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冯家：从经营粮钱起家的成功之路

◇冯桓墀

一、天津“河东冯家”

自19世纪中叶到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七八十年间，天津河东粮店街（今河北区粮店后街）冯家虽不属于天津新、老“八大家”之列，但在天津商业资本家中也算是家资雄厚、历时较久的一个，被当时社会上称为“河东冯家”。

冯家是以经营粮食业出名的，最兴盛时（1900年以前）曾先后开设粮店10个。后又经营银号，先后开设敦昌、敦义银号，又被称为“二大敦”。

冯家祖籍江苏金陵，据道光八年（1828年）新修《冯氏谱记》序言讲，明朝神宗万历年间，先世祖冯大才公为明朝军中一小军官，随军北上到天津附近沿海一带戍守，后升任守备之职并“兼理民辞”，家眷也随之来津。后大才公逝于任所，眷属无力返籍，遂落户津门。

大才公后辈先设馆教学，但收入微薄，不敷温饱。为了生活，便弃馆到海船上佣工谋生，并由天津西头（西关街一带）迁居河东三岔口一带。到了第五代（大约清朝乾隆年间）略有积蓄，便从船主手中购得旧船，经整修后，自营海船。后来，又借海船从南方返航之便，从福建装载木材来津，在三岔口开设了成泰板厂，自运自销。

到了第七代（约在19世纪初的嘉道年间）家境较丰，当时天津人口不断增多，对粮食的需求逐年增加，而天津附近多为低洼、盐碱地，产粮不多，天津所需粮食主要靠外地运入，那时虽有粮食集市，但专门从事粮食批发的商号还没有，于是冯家第七代尚权公遂创设成发粮店，冯家经营粮业即自此开始。

冯家粮店改变了过去粮商不设铺面、斗店，不自采粮食的做法，凭借自家海船从东北及南方运粮来津自卖。后来，逐渐放弃了海船业，全力从事粮业，成为天津最早的粮食批发商户之一。

经过几十年的经营、发展，到1900年前，冯家已成为天津粮食业的大户。庚子（1900）后，冯家又先后开设了敦昌、敦义银号。

自清中叶以来，冯家虽不断发展，但中途也几经兴衰。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冯家因战火几乎破产，后来虽又再起，但终究没能逃脱国民党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抢掠和挤压，“七七”事变后，迅速走向衰败。

二、“成”字号粮店

1.创始与规模

冯家开设的第一个粮店起名“成发”，创始人为第七代尚权公，讳锡钺，时间为清咸丰三年（1853年）前后，地点在靠近三岔河口的河东粮店前街（今河北区粮店前街）。成发为冯家独资经营，初创时资金不详。有的文章称成发为“斗局”，其实成发初创时与当时的斗店不同，斗店是坐地收购或代客寄存、转卖，而成发是自采自销，其名号自创始时即称“成发号”，而非“成发斗局”。

成发粮店除在号内及店房附近的小口（旧址为今第二手表厂）设有存粮食仓库外，在河东唐家口还建有存粮的船坞。从外地购来的粮食，大部分存放在船坞，就地销售，少部分运到粮店仓库储存，待来年春季出售。由于资金雄厚，自采自销，所售粮食质好价低，在津市有较高的声誉，所以发展很快。除成发外，又先后成立了成益号、成兴号、成庆号、成通号、成祥号、成安号等，到1900年以前的近50年中，共开设了10个粮店，地点均在河东粮店街一带。其中成发、成益、成兴为母字号，其余均为子字号。子字号虽有独立经营权，但必须受母字号的控制与监督，实际上是三个母字号的分支机构。

2.“成”字号的管理

“成”字号粮店为冯家独资经营，设财东代表人。“成”字号的财东代表人最初为冯尚权（讳锡钺）。尚权公去世后，由其长子，第八代冯松年出任财东代表人。松年公去世后，由其四弟冯小权（讳僧年）出任财东代表人。财东代表人对外代表粮店，对外遇有需署名事，只署财东代表名。但财东代表人不参加粮店经营管理，经营管理事宜均由财东聘请的掌柜（后改称经理）负全责。聘请掌柜没有合同（时称水牌掌柜），按当时社会习惯，可以随时解除所聘请的掌柜职务。实际上，如果不出现大的亏赔，冯家从未更换过掌柜。店内不准招收、雇用冯姓子弟及其亲属。

因冯家原先经营海船业，船上人员多为今南郊、大沽一带人（俗称海下人），因此，冯家与海下人有着深厚的关系。“成”字号粮店是在海船业基础上发展而来，各店中的从业人员，从掌柜到同仁、学徒，几乎全是海下人。

“成”字号每三年分大帐一次，除人股外，冯家所得红利必须存入号内（实际上成为扩大经营的周转金），家中生活只靠存入红利所得利息及房租收入，而此利息又低于市面利息的一半，因此家中生活一直比较俭朴。每年利息用不完的，还需存入号内，使周转金不断扩大，以利于经营。

3.“成”字号的经营与兴衰

自1853年成发开业，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天津的半个世纪，是“成”字号发展、兴盛时期。“成”字号在经营上采取自采自销、远采近销的方式，北从营口，南达烟台、福州、潮州一带产粮区，采购米、麦、豆类、杂粮，自运天津销售，连年获利颇丰。又由于采取了不断加大周转金的办法，使资本愈加充足，经营年年扩大。当时每批粮食采购成交额都比较大，为解决银两携带不便的问题，成发曾发行本号银票，在一些地区使用，很受客户欢迎，有的地区还可以在市面流通，这也反映了“成”字号在各地的信誉，同时也增强了它的经济实力。

八国联军入侵天津，纵兵到处烧杀掳掠，“成”字号存放在河东唐家口船坞的大批新粮被焚烧殆尽。因侵略军到处杀人，所以起火时无人敢去扑救，大火燃烧将近一个月才熄灭。“成”字号这次损失的详细数字不清楚，听老人们说，当时家中连吃饭的钱都从柜上取不出来，估计损失当在白银200万两左右。“成”字号元气大伤，不久，成庆、成安等几个粮店先后收市，仅剩下成发、成兴、成益三家凭借多年的信誉，勉强维持。

庚子后，冯家析产，尚权公的四个儿子分为大、二、三、四门，成益号由大门松年公后人经营，成兴号由二门柏年公后人经营，三门因桂年公早逝，其夫人不愿继续经营，只分现银，成发号由四门小权公一支经营。(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成”字号经营上得到一定的恢复。但到20年代前后，一些军阀相继在天津投资于粮食业。他们在财力上资金雄厚，政治上得到军阀政权的庇护，发展较快。此时，军阀混战，时局不稳，再加上“成”字号经营管理人员思想守旧，无法与军阀资本抗衡与竞争，大门经营的成益号在1920年前后收市，二门经营的成兴号于1924年收市，只剩下四门经营的成发一家。

面对激烈的竞争，为求生存，成发号经理李霭臣改变经营方式，派人在津浦、京汉铁路沿线的冀南、河南一带产粮区驻守收购。采取春季向产粮户订立收购合同，先付定款，粮食收获后再结算的办法。这样不仅保证了粮食收购的质量和数量，而且更重要的是保证了新粮能及时上市，抢占市场。又在北京、上海、沈阳、哈尔滨、青岛等地设立分庄，互通信息，开展业务。同时还改变了过去只销售杂粮的办法，和上海阜新面粉厂联系，在天津代销阜新厂生产的兵船、炮车牌面粉，使成发号经营出现好转。

正当成发号经营上得到恢复和发展时，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同美国签订了“棉麦大借款”合同，美国剩余农产品大量冲入中国市场，致使粮价猛跌，面粉从3.2元一袋，下跌到2元，甚至1.8元。1931年成发亏损53000元，1932年又亏损57000元，而成发财东与管理人员对当时形势却全然不知，只认为是做买卖有赔有赚，属正常现象，再加上成发资金雄厚，虽有少量亏损，仍不影响经营，故照样大量购进杂粮、面粉。由于销售不畅，造成大量积压，而粮价却不断下跌，终致成发在1933年出现了50万元的惨重亏损。几年间，成发原有资金及周转金（主要是财东存款）亏损将尽。

遭此灾难后，冯家通过敦昌银号给成发拨款40万元，又由敦昌经理范钟轩推荐，由裴润田出任成发号经理，继续经营。成发凭借资格老、业务关系熟，在社会上还有一定信誉，慢慢又有所恢复。但在此期间，由于东北三省沦陷，关外资本大量流入关内，且其中不少投资于粮食业，竞争十分激烈。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不久，日军又侵占了天津。最初成发尚可维持，后由于货币贬值，实际获利有限。1940年冯家第十一代冯哲甫等兄弟四人见成发经营不景气，从成发抽走部分资金，另立“天福号”粮店。成发号中的业务骨干也多数到天福任职，造成成发号人力空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把粮食列入战略物资严格控制，在天津实行粮食配给，市民只能吃到混合面。粮店无法自由购进粮食，业务处于停滞状态，成发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勉强维持到抗战胜利。1946年成发号资金枯竭，冯家又无力再增资，只好收市歇业。这个存在津门92年有代表性的粮号最后结束。

三、敦昌银号

1.经营与发展

本世纪初，天津银钱业在经营特点上有东街、西街之分。西街银号（估衣街、针市街一带）专营存放款（俗称上架子），并以信用放款为主；东街（宫南、宫北一带）多做现市。敦昌是东街银号中经营较早、有代表性的一家，但当时门面较小，门面上有一块“敦昌号”匾额，两旁挂着收买荒金潮银的幌子，从外表看很像一座小型首饰楼。

敦昌银号内分银钱两柜。银柜经营金银首饰，以成色足著称，在金银首饰业享有盛名。由于经营死板，只重货真价实，不注重式样花色的变化，到30年代已无法和天宝、物华、恒利、正阳、三阳等金店竞争。当时上述金店做一副金镯仅用足金一两多，但式样新颖，注意花色变化，很能招揽顾客。敦昌由于守旧，制一副金手镯最低要用三四两足金，且式样陈旧，多年不变，故获利有限，到1932年银楼收市。

钱柜最初专营现市（指专业汇兑，获得汇水；做京沪足金、标金现货期货，赚取差价），以经营汇兑为主。敦昌在哈尔滨正阳街设有分号，另在东北的营口、沈阳、长春、四平、大连，山东的济南、青岛，南方的上海，远至日本大阪、神户皆设置驻庄，常年派人驻守。驻上海人员现在能记起的先后有张旭东、李子新、赵瑞生、孟养周等人。驻哈尔滨的最初为赵瑞生，改为分号后，经理为王静轩。各地驻庄人员经常向天津总号报告当地行情及业务情况，总号由副理卢子林负责决策，刘墨臣、张华轩具体遥控指挥。在此期间卢子林培养了不少做现市的能手，后来皆成为东街银号的业务骨干，如和丰银号的尚采臣、正丰裕银号的孟养周，元泰银号的赵化民等。这是敦昌的鼎盛阶段。

汇兑除商户经济往来外，20年代，冀、鲁一带农村破产，许多农民弃家前往东北“闯关东”谋生，他们将辛勤劳动所得汇往家乡，每年经敦昌汇往关内的钱达数百万元。由于敦昌经营汇兑安全可靠，赢得了信誉，很多人愿意收藏敦昌的汇票，东北一些城市中敦昌的汇票可以在市面上流通。敦昌不仅从中得到汇水，而且获得了周转资金。当时敦昌周转资金高达200万元。

做赤金生意：在天津买进足金和日金（老头票）派人带往上海卖出，从中获取差价。这种生意每年只做二三次。

以上两项业务，每年可获利10万元左右。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敦昌在东北地区的分号、驻庄全部撤回。不久，卢子林去世，经理范钟轩对现市生意十分生疏，加上吸食鸦片，终日不到银号理事，只派其子范筱轩到银号吃浮股，代行其事。从此，敦昌由做现市汇兑为主，改营存放款，并从资金中抽出10余万元，在银号内附设厚记米庄。

由于银号存在派系纠纷，范钟轩用人不当，内部少数人又营私舞弊，因此敦昌开始走下坡路。1937年“七七”事变后，货币贬值，伪政权又几次强迫各号增加资金。第一次敦昌被强令增资50万元，冯家只勉强凑足。1944年日伪又第二次强令增资，冯家只好卖掉房屋100余间，补足增资额。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统治的三年间，敦昌主要靠董事长冯熙运（滦州矿务公司董事）从滦矿揽来一些存款，勉强维持局面。1948年国民党政府改法币为金圆券，敦昌已资金枯竭，虽招入外股，又聘请精明能干的王伯华担任经理，但已无法挽回衰败的局面，勉强维持到解放。1952年停业清理，开办52年的敦昌银号走完了它最后的路程。

2.敦昌银号两次大亏损

敦昌银号第一次大亏损是20年代。当时敦昌派往上海驻庄老板为张旭东，二老板是李子新。敦昌的联号敦义银号派李子文常驻上海。李子新、李子文二人为堂兄弟，一个吸食鸦片，一个喜欢冶游。那时敦昌为支付东北汇往上海的汇款，在上海有常年存款五六十万元。此款按总号指示常年存入上海汇丰银行。上海潮州帮一些人早想将这笔款骗到手，但无隙可乘。正巧敦昌驻上海老板张旭东因病回津治疗，上海业务由二老板李子新负责。潮州帮便抓住李子新兄弟吸毒等弱点，投其所好，与其往来。交往中潮州帮提出以一部分房契作抵押，借用敦昌、敦义在上海的存款，因李子新兄弟已经上钩，便一口答应，将存款转借给潮州帮，但作抵的房契均是简陋房屋，结果受骗。敦昌摊倒帐30——50万元，敦义摊倒帐30万元。敦昌厚成多，而财东又不知道厚成具体数字，经理未将此事报告财东，用历年厚成中的一部分冲抵。

第二次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占香港，当时敦昌厚记米庄向香港订购的面粉未能运到天津，损失伪联币50余万元。

3.敦昌银号的联号——敦义银号

20年代正是敦昌银号的鼎盛时期，由范钟轩、卢子林提出再办一个银号以壮声势，后决定开办敦义银号。资金由冯家出资三万元，范钟轩、卢子林由敦昌常支一万元，成发号李霭臣等三位经、副理由成发常支一万元，共计五万元为资本。聘请毛雅泉任经理，赵化民、范致轩（范钟轩三弟）任副理。由于有敦昌作后盾，初期经营良好，经营上与敦昌略同，以做现市为主。不同于敦昌者，每三年分大帐均据实报帐。后因敦义上海驻庄摊倒帐30万元，亏损过大，无法隐瞒，清理收市。

冯家在津居住近400年，自18世纪始经商，逐渐成为天津较有声望的资本家。冯家在其兴盛时，家中子弟也不完全靠家产度日，不少人在外工作营生。家中常告诫子弟：“不许指望家产，那是镜中之钱。”勉励子弟勤奋读书，学得自食其力的本领。自清末以来，家中子弟多受中、高等教育，多数子弟自食其力，其中以从事文教事业者居多。自民初至今的七八十年来三代人中，从事文教事业者达数十人。正因如此，冯家衰败后没有出现那种富豪败家，子弟穷困潦倒，无以为生沦为乞丐，冻死街头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