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中学的抗日爱国教育及赵君达校长的牺牲

秦　戈

原天津市广东中学校长罗光道先生，于解放前因支持天津爱国学生运动、抵制国民党政府当局对“天津学联”的镇压而遭到军警传讯羁押，被免除校长职务，于1946年5月含冤而死。

罗光道先生是广东省四会县人，生于1894年，原名罗鉴龙。幼年跟随兄长罗道生先生旅津，9岁入法租界英人赫立德博士创办的新学书院读书。16岁中学毕业，继续在大学部哲学系就读。先生聪明颖异，富于思考力，尤醉心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学说。他擅长英语，在津举办的英文演讲比赛中名列榜首，曾得到张伯苓先生的称赞。1915年毕业获学士学位。因身体病弱而未能出国深造，被新学书院聘为教师，留校任教。

1918年罗先生与好友陈永寿等办英文夜校于旧日本租界，从学者甚众。翌年爆发了“五四运动”，先生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恨，将补习夜校迁出日租界。

1923年罗光道先生出任外国人办的马克顿桥梁公司的华人经理，他在赴营口督建辽河大桥时，目睹了日本侵略者欺压中国人，侵我东北的实况，产生了国欲富强必须兴办教育的思想。所以放弃了桥梁公司经理的职务，回到天津，走上锐意兴办教育事业的道路。

罗光道先生于1926年在津创办了“弘德高等商业学校”。他认为中国要走向富强，必须振兴工商业，需要有知识，懂得商品流通规律的人才。而培养这些人才，不能再走旧商人从学徒到掌柜那样的老路，要经过学校的教育培养，这就是他创办这个学校的初衷。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办学的经费、校址、聘请教师都十分困难。先生殚思竭虑，艰苦创业，办起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学校。他自任校长，亲自授课，没有中文课本就直接用国外的英文教材，用英语讲授。北伐后学校更名为“弘德商科职业学校”。“九一八”事变以后，先生提出“以激励青年抗日卫国”作为教学的宗旨。在课业教学中，直接宣扬抗日。

1932年10月，经粤籍旅津同乡举荐，广东学校董事会聘罗光道先生为该校校长。广东学校创建于1922年，是广东会馆筹办，由旅津粤籍同乡集资兴办起来的。1924年学校扩大设中学部，主要收容广东籍旅津人士的子弟入学，罗先生是第三任校长。他到任以后，在原来教学状况的基础上，增聘优秀教师，扩充校址，增加班次，增添教学设备。1937年又增设高中部，学校的体制更加完善。先生提倡严谨的教学秩序，亲自厘定了课堂教学规则、学生学习守则、请假出勤、教师延聘等规章制度。他办学事必躬亲，不只过问各种班级情况，而且到课堂亲自听课；对学生成绩考核不只看分数，他还要抽查试卷。在学生中一直提倡朴素的校风，教育学生不要穿华贵的衣服，男生只留平头，女生短发，一般只穿竹布大褂，不提倡施脂粉。广东学校身居闹市，但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校风，以成绩优异而享誉津门。

广东中学尤其可称赞的是它高举抗日爱国的旗帜，灌输抗敌救国的思想教育。先生出任校长适值“九一八”事变之后，为挽救祖国危亡，罗校长带领师生出版《抗敌周报》和《我们的两周》，开展校内校外的抗日宣传。从此时开始，广东中学成为市内各校学生和各种抗日组织集会的场所之一，也就成为天津各界宣传抗日的主力，因而深为日本侵略者忌恨。在广东中学的教育影响下，抗战爆发以后，许多学生脱下长衫，走上了抗日杀敌的前线。

此时先生出任“弘德”、“广东”两个学校的校长，日夜操劳，奋而忘食，奔走呼号，为救国而瘁。冯庸大学自东北迁到北平，先生复又兼任该校的逻辑学教授。他在讲授课程中，常常以必须团结抗日、收复失地为内容，激励东北同学的抗日热情。

日军占领天津以后，天津市的大、中学校有的被炸毁，有的被日军作了兵营，有的南迁了，但仍有若干学生教师滞留在沦陷区。在此情况下，罗光道先生、赵天麟先生等爱国的教育家，做了许多的工作，在耀华学校内成立了“特别班”，收容失学学生。校舍教室容不下，就开上、下午分别上课的班次。罗光道先生还聘请失业教师到广东中学任教，如数学老师尹建常、王恒安等，英语老师戴圣谟、化学老师余瑞征等，都是原南开中学的优秀教师。

为了团结抗战，罗光道先生和教育界的爱国人士筹组了各种抗日团体。据史料记载，1937年12月23日伪警特务科得到情报说：弘德学校校长罗光道在日军占领天津以后，将他所领导的“弘德同学会”改组，表面上称为学生团体，实际上是该校学生的抗日团体。每班学生代表二人，组成代表会研究抗日活动事宜。罗光道担任最高指导，该校教员吴世奇、女教员台建一经常指导学生的活动。1938年1月12日，特务报告了罗光道组织教育界抗日团体的情况：广东中学校长兼弘德学校校长罗光道住英租界耀华里45号，11日下午4时在广东中学召开秘密会议，到会的有弘德教务长罗有成、教师吴世奇、女教师台建一、西开中学校长高杰轩、法汉学校教师于派华、南开大学教授柳无忌等10余人，席间对各种问题进行了研究，共同商讨了在租界查禁抗日活动的情况下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1938年1月25日的特务报告说，在校长罗光道首肯之下，“平津（抗日）救国先锋团”的平津代表30多人，在广东中学召开了筹备会，会上讲演言词激烈，讨论了准备散发的抗日传单。

1938年5月5日伪警得到的一份报告说：一个大型的教育界抗日组织“除奸委员会”在耀华中学开展活动。参加的有耀华中学、广东中学的教师、学生，南开大学学生等。“除奸委员会”的委员长是耀华英文教员沈天民，董事长是耀华校长赵君达，副董事长是弘德兼广东中学校长罗光道，这个组织内部还有宣传、联络、调查、内务等不同分工。

为了抵制奴化教育，处于英、法租界的耀华、广东、法汉、慈惠、志达等校的校长、教师共50余人，于1937年12月12日在海大道女青年会召开秘密会议。会上共同决定：一、各校学生抗日到底；二、决不更改旧有之教科书；三、各校增加军训。这次几个中学联合抵制日伪奴化教育的活动，给日伪打击很大，引起日伪的注意。

日本侵略者对于抗日活动是不能容忍的。为了给铲除罗光道制造借口，他们造谣说他是共产党。从1937年底到1938年初，特务机关有三次报告毫无根据地说：“罗光道是共产党天津党部执行委员”、“事变前对抗日运动颇为活跃，事变后奉党部之命督导学生运动”。

1938年6月27日早晨，爱国教育家、耀华中学校长赵君达被日本特务暗杀。赵君达的死引起社会的震动，也促使人们关切罗光道先生的安危。首先罗先生得到钦佩他的侠义人士、在法租界工部局工作的田润川先生的关切与保护；其次罗校长搬出耀华里45号住所，住到广东学校侧楼二楼的一间小屋，蛰伏不出门。主持校务由女教师吴佩球与他秘密联系。

罗光道先生用蓄须明志，侧楼隐身以韬光养晦，从而逃避了日特的毒手。但是到了1944年4月还是遭到日本宪兵队的逮捕。(www.xing528.com)

1938年底，抗战政府教育部“战区教育委员会”组织领导教育界人士成立了秘密抗日团体“天津教育促进会”。它在日伪统治下的天津教育界开展“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爱国活动，团结教师抗日爱国，介绍青年到抗日后方读书，救济和慰问在日伪统治区的教育工作者等活动，在沦陷的天津起到了团结抗战的积极作用。罗光道先生虽未在这个组织任领导职务，但他本人和“战区教育委员会”专员徐治保持着秘密联系。

“天津教育促进会”终于被日本特务侦破，首先是该会副理事长王润秋教授于1944年2月19日在劝业场前被捕。到了1944年4月份，相继被捕的有天津达仁学院院长袁贤能，天津工商学院院长刘乃仁，水产专科学校校长张璧臣等。罗光道先生是在1944年4月从家里被捕的。这批教育界的知名人士被捕后，经日本宪兵队的严刑审问，没有查出确实的抗日证据。除王润秋教授惨死于日本宪兵队以外，罗光道和其余被捕者全被释放了。

日伪推行的奴化教育中，有一种强制学生参加各种劳役的措施，名曰“勤劳奉仕”。广东中学的学生抵制这个活动而未参加，从而触怒了日伪当局。1944年11月，广东中学被伪天津教育局撤消立案，学校董事会被解散，罗光道校长被撤职。日方主使让广东籍的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徐良领衔另组校董事会，让汉奸、伪津海道道尹陈中和兼职任广东中学校长。从此校务废弛，校风日下。此时“弘德商科职业学校”早已停办，罗光道赋闲在家，他的精神痛苦达到了极点。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罗光道对祖国光复欢欣鼓舞，他剃掉了胡须，为重振教育事业而壮志满怀。广东中学在秋季开学后，师生驱逐了汉奸校长陈中和和他在校内的代理人。旅津广东籍爱国人士和广东中学师生共同筹组“旅津广东学校复员委员会”，他们首先要做的是迎接罗校长返回广东学校。这个委员会在1945年12月7日给天津市市长和教育局的呈文中指出：“汉奸校长伪津海道道尹陈中和逢迎日寇，宣传亲日思想，压迫爱国运动，已被我们师生驱逐。我们热烈欢迎原校长罗光道先生回校任职。”呈文中强调指出：“校长罗光道自津市被占领后，不与日寇合作，不做奴化教育，不屈不挠，大义所在，生命不计，终于去秋遭日寇之忌而去职。”为此全体同仁与学校师生一致拥戴抗日校长罗光道返校任职。在呈文递送同时，广东旅津同乡和广东中学校友、学校师生共同到耀华里45号先生的住宅，举行了盛大的迎接校长活动。场面很大，他们喜气洋洋地将送去的“敬爱的罗校长”题词悬挂起来，并请校长在门口留影纪念。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万民欢腾之际，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教育善后委员会”颁布了一个“甄审收复区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的办法”和“收复区中等学校教职甄审办法”，把八年来生活在沦陷区的一代人统称为“伪学生”，把忍受着生活贫困、敌人压迫而坚持教学的老师们称为“伪教师”，都要经过什么“甄审”才承认他们的资格。这激起了平、津、沪、宁以及全收复区各地师生的激烈反对。

天津的学生愤怒了，有7个学校代表在1945年11月底召开了第一次反甄审会议，以后反甄审的斗争不断扩大。第二次反甄审会议有18个学校于12月19日在广东中学召开；12月22日第三次反甄审会议达到21所学校，26日第四次会议达到22所学校。在全市大多数学校代表都云集广东中学的会议上，在天津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以推动反甄审运动的开展。

反甄审运动在中共天津地下党学委的领导下，很快形成声势浩大的6000人大请愿，在1945年12月31日包围了市教育局，局长被迫签字“不甄审了”。在取得这个胜利之后，在寒风凛冽中又举行了庆胜利的游行示威。

1945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了反内战、争和平的民主运动。国民党军队镇压了这次“一二·一”运动，枪杀了四名学生，罢课斗争还在继续中。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达成停战协定，双方发布了停战令。针对国内斗争形势，天津地下党决定通过“天津学联”发动“一·二五”大游行，提出：（一）反对内战，敦促政协会议成功；（二）支援昆明学生发动的“一二·一”运动；（三）庆祝天津学联成立。1946年1月25日，天津学联在民园体育场召开有2000学生参加的“巩固和平大会”，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

这两次学生上街大请愿、大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揭露了他们的法西斯暴政，震动了平、津和华北。天津政府当局惊恐了，军、警、宪、特集中力量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并说“学联有背景”、“幕后有人指挥”，造谣离间，开列黑名单，特务们还伪装记者混入学生内部刺探情况。

“天津学联”公开的活动中心，一直是在广东中学，于是警、特们就迁怒于罗校长。他们认为“奸党分子侵入该校毫无疑义”，“因关系重大，不敢操切，一面派人监视其行动，一面观察其发展意向”。市教育局对罗光道校长施加压力，让他驱赶学联。与此同时，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对罗光道先生的密报纷纷出笼。国民党党部特务米少丰在1月25日密报中说：“罗光道为学联提供会场，该校长在抗战前就反对委座（指蒋介石），性情乖僻，好犯上峰。”中统局天津区负责人甘舍棠在1946年2月8日的密报中说：“罗某有助长两次学生运动之嫌。”在另外一个警察局的报告里说，罗光道对学生上街游行“有策动之嫌”。这些密报汇集在驻天津的94军军长兼天津警备司令牟廷芳那里。

1946年2月下旬，天津的国民党、三青团和军、警、特务组织等联合起来，掀起了反苏反共的高潮。2月26日，组织军政各界和一部分群众上街，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共反人民的各种口号。“天津学联”抵制了这次游行。浪潮过后，为消除反苏逆流的影响，“学联”相继组织了几次报告会，请进步人士、政协代表等讲演。这些集会活动是在广东中学举行的。

3月12日上午10时许，军、警、特务冲进广东中学，拘捕了罗光道校长和王则民教务主任。同时，实行校内戒严，校内学生一律回家，学校只许出不许进，非本校学生一律赶出学校。这样做实际是将“天津学联”驱赶出广东中学。

市政府教育局还强行召开广东中学学校董事会，宣布解除罗光道先生的校长职务和王则民的教务主任职务。

逮捕并解除罗光道校长职务，在广东中学引起的震动一直延续到4月下旬，有约40天的时间，师生为抗议对他们罗校长的迫害，一直处于半罢课状态。学生不上课，或者六小时的课上二三小时就闹散了。他们几次派代表请愿，直到4月22日，广东中学的代表还到94军军部去请愿，质问牟廷芳为何逮捕、撤职罗校长？请求下令给罗校长复职。

“天津学联”没有垮，他们转移了活动阵地。但是爱国教育家罗光道先生因无辜受辱，横遭诬陷，气愤积郁而卧床不起了。先生从青年时代就染有肺病，病愈后未能出国留学，也终身未娶，一心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身教育事业。经此次冤枉迫害之后，旧病复发。经先生的侄女罗慕班女士、侄女婿谢天培先生接到北平疗养，但病情日殆，又转回天津住法国医院，治疗无效，于1946年5月初逝世，终年5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