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学专家李宝震：基于优特长选择工商学院以上报考

☆冯桓墀

一、身　世

李宝震先生出生于津门诗礼世家，先辈皆读书，以束修、薪俸为生活来源，虽同盐商李颂臣、李赞臣（天津八大家之一）、实业家李勉之皆同族同谱，而先生一家与上述各户并无财产关系，在经济上属于小康之家，一直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先生祖父李耀奎，中年设帐授徒，并无曹丘，桃李众焉，遇有寒士拜师求学，不仅不索青蚨，还资助书籍笔砚，因此乡里皆尊称为李九爷。1857年中咸丰科孝廉，1862年考取内阁中书，简放福建泉州督学。任职期间，振兴教育，殊多建树，并创办贫民救济院，设举贡书院，捐廉添助寒士膏火，因此颇受士林称赞。在清末腐败年代里，能尽力整饬学风，革除陋习，奖励名儒，提掖人才，实属可贵。退居乡里后，承租学地，建造住房，廉价租与贫苦人居住，使劳动者得有栖身之所，而自己仍过着清贫生活，然对地方义举，仍多赞助。

先生父辈兄弟三人，大伯李鍾璘，前清乙丑科举贡生，补授内阁中书，任方略馆校对。民国以后，因家中人丁繁衍，返津主持家政。二伯李鍾瓒，有父风，幼读儒家经典，总角即能工诗，乙酉捷于乡，考中内阁中书，任国史馆校对。由于为人忠厚，深受天津文士、兵部侍郎王文锦青睐，不计家寒职微，以女配之，他得专心文章史学。民国以后，任北京畿辅学堂教习，教学有方，门人多有识之士。

先生之父李鍾瑨，清末入泮后，曾任新内阁科员，精通会计。民国以后返故里，研究国医，与南北名医张颂椒、阎于峰等人切磋医理，虽未尝悬壶应诊，对有求者无不精心治疗，从不收谢仪。先生之母陆鸿达，出生于没落盐商家庭，治家有方，教子从严，生二子，长宝震，次宝巽（年19夭折），虽仅单传，从不溺爱，严格要求，入学时布衣步行，尊师守礼。

先生在几代读书家庭薰陶和父母教导下，自幼颖慧好学，7岁入塾，对古典文学打下深厚基础。1929年考入英国基督教会所办的新学书院，依该校制度，成绩优异者可跳班升级，先生在新学书院以两年修毕初中三年课程，且掌握熟练英语，毕业后投考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工商学院预科（相当高中）。又以二年修毕高中三年学业，毕业后，进入大学商科学习，大学毕业时名列第一。课余时间流连天津木斋图书馆及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博览群书，钻研会计，为工商学院会计财政系首届毕业生，获得商学学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会计学讲师，当时为大学中最年轻教师，与同学感情融洽，对教学认真负责，故深受学生爱戴。

二、工商学院

工商学院是天津成立较晚的高等学府，始建于1921年，原名工商大学，系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建，校长华南圭，有工商两科。1933年8月向国民党南京政府立案，由于当时教育部规定必须三院九系方能称大学，该校只有四个专业，故改称工商学院。

该校在教学上采用了法国比较先进的教育制度，有它独特的一整套办学措施，大致有：一、专家教学。教授多系外籍专家，并聘请在津做实际工作的专业人员（工程师、会计师）来校任教，因此教学质量高，并能联系实际，学以致用。二、教材先进。采用世界各国的优秀教材，使学生能掌握最先进科学理论和技术，毕业后所掌握知识能达到国际水平。三、注重实践。各科学生不仅在校内实验室实际操作，还要到各大公司、工厂实地练习。例如会计练习要用与实际应用格式相同的专门帐册，毕业前还要到会计师事务所实习。四、设备先进。学校拥有大量实验设备供学生实习，工学院有机械、化学、物理、材料、金工、电学等许多实验室；商学院国际贸易系的商品试验室和陈列室，至今仍为我国一般商品检验局设备所不及；该学院图书馆中外书籍、期刊尤为丰富。

再有，对学生有四严：一、考试制度严。每学期除期末考试外，特别重视平时成绩，每周六有周考，预先不规定考试科目，因此平时无论对哪一门学科稍有松懈，即不能及格。考场中严禁舞弊，如发现抄袭，抄袭者与被抄袭者皆计零分，还要受到处分。二、分数制度严。教师评分是否公正，教务长随时抽查。计分方法不同于兄弟学校，以20分为满分，10分为及格，不足10分不及格。三、考勤制度严。教师缺课扣发薪金，学生因病不能到校上课，需有医院诊断证明，否则以缺勤论处。四、生活管理严。学生宿舍每排均设一名舍监，与学生同住，晚睡早起，为学生服务，但不许有任何违纪行为，如发现违纪，轻则处分，重则开除学籍。由于以上“四严”，淘汰率极高，连续几次周考不及格，即影响学期总成绩，中途退学者甚多，每班毕业生能取得学士学位者，不足10人。

李宝震先生正是基于工商学院以上的种种优特长处，而选择报考了该院。他于1933年考入商学院，当时尚未分系。读到第四学年（1936年）被美籍教授斐士（FISCHER）聘任为审计学助教，时常代替斐士教授讲课，受到同学欢迎，亦受到学院领导及教授的赏识。1937年毕业，被留校任教，因已担任过助教，被聘为讲师，是当时会计财政系唯一华人会计学教师。1937年日军入侵，天津沦陷，学院经费不足，先生自编英文手写讲义。从1937年至1941年，他先后讲过“会计学”“统计学”“审计学”“商业实践”等数门课程。1941年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英美籍教授多数回国，聘请华人教授补充。被邀请者，多是南开大学、燕京大学、北洋大学的知名教授。先后在校任课者，工学院有阎子亨、沈理元、谭真、高镜莹、王华棠、林镜莹、刘商凯、张溥等专家及工程师；商学院有袁贤能、齐思和、翁独健、侯仁之、秦佩衍、张伟弢、杨学通等专家及会计师。张伟弢任会计财政系系主任。1942年李宝震先生被升为教授，是年26岁，除授课外，致力于会计学研究，撰写论著。1945年1月，张伟弢教授另有他就，辞去系主任职务，向院方推荐请李宝震先生继任。先生志在科研，本不欲担任行政职务，因处国难时期，义不容辞。接任后，保留了原有教学上的优良传统，聘请有真才实学富有教学经验的教授任教，加强学生实际练习，改革不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对爱国的优秀教师，虽在待遇上难以提高，但在精神上多加鼓励；对不称职者，无论是华人或外籍人，即刻撤换，虽因聘请时有合同，不得中途解聘，仍须维持到合同期满，再停发薪俸，但为了对学生负责，授课换人，绝不迟延。对招收新生，则重视学生素质。时报考者，多系受日军迫害的爱国学校的学生，如耀华中学、新学书院、木斋中学、广东中学、工商附中等校毕业生。当时在校内虽不能公开进行抗日活动，但在授课时，皆渗透爱国主义教育。学生因身家亲受沦陷压迫，极易接受爱国思想，对在沦陷区尚能有如此优良学习环境，深表满意，因此学生质量逐渐提高，淘汰率也有所减少。会计财政系毕业生到各大企业供职，院方屡接表扬信件，对推荐供职的会计人员备加赞许。这时期工商学院校誉之高，已达鼎盛。日军对师生的不妥协十分妒恨，将学校四周用电网封锁起来，并强派顾问与教官到校内搞监视及特务活动，对爱国师生进行迫害，如袁贤能、祖吴椿等人皆被日本宪兵队逮捕，陷入囹圄，受尽刑罚，经多方营救，方得释。(www.xing528.com)

1945年抗战胜利后，天津遭受日军破坏的高等学府，如北洋大学、南开大学相继复校。同时投考工商学院的学生亦相继增多。学院为适应社会需要，在工学院原有土木工程系、建筑系外，又增设了机械工程系；商学院除原有会计财政系、国际贸易系外，又增设企业管理系。同时又成立了女子文学院，设有中文系、外文系、史地系、家政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等，改称津沽大学。解放前夕，把持学校大权的法国神甫又有多人回国，学校成立董事会，聘请华人董事，多是工商界知名人士，如李烛尘、资耀华、宋棐卿、朱继圣、孙冰如等人，董事长原为徐世章，后改选为李烛尘。

1949年天津解放，校内成立校务委员会，民主选举校长，李宝震先生得选票最多，被董事会聘为副校长。军管会派王金鼎、韦力为军代表。王金鼎解放前曾在女子文学院任教，重点做教师工作。韦力则在学生中做了大量政治工作。李宝震先生与他们配合，与依附教会的反动势力作斗争，受到我党的器重和信任。1951年应师生要求，经教育部批准，学校改为国立津沽大学，张国藩任校长，李宝震先生仍任副校长，王金鼎任教务长。

三、从南开大学到财经学院

1952年大专院校院系调整，津沽大学三院分别并入三校，文学院改为天津师范学院（即后来的河北大学）；工学院与北洋大学、河北省立工业学院等校合并，成立天津大学；商学院与原并入津沽大学的达仁商学院与南开大学的经济学院合并。院校调整后，李宝震先生辞去行政职务，任南开大学会计系教授，有较多时间进行会计科学研究和著述。通过研究苏联会计，结合我国国情，积累了大量资料卡片，为实现我国自己的会计与审计理论体系而努力探索。为科研需要，李先生学习俄文，半年后即翻译出《资产负债表结构原理》初稿。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经济教学需要，南开大学与天津大学合办马列主义夜大学，先生日间授课，晚间上夜大，学习了《资本论》、《联共党史》、《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课程，成绩优异。1954年因学习苏联大学体制，南开大学裁撤会计系，李宝震先生转入经济系任教授。1958年李先生随经济系教授、讲师约20人调入新成立的河北财经学院。

四、遭受劫难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李宝震先生作为民盟南开大学支部副主委，白日上课，课后参加批判会。1958年暑假，南开大学贴出布告，将李先生划为“右派分子”。是年10月，李宝震先生调到河北财经学院，即到双港接受劳动改造。1959年转入双林农场，同组干活的多是文艺界人士，如何迟、柳溪、鲍昌、朱其华等人。先生多年脑力劳动，身体较弱，又值荒年，食不能饱，干活又累，虽处困境之中，但精神支柱是相信党不会长期冤枉一个好人，特别是见到同组劳动者，皆是受党教育多年觉悟甚高的老党员，他们同样放弃自己专业，做艰难的体力劳动，因此精神并不消沉。果然，1961年摘去了先生右派帽子，重新走上讲坛。当时只愿“多教几门课程，能为国家培育一些高级会计专业人才，不辜负党的多年培育，于愿足矣”。但好景不长，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老教授无一幸免，李宝震先生家被抄，多年积存的各种资料卡片和珍藏的《大英百科全书》、《图书集成》等以及书画文物被毁于一旦。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先生被扣上“污蔑江青”的罪名，关入牛棚。晚间受刑，白天到劳改队修马路、挖校园内游泳池等。正值炎暑，在曝晒下，李先生后背全面溃烂化脓，虽经治愈，但后背留下永久伤痕。1969年工宣队进校，经过内查外调，证明先生纯属冤枉。1970年先生得到解放。

五、晚年余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根据邓小平同志尊重知识的指示精神，财院任命李宝震先生为财政会计系系主任，承担教学、科研、行政三重任务。先生焕发青春，一面为祖国四化建设培育急需高级会计人才，一面重新开始收集“文革”中散失的各项资料卡片，再作积累，写出多篇专著及论文，填补了我国会计科学领域空白。同时，积极提出对发展教育有益之建议。1982年提出设立审计专业，培养高级审计人才；1985年建议将原财政会计系划分为会计系、财政系与审计系；1986年又提出为配合我国对外开放设立国际会计专业的建议。先生的建议不仅得到学院领导的采纳，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而且在国际上亦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中国会计学会、审计学会皆聘先生担任理事。为了便于与国内外各地会计界和教育界交流经验，学院内亦设立了会计学会，先生被选为理事长，并经出版局批准，发行《现代会计》期刊，它是我国高校中第一个独立成立的会计学术团体和发行刊物的组织。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命先生担任会计专业博士研究生的导师，同时对中国第一名会计学博士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进行了指导。学院鉴于先生已至耋年，体弱多病，不愿先生工作量负担过重，改授会计系名誉系主任，减轻了行政工作。先生还提出了“五年开五门新课”的奋斗目标，从1981年到1986年连续为会计专业学生和研究生、助教班、进修教师等讲授了“英文会计”、“国际财务会计”、“会计制度设计”、“会计史”和“国际审计”等课，为提高会计教学质量和培养青年教师作出贡献。1986年李宝震先生一学期讲三门课，工作量超过标准1000余课时，年逾古稀的老教授仍担任如此繁重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一般高等院校中绝无仅有。天津市人民政府于1982年授予李宝震“五讲四美”为人师表优秀教育工作者荣誉证书，并从1985年起被连续评为市级劳动模范。

在这些年中，李宝震先生不仅时常接受全国各地邀请讲学，还有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及香港等地许多国际会计专家学者前来访问，并应邀参加国际会议。先生提出的会计理论和主张，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观点，受到国内外专家赞许，为我国会计界争得荣誉。

1986年9月，天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和市政协领导同志到财院为先生召开庆祝执教50周年大会，市领导同志到校向先生祝贺，全国兄弟院校、各民主党派、学术团体的领导，以及国内外友人、历届毕业生共200余人出席大会。院领导请名画家杜滋龄做《长寿富贵图》，名画家孙其峰亦尽兴泼墨丹青一幅《春在枝头》。大会接到全国13个省市22所院校贺诗、贺信、贺电多件。先生致谢词中讲：“我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亦是拼搏的一生。我十分欣赏陈毅同志‘大雪压青松’的诗句，没有被压力所屈服。”先生还引用了德国诗人海涅的一段话：“当人们在那高谈阔论的时候，我却像首饰匠打金链那样，小心地劳动着，把一个个小环联接起来。”最后先生还说：“晚年逢盛世，我至少还要多活10年，把全部精力贡献给党的事业。”市政府对先生的勇于探索，勇于实践，治学严谨，埋头耕耘，甘为人梯，提掖青年，积极进取的精神，给予了很高评价。

李宝震先生1993年2月25日去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