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毓麟的生平经历及主要举措

○吴淑芳

吴毓麟，回族，祖籍安徽歙县。清末歙县遭蝗灾，为求活路，祖父举家北上，奔往回民聚居的河北省沧州。1871年的一个风雨之夜，父亲吴毓麟诞生在逃难途中。一家奔到沧州后，依靠当地人的帮助，在庙里借了一间小房，靠帮着给人家运鱼、卖鱼为生，慢慢地在沧州孟村落了户，并开设了一个小鱼店。

父亲15岁那年，偶然在大沽看见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招生告示，如能考上，不但不交学费，管吃管住，而且每月还发给二两银子作补贴。这对于贫苦子弟来说，实是安身立命之出路。于是父亲和伯父（吴墨林）决定一同赴津投考。当时“好男不当兵”的思想极为普遍，对上这种“洋学堂”则更视若歧路，故投考人不多，父亲因此轻易地考中了。

入学也就是入伍，除课堂学习外，更主要的是操练。父亲性格坚毅，又能耐劳，因此尽管文化和身体基础都较差，却终能连年成绩优异，不断得到擢升，毕业后被选派赴德国深造。

父亲在德国浮尔底造船厂学习时，首先遇到的是语言问题。虽有翻译人员，但他认为非自己掌握不可。于是，除了日常主动接近德国民众，以提高听力和口语外，还在宿舍内贴满了生词及日常用语，刻苦阅读德文书刊。到学习期满归国时，父亲已能操一口较流利的德语，成为具有造船和机械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了。

1915年父亲被任命为海军部科长，对海军建制及船舶制造多有建议，不久调大沽造船所任所长。由于父亲具有维新思想，目睹当时政府腐败无能，迭受外侮的现状，颇思振奋，励精图治。他广聘有实才的人物，除造船舶外，还潜心研究军火生产，曾制出多种长短枪及其他火器。“大沽造”枪在当时曾闻名全国。

造船所在当时世人眼里是个肥缺，地位虽然不高，但掌握军用物资，又能与外邦商贾联系，加之这是个技术部门，独立性较大，主管人只要昧起良心，便可中饱私囊。因此不少人便以己度人，以为父亲独吞了不少银钱，散布了不少流言蜚语。父亲终被明升暗降调任直鲁巡阅使顾问，成为有名无实的散职人员。

约在1922年（黎元洪任总统期间）父亲出任津浦铁路局局长。任此职者出入有汽车，随从人员前呼后拥，但父亲一般都是轻车简从。一次在济南公干后回津，本可挂专车，或是坐头等卧车包房，但他却有意身穿便服挤到三等硬席无号的乘客中，一面观察车站秩序、铁路人员工作情况，一面与同车人闲谈，了解情况，品评车上工作人员的作风和品德。当时的铁路部门，车上车下、站内站外弊病丛生，所以父亲要亲身领略，以便针对具体情况整顿路局。

父亲在担任交通总长期间遇上了一件震惊世界的大麻烦事，那就是发生在1923年5月的临城大劫车案。这是个比较复杂的预谋案件。案发之后，中外报纸均有报道，北京各国公使扬言要“军事共管中国”，还说要褫夺曹锟、吴佩孚的职务。日本报纸说：“中国元首应亲自去与土匪交涉，争取释放国际外宾……。”当时被劫的40多名外国人，不仅分属英、美、意、墨诸国，而且更令人担忧的是其中有一记者鲍惠尔先生是美国《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笔，如果他将来以受害者身份加以报道，将有伤国体，何况当时列强正在寻找借口，以求获得特权。由于事态严重，北洋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父亲身为交通总长，职责所在，更是万分焦急。父亲亲自出马与杨以德、熊炳琦、温世珍等并各国领事先后奔至枣庄与劫车匪首孙美瑶谈判，后来达成协议，被劫的外国人终于全部得到释放。我国政府除向各国正式道歉外，还赔偿了几十万元的巨款，一件贻笑外邦的大劫车案才算解决。

由于政局的变动及其他原因，父亲终于下了台。父亲虽曾历任要职，但并未像有些军阀政客那样任意搜括钱财填饱私囊，所以下台后终因开销巨大，食指浩繁，又有各种应酬而感到入不敷出。于是将住了近10年的原意租界二马路的住房，卖给了前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租赁了特一区十二号路的一所房子（今市检察院）。全家集中住在新租赁的这所德式大楼中，父亲和后母住一楼，哥哥吴振宏（毕业于陆军学校，曾任总统府侍从武官、内河航运局局长）、弟弟吴季光（毕业于燕京大学，曾任商品检验局局长，现在南美乌拉圭经商）和守寡的伯母、两个堂寡嫂及其子女（父亲和伯父情感弥笃，因此对伯父的遗属非常关切，担负起了养育他们的责任）三房分住在二楼。除年节或喜寿日这四房共同饮宴外，平日则由大厨房分别开饭，各不相扰，和睦相处。三楼存放杂物、箱柜，并特辟一室专供祖先牌位。地下室及大楼周围的10多间房屋则供男女仆人和在我家吃闲饭的亲友们居住。

父亲的爱好是广泛的，除了要每日练习书法外，还特别爱读历史、笔记之类。每晚临睡前，坚持读《资治通鉴》，他常常教导我们说，这是一部巨著，史实翔实，文笔流畅，历代盛衰兴亡之因莫不毕现，举凡学子非读之不可。父亲特别崇敬光绪的老师翁同和的学识和为人，对他的书法也颇为爱慕，临摹不辍。他自己对外语曾下过功夫，深知要有点成就不下力量是绝不会成功的。为了保持外语听、读、对话等能力，他有意识地经常去看外文原版影片，遇有外国大夫看病时，就用外语直接交谈，从不找翻译。他还特别爱读外国小说，并常常教谕我们要好好学习外语。(www.xing528.com)

父亲对我们子女们的教育和学习非常重视。男孩子们固不待言，抓得非常紧，常训谕他们将来要有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不要依靠先人给遗留下什么金银财宝，那都是不可靠的。对我们这几位“千金”，也是严格要求，尽力使我们能够受到全面而良好的教育。

父亲聘请了名儒郑菊如老先生教授我们国文，每人都要练习毛笔字，对我们女孩来说，小楷尤为重要。父亲说书法是国粹，经常亲自督促我们学习，偶有所得便以为乐，有时也发给一些纸笔文玩之物，作为奖赏。父亲还聘请了张瑞珍女士教我们学习英语。这种条件，即使在当时的“官宦之家”也不多见。张瑞珍女士曾留学美国（与宋美龄女士同学），亭亭玉立，面貌秀美，风度潇洒，经常穿着西式衣裙，操一口流利的英语，我们都非常敬佩她。她每周到我家三次，除教授我们英语外，还经常带我们出去参加宴会，从而使我们开了眼界，学到了一些社交礼节。父亲思想较新，因此我们姐妹四人都未受缠足之苦。

父亲在政界虽属直系军阀，但因为人较正直，各方人士皆乐与之交往。张自忠将军任天津市长时，曾聘父亲为顾问，时常到我家找父亲咨询政务。抗日将领马占山来津时，曾以我家为住所，父亲曾协助他做了不少工作。奉系国务总理潘复在天津和父亲曾共同经营盐务，双方交往比较密切。前海军大臣、清朝光绪皇帝的弟兄载洵，虽系父亲的顶头上司，但寓居津门时，与父亲也过从甚密。

父亲虽是旧官僚政客，但他也为家乡和天津的贫苦群众做过一些好事。1939年天津闹大水那一年，市内一片汪洋，父亲虽已不在台上，但倚着当时的声望积极联络各方力量，派出五条小船每日巡驶天津各区，来往渡人。特别是对那些贫苦家庭的妇女、儿童们，把他们救出险地后，或送往外地，或安置在高埠地区。每条船上都带有大量棒子面窝头，以便救济乏食之人。每日还在我家窗口放上盛满稀粥的五个大缸，凡遇难民求赈，每人一勺，以救燃眉之急。

家乡孟村也闹过水灾，父亲除派人办粥厂赈济灾民外，为了能生产自救，还在村上办起了小型纺织厂，设立了扫盲学校。但后来因我家衰落，这些善举未能支持多久。

在敌伪时期，日人在华北一带横行无忌。父亲这时下台已久，虽已紧缩各方支出，终是坐吃山空，为了维持表面的空架子，只好变卖一些物品，可谓捉襟见肘了。这时日本驻华北的冈村宁次大将和汉奸王克敏等人都曾到我家，意图“敦请”父亲“出山”，维持华北政局。家中原有的吃闲饭的亲友们本已因我家入不敷出、外强中干而另投新贵，这时看到日本人和伪方要员属意父亲，又都不请自来，几乎应接不暇。他们每日在父亲耳边进奉“大计”，实际上是各为己谋。面对这种内外的压力，父亲把客厅里侧面墙上的一幅山水画换成了唐寅的《秋扇图》，那上面有四句诗：“秋来纨扇合收藏，何事佳人自堪伤。请把世事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表达了父亲此时的心境。日伪虽多次威胁利诱，父亲的态度始终是“敬鬼神而远之”，推说自己老来多病，并以在闹牙病为借口，表示暂时不能出来任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1944年秋，家中生活更加紧迫，一切细软已当卖一空，连一些较好的家具也多半变卖，家庭人员也都各奔前程，自谋生路。父亲在这种国难、家乱、老病堪愁、内忧外患的情况下，病情日益加重，终至不起，于1944年病逝，卒年73岁。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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