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女工作者的历史沿革

罗慕班

编者按：罗慕班女士年轻时从事妇女工作，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总干事，在宋庆龄、吴菊芳、郭德洁等人身边工作过，参加过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全国妇女工作讨论会，并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过训，结识了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其夫人以及著名妇女工作者。本文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从一个侧面记述了第一、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妇女工作的情况，不失为一篇珍贵的史料。

我投身妇女工作的引路人——伍智梅^[1]

我家与伍家是世交。伍智梅原籍广东台山，她的父亲伍汉持早年毕业于佛山西医学堂，曾在香港行医，1903年创设英华学堂，1906年创设图强医学堂，同年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是孙先生的亲密战友，曾先后参加孙先生领导的惠州七女湖起义及广州“三·二九”起义，失败后，又与党人谋炸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一度入狱。1911年辛亥革命时，参加广东光复之役，任都督府医务部长。中华民国成立后，当选众议院议员。1913年孙先生发动二次革命，伍在国会中反对袁世凯擅行善后大借款，并上书敦促袁退位，后在天津被袁世凯逮捕杀害，被当时时论称为“为国事流血第一议员”。伍智梅是伍汉持的长女，她和弟弟伯胜、伯良、伯就以革命烈士后裔，都得到照顾，各有成就。因此，伍智梅不仅同孙中山先生全家有通家之好，孙先生逝世时，参加治丧，奉安时参加执绋；而且同宋氏三姐妹宋蔼龄、宋庆龄及宋美龄都有相当过从，其中与宋庆龄最投契，平日交谈常操英语。国民党中的元老大都属于她的世伯、世叔之辈。我还记得当年在她的寝室床壁一面悬挂有居正亲书的一条“明德之后必有达人”大字横幅，寄以勖勉和期待。

广东台山是著名侨乡，侨居美国的人较多，伍智梅先在广州外国教会办的夏葛医科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入芝加哥大学医学院深造，专攻妇产科，发表不少英文论著。回国后，并未从事医务工作，却一心一意投身于社会福利事业，最关心的却是妇女的疾苦，妇女的地位，妇女的职业，妇女的解放，决心从事妇女工作，愿为中国妇女做番事业。因此，首先联合当时的妇女名流和妇女团体组成“广东女界联合会”，出任主持人。为了便于工作，先后挂名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委员及广州市党部委员，虽名为国民党人，从一贯的思想言行表现，既够不上左派，也谈不上右派，没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完全靠父亲的余荫，只知一心从事妇女工作，热心社会事业，别的似乎都不感觉什么兴趣。多年来，由于她一心扑在妇女工作上，作出卓越贡献，赢得很高声望，社会上人多昵称伍为“梅姑”。

其间，伍智梅又一度前往美国，为设立其父伍汉持纪念医院募款，得到当地华侨、华人大力支持。募款归来，很快在广州东郊先烈路开工兴建，这座医院规模和设施在当年的广州都属第一流。因工程和装备需时，直到1938年10月广州被日军占领，尚未全部完成。抗战胜利后，又经过一番大力修缮，始开诊接纳病人。这是学医的伍智梅一生中为医学仅有的贡献。

从开始接触起，我和伍智梅之间就存在着亲切的关系，她对我来说是一位长者，我一直尊她为前辈和师友，她也以我为她的得力膀臂，始终对我给以信赖和倚重。多年来，就是这样积下一生深厚友谊。解放后，早年曾任孙中山先生秘书的罗翼群由香港归来，一次由广东来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与我夫妇相约在北京新侨饭店见面，告以伍智梅1956年11月在台湾病逝，我几伤恸难支。

我作为伍智梅的助手，通过她的社会关系，逐渐结识了不少国民党上层人士及其夫人以及国民党著名妇女工作者，这给了我不少有利条件。记得其中最初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两人，一位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一位是朱执信的夫人杨道仪。我和何香凝接触较多，香港《星岛日报》约我兼编该报《妇女周刊》，记得第一期何先生为我亲笔写了一篇号召全国妇女奋起救国的文章。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何先生适在香港，身陷险境。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汉魂及其夫人吴菊芳组织人员从事营救何先生脱险工作，我是被指定中的一人。我同杨道仪接触不多。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叛国投敌，她与汪以亲戚关系被拉下水，充任为日敌利用的广州执信中学校长，有侮先烈，负罪国家，令人痛惜。

自广州和武汉相继沦陷后，伍智梅一直长住重庆，初时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继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委员，仍孜孜不倦与沈慧莲、陈逸云、刘蘅静、黄翠凤、林苑文、罗衡、陶玄等（甚至把我也列名其中），在大后方举办妇女职业教育及妇女生产事业，都取得不少成就。每逢我到重庆，就见到她为此忙碌。有关妇女工作问题，宋美龄常向她征询意见，她总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提供参考。

抗日战争爆发时的广东妇女工作

1924年1月，孙中山先生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中国国民党召开有中国共产党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问题同工人、农民问题一样，也受到重视，被提上议程。1924年1月31日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通过国民党中央设立妇女部，领导全国妇女工作。并推选曾醒为部长，唐允恭为秘书。后曾醒辞职，以廖冰筠接替。未几，廖冰筠辞职。同年8月14日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改推何香凝代理部长，黎沛华为秘书，至1926年1月22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正式选举何香凝为部长，邓颖超为秘书。经过二届二中全会、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国共分裂，妇女部被取消。至二届五中全会，何香凝再次提出：“应设指导妇女团体机关案”，该提案虽被通过，但未落实。仅先后在“训练部”设“妇女股”，“民众训练部”设“妇女科”。从此，国民党中央再没有领导全国妇女工作的机构。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当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认为国家存亡临到最后关头，全面抗战从此开始。宋美龄为配合抗战需要，先后成立“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及“战时儿童保育总会”，并于各省市设立分会。当时广东省这两个分会都由伍智梅主其事，前者由雷励琼负责实际工作，后者由我负责实际工作。随着抗战局势日益扩大和激烈，为了做好全国妇女参加抗战工作，1938年5月20日宋美龄邀请全国妇女界领袖及各界知名妇女代表人士，在庐山举行谈话会，伍智梅是被邀者之一。被邀者中有共产党的邓颖超和孟庆树，二人联名作了《我们对战时妇女工作的意见》及《陕、甘、宁边区妇女运动概况》的发言，赢得全场的赞赏。应邀者还有吴贻芳、雷洁琼、张霭真、唐国桢、沈慧莲、刘蘅静、沈兹九、刘清扬、李德全、刘王立明等。谈话会的主题是讨论战时妇女的任务，如何动员和发扬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妇女优势，为抗战贡献力量。经过五天的讨论，制订出《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当时正值前方抗战紧张，为了应急，不容另设机构，决定将宋美龄领导的“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委员会”改称“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全国妇女参加抗战的最高领导机构，并推宋美龄出任指导长，明确指出“该会宗旨是指导全国妇女从事全国抗战建国工作，并提倡善良风尚，改进民众生活，共负服务社会复兴民族责任”。同时决定各省市及各县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一律设立妇女工作委员会，在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以各该地方首长夫人为主任委员。各省市和各县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各设委员若干人，其中由总干事一人负实际责任，总揽全部工作，其下分组办事。作出这些决定后，宋在闭幕词中，说明这次谈话会的重大意义以及对于抗战时期妇女工作的深远影响。

当时在妇女指导委员会之前冠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各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之前冠以各该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其实各省市或县市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在人事、编制、经费等方面均各自独立，与各该地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互不相干。妇女指导委员会对各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并不通过各该地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对县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也是如此。因此，各省市或县市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对外则属独立单位，迳称各该地的妇女工作委员会。当年外人望文生义，对这一实际情况多不清楚。

伍智梅从庐山回到广州，就着手组织广东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由当时广东省政府主席吴铁城的夫人马凤岐出任主任委员，林苑文、邓不奴、黄翠凤、李秋蓉、雷励琼、郭顺清、李峙山、上官德贤和我为委员，伍智梅为委员兼总干事，为了适应前方浴血抗战的迫切需要，一经成立，就积极开展工作。此前成立的广东省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分会及广东省战时儿童保育分会，援妇女指导委员会成例，作为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直属的两个机构。

在此还应该说明一点，当“七七”事变爆发后，广东妇女激于爱国抗敌的热情，有过一个自发的妇女组织即“广东省妇女抗敌同志会”，以李峙山为理事长，陈明淑为副理事长，同样为抗战贡献不少力量，直到广州沦陷，才自行解体。

抗战时期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广东省妇女工作先以区白霜（即解放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区梦觉）为首的一批共产党妇女工作者参与。至1937年11月间，我军弃守上海后，继有罗淑章为首的一批倾向进步的妇女工作者参与。伍智梅表示热烈欢迎，并对全体工作人员说：“人各有信仰，我们要尊重她们，同为救国，并肩作战，我们一定要精诚团结，亲密合作，不要受别有用心的人挑拨离间。”这件事对我的影响很大，至今记忆犹新。

一度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日子

1935年底，我从天津到达南京之初，就便去上海。在上海承伍智梅引见，拜识宋庆龄，当时我充满崇敬而又激动的心情。宋和我握手之后，便向我问长问短，坐谈之间，她给我的印象：雍容、端庄、诚挚，尤其是对我这个初次见面的女青年，亲切、热情，令人感奋，此情此景记忆犹新，令人难以忘怀。

“七七”事变后，“八一三”事件相继爆发，上海成为战场。这时宋先生仍留在上海，奋起号召全国人民参加抗战，发起募捐，不避危险，不辞辛劳，亲临战地慰劳。同时通过各种渠道发动国际舆论，争取国际援助。1937年11月上海退守，宋先生南下，在香港略作勾留，安置好住所，便到广州，并决定此后长住广州。在广州期间，因事有时也去香港住几天，直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前夕才移居香港。

宋先生于1926年11月离开广州，转瞬10年有余，这次到达广州，旧地重临，受到当地国民党领导层及各界群众热烈欢迎。由当时广州市长曾养甫陪同，伍智梅偕我随行，先后曾往看当年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时被陈炯明炮轰的总统府及居住的越秀楼旧址，总统府旧址已建成一座巍峨辉煌的“中山纪念堂”，越秀楼旧址矗立一座高达五米的“孙先生读书治事处”纪念碑。宋先生抚今思昔，见景生情，似有无限感触。至黄花岗及其他革命先烈墓地凭吊，敬献花圈，默哀悼念。还携带大批鲜花和慰问品陆续至设在广州的各后方医院，慰问从抗日前线退下就医的伤病官兵，并至各个病床前亲切询问伤病医疗情况。现在各种书刊所登载当年宋先生在广州后方医院慰问伤病官兵的照片上，宋先生身旁就是伍智梅（解放后，有关方面不止一次前来问我这张照片，现在特写在这里）。此外，还参观了黄埔军校的旧址及各处的军事设施。

“八一三”以后，日本航空母舰开始驶向南海洋面，大批飞机不时起飞，以广州为主要目标，不分昼夜交替空袭，狂轰滥炸，断垣残壁，触目皆是，人民生命财产遭到严重损失。宋先生为此向国际发出紧急呼吁，要求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对于日本如此穷凶极恶的野蛮暴行给予制裁。同时还特地亲自走访受难市民进行慰问，记得在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发现一个从被日本飞机炸毙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宋先生抚抱良久，特别嘱咐医护人员要加意爱护。

宋先生的秘书廖梦醒，留在香港专为宋先生从事海外联络工作，后即主要负责宋先生发起并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宋先生既决定在广州长住，因公私事务繁冗，感到身边仍需要一个秘书，因而与伍智梅商量，拟议要我摆脱其他一切职务，专任这项工作。首先是伍智梅将此事见告，并征询我的意见。当时我刚出校门不久，自知学力菲薄，不敢受命。接着宋先生亲自和我谈话，鼓励我说：“我一再考虑过，认为你适当，如有疑难问题，可随时问我或请教伍先生。”情意拳拳，难再推却，我只好从命。

为避免市区的喧嚣和干扰，宋先生选择广州近郊河南岭南大学校园里一幢小楼为寓所，环境幽静，我也随进同住，一日三餐同宋先生两人共进。宋先生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餐后休息约半小时，然后回到卧室套间办公室浏览中英文报纸，接着是批阅文件和函电；午餐后休息约一小时，然后看书或阅批文件和函电，会客多在下午的时间。我每日除代宋先生处理交办的文件外，会客时，如宋先生认为无须亲自接见的，便着我代为接见，向她汇报请示，至于各方面联络事宜，就完全由我承担。我和宋先生同在一起的这段时间，岭南大学一位魏教授（现忘其名），为宋先生和我在岭南校园住所拍下几张合影照片，可惜都未保存下来。

好看书是宋先生的习惯，尤其爱看中外历史书籍，她的办公室和寝室都有书橱，书橱里多属这类书籍，因此她的历史知识非常丰富，才学非常渊博，在闲谈时常以历史故事予人以启迪。

宋先生的国际交往很广，国际友人很多，每天都有从国外及香港寄来的信件。这类信件的答复多由她亲自用打字机打出，签署后交我发出。

宋先生到广州后，便继续投身抗战工作，无论对国内还是对国际都起到极为重大的影响和作用，留下磨灭不了的历史功勋，这是我当年在她身边亲历亲见亲闻所得，也为众所周知，在此无需多叙详述，现在仅就我在她身边这一段期间，还能想起她的一系列活动择要略记一二。

1937年12月宋先生到达广州之初，便召集广州各华侨团体代表成立“华侨抗敌动员总会”，并亲任名誉主席。海外华侨一向对宋先生具有崇高的敬仰，在她的感召下，各国华侨群起响应，纷纷组织救国团体，争取为祖国抗战作出贡献，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不仅捐输大量财物支援祖国抗战，而且许多青年回来参加祖国抗战。1938年3月宋先生又与何香凝联名发表《致海外同胞书》，勉励海外华侨再接再厉，为祖国抗战作出更大的贡献。同年9月“华侨抗战动员总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来自海外各国各地的华侨救国团体代表齐集一堂，宋先生特由广州亲往参加，发表《华侨总动员》讲话，除对一年来的工作给以肯定外，还指出海外各国及各地华侨救国团体最主要做好两项工作：加强团结，发扬民主，这样才可以提高侨胞救国热情，进一步给祖国抗战增强后劲。

1938年2月间，国际反侵略大会在伦敦召开援华特别会议，宋先生以时间紧迫不及赶往参加，特委托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代表出席，并电顾她对此次会议所坚持的原则，从而争取到会议通过谴责日本、声援中国的八项决议。

同年3月“国际三八妇女节”，宋先生发表《向世界妇女申诉》一文，主要是向世界各国妇女，特别是欧美各国妇女说明不要以为现在自己身边没有面临战争，谁能保证明天战争不会降到自己身边。从而发出呼吁，要求积极支援中国抗战，保障世界和平。

宋先生感到，要争取国际间更多的物质援助和道义支持，就需要建立一个专门的组织从事这项工作。经过酝酿，同年6月在香港组织了“保卫中国同盟”，所联络的发起人不问政治党派，不问宗教信仰，不问所属国籍，诸如宋子文、孙科、何香凝、颜惠庆、廖承志、冯玉祥及贾士·尼赫鲁、保罗·罗伯逊、托马士·马等。当月14日宣告成立，发表成立宣言，“保卫中国同盟”总部设在香港。宋先生认为香港与世界各地容易联系，便于取得各种国际援助，而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电话随时可以通话。“保卫中国同盟”由宋先生担任主席，廖承志为秘书长，廖梦醒为秘书兼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有邓文钊、王文娜、耿丽淑、徐舜英、希乐达·沙乐文·克拉克、诺曼·法朗士、路易·艾黎、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等。此外还有不少人以成员名义参加，如邹韬奋、金仲华、陈君葆、柳无垢、陈斡生、吴大琨、陈乙明、许乃波等。“保卫中国同盟”为祖国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宋先生也确为此费尽心血，用尽精力。我没有参加“保卫中国同盟”，只是宋先生在广州这一段期间，“保卫中国同盟”香港总部送来的报告及其他请宋先生批示的文件，都经我呈转，因此得知当时一些情况。后来“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及重庆不断发展扩大，但那时我已离开宋先生身边了。

此外，我还记得，宋先生在广州时，除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外，当时对由路易·艾黎发起联合中外人士共同为中国抗战效力的“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从酝酿筹办到1938年8月“中国工业合作协会”在武汉正式成立，的确始终给以“百分之百地支持”。这是我当时从宋先生来往的函件及亲历亲见亲闻的感受中留下的记忆。

1938年7月“七七”事变一周年来临，宋先生特撰《抗战的一周年》一文，首先向抗战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致以哀悼并向前线将士及爱国同胞致以敬礼，同时总结一年来血战的经验，指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的正确前程，并对国民党当局在抗战问题上寄以期勉，给以批评。与此同时，她又以个人的名义向广东各界妇女发出号召，要求节衣缩食，踊跃献金，争取为抗战作出贡献。宋先生在广东人民中具有崇高威望，“七七”这天，广州全市各重要地点都搭起妇女献金台计10余处。全市劳动妇女、职业妇女、家庭妇女络绎不绝，前来登台献金，热火朝天。宋先生偕我亲临各献金台，每到一处，宋先生就向献金的妇女群众挥手致意，而妇女群众跳跃欢呼，热烈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进入10月，天气渐寒，宋先生又召集广东各界妇女开会，商量发动为前方将士及后方难民征募寒衣的工作，提出“一个广东妇女捐制一件寒衣”的号召。宋先生以身作则首先捐制一批寒衣，全省妇女群起响应，争先恐后完成任务。10月10日，宋先生发表《双十节告全国妇女界》一文，勉励全国妇女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再接再厉，发挥占全国人口一半的力量，打败敌人，争取国家的独立和妇女的解放。

正当宋先生在广州期间，记得大约是1938年8月间，邓颖超来到广州。宋先生一向推重邓先生，这是宋先生不止一次和我说过的。因此，要我以她的名义发起广东妇女界为邓颖超举行盛大欢迎会，我当即承担起这一任务。我先后走访广东国民党最高的几个领导人，余汉谋、吴铁城及曾养甫，他们一致表示全力支持，经由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机关派员协助筹组布置，决定在最具规模的哥伦布大餐厅举行。这次盛大的欢迎会，以余汉谋夫人上官德贤为首的广东省及广州市各机关首长的夫人几乎全都到场，留在广州的共产党妇女工作者均被邀请到会。广东妇女界知名人士，如女专家、女学者、女社会活动家及各界妇女代表皆应邀参加，济济一堂，座无虚席。五四运动时期，同邓颖超发起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组织觉悟社、创办女星社及《妇女日报》。并同在达仁女校教书的李毅韬（峙山），和邓颖超在天津女师同学、觉悟社10个女社员之一的郑漱六都适在广州，这二人我都熟识，特亲自前往面谈邀请。会场庄严热烈，充满亲切、和谐、团结的气氛。开会时，首先由宋先生致欢迎词，她说，邓先生来广州是旧地重临，前次来是为了革命，这次来是为了抗战，把革命和抗战的关系作了阐发，最后她提议请到会的人全体鼓掌表示热烈欢迎。宋先生的欢迎词热情洋溢，博得掌声不绝。邓先生致答词，首先对宋先生和到会各位为她举行如此盛大的欢迎会表示谢意。然后就当时抗战的形势作了分析，指出抗战必胜的前景，希望到会者树起抗战必胜的信心，踊跃参加抗战，争取最后的胜利。到会的人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大约同是当年8月间，世界青年大会在美国纽约举行，世界多数国家青年代表团前往参加。中国青年代表团集中武汉出发，由前燕京大学教授张伯谨领队，其中广东省代表为岭南大学学生方鲁池。大会期间，宋先生在广州用英语向大会发表广播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呼吁各国青年站在正义的一边，阻止各自国家的政府不要同日本进行贸易，不要向日本输出军火及原料，要求出席大会的青年给中国抗战以支持和援助，保卫世界和平。宋先生的演说，得到大会强烈地反响。据张伯谨归来对我夫述及当时实况说：“宋先生的广播震动了会场，征服了人心，发挥了威力。”

回忆当年宋先生在广州这一期间，我有幸得以侍从左右，亲承教诲，受益良多。宋先生的伟大人格和修养，使我感受很深。她为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解放，为继续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懈，堪称是一位有远大政治理想的杰出革命家。她为追求真理、正义、进步，立场坚定，百折不挠，永远保持着政治上的高风亮节。宋先生的性格，恬静而慈祥，热情而尊严；待人处世，和蔼可亲，是非分明，不愧是中国人民的一代楷模。

解放后，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我与宋先生并未进行联系。直至她去世前夕，听说卧病，我出于极度怀念，才鼓起勇气给她写了一封信，主要是慰问。当时我还恐怕宋先生忘记我呢。当宋先生得知我在天津及我当时的一些情况后，立即指示天津对我做政治安排。

1981年5月29日，宋先生在北京病逝，噩耗传来，我禁不住涔涔泪下，当年一度在她身边工作的往事一幕幕地重现在眼前，今竟永诀，未能亲往向她的遗体告别，终生引为莫大遗憾。

追随吴菊芳从事战时妇女工作的七年

1937年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后，继续进犯内陆，并窥伺南方沿海。广东海面日舰云集，广州局势顿趋紧张。国民党中央电邀宋庆龄赴重庆，宋先生未予置理，直至广州沦陷前几日，经广东当局敦促，始允去香港暂住。记得当时宋先生对广东当局在军事上的败退非常愤慨，给以无情的抨击。宋先生到香港后，一本初衷，要为抗战竭尽全部心血和精力，亲自主持“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并积极支持“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活动。这一段时间，宋先生以她在海外的崇高威望，在争取海外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起了重大的作用，作出卓越的贡献，永远载诸史册。

宋先生离开广州之前，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马凤岐移居香港，委员兼总干事伍智梅则勾留在武汉出席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迫于当时局势，并遵照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电示，经全体委员召开紧急会议，并承宋先生接受了要求，准我离开她的身边，回妇女工作委员会，以常务委员名义代为主持应变事宜。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大鹏湾登陆，守军一再败退，广州作出紧急疏散措施，省市各机关团体分路分批撤离。同月21日广州沦陷，在此之前两日，我率领妇女工作委员会全体人员同广东省财政厅和广州市政府及其所属各单位以及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广州市党部等撤至广宁县；广东省政府及其所属除财政厅外，各厅处局以及其他省属单位撤至连县。正值搬迁中，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明令改组广东省政府及广东省党部，免去吴铁城省政府主席及省党部特派员职务，改由李汉魂接任省政府主席及省党部主任委员，并决定广东省临时省会设在韶关，各省级机关团体从广宁及连县陆续向韶关集中。

我向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全体工作人员安排好工作，并指定人员负责向新任办理移交。一切部署完毕，由广宁起程，经过曲折的路程，偷渡日军封锁线，取道澳门到达香港，准备与我夫同赴重庆。当时伍智梅适在香港。因伍仍挂有广东省党部委员名义，需要赴韶关勾留短时间，处理未了事宜，约我夫妇同行取道韶关转去重庆。

这时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已由妇女指导委员会呈请蒋介石改任李汉魂夫人吴菊芳为主任委员，由陈明淑担任委员兼总干事负责实际工作。伍智梅和我到达韶关不久，伍忽然接到国民参政会通知着即到重庆，她临时留我代为处理未了事宜。在此期间，吴菊芳向我提出要我留下任她秘书，情意恳切。而我在香港时就已接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着我去重庆任职的信，因此我很为难。适当时在韶关与张厉生夙有交谊的第四战区秘书长兼该战区政治部主任丘誉，从旁劝勉之余并迳电得张的同意，我只好留下。而我夫同时接陈诚和张厉生电示，在赴重庆之前，先去桂林襄助梁寒操建立行营政治部，因此他由韶关迳赴桂林。吴为人聪明、睿智，既有能力又有魄力，当日军大举侵入时，值得襄助她做些工作。未几，陈明淑因车祸身亡，我就接替了陈的工作。

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在抗战烽火中和艰苦环境里，虽然困难重重，但仍鼓勇拼搏，诸如出版《广东妇女》月刊及妇女读物、妇女组训、妇女文化、妇女福利、设立各县市妇女工作委员会、分期调训各县市妇女工作干部、举行省妇女工作会议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果。其中为征募大量物品及现款慰劳前线抗战将士，组织了六个慰劳团，出入火线进行慰劳，并从事战地服务，为战士写信、洗衣、举行军民联欢会、成立军民合作站、救护伤病官兵，掩埋战场死尸等。吴菊芳是个热爱国家、热心事业的人，具有远见，不辞劳苦，思路灵活，政治敏感，李汉魂一生得她的帮助很大，这是国民党“官太太”中罕有的。她尤其关心战地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妇女和儿童，为此到处奔走请求支援，抢救妇女近千人，儿童逾万人，后竟达两三万人，分别成立了妇女生产工作团、儿童保育院、儿童教养院，对妇女采取半工半读，对儿童进行正规教育。吴菊芳在教育上有她的独立思想体系，就是“民族中心教育”，为报国而教，为报国而育。处在当时那种艰苦条件下，能够做出这番事业，确属不易，至今仍为人称道。(www.xing528.com)

妇女生产工作团是吴菊芳为使这些受难的妇女得一安身之所而组织起来的，自食其力，成为抗战的一支力量。除授以文化知识、技术知识外，还根据各人的志愿和所长，参加生产实践。团内设有缝纫车间、织布车间、毛巾、袜子车间、工艺车间、木工车间及农场、菜圃及养殖场等。

吴菊芳毅力惊人，不愧为一位女强人，视这批无家可归的儿童为国家的命根，民族的幼苗，爱护备至。当他们修完从幼儿园到小学课程，又为他们设立实验中学（后正式命名力行中学）及北江师范学校、北江职业学校。此外成立工厂，开辟农场，按各个人志愿，安排升学或就业，有愿意投笔从戎、志切执干戈以卫社稷的，就保送陆、海、空军学校，还有的在完成中学课程后考入高等院校。现在这些人都年过半百，分布在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和海外，各自忠于自己的行业，其中不少成为知名人士，有专家，有教授，有企业家，有总工程师。直至今日，这些成千上万的当年在战地烽火中被吴菊芳抢救出来的人，一直都不忘吴的收养教育之恩，亲切呼吴“您是我们的好妈妈”，每逢见到吴都感激涕零地说：“妈妈！是您拯救了我们，成就了我们，使我们有了今天。”而吴就像对自己亲儿女一般激动热情地说：“你们永远是我的好儿女，当年我收养教育你们是为报国，今天，你们同样要牢记报国。”

此外，为了表达广东妇女拥护抗战的热忱和参加抗战的决心，妇女工作委员会发动全省妇女集款购买飞机一架贡献国家，并以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长宋美龄之名，命名“美龄号”。

我和吴菊芳朝夕相处，甘苦共尝，安危同度，达七年之久，被视为左右手，积谊深厚，有如家人。1982年5月，她和李汉魂接受邀请前来大陆访问，就是凭此促成的条件之一。至今她仍居美国安度晚年，和我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时有书信往来，并通过国际直拨电话远隔重洋交谈。每逢她的儿女前来大陆必相约会晤。

吴菊芳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虽然定居美国40多年，时刻都在关怀哺育自己生长的祖国，近年为祖国统一，以炎黄子孙的一颗拳拳赤子之心，在美国，来大陆，到台湾，总是不放弃任何一个效力的机会。

吴菊芳虽然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但她的思想开明，没有那种狭隘的党派之见，用人以团结抗战第一，重视才干，不问党派。因此，当年在她领导下，就有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参与其间，虽有人向她暗告，她也不予置理，认为只要不闹事就可以了。她这个主张，我深为了解，总是按她的主张办事，与被视为共产党的人相处很好，直到解放后的今天，我仍和她们保持私人间的联系。

战时全国妇女工作讨论会

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作为领导全国妇女抗战的机构，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持有异议，认为该会属于民众团体，不能代国民党贯彻党的妇女政策、组训妇女党员、发挥妇女党员的力量。因此，酝酿恢复设立中央妇女部，但又唯恐引起宋美龄的反感，故一再强调设立中央妇女部，无论在组织系统上及工作目标上，都不会和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相重复。

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采纳一部分代表的提议，决议在《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的关于中央各部会的设立中，第七项即列上妇女部，规定“指导党员在各妇女团体及妇女界之工作，协助妇女团体之组织，并策进其事业”，通过后交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办理。而五届四中全会仅选出朱家骅为秘书长，张厉生为组织部长，顾孟余为宣传部长，陈立夫为社会部长，陈树人为海外部长，认为妇女部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决议先在社会部民众组织处设妇女科，并另设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由该部领导。当时中央妇女部所以未能设立，主要由于派系斗争，陈果夫有意请出宋美龄担任，力主设立；朱家骅防备陈果夫别有图谋，坚决反对，争执不下，陷于僵局。七中全会重新提出中央妇女部的设立，虽经通过，又以宋美龄表示不允接受部长职位，这一案又被搁置。至九中全会，还有人提出中央妇女部设立问题，决议做出后交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经讨论仍没有解决办法，成为悬案。

在上述的情况下，1939年11月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六中全会上，张厉生改任中央常务委员，朱家骅接任中央组织部长。1940年10月，中央社会部改隶行政院，朱乘此以推行国民党妇女政策及加强妇女党员组织训练为名，在中央妇女部未设立前，要求将原属中央社会部领导的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改归中央组织部领导，经中央常务委员会照准，并规定各省、市各县市党部均设置各该党部的妇女运动委员会。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及下属各级党部妇女运动委员会都是虚级组织，除各设一定数额的名义委员，并无相应的工作班子。因此，当时的全国妇女工作仍掌握在以宋美龄为首的妇女指导委员会及其下属各级妇女工作委员会手中。当时正值朱家骅急于在国民党内自成一系，积极谋取发展，扩充势力，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既改归中央组织部领导，1941年初便向全国发出通知，订于4月7日至28日在重庆召开战时全国妇女工作讨论会。

全国妇女工作讨论会出席人员规定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及各省市代表。各省市代表预定为28个省市70余人，因交通困难，战地阻隔，实到18个省市52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有沈慧莲、刘蘅静、陈逸云、唐国桢、吕晓道、林苑文、曹孟君、钱用和、陶玄、朱纶等人，其中不少是妇女指导委员会委员。各省市代表多是该省市妇女工作委员会的主干，组织系统既不相同，工作目标也不一致，意见难以协调。我是广东省代表，会前就有此感。虽然妇女指导委员会总干事张蔼真被特邀出席，同样不能解决这个根本问题。

1941年4月7日上午，全国妇女工作讨论会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开幕，重庆《大公报》以《勖妇女工作会议》为题发表社论。大会由朱家骅主持，他在讲话中，虽肯定1938年5月宋美龄在庐山邀请妇女界领袖及各界知名妇女代表人士召开的谈话会，却又说这次全国妇女工作讨论会是国民党有史以来专门讨论妇女工作空前的会，意义重大，并宣布召开的目的：一、检讨过去工作；二、宣示中央意旨；三、确立今后妇运方针；四、统一意志加强联系；五、交流工作经验心得。并提出妇女工作不要坐而言，还要起而行。当日下午开始进入正式议程，其中有党政首长讲话，学者专家演说，中央及各省市妇女工作报告，小组讨论，大会发言，提案审议及表决等，至28日闭幕前一天，朱家骅作了总结发言。全体出席人员并向当时国家主席林森献了“万民景仰”锦旗。

4月21日下午，宋美龄到会讲话，大意说：希望全国妇女都能作一个三民主义信徒，热忱工作，努力表现，必不逊于男子。28日上午蒋介石偕宋美龄到会，蒋即席讲话，大意说：革命不分男女，有些工作妇女去做比男子去做更适当。我国过去四年抗战，已经奠定最后胜利的基础，只要大家一心一德，精诚团结，继续奋斗，就一定能取得最后胜利。希望各位回到各地方去，领导两万万二千五百万女同胞共同努力。在全国妇女工作讨论会期间，4月13日中午蒋宋夫妇在嘉陵宾馆宴请各省市全体代表，以后又在曾家岩官邸陆续召见个别代表谈话，我是被召见的一人。蒋主要询问当地党政军方面的见闻及意见，宋主要指示今后妇女工作要点，其余都属勉励期待之语。在交谈中发觉蒋宋夫妇对我似有所了解，想来或许是张厉生和伍智梅提供的。在这次召见中，蒋宋将他们夫妇合影一帧送给我作纪念，上款题的我的名字，下款为蒋宋各自的签名和盖章。这张照片被保存了多年，当然现在早就没有了。

这次全国妇女工作讨论会，开过10次大会，每次都由朱家骅主持，会上涉及具体问题的解决，正因为组织系统既不相同，工作目标也不一致，有的各省市代表对朱的主张提出异议，不能取得共识。有一次江西代表杜隆元声色俱厉地竟给朱以极尖锐的反驳，当场得到部分代表支持，顿时出现紧张气氛，使朱颇为尴尬。朱接掌中央组织部后，重新调整部内工作班底，张厉生任部长时的工作人员被留下的不多，该部新任的人事室主任陈绍贤原为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常务委员，过去同我有过接触，他知道该部前任留下的人员中有和我熟识的，不出所料，该部一个留任的我的大学同学转托我向各代表疏解，以缓和会场的紧张气氛。

4月28日，蒋介石、宋美龄与各省市代表合拍一影，适我站在蒋宋夫妇近旁，不料这幅照片被香港一个大型画刊作为彩色封面，流传海内外，看见的人多了，便误以为我是宋的秘书，以讹传讹，为此我不知费了多少解释功夫，才逐渐没有人再问了。

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及妇女中队

“训练重于作战”，蒋介石在抗战期间常说的一句话，可以说明蒋是如何重视训练，把训练工作提高到什么地位。蒋在国民党中央设置训练委员会，掌握全国训练事宜，自兼委员长，由陈诚以主任委员名义代为主持。此外，蒋继抗战前“庐山训练团”、“峨嵋山训练团”及抗战初“珞珈山训练团”之后，又在重庆设立“中央训练团”，自兼团长，由陈诚先以教育长继以副团长名义代为主持。虽然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和中央训练团都是由蒋亲自掌握，但对中央训练委员会一向过问不多，而对中央训练团一直很认真，抓得很紧。

蒋介石设立中央训练团的目的，虽然公开标榜要使受训人员“一、真正成为实现三民主义之信徒和彻底奉行命令之战士；二、得到主持一般机关之常识与领导办事之要领。”但又藉口达到“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要求，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口号，这无非利用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要受训的人员俯首听命，成为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工具，拥护蒋介石个人独裁的基干。这个企图，从中央训练团团歌就暴露无遗：“济济多士，峨峨干城，起舞昆仑山下，挥戈太平洋滨，服从我革命领袖，恪守我总理遗训，养成亲爱精诚之德性，抱定杀身成仁之决心，树立复兴民族之基础，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

中央训练团以党政人员训练班为主，其间虽设过其他各种人员训练班，诸如社会工作、人事管理、新闻研究、兵役干部、青年干部、音乐干部、军法人员、童子军辅导员等，先后约18个班，都是附设性质，并非正统，因此当年一般人所说的中央训练团就是专指党政人员训练班，简称党政班，这里我所讲的也是党政班。

当时为蒋介石直接掌握人事的是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为陈果夫，蒋视中央训练团为造就自己亲信的所在，因此，陈果夫紧握党政班调训人员大权，每期调训的人数、级别、分配及具备条件都由第三处提出，然后约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先是陈诚，后为段锡朋）、中央训练团教育长（先是陈诚，后为王东原）、中央组织部长（先是张厉生，后为朱家骅）、国防最高委员会党政工作考核委员会秘书长（先是张厉生，后为陈仪）共同商量，商定后由中央训练委员会发交应调训人员的单位，按规定决定名单上报，上报后经过审议，即依期报到入团受训。

党政班调训的主要对象：一、中央党部及所属中央各部会的处长、科长。国民政府及五院所属各部会的司长、署长、局长、处长及各该所属秘书、科长。二、省党部委员、书记长、秘书、科长和直辖市党部同级人员，省政府委员、厅长、局长、处长、行政督察专员及各该所属秘书、科长和直辖市政府同级人员。三、县党部书记长、县政府县长。此外，还有相当于上述职级人员。

从1939年到1945年5月之间，党政班共举办了33期，受训人数约2.5万人，全属男学员，出于宋美龄的意思，只有第27期800人中，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了120名妇女入团受训，编为一个妇女中队，列为该期第九中队，这在中央训练团是空前绝后的。妇女中队调训的主要对象，有中央及各省市妇女工作者主干，中央及各省市高职女公务员，此外还有少数大学女教授，著名中学女校长及相当上述资格的人。我是作为广东省妇女工作负责人被调参加受训的。

1943年9月9日我从广东到达重庆中央训练团报到，大门两旁写着一幅对联，上联是：“顶天立地”，下联是“继往开来”。走进不远，又是一个横牌：“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正说明蒋介石内心世界。12日举行开学典礼，大礼堂讲台上书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横额，左右是一幅联语，上联是“恪遵总理遗教”，下联是“服从总裁训示”。党国要人和全体受训学员，济济一堂，相当隆重，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并讲话。此后每星期日上午蒋必到团举行纪念周即席讲话^[2]，然后由别人站在蒋旁宣读他指定的小册子（诸如《行的道理》、《力行哲学》、《政治的道理》、《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等），最后蒋再联系当时实际，借题发挥一番。中央训练团的训练方式和方法，一方面通过精神讲话、特约演讲、党政课程、专业讲座、军事知识等灌输他们所需要的思想认识，一方面通过提交自传、每日日记、小组发言、个别谈话、结业论文等考核他们所注意的思想认识。此外，该团平日对于受训学员实施军事管理，要求很严，在生活上要求“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在行动上要求“迅速、确实、静肃、秘密”；在仪表上要求“立定脚跟，挺起胸膛、竖起脊梁，抬起头来”；在精神上要求“自觉、自动、自治”，“劳动、创造、武力”；在人际上要求“亲爱精诚、互助合作”，“尊师重道、敬业乐群”，据说这些要求都是蒋亲自手订的。

1943年10月17日举行结业典礼，由蒋亲自主持并讲话，全体受训人员一致推举第九中队出人代表致答词，结果由第九中队女学员推出张希文代表致答词，对蒋歌颂一番，宣告礼成后，蒋和全体学员聚餐，全场欢呼，热闹了一番，也可谓“尽欢而散”。

中央训练团第27期妇女中队，当时可谓是空前绝后，因此，颇有一点历史意义。120人中有很多活跃分子，时隔半个世纪，其中有的人我依稀还多少留有点印象。如留俄中山大学后一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妇女工作的皮以书；五四运动时参加天津觉悟社后专从事戏剧的吴瑞燕；江西省妇女工作负责人杜隆元，当年还在大学上学时，她已执教河北省立女师学院；原来就是天津体育界的“闻人”、大学教授、留法的女博士陈希蓁，喜与人攀谈，说东方道西方，不是长篇大论，都属零言碎语，独具一格，人多乐与之接触。此外，还有一件难忘的巧遇，我在天津南开女中的老师任培道和我一起受训，师生相见真是别有一番高兴在心头。后来知道当年的妇女中队不少人去了台湾，这些人既是国民党训练出来的，当然易受重视，多做了高高在上的“女官”。如当年被推为代表致结业答词的张希文，以及皮以书、任培道等，早就是台湾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列名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及监察委员的更不乏其人。时光流逝，物换星移，如果按年龄推算，这些人都进入垂暮，留在人世的恐怕无几了。

虽然蒋介石对中央训练团抱有莫大的希望，寄以殷切的期待，无情的历史事实却没有如愿以偿，因为受训的学员各有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并未“尽入彀中”。例如蒋介石为掌握好这批受过训的人，责成侍从室第三处制订了各种规章制度及通讯、联系办法，命令严格执行，无奈都未能完全贯彻。同样，我的受训也犹如走了一个过场，过去就完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兴趣想借此“登龙”，更从来未以此视为自己的一项资历。

和郭德洁在一起的时候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向美、英、苏，中等国发出乞降照会后，仅隔两日，国民党政府及国民党中央明令改组广东省政府及省党部，以罗卓英为省政府主席，以余俊贤为省党部主任委员。罗在重庆与有关方面商榷省属机关团体的人事时，曾与妇女指导委员会交换省妇女工作委员会人选意见，规定主任委员由罗夫人陈辉青充任，至于委员兼总干事负责实际工作，双方不谋而合，一致主张由我连任。

1945年9月底，我率领广东省妇女工作委员会由平远大柘乡迁回广州，始知仍要我连任原职，我以八年的战地妇女工作艰辛备尝，心力交瘁，以致身体羸弱不堪为由，决定摆脱工作，前往北平休养一段时间。虽经有关方面再三挽留，我都婉谢了。新任省党部主任委员余俊贤是张厉生的旧属，我的旧识，也以私人资格从中代为劝勉，我也未接受。当时接到张厉生的信，他说他与罗卓英虽属至好，却赞成我离开广东，以尽与吴菊芳同进退的道义。陈辉青以我坚辞，就向妇女指导委员会陈明请示，之后，妇女指导委员会派该会生活指导组组长黄佩兰由重庆飞来广州接替我的工作。

伍智梅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及国民党中央委员身份从重庆回广州留居，喜又重逢，当听到我夫妇决定北上，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含着惜别的热泪，把她在北平置的绒线胡同住宅交付给我夫妇，让我们居住。当我到达北平之前，我夫已被调河北省，见到李宗仁，便先住在行营所在的中南海流水音一座院落，未几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又给分配西总布胡同住房一所，绒线胡同的住宅我们没有去住，经伍的表妹雷洁琼借给燕京大学教授赵承信。

我离开广州北上之前，李汉魂、吴菊芳夫妇决定出国，特为我写信给北平李宗仁、郭德洁夫妇，告以我将去北平请予关照。并着我面告李、郭夫妇，在他们出国之前，必前来北平话别。与此同时伍智梅也为我写信给李、郭夫妇。

我到达北平后，深居简出，大约经过半年时间，健康逐渐恢复，我才去同李宗仁、郭德洁见面。畅谈之后，郭德洁忽然提出：李宗仁身边有甘介侯任他的秘书，她的公私事务无人代为处理，硬要我担任她的秘书，李宗仁在旁边拍手表示欢迎。我毫无思想准备，突然遇到这个出乎意外的问题，一时难以回答，只好说身体刚刚恢复，请允许考虑再说。自此以后，经不住她三番五次催促，难再推却，才应允暂时帮忙。

在此之前几年，我即与郭德洁相识，但未相处过，通过一段接触，逐渐发觉她是个率直的人，口快心直，言出必行，自奉甚俭，待人甚厚，没有“官太太”架子，这都是她的优点。因为读书不多，涵养不深，遇到问题往往不多加考虑后果，以她的地位，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宜说，有时便脱口而出，因此得罪了人，影响了事，她自己还不知道。郭好任性，偶尔遇事相当执著，记得有一次蒋介石、宋美龄来北平，李宗仁打算偕她同去机场迎接，以示礼貌，她就是坚持不去，李也无可如何。我与伍智梅、宋庆龄及吴菊芳相处得很好，从这几方面她相当知道我的为人，因此对我一直很信任和关怀，这一事实，不但我亲身感受如此，而且甘介侯从旁也有同样的看法，认为实在难得，这是我永远不容忘怀的。她的公私事务几乎都和我商谈、经我处理，当时她在北平办了一个“德智幼儿园”，有一次国民党的特务曾向她提及该幼儿园有共产党人混入，她便问到我对此的意见，我以为只要把幼儿园办好就行了，不必多疑，特务的话不去理它，他们既知道这个幼儿园是谁办的，相信不敢采取什么行动，她也以为然。平日她对我的照顾很周到，甚至我的汽车汽油还够不够用都想到了，至今我还存有她40多年前送给我的一件衣料，如今她已作古，这就更成为我最珍贵的纪念物了。

李宗仁、郭德洁夫妇生活简朴，起居间办公室会客厅的陈设只求整洁，无豪华气派，平日就餐只有一荤一素一汤，或一荤两素一汤，每餐不离“桂林腐乳”，郭曾对我笑着说：“在这里吃上‘桂林腐乳’就很不错了。”郭德洁一向反对浪费，我曾见有一次当她看到行营有不少人乘公车办私事时，就提醒李宗仁说：“一滴汽油一滴血，怎能这样浪费呢？”又一次，当她看到行营举行宴会时，动辄就是几坛“陈年花雕”，就提醒李宗仁说：“陈年花雕这一笔花费太大了，今后不可以改变一下吗？”诸如此类，我还记得不少。

抗战胜利后，郭德洁在北平那几年，不时参加上层社会活动，尤其是平津妇女界的联谊活动，热心为慈善事业募集捐款，曾几度在中山公园北京饭店主持义卖，举行舞会，以她的声望，每次都赢得成功。与郭时有来往的人，主要有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孙连仲的夫人罗毓凤（1899年清王朝“己亥建储”，被立为大阿哥的皇太子爱新觉罗·溥隽的女儿）、北平市市长何思源的夫人何宜文（华籍法国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的夫人刘仲鹤（英国留学生）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的夫人吴慕墀等，还有三十年代前期北京大学女生中活跃分子左明澈（时任北平市政府外事处处长）、王蔼芬（时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委员）。这些人和我都很熟识，其中陈继承的夫人和我同为广东人，她是个热心肠的人，1948年秋后时局日趋紧张，她离开北平南下，我夫妇适来天津，未及当面话别，特嘱托同我交谊很深的徐逸（即盛宣怀的孙女盛毓真，因认国民党政府驻加拿大大使、燕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徐淑希为义父，改姓名徐逸。1971年钓鱼岛事件发生后，徐在美国把1893年清慈禧太后将该岛赐予当时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盖有“慈禧皇太后之宝”大印的“御旨”原件公布于世，成为该岛属于中国领土的铁证，曾引起海内外极大震动。大约在此后三年，她以癌症死于纽约）专程来津转告我夫妇应早作南下准备，如此关注，铭记难忘。

1965年8月20日郭德洁随李宗仁从美国绕道瑞士回到祖国怀抱，受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热情接待。记得他们刚从外地访问归来，我专程去北京见郭，门卫门房都认为我没有预约，没有交待下来，不便传达，我写了一张纸条要求一试，郭看到纸条亲自出来招迎，故人重逢，拥抱良久，这一动人场面，门卫门房对我这个不速之客，看着似有些莫明其妙。她向我倾诉了留居异邦的孤寂和怀念故土的心情，如今落叶归根，回到祖国的怀抱，共产党以礼相待，生活上的照顾，更是无微不至，令人感奋。继谈到回国后访问几个地方的观感，“河山依旧，面貌一新”，千言万语一句话，相信共产党是有办法使国家好起来的。她答我所问，在美国和李汉魂、吴菊芳夫妇时相过从的情形以及他们的情况，并称赞李、吴夫妇“教子有方”，他们的子女在美国社会都有相当地位。最后告以她患了不治之症，听后使我震惊，内心暗自伤感，几乎泪下。然后她以很关心的口吻问到我夫妇解放以来的情况，当时我恐怕增加她对我们的惦念，忍着伤感连声说：“还好，还好。”记得那天正是朱德总司令邀李、郭夫妇往北戴河，专列在车站待发李宗仁事先出门然后直接去车站，郭晚走一步。适我来见，因此通知车站将开车时间推迟。当郭送我出门时，相约等一切摒挡就绪。或者她来天津看我，或者我去北京看她，续修珍贵的旧谊。8月27日，她从北戴河转去东北三省。至1966年1月18日，她又从北京开始广东、广西之行。3月8日，她在南宁发觉癌细胞扩散，19日，专机送返北京抢救，21日零时30分与世长辞。想不到，这次相见竟成永诀。以她这样一个人，对我始终推心置腹，优遇有加，深愧未得有所报答，怎能不使我悼念。近年程思远、石泓夫妇和我闲谈时，往往都为此引为遗憾。

犹忆1949年郭德洁在香港准备赴美之前，曾辗转致我一封亲笔署名的长信，情意拳拳，她回想同我的前尘往事，不胜依依，谦称我为她出力多而她对我照顾少，为此表示耿耿于心，念念于怀，临将首途之际，离思别绪，萦绕不休，从此云天远隔，不知何日再相见，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还告以诸友好以我夫妇执意留下不走，无不以未来的生活和安全为虑。这封情深意厚的信，留给我的感受至深，迄今难忘，因此更加伤痛。

作者附志：

此稿写于1991年底，曾先后经吴菊芳夫人、程思远先生过目，文中有叙及邓大姐处，当时邓大姐适在病中，未敢惊动，故将原稿寄请赵炜秘书酌予处理，赵秘书复信如下：“……您寄来的《一个妇女工作者走过的迹印》我已拜读，都是您亲身经历过的史实。其中有邓颖超（第三段）的那段属实。吴菊芳来广州，如您同她通信或电话，请转达邓大姐对她问候，邓大姐也问候您好。……”

【注释】

[1]伍智梅为国民党著名妇女工作领导人之一、社会活动家，1924年国民党改组，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经孙中山先生提名，伍担任了国民党广州市党部第一任妇女部长。
——作者

[2]当时国民党规定纪念周为每星期一上午，但因蒋介石每周日上午必到中训团讲话，因此中训团的纪念周为星期日上午。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