了话语视野，深化了研究，并达成了一些共识：

（1）话语是生活中的具体语言，具有多变、不稳定、不完全符合语法规则要求等特性；

（2）话语需要特定的语境，话语的表达和理解都离不开语境；

（3）话语不仅是人类思维的反映，传递沟通信息，更是历史文化、社会关系的建构者，具有建构性。

然而对于话语的定义纷繁复杂，众说纷纭。正如乔纳森·波特所说的那样，话语是话语分析中用法最为混乱的一个术语。话语所涉及的内容也是极为庞大而又复杂的，正如社会对于社会学，心理对于心理学一样。在这里笔者更倾向于将话语视为一个崭新的学科视角。随着研究的拓宽和深入，话语体系的完善和话语定义的形成将是一个值得关注和参与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