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蚕桑纺织的发展历史-《殷商史》第十六章

（一）蚕桑纺织之历史

关于蚕桑和丝织的历史，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的国家。古代劳动人民种桑养蚕、用丝纺织，约在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已经出现[1]，而到了殷商时期，则已经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

周秦古籍像《山海经·大荒东经》、《楚辞·天问》、《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勿躬》及《世本·作篇》等，有一普遍传说，说相土作乘马，王亥作服牛[2]。《易·系辞》说：“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管子·轻重戊》说：“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尚书·酒诰》说：“肇牵车牛，远服贾。”可见立帛牢，服牛马，引重致远，以为民利，乃是一种商业行为。而商业的媒介则有帛。

先秦诸子又有一普遍传说，说汤之时，七年大旱，汤乃以身祷雨于桑林。这一传说，先见于《墨子·兼爱》、《荀子·大略》、《管子·山权》、《尸子·君治》、《吕氏春秋·顺民》，后见于《尚书·汤誓》、《淮南子·主术训》、《论衡·感虚》、《说苑·君道》、《韩诗外传》、《帝王世纪》及今本《竹书纪年》[3]。

又传说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即伊尹。其说始见《楚辞·天问》，又见《列子·天瑞》，而《吕氏春秋·本味》、《水经·伊水注》述之为详。

《管子·轻重甲》又说：“伊尹以薄（亳）之游女工文绣，纂组一纯，得粟百钟于桀之国。”

《尚书序》又有“桑谷之祥”的传说，说：“伊陟相大戊，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史记·殷本纪》因之，说：“帝大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

同样的传说，又见《汉书·艺文志》、《说苑·君道》、《论衡·顺鼓》和《感类》、《孔子家语·五仪》、《帝王世纪》、《通鉴外纪》、《古史》、《皇王大纪》及今本《竹书纪年》、《尚史》等书。

这个“桑谷之祥”，又或说产生在汤时。见《吕氏春秋·制乐》及《韩诗外传》三。

又或说产生在武丁时。见《尚书大传·高宗之训》、《汉书·五行志》、《说苑·敬慎》和《君道》、《论衡·异虚》及《刘子新论·祸福》。

《汉书·艺文志》及《天文志》，大戊、武丁两说并存。《说苑·君道》既以大戊、武丁两说并存，在《敬慎》篇，又以为时在武丁。

高诱注《吕氏春秋》，颜师古注《汉书》，刘知几《史通·书志》，王应麟《困学纪闻》二以及马骕《绎史》、崔述《商考信录》等，力辨汤、武丁二说乃是传述之误。李锴《尚史》则力主武丁时之说。

惟周婴《林》说：“桑谷生商朝者三，而均为兴商之祥，未必尽非也。”主张三说并存。

《说苑·反质》引墨子对禽滑釐说：“纣为鹿台糟丘，酒池肉林，宫墙文画，雕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非惟锦绣絺纻之用邪？”

《帝王世纪》也说纣“多发美女，以充倾宫之室，妇女衣绫纨者三百余人”[4]。

从这些桑林、空桑的地名，桑谷的祥瑞，采桑的说法，立帛牢的制度，工文绣的游女以及锦绣绫纨等等传说看来，商朝从早期到晚期，或者早已有了比较发达的蚕桑丝织业。

【注释】

[1]王若愚：《纺织的来历》，《人民画报》1962年第2期。

[2]参见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研究院讲义本，1925年；《国学月报》第2卷第8—10号合刊，1927年；《燕大月刊》第7卷第2期，1930年；来熏阁影印本，1935年；清华大学出版社清华文丛本，2000年。

[3]参见郑振铎：《汤祷篇》，《东方杂志》第30卷第1号，1933年，又1957年单行本。

[4]《后汉书·桓帝纪》注引《帝王纪》，据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1964年。

（二）考古发掘之所见

在考古发掘方面，早在1926年，由中国学者首次自行主持的考古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就发现有半个茧壳。主持人李济先生将发掘所获编撰成《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文中说到：“我们最有趣的一个发现是一个半割的、丝似的半个茧壳。用显微镜考察，这茧壳已经腐坏了一半，但是仍旧发光；那割的部分是极平直。清华学校生物学教授刘崇乐先生替我看过好几次，他说：他虽不敢断定这就是蚕茧，然而也没有找出什么必不是蚕茧的证据。与那西阴村现在所养的蚕茧比较，它比那最小的还要小一点。这茧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会是后来的侵入，因为那一方的土色没有受搅的痕记；也不会是野虫偶尔吐的，因为它是经过人工的割裂。当着我最初发现它的时候，我知道这意义很重大，就非常注意这件事。但是我没找着第二个。据本地的传说，这一带的丝织业是很古的。现在夏县城中还有好些织绸子的工场。”

谈及当地丝织时，李先生说：“但是这种工业代表一种畸形的集合，最为研究人文学的所应注意。现在夏县丝织业的工人都是从河南来的，生丝也是一大半从河南买来，因为本地产的不够用；更可令人诧异的是织成的绸子都运到陕西甘肃去卖。所以夏县丝织业的存在，一不是因为地方上的工人的灵巧，二不是因为生丝出得多，三不是因为本地的需用多。按经济的原理，这确是一个不可解释的现象。但是按着人文学的说法，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文化的遗留（survival in culture）’看待。大概在很早的时候——早到什么时候那就难讲了——因为某种原故，夏县的丝织业很发达。声名作老了，所以在那产生这种工业的原故已经消灭后，它仍旧继续的存在下去。这件事也许与我们所找的茧壳完全无关，但是值得我们注意。”

最后又说：“假如我们根据这个性质未十分定的一个孤证来推定中国新石器时代蚕业的存在，我们就未免近于‘妄’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这个发现替我们辟了一条关于在中国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径。中国有历史就有关于蚕业的记载；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指数，较之安特生所说的陶鼎与陶鬲尤为可靠。单说这夏县丝业存在的原故，也值得我们过细地考求一番。”

将近三十年后的1954年1月11日上午，李济先生在台湾省台北市徐州路的台湾大学法学院大礼堂，于蔡孑民先生87诞辰纪念会上做学术讲演。讲演词题为《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李先生说：“我现在想举出若干不可争辩的在中国本土以内发明及发展的东西；从现代考古学的标准上说，为任何有偏见的科学家也不能不承认是中国所有的东西。第一件，我想举出的是骨卜。骨卜的习惯，在与殷商同时或比殷商更早的文化，如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以及较晚的希腊、罗马，都是绝对没有的；但在历史期间，即遍传于小亚细亚、欧洲与北非。

“第二件是丝蚕。中国的丝蚕业，清清楚楚，传入西方的时间最早在汉初的先后。据考古学的发现，中国本土，公元前1000年的商代，不但在文字里看得见它的存在，而且还发现过丝制包裹的遗迹。在山西西阴村的彩陶文化遗址里，我个人曾发掘出来半个人工切割下来的蚕茧，1928年，我把它带到华盛顿去检查过，证明这是家蚕（bombyx mori）的老祖先。蚕丝文化是中国发明及发展的东西；这是一件不移的事实。

“第三件是殷代的装饰艺术（decorative art）。殷代的装饰艺术，铜器上的，以及骨器和木雕上的，聚集在一起作一个整个的观察，完全代表一个太平洋沿岸的背景。在艺术的观念、装饰的方法和匠人的作风上，代表很早的太平洋一个传统。它向东北经过阿拉斯加传入北美西北海岸，向南传入现代太平洋的诸群岛，这些都没有西方影响在内。

“这三件，外国人讨论东方文化时，只管可以不提，却不能不承认是远东独立发展的东西。骨卜代表当时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蚕丝代表物质生活的一部分，而装饰艺术代表他们的艺术生活。这三件东西，整个来看，代表一种自成一个单位、具有本体的文化；它以本身的文化为立足点，接受了外国的文化，正表现着它优美的弹性。”[2]

到了殷商时代，墓葬中出土有玉蚕。如1953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发掘的殷墓，其随葬器物就有蚕形玉，长3.15厘米，共有七节，保存完整，白色，扁圆长条形[3]。1966年，在山东益都苏埠屯的殷代大墓里，也发现了形态逼真的玉蚕[4]。

传世的殷代玉蚕，见1966年以前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历史陈列[5]和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的展品中[6]。

殷代青铜器花纹中有蚕纹。传世青铜器，如饕餮纹簋，见《武英殿彝器图录》第42页；又一器，见《武英殿彝器图录》第43页；伯方鼎，见《使华访古录》图七；父癸鼎，见《邺中片羽》第二集上册第七页[7]，其图中蚕纹形状，“头圆而眼突出，身体屈曲，作蠕动状。饰于器的足部、口部和腹部”[8]。

蚕纹亦见于江南出土的黑陶花纹中。1959年江苏吴江梅堰遗址出土的黑陶，其纹饰中就有蚕纹[9]。这一黑陶遗址，属于南方的良渚文化，在南方虽近似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但在中原，其年代相当于殷周时代[10]。

再有，就是在一些青铜器上，常有为铜酸所保存下来的残留的丝绢。

1928年后，在安阳殷墟发掘所得的青铜器上，就附有“为铜酸所保存的纺织物遗痕”[11]。

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在小屯村西北地18、2号殷墓里，出土戈形兵器，其上面有“极显著的布纹”[12]。

1934至1935年，殷墟第十至十一次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冈的HPKM1001号殷代大墓中，出土有铜爵、铜觚、铜戈，其上面除了席纹、麻纹之外，还有显著的细布遗痕。如在一个铜爵上，“流外侧及器口外缘之土锈上，似有编织物或纤维之遗痕”。在一个铜觚残片上，“内面绿锈上有布纹”。在一个铜戈上“一面及刃上满布细布纹锈”。又一个铜戈，“援内两面有细布遗痕”[13]。这里所谓布纹和细布纹锈，就是丝绢之类的遗迹。

到了1950年，在安阳武官殷代大墓中发现有三个铜戈，其上面“皆有绢帛”的痕迹，有的“裹有极细绢纹”，有的“以銎受柲，裹布纹”[14]。

“1955年，在郑州出土的商代铜盆上，亦发现附着有布的痕迹”[15]。

传世的殷代青铜器，像故宫博物院所藏的铜斧，就“有丝织物的痕迹”[16]。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亦有“带丝织残痕铜片”[17]。此一带丝织物残痕铜片，为1953年河南安阳殷墟大司空村出土。由于商代距今久远，当时的丝织品均已腐烂无存，但在一些商代的铜器等物上仍留有丝织品的痕迹。这块铜片上残留的平纹绢痕迹，是目前发现最早的丝织痕迹。1976年在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50余件铜礼器表面也粘附有丝织品残片痕迹。这些遗痕中，不仅有平纹绢帛，还有菱形纹的暗花绸、大孔罗等。表明商代采用较高纺织技术，已有了提花装置的织机。

瑞典丝织物学者西尔凡（Vivi Sylwan）1937年曾发现在马尔米博物馆（Malmo Museum）所藏殷代青铜觯上，及远东古物博物馆（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所藏殷代青铜钺上，都有绢丝断片，并进行研究，认为在殷代觯与钺上所附着的绢织物，其技术已发达到绫织的阶段[18]。

所以郑振铎说：“特别重要的是，丝织品在那时候已是很进步的。今日在铜器上尚常常见到绢的遗迹。绢的织纹是有各种形式的。当时把铜器作为殉葬物，恐怕其外面常是包有绢帛之类的。就那织纹看来，殷代的织工已达到高度的发达境地。”[19]

另外，1934至1935年殷墟第十至十二次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冈殷代大墓木椁的顶上一层，普遍发现送葬的仪仗，仪仗的原物已经腐朽，但从粘在黄土上的残余的颜色雕花和镶嵌的蚌石牙骨的分布，还可以约略看出它们原来的形状[20]。这种仪仗的残迹，本地人叫花土，日本学者称之为木器印影片[21]。后来我国考古工作者名之为木雕印痕[22]。就在这些仪仗的残迹里，有时也还清楚地看出保存有一片一片的红色布纹[23]。

1956、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两次发掘钱山漾遗址，在黑陶文化层中，发现了大量的盛在竹筐里的丝织品，“有绢片、丝带、丝线等”[24]。如前所述，黑陶文化在南方虽近似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中原则相当于殷周时期[25]。

【注释】

[1]见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七“石器及杂件”，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李光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原载于1954年《民主评论》第5卷第4期；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3]马得志、周永珍等：《1953年安阳大司空村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4]出土文物展览工作组：《“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第一辑，第124页，1972年。

[5]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简介》，1965年。

[6]见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馆》，1959年。

[7]容庚：《商周彝器通考》第116—117页，1941年。

[8]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第116页，1958年。

[9]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吴江梅堰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3年第6期。

[10]参见尹焕章、张正祥：《对江苏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的一些认识》，《考古》1962年第3期。

[11]梁思永：《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目录》，1937年。收入《梁思永考古论文集》，1959年。

[12]《俯身葬》，《安阳发掘报告》第三期，1931年。

[13]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补辑《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册，第311、319、325页，1962年、1991年。

[14]郭宝钧：《1950年春殷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第5期，第17、18、19页，1951年。

[15]许顺湛：《灿烂的郑州商代文化》第18页，1957年。又《商代社会经济基础初探》第30页，1958年。

[16]王若愚：《纺织的来历》，《人民画报》1962年第2期。

[17]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简介》，1965年。

[18]〔瑞典〕西尔凡（Vivi Sylwan）：《殷代的丝织品》（Silk from the Yin Dynasty），《远东古物博物馆馆刊》第9期（BMFEA Vol.9），1937年。

[19]郑振铎：《伟大的艺术传统》二“殷代的艺术”下，《文艺报》第4卷第3期，1951年。

[20]见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补辑《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1962年、1991年。

[21]见〔日〕梅原末治：《殷墟发现木器印影图录》，1959年；又《殷墟》，1964年。

[22]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冈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

[23]见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补辑《侯家庄》第二本1001号大墓上册，第58页，1962年、1991年。

[2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

[25]参见夏鼐：《中国原始社会史文集》序言，1964年。

（三）蚕桑丝织在殷商

王若愚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各种纹样织布的国家之一，并且首创了提花织机。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丝绸印痕上可以看出，早在三千多年前，人们已经会织出斜纹、花纹等比较复杂的纹样。”[1]

夏鼐先生也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和制造丝绸的国家，并且在一个长时期中是唯一的这样一个国家。远在三千多年前，殷周人民便已有了养蚕业，并且已有了华美的暗花绸和多彩的刺绣。后来又发明罗纱和织锦。”[2]

日本学者佐藤武敏根据瑞典西尔凡的研究总结说，殷代的纺织物，皆属于精巧之品，显然系由专门工人负责制作。其技术已出现绫织，所使用机器，极为复杂。在技术上已达高度阶段[3]。

至于殷人的衣服，因为年代久远，当然不容易保存。但考古发掘曾发现一些玉石人像，或者可以借以考察那时的服装。

如1929年殷墟第三次发掘，在小屯大连坑发现一件石刻，是“一个半截抱腿而坐的人像，膀腿均刻有花纹，图案与花骨刻纹一致”[4]。

1935年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冈HPKM1217号墓发现一件石刻，是“一无头人像之右半身，肩以上截断”[5]。梁思永先生说：“观此像所着之交领右衽短衣，短裙，裹腿，翘尖鞋，可见殷代一部分人之装式。衣缘、裙褶、腰带之纹饰，皆常见于铜器、陶器、室壁、仪仗之纯粹殷花纹。”[6]

1943年传说安阳四盘磨出土殷代石刻人像[7]，“作袒胸曲腿竖膝两手支地箕踞而坐之状，头戴平顶而周郭稍高之圆帽。身穿无纽对襟衣，衣上刻目雷纹，胯下刻饕餮纹”，“其上身花纹有衣裙痕，疑下当有裳”[8]。

又有安阳殷墓出土的玉人立像，流传到美国，先为温兹柔普（G.L.Winthrop）所有，现归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Fogg Art Museum, Harvard University）收藏。日本梅原末治说：“像高九厘米左右，硬玉雕成，表面风化，细部不明。但结发着冠，上衣右衽，则非常明显。”[9]

又说，此像“头上结发，戴圭形高冠垂于背后，足履沓鞋，上衣广襟，下衣背面有长裙，前面刻出垂饰，可以看出当时服装的实际情形”[10]。

1937年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在小屯H358号深窖中，“出了若干具殷代陶俑。就其形状，可分为两大类：一类头顶秃光，臂向后缚；一类头有盘发，臂向前缚；双手均被纳于㭟中”[11]。前者为男，后者为女，乃是一种奴隶。像极粗糙，但似亦穿有衣服。身着连衫裙，圆领，腰间有带。

1935年殷墟第十二次发掘，在侯家庄西北冈HPKM1550号墓发现一件“戴冠跪坐人形佩玉”，“显示形式极复杂之高冠之轮廓”[12]。“头上装饰品之整个轮廓，前高后低，顶上则作斜面。”[13]“这一佩件所刻划的是十足的蹲踞像，虽没有着地的足，上耸的膝与下悬的榫，都显露得很清楚。”[14]

1937年，殷墟第十五次发掘，在小屯M331号殷墓中发现玉质人形饰件，“此人形的雕刻，仅至颈部而止，颈饰三环纹，若高领的样子。人形为侧面，头上戴一圆帽，帽上有网形纹饰，帽中当头正顶处，倒立一鱼尾形突起。形态颇为异致”[15]。

又《金匮论古初集》著录一“殷代玉人璜，小屯出土，作箕踞之式”[16]，“头上戴有高冠，冠向后背，且向下卷，周边有觚棱形突出”[17]。

这些石刻人像、玉人立像、人形玉佩、人形佩件及奴隶陶俑等等，有的是表现殷人服饰的实际情形，是研究殷人服制的绝好资料。如奴隶主或者高冠，或者圆帽，衣服讲究，鞋履齐整。奴隶们则装饰粗糙，简陋不堪，盘发、秃头，戴有刑具，其阶级对比，甚为显然。在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的华丽服装里，必定会有丝绢纺织一类的衣料。

【注释】

[1]王若愚：《纺织的来历》，《人民画报》1962年第2期。(www.xing528.com)

[2]夏鼐：《古代中国丝绸和丝绸之路》，《人民画报》1972年第3期；又《我国古代蚕桑丝绸的历史》，《考古》1972年第2期。

[3]〔日〕佐藤武敏：《中国古代工业史研究》，1962年。

[4]《民国十八年秋季发掘殷墟之经过及其重要发现》，《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1930年。又《跪坐蹲居与箕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1953年。又《中国文明的开始》（The Begimmimg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1957年，万家保中译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李光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5]见《跪坐蹲居与箕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1953年。又梁思永遗稿、高去寻补辑《侯家庄》第六本1217号大墓，1968年。又《侯家庄》第五本1004号大墓，1970年。

[6][12]梁思永：《国立中央研究院参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出品目录》，1937年。收入《梁思永考古论文集》，1959年。

[7][16]《金匮论古初集》，1952年。

[8]《金匮论古初集补正》，《金匮论古综合刊》第一期，1955年。

[9]〔日〕梅原末治：《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1941年。又《支那古玉图录》，1955年。

[10]〔日〕梅原末治：《殷墟》，1964年。

[11][13][15][17]石璋如：《殷代头饰举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下，1957年。

[14]《跪坐蹲居与箕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四本，1953年。

（四）甲骨文中之记载

李济先生在《安阳》一书[1]第十一章“经济：农业和制造业”之“殷商王朝的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殷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一节中说：“虽然丝本身已发现在安阳的青铜器和其他手工制品上，但还未进行科学鉴定。而‘蚕’这个字确在一片甲骨刻辞中出现，并受某种祭享。看来殷商人已植桑养蚕。最近考古工作者在长江流域的钱山漾遗址发现了显然为丝的遗物。若把所有零星发现的养蚕遗物的材料汇总一起，可看出虽然丝最早出现于仰韶时代，但可以更有理由推断它是早期长江流域文化的一部分。从钱山漾这样一个地方，在文明史开始前，丝、稻米和釉陶一道向北传播，于殷商时期更推进一步发展。”

现在我们再从甲骨文字来看，姑以孙海波重编的《甲骨文编》[2]及岛邦男《殷虚卜辞综类》[3]为据，甲骨文中有桑、蚕、丝、帛等字，又有断丝的，束丝的束，用丝线钓鱼的，用丝网擒获的，以及用丝帛制成的衣、巾、等，这类文字很多。

另外从蚕的字有

从桑的字有从的字有

从巾的字有帛、敝、从

的字有

又有从衣的21字。

从网的29字。

从的35字。

从束的46字。

丝字又可分为糸、丝、三体，计从糸的81字，从丝的16字，从的3字，总共100字。真是不胜备举。

可见蚕桑丝织业，在商朝已经相当普遍。

甲骨文有八桑[4]、桑[5]、[6]、上丝[7]，用为地名，又有地名衣[8]、帛[9]，又用丝线钓鱼的字，亦多用为地名[10]，都与蚕桑业有关。

除了这些单字之外，还有一些有关蚕桑的完整卜辞。武丁时卜辞说：

□□□，□省于蚕。（后下11.9）

□子卜，□省于蚕。（宁3.79）

□子卜，□省□蚕。（南访4.56）

戊子卜，乎省于蚕。九（续补7402）

这四条卜辞同文，乃一事多卜之例[11]。四版牛胛骨卜辞，不但这一则卜辞同文，同版另一则甲申卜辞文亦相同，可以相互补充。

四条卜辞中，以第四条卜辞最为完整。由九字在卜兆旁边，又另一则卜辞的卜兆旁边也有一九字，又据一至三辞对照看来，知九字乃记兆序，并非与卜辞连称九蚕。

第一至三条卜辞，文皆残。以第四条完整卜辞相互补充，乃可通读。第一条卜辞由于同版另一则甲申卜辞是第三卜，知此辞亦当为第三卜。第二条卜辞由于同版另一则甲申卜辞是第四卜，知此辞亦当为第四卜。第三条卜辞由于同版另一则甲申卜辞是第八卜，知此辞亦当为第八卜。

由这四条卜辞看来，知道这一组卜辞至少当有九版。九版卜辞，现仅存三、四、八、九等四版，一、二、五、六、七版卜辞尚未发现。

蚕字从叶玉森[12]、郭沫若[13]、闻一多[14]、陈邦怀[15]诸家及《续甲骨文编》[16]释。于字王引之《经传释词》说：“《尔雅》曰，于曰也，曰古读如，于皆语词。”卜辞“乎省于蚕”，于犹《诗经》言“黄鸟于飞”，“于以采苹”，“王于兴师”，“王于出征”之于，乃语词。乎读为呼。乎省于蚕，犹言呼省蚕。

由是知武丁时呼人省察蚕事，占卜至少有九次之多。则蚕桑之业，在当时必已为非常重要的一种生产。

甲骨文中又有祭蚕神的卜辞，如武丁时卜辞说：

辛酉卜，，□□子年□□□十牛，蚕□□□至□□。（前6.66.3）

，武丁时贞人名。这是武丁时某年某月辛酉日占卜求年于蚕神之辞。

祖庚、祖甲时卜辞说：

□□□，大，□□□十，蚕示三。八月。（后上28.6）

大，祖庚、祖甲时贞人名。也称作示[17]。郭沫若先生说：“与蚕示盖均神名。”[18]陈邦怀先生说：“蚕示，蚕神也。”[19]为一羊一羊之合称[20]。这是祖庚或祖甲时某年八月某日占卜祭某神用十，祭神用五，祭蚕神用三之辞。

祖庚、祖甲时卜辞又说：

贞元示五牛，蚕示三牛。十三月。（续补9999）

这辞无贞人，看字体知为祖庚、祖甲时所卜。示，唐兰先生[21]及《祖庙与神主之起源》[22]以为即主字，主即庙里的神主，本义是用木主拟鬼神而祭，所以主字、示字其义即为鬼神。元示指上甲[23]。这是祖庚或祖甲时某年十三月某日占卜祭元示上甲用五牛，祭蚕示用三牛之辞。以蚕神与上甲微并祭，可见其被崇拜之程度。

廪辛、康丁时卜辞说：

丙寅贞，羌蚕于示用。（南明468）

卜辞无贞人，以字体知为廪辛、康丁时所卜。原作乎，据拓本应作乃地名，他辞说“在”[24]可证。羌即以羌，羌就是奴隶。祭名，犹他辞言“黍小丁”[25]，“其小乙”[26]，“癸卯卜，何，贞其祖乙”[27]。于之义为与，他辞说“庚申卜，王，贞母又于且辛于母辛”[28]，“癸巳，贞既于河于岳”[29]，即其例。卜辞大意说，廪辛或康丁时某年某月丙寅日占卜，地羌来，祭蚕示与示而用之。

是殷代蚕有蚕神，称蚕示，或与示同祭，或与示同祭，或与上甲同祭，乃被崇拜为远古神灵之一。祭蚕示或用三牛，或用三，或用羌，典礼十分隆重。又每于蚕神求年，知蚕桑之业，与农业生产一样，亦为一年的重要收成。

通过对于殷代丝绸实物的专门研究，同文献传说、考古发掘和甲骨文字所表现的完全一致，充分说明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蚕桑丝织业的国家，远在三千多年前的殷代，蚕桑丝织业已经有了相当高度的发展。

到了20世纪70年代，考古发掘又发现了极为重要的文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晋、唐墓葬出土了大量的丝织品，其制作之精致、保存之完好，尤其惹人注目[30]。

特别是1972—1974年间在长沙市郊出土的三座两千一百多年前的马王堆汉墓，更是考古发掘工作中极为罕见的重要发现。1号古墓埋葬女尸一具，尸体包裹各式丝绸衣着约20层。随葬器物数量很多，其中丝织品包括目前所了解的汉代丝织物的大部分品种，有绢、罗纱、锦、绣、绮等。最珍贵的是1号古墓和3号古墓覆盖在内棺上的两幅彩绘帛画，为我国古代帛画中前所未见的杰作，是我国现存两千一百多年前仅有的两件画在丝织品上的绘画珍品[31]。

于是对于我国蚕桑丝绸的历史，不仅在殷商一段，以后的汉、晋、唐代丝织品的专题讨论，也都随着考古工作的蓬勃发展，而掀起了一个研究的高潮。

【注释】

[1]《安阳》，先收入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李光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又编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孙海波：《甲骨文编》重印本，1965年。

[3]〔日〕岛邦男：《殷虚卜辞综类》，1967年。

[4]前1.6.6；后上11.11；背9.3+9.4。

[5]后上11.10；前4.41.4；龟2.20.9。

[6]前2.19.6、6.13.4；后上13.1；缀合编189。

[7]后下8.6、8.7；通别2.4.11。

[8]粹1041；京3989。

[9]前2.12.4。

[10]前5.45.4；甲1085；乙7191；契525；邺3.42.2；京1571、3512；宁1.331、2.41；佚926。

[11]胡厚宣：《卜辞同文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1947年。

[12]叶玉森：《揅契枝谭》，1924年。又《铁云藏龟拾遗考释》，1925年。又《殷墟书契前编集释》，1933年。

[13]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群众》第9卷第20期，1944年。又收入所著《十批判书》，1945年重庆群益版，1961年《文集》第15卷。后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4]闻一多：《释桑》，《闻一多全集》第二册，1948年，开明书店；《闻一多全集》，1982年，三联书店；《闻一多全集·语言文字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15]陈邦怀：《殷代社会史料征存·蚕示》，1959年。

[16]《续甲骨文编》，1959年。

[17]后上28.6；虚518；粹854；续存下184。

[18]郭沫若：《卜辞通纂·考释》第167页，1933年。

[19]陈邦怀：《殷代社会史料征存》卷下第7页，1959年。

[20]胡厚宣：《释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第二分，1939年。

[21]见容庚：《殷契卜辞考释》引唐说，1933年。又唐兰：《怀铅随录》（续），《释承宗及主》，《考古社刊》第6期，1937年。

[22]见《文学年报》第3期，1937年。又《殷虚卜辞综述》第440页，1956年。

[23]如前3.22.6说：“出自上甲元示。”

[24]前2.7.4；续存下340。

[25]京4039。

[26]金20。

[27]甲2882。

[28]戬7.8。

[29]佚146。

[30]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吐鲁番县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清理简报》，《文物》1972年第1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简介》，《文物》1972年第1期。夏鼐：《“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考古新发现》，《考古》1972年第1期。

[31]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湖南省博物馆：《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何介钧、张维明：《马王堆汉墓》，文物出版社，198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