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笈求学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

孙璧如

孙璧如教授现年已95岁高龄，一生从医。年轻时毕业于天津海军医学校，后被保送赴法国波尔多大学医学系留学，获博士学位。回国后在天津法国医院（现天津中心妇产科医院）应诊达25年，退休前任天津第六医院院长。本文记述了作者1906年——1925年求学期间的亲身经历。

——编者

一、家世和小学生活

1899年3月12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我降生于天津南乡辉德镇（现河西区灰堆）。据说这里的居民是明初从河南辉县、归德一带迁来的，故名辉德镇（明朝时，这两个地方属卫辉府和彰德府）。又传说，这里是“闹庚子”以后才改名灰堆的，因为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天津、北京后，曾派兵到辉德镇搜捕义和团，有乡民谎说“这里叫‘灰堆’，不知道辉德镇在哪里”，因而免除了一场灾祸。从此，这里就改称为灰堆了。

灰堆原有李、张、孙、王、贾等几大姓。清光绪年间（1875——1908年），我的伯父孙平怡（原名平仪，1909年溥仪登基称帝后，为避圣讳，改仪为怡）在镇上开了一处米面铺，家道小康。这处米面铺又是伯父给乡民看中医的地方，因为他不收诊费，纯属行善，故在当时南乡的25村有一定的名声。本世纪初，袁世凯在直隶省搞地方自治时，我伯父曾被选为当时天津县的一名参议员。在此后天津废庙兴学时，他曾出面将镇内的一座菩萨庙改为小学堂。由此可以看出，他算是当时地方上的一名新派人物了。再从他以后让我和他的一个男孩分别报考美国人办的成美学校（现汇文中学）和德国人办的德华学校（现海河中学）看，也说明他是颇有眼光的。我的父亲孙平和，一生都在自家的小米面铺里照应门市，是个自东自伙的小买卖人。

我原名孙玉瑸，念过三四个月的私塾，后并入该村新成立的小学——民立第二十四小学读书。这所民立小学是由镇内的原菩萨庙改的，原有的泥菩萨被移到一处殿堂里，腾出几间房子改为教室，教师除旧塾师教语文外，还请了一位教数学、手工、唱歌、体育课的老师。那时候的小学有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两种，即初小五年，高小三年。因当时的第二十四小学只设初小，故五年毕业后，我就到隔着海河的大直沽民六小学上高小，住校读书，时为1910年，我12岁。

在第二十四小学（现灰堆小学）读五年初小时，有两件事情和我以后一生从事医务工作有关。其一，是初小将毕业时，县里照例派员视察并面试学生，出题目让全班学生各写一个认为是最“大”的字。有的写了“天”字，有的写了“巨”字，我自己则写了个事业的“事”字。我当时刚12岁，已默默地懂得一生要做出一些事业才是最有意义的，并一生务此不移，我确实把从医当做我的事业了。其二，是我母亲有一次得了浮肿病，连服我伯父开的中药无效，伯父认为不易治好，我母亲则让我到南乡一个村子里去求一位“跳大神”的巫医“看香”赐药。这位巫医是信“天地门”的，正在地里收庄稼，我见到他就跪在地埂上给他磕了个头。他问了姓名，听我述说了母亲的症状，就和我一同到了我家。在我家院里找了一块砖，跪在地上以头碰砖，连磕了300下以后，对我们家里人说：“你们孙家将‘菩萨’锁在屋里不透气，才叫你家病人混身浮肿、憋气、闷得慌，只要将存放泥菩萨屋子的门窗打开就可以好了。”这些话当然是无稽之谈，我也不信，但还是照样对母亲讲了，母亲让我照办。我虽然不相信，但母命不可违，只好出去转了一圈，谎说镇菩萨屋子的门窗打开了。我母亲听后立即喘了一口大气，说：“好多啦！”其实这是自己给自己说“吉利话”，起个精神安慰的作用，根本不管事。因为说完这句“吉利话”不久，母亲就又憋起气来了。最后，是我们本族的一位侄辈从北马路上池馆大药房的西医吴大夫处配了三瓶西药水，治好了我母亲的病。这算是我相信西医和以后立志学西医的开始。现在推想，我母亲当年很有可能是因心力衰竭而致浮肿的。

二、在成美和新学读中学

三年高小毕业后，伯父让我报考南关下头的成美学校。这是一所由美国教会办的中学。成美学校有两种学制，一种是全科正班，四年毕业；一种是单科副班，也称选择班，即随意选学单科。我报考副班，选学英语、算术和汉语三门课程，主要是为学好英语打基础。当时的校长是美国人，名叫派克。另还有一位中国人为副校长（已忘其姓名）。我毕业前又换为一韩姓副校长。

成美学校的学生有交费生和免费生两种。交费生每学期学费40元，每月饭费6元，不收住宿费。这里没有走读生，学生全部住校。住校前填表，写明是每周或间周出校返家一次，平时是不准出校门的。我报的是间周返家，即每隔一星期的星期六下午出校，转天的星期日下午返校。离校和返校也不用办什么手续，因为传达室的工友对学生们都熟悉了，谁来谁走都认识。回家时，是从南关下头步行到大营门，再坐顺路的轿车“搭脚”回灰堆，每次车费为10个大铜板（当时一元钱可换一百二三十个大铜板），约占我两周零花钱的五分之一。因为校内的伙食很单调，夏天常是萝卜熬粉条，冬天总是白菜、豆腐、粉条，主食顿顿是馒头，很少见米饭。我每次回家总要带回一些熬小鱼或炸面酱佐食，这就很不错了。至于留校的那一周，只能在校内看书，主要是对着校墙念英语，练发声，也常练习跑步和打乒乓球等。

当时，成美学校的学生共有300人上下。学生的宿舍是在大屋子里打隔断墙，分出许多间小屋子，每间小屋4名学生，分住两个上下铺。晚间，在屋门口置一个尿桶，有堂役应差提倒。冬天用暖汽取暖，因为是汽炉子，故夜间停火时很冷。我在校中因学习比较好，每次考试都名列榜首，故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经常在韩副校长的指导下做学生会的工作。记得办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免费生和交费生分伙吃饭的问题。原来免费生吃饭不交钱或少交钱，但和我们交费生吃同样的伙食，很不合理。经过分开以后，我们的伙食得到改善，再不是白菜、粉条、豆腐等老样子，而改成8个人一桌，每餐可有几个不同样的菜了。还有就是组织英语讲演会、联欢会、游艺会等。有一次由韩副校长领着我去估衣街商店购买各种彩旗和万国旗布置会场。

一年后，我选学的三门课程全都考试及格，于1914年插班到法租界海大道（现大沽路）上的新学书院继续读书。主要原因是新学书院由英国老师以英语讲课，发音纯正，不是美国味的英语。其次，报考这所学校有跳班的因素，说明自己努力学习。我当时的考试成绩很好，名列第三。

新学书院相当于高中程度，是英国伦敦会主办，创办人为哈特博士，共有8个班，另外还有预科的两个班。在这里，物理、化学、数学、历史、地理全都是英文课本，由英籍的外国老师用英语授课。中文课每周讲一次《古文观止》，由一位中国老师讲。在新学书院学习的两年里，我的学习成绩也很好。这时，有一位任班主任的外国老师每周三都请我到他家去喝茶，用以联络感情，他的夫人也参加招待。其实，他们的目的是劝我信奉基督教。我不相信他们的宣传，故虽每周到他家去，但至终没有入教，终身也不奉教。这位外国老师在基督教内有一定的地位，名为郎曼。

新学书院很重视体育课，校内的足球队和篮球队在当时都很出名。每周三和周六的下午，我们都去现在营口道下坡的开洼地里踢足球（或打篮球）。冬天，营口道西边的河沟和大坑冻上冰，也是我们练习滑冰的地方。那时还不时兴排球运动，而打乒乓球却比较盛行。我打乒乓球的成绩不错，故几年后在北洋医学堂上学时，曾获得过全市学生乒乓球赛单打第一名。

三、海军医学校的五年

1917年至1922年，我在天津海军医学校读书5年，大学毕业。

“海军医学校”的前身名“北洋医学堂”，是中国在华北建立的唯一培养西医的学府。为清朝光绪年间由李鸿章筹建，于1902年冬在天津成立的。民国以后更名为海军医学校，隶属于海军部，至1930年学校关闭，前后存在近30年，共有21届毕业生，我是第19届毕业生。其毕业学生被称为中国医界的“北洋系”。校址在旧法租界海大道（现和平区大沽路），西邻新学书院（现市十七中学），东为医学堂（校）的附属医院（成立时称“北洋医院”，民国后更名为“海军医校医院”），对外应诊，和对面的马大夫医院并存多年，到1933年停办。

该校为官立五年制大学，免费，还供学生的食宿衣着和课本。若中途自动退学，按每年大洋（银元）300元“退赔”。我于1917年夏在新学书院高中毕业后，便就近报考了这所医科大学，走上一生从医的道路。

考试很严格。最先由院方进行英语口试，转天发榜，榜上有名的才能参加以后的笔试，无名即被取消考试资格。这样，每次参加考试的人数递减，最后的一次笔试时是从200人中录取30名正取生和一名备取生。整个考试以英语的口试、笔试和汉文三种最重要。对我的英语进行口试的是校长经子清（浙江人）主考，他让我读一份《华北明星报》上的文章，虽有个别专门词自己不很懂，但都念得很好，校长经子清一边听读一边点头，表示满意。英文笔试是写一篇旅游记；汉文的作文题目是《良医救国论》。在这三门主考课以后，物理、化学、数学等试题就都比较简单易答了。最后发榜时，在30名正取生中我排在第七名，另有一名备取生为石蕴珍。（在正取生中，有我在灰堆时的小学同学李鸿凯，入学不久患肺结核病退学，即由石蕴珍同学补入。石的学习成绩很好，在班内一直为第三名。石蕴珍，即是后来成为我市著名西医的石怀璞大夫。）

报考海军医学校是我自己的主意，伯父和我的父母都不知道。在这以前，伯父已托人在英美烟草公司替我谋得一个当翻译的职务，每月有80元大洋的工资，足可养家或贴补家用了。伯父知道我考上海军医学校以后，一时不太满意，嫌我自作主张，但因为上学不用家里花钱，也就同意了。更主要的是他认为我有志向上，又是习医，故支持了我。

海军医学校的前门在原海大道，后操场在现在一路公共汽车中心站的地方。学校为旧中国衙门式的古建筑，门楼高大，黑漆大门，过道的前门楼上悬“海军医学校”横匾，署名程璧光，是民初的海军部长，过道二门上楣是原李鸿章所写的“北洋医学堂”横匾。门楼内有一宽大板凳，有一人由早至晚在此值班，很像现在的传达室。校分三道院，前院略小，系平房。有行政科室，如院长室、学监室、总务室、财会室等。中院较大，东有教学楼，上为课室，下为礼堂。宿舍楼在西南两侧。北楼上有图书室、标本室和储藏室，下有X光室和健身房。后院较大，有学生厨房和网球场、篮球场等。1917年我入校时，法籍教师有罗彬（ROBIN）卢梭望（LOUSSOUN，兼管医院后院的巴斯德化验所）、杜瓦勒（DUVAL）、赖皮那斯（LESPINASS）等4人。中国老师都是本校早年的毕业生，除校长经子清（不讲课）外，还有张子翔（广东人，教师兼学监）、罗汝藩（广东人）、张子修（天津人）、沈鸿翔（天津人，本校第一期官费留法学生）、唐梯春、梁承藻（均为广东人）等。以上中外教师也都是附属医院的应诊大夫，兼职不兼薪。其中部分教师半日在家私人开业。此外，还有中文教师和体育教师各一人。校方的外籍教师之所以要由法国人担任，是因为根据建校时和法租界当局的有关协定，法国租界工部局不收学校的房地产税，而交换条件是在校任教的外籍教师必须由法国人担任。

这所学校每两三年各招生一次，每次录取30人，使五年制大学总保持有两个班级共60人上课。

在海军医学校求学的五年时间里，我是班长，也担任学生会的工作。1919年“五四”运动时我也参加了，负责组织和带领同学们一起参加爱国运动。记得有一次在南开中学体育场开会时被军警围住，上下午都不让出来，我们学校站在队伍后面，只见前面的队伍逐渐矮下来，后来我们全体都坐下了。到晚上官方人员让我们学生排成四路纵队，左右边都有警察跟着，由军警押着送回学校。转天，我们又被通知去商会请愿罢市，各校学生会的负责人都在东马路青年会等候消息。当时我亲眼看见学生会的领袖马骏（南开中学学生，后被军阀张作霖杀害）曾用砖头打破自己的头表示决心，脸上流了许多鲜血，很受大家拥护。另还有一件事给我印象很深，我校的外科教师梁承藻有一天乘自有的日制小汽车去东马路看望牙科大夫钟逸樵（广东人）归来，在尚未上车时被一青年误当作日本驻津领事被刺身亡（因梁老师身材矮小，又留有连鬓胡子）。记得那个行刺的青年还在东门里的一个小饭馆内大吃大喝，醉醺醺地说他刺杀了日本领事，此案以后不了了之了。

四、两次参加防疫工作(www.xing528.com)

在海军医学校学习期间，我两次参加了当时的防疫工作，算是我从医的开始；又因所遇之事有奇特之处，故印象很深，值得一述。

1920年夏，天津发生霍乱传染病。警察厅长杨以德和防疫处长刘国庆联名贴出布告，开展防疫工作。措施之一，是抽调海军医学校前10名的学生参加防治，给一定报酬。我们先到河北大街的防疫处开会，听刘国庆处长讲话和布置任务，具体事务则由一位科长负责领导。我们10个人被分派到一些警察分所值班，每个分所有“医官”一人，消毒、担架人员等10多人。我是河北大经路（现中山路）警察分所的一名“医官”，当天即带着行李住进该分所，日夜值班须臾不离。有一天晚间接到电话，说堤头村有一孕妇得了霍乱病，让我们派人去，我们得信后立即赶到现场，有人在院内墙根处和厕所内撒白灰，有人宣传防疫知识。我在给女病人打针以后，按规定让护送队将病人送到小西关白房子的传染病医院隔离治疗。病人的婆母听后，让我们在院中稍等，她转身进屋就拿了一把菜刀出来，先跪在地上给我们磕头，又躺在屋门口的地上撒泼要和我们拼了，哭喊着说她儿媳身怀有孕，连她自己共是三代人三条性命，都死在家里也不去医院。我一时无法，就推说：“我只管看病，送不送医院是警察厅的事，归杨以德管。”随后就和防疫人员一同退出，实际是“溜号”了。我们刚回到大经路警察分所，就接到从堤头打来的电话，说已经把病人送走了。我知道这是应付我说的瞎话儿，很可能是病家给了警察们一点“酒钱”就完事了。转天一早，刘国庆处长又来了电话，说我办事情太死心眼儿，给他惹事生非。我当时很不是滋味，又加少年气盛，赌气把电话就挂上了。到整个防疫工作结束后，才听到那几位同学们讲，说他们都是白天在警察分所值班，晚上就各自回家，没有一个人是值夜班的。他们接到疫情报告后，多是由值班的医官写了转院单子就算完事，很少像我那样实干的，说我是个“大傻子”！

1921年夏，处在津浦铁路上的桑园和德州附近发生鼠疫传染病。北京内政部派特派员罗伯特·俞（华人）为总指挥，聘海军医学校法籍教授罗彬为顾问，组织一部分医务人员到疫区防治，天津医务处的那位科长又带着我们一部分同学前往。罗伯特·俞总医官领导这一防疫工作，在桑园的专车上办公。

我和海军医学校的阎锡毓、魏毓麟3人被分派在德州车站，为上、下车的旅客试表，检查，遇有发烧的进一步确诊，是鼠疫患者即打针防治，予以隔离，属于“延缓治疗”，实际并没有什么特效药，故死亡较多。我们防治人员每人都发了一身防疫服，从头到脚罩在里边，只露出鼻孔和眼睛，给人一种神秘与恐怖感。有一次吴桥某地发现疫情，我们都乘专列赶到桑园车站，又换乘轿车向吴桥县城进发，中途被一伙手持棍棒的乡民拦住，扒下防疫服就把我们赶回来了。到桑园车站后，我向俞医官说明情况，他也没有办法。正议论间，有吴桥县县长在站外求见，俞医官让我代表出迎。相见之下，该县长跪地磕头不止，连说：“小民无知，多有冒犯，请医官赏饭吃，请医官赏饭吃。”

在这次防疫工作中，我们防疫队还出现了两项意外的事。一是我们的总医官罗伯特·俞本人竟被传染上鼠疫，不治身亡，葬于桑园火车站附近。另一是我和阎锡毓、魏毓麟等三名防疫人员也被单独隔离7天，虽幸未被传染上，却都受了一场虚惊，特别是魏毓麟同学的突然“失踪”，更为吓人。我们被隔离时是每人一室，不许出入，吃喝拉撒都在屋里，有专人送饭和倒屎尿等，但也不锁门，我们也能隔墙说话。突然有一天发现魏毓麟同学不见了，在痰桶内还留有血丝，使大家更为吃惊。因为鼠疫有淋巴鼠疫（又名疙瘩瘟）和肺鼠疫两种，后一种是呼吸道传染，患者必吐血。经派人到天津送信，却发现魏同学已回到家里。原来他牙龈出血，又耐不住独居的寂寞和烦闷，于夜间偷着跑回家了。

参加这两次防疫工作，按规定应该每次发给我们每个同学300元报酬。而事后防疫处一直拖欠，那位处长一听说我们来找就躲起来。有一次被我们给堵在厕所里，他才答应去催。后又说要转给学校再发给，一直到1922年夏我和阎锡毓赴法留学前才领到。

1922年我在海军医学校毕业，毕业文凭有中、英文两式，中文署海军医学校，英文仍署北洋医学堂。在校举行毕业式时，有政府海军部代表唐司长、总统徐世昌的代表荫午楼（侍从武官）、法国驻中国大使等参加。晚餐由校方在泰莱饭店（现解放北路的天津第一饭店）设宴招待各方，有100多人参加。我为主持人，用英语致欢迎词。毕业时，我曾得到七八块手表，徐世昌的侍从武官还赠给我一柄镀金把黄丝穗的佩剑。

五、远涉重洋赴法留学

海军医学校有个规定：凡在校生连续四五年都是榜上名列第一名的，毕业后由我国海军部官费保送去法国波尔多大学（法国的海军大学）医学系进修；凡连续四五年都是名列第二名的，由直隶省政府官费保送波尔多大学医学系进修。

1922年我在海军医学校毕业。我和同班同学阎锡毓分别是“五连冠”和“五连亚”，当年即享受官费赴法国留学（每月官费为银洋80元，按月由国内邮汇）。同行的还有同学王祖德（财政部某要员之子）、蔡鸿（某任两广总督之侄），这二人是自费留学生。我和阎锡毓是海军医学校第三期的官费赴法留学生。到1925年，又有陈少贤、景恩域（字绍薪）二人为第四期。过三年之后，又有王鹏万、崔谷忱和自费留学生贾富文三人赴法留学。据我所知，海军医学校先后共有五期官费留学生，到1929年共有9人赴法留学。

办好出国手续之后，临出国前，校长经子清带领我们4位留学生先去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辞行。法国大使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请我们都坐在沙发上，还请我们喝咖啡。从法国大使馆出来，我们又去海军部向海军总长辞行，而海军总长没有接见我们，由总长代理接见。我们进到他的办公室以后，总长代理端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面，一脸严肃，也不让我们坐下。校长和我们都一直站在那里和他对话。

1922年9月，我们由天津乘火车经南京转上海，在上海搭法国邮轮“安贞号”（ANGER）放洋。上船时，我们胸前都戴上一个镶有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的标牌，表明我们是中国人，以有别于当时的安南（现为越南）人，免遭不必要的侮辱和歧视，结果有时还被当做日本人。

这艘邮轮在经过香港、海防、西贡、新加坡、锡兰和非洲北部的吉布提、赛得港等港口城市时，我们都曾上岸小游，看到不少新奇事，至今难忘。在西贡，法国殖民者在街上让当地的安南人趴跪在地上当板凳，供他们坐着休息。在锡兰（现斯里兰卡）的科伦波参观罗汉庙时，门前的大花盆中养有一种名为DNO LANG的植物，其叶伸出后如人的头、颈、身、足等部位，最后有成虫爬在叶上。在吉布提，有潜水的小孩，能把船客投掷海港中的铜币用口衔住上岸。街上还有一种变蛇的，说从旅客身上的各处都能变出蛇来，实际是趁机扒窃。我们因预先得到船员的警告，在看变蛇时都双臂交叉胸前，护住上衣的口袋，故未有被窃。在邮船上，我们和海员们混得很熟，向他们学了一些日常应用的简单法语。故海行36天颇不寂寞。于10月间抵达法国的马赛港。上岸时，有海军医学校的校友第二期官费赴法的学生翁文澜（翁文灏之弟）、阎世华（阎锡毓之叔）、陈冠璋（第二期自费留学生）等相迎，同去波尔多。在那里，他们帮助我们办了入学手续，租赁了住房，开始了三年留学生的生活。

波尔多在大西洋东岸，是法国西南部的港口城市，为法国第三大城市，人口仅少于当时的巴黎和里昂。波尔多大学是法国的海军学校，设有医学、文学和法律三个系，以医学系的规模最大。在这三个系中，医、法两系的毕业生得博士学位，文学系毕业生得硕士学位。医学系的楼房特别大，教室都是阶梯式的，一般可容几百人，最大的可容千人。入校的报名费为五法郎（七法郎折合当时的中国钱一元），交费后由当地警察局发给身份证。到校中听课很自由随便，当地的老百姓也可以进去听课。老师讲课没有书本，就像是讲演似的。开始，先有一名穿大礼服的人进门，像现在报幕员似的说一句“请某某教授讲演‘论述’”的开场白，然后再脱下大礼帽作一个“请”的手势退下，教授即上台讲课了。课堂上讲的一些医学论述都能够听懂。课下，在街上的一些小书店里也能买到老师讲课的讲义，把各课的讲义凑齐了就是很好的医科书，称内科全书或外科全书都可以。在小书店里还能看到其他参考书。书店里的书可以随便浏览，不一定非买不可。

听课虽然随便，但到医院实习却是很严格的。每次实习和参观都要点名，不许旷课。实习时总有一位主任医师带队，也就是我们的指导老师。解剖课是一门基础课，我一直认真学习。除正课进行解剖外，我还常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到停尸房去练习解剖，因我和管理停尸房的老头儿混熟了，他常给我不少方便。停尸房里供解剖的尸体很多，有整体、也有部分的，可随便用来练习。在国内，我们练习解剖的机会较少，多是执行死刑后的犯人的尸体。在法国当时规定住院的病人死亡后，尸体需要解剖后才能埋葬，这样我们练习解剖基础课的机会就很多。有一次我和同学在晚间练习解剖时，还“恶作剧”地在解剖室里将自己的头贴靠尸体的头拍了一张“并头合影”以为纪念。

最后一个学期，魏杰（VERGOC）教授给我出了一个论文题目“晕眩·心血管病的症状”（即“心血管病晕眩的探讨”），让我在三个月内写出，作为毕业考试的论文答辩。按时写出后经教授审定后同意，让我按规定自费印订300册，大部分交由校方送给法国国内（或中国国内）各大医学图书馆，我自己只留下二三十册存念。此后，又交了五法郎毕业考试的报名费，等候考试——也就是论文的宣读和答辩。

这场毕业考试的全过程，很象法庭宣判。开始报名后，即等待校方公布口试的时间、地点和另外三名同考人的名单。当时是必须凑齐四名考生为一组，同时进行考试。考试时有四名校方主考老师坐在桌前，另三名考生也坐在桌前权充考师，桌后有一考生先宣读论文，后即根据桌前七位考师的提问进行答辩。答辩后休息10分钟，考师们退入另室商量评分，10分钟后，考师复出，当众宣布考试结果。被考生站着宣读论文和答辩，其身后坐着一些旁听的群众，如考生的老师、同学、亲属和当地群众约三四百人。再进行第二个考生的考试时，第一个考生即在前边当考师了。如是每位考生都要当三次考师。考试的成绩分别定为最优、及格和不及格三种，不及格的考生下次还可以再交一次报名费，再等待参加考试，直至及格为止。在这一场考试中，我是同组四人中的第一名，评为最优，也算是为国增光了。因为当时在波尔多大学医学系上学的除法国学生外，还有当时的安南（现越南）、南斯拉夫、土耳其、塞尔维亚、阿尔及利亚、摩罗哥、突尼斯、俄罗斯、希腊、印度、波兰、英国等许多国家的留学生。记得事后有些法国学生埋怨这场主考的法国老师“偏向”外国学生，可见他们也是有排外性的。

考试及格后，颁博士学位。不久校方组织我们全体毕业生到法国的一些城市和名胜地参观半个月，还到了瑞士的首都日内瓦。在巴黎时，我专程访问了儿科大夫马芳教授和结核病专家塞尚老师，听了他们的讲座，还分别和他们合影留念。另外，我还访问了肥达（WIDAL）教授。肥达氏是当时全世界著名科学家，他研究成功伤寒诊断的唯一可靠方法，名“肥达氏反应”。我还看了一处皮肤科病的展览馆，我虽未学过皮肤科专业，但对这一展览馆也很有兴趣。

1925年10月，我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从波尔多赶到马赛港，欢迎海军医学校第四期官费留学生陈少贤和景绍薪的到来，向他们介绍波尔多的情况，并告诉他们如何办入学手续和找住处，与几年前我们才来时能得到前两期校友的帮助一样。此后，我即结束了前后四个年头的留学生活，单独一人从马赛乘轮返国，因为和我同时去的官费留学生阎锡毓已于1924年不幸因患肺结核病故去，葬骨异域。王祖德和蔡鸿两位自费留学的同学不受归国时间限制。

我回国时仍乘的远洋轮，途经安南时，要在码头上停泊4天。当时一位和我一同乘船的林姓旅客是福建人，他与安南的商会会长认识。他和商会会长取得联系以后，想动员我留在那里开医院、行医。于是，他们在西贡市的一个华侨中心（可能叫“中国城”）的大饭店内，大摆宴席，举行欢迎仪式招待我，约有300多人参加。他们一方面许给我许多优惠条件，一方面还使用“美人计”，把一位华侨巨商的女儿介绍给我。这位姑娘每天找我，有时陪我外出，有时给我弹钢琴。他们意思想让我和这位姑娘交朋友，我婉言拒绝了。我说：“我爱我的祖国，我还是要回到我的祖国去。”为了表示对这位姑娘的好意，我又回到轮船上，在轮船的小卖部里买了两瓶法国香水送给了她。

在安南停泊4天以后，我毅然登上轮船继续航行，于1925年11月多回到了祖国。

回国以后，我即在天津西开的法国医院（又称西开医院或法国天主教医院，现市中心妇产科医院）工作。同时，又在母校义务任教（那时海军医学校对华人教师多年“欠薪”，已不发给工资了，实属尽义务）。1930年海军医学校关闭后，我又和一些同学继续应付原附属医院的诊务，直到1933年停办。在西开医院，我一直工作到1951年。此后又先后调到市立第一医院和市立第六医院工作，担任过第六医院院长。现已退休。

（王慰曾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