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史：铜陶骨玉，揭示殷商时代的璀璨青铜艺术

（一）璀璨青铜在殷商

青铜时代之于殷商

殷商时代的手工业分工，有铸铜、制陶、制骨、琢玉、漆器等门类，各种手工业都已有了显著发展和突出成就，而这其中最能反映时代特点和工艺技术水平的是青铜铸造业。

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中以青铜作为制造工具、用具和武器的重要原料，而处于铜石并用时代之后、铁器时代到来之前，在世界范围内的编年约从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这个阶段，被称作“青铜时代”（Bronze Age）。

所谓青铜，乃是红铜与锡或是铅、镍等化学元素的合金，殷商时期称金或吉金，其熔点在摄氏700—900度之间，它比红铜的熔点（摄氏1083度）要低。而含锡百分之十的青铜，其硬度则是红铜的4.7倍。熔化了的青铜在冷凝时体积略有涨大，所以青铜铸件的填充性好，气孔少，具有较高的铸造性能。由于青铜具有熔点低、硬度高、化学性能稳定等优点，就使得它在应用上具广泛的适应性，并且还能很快地传播。青铜的出现，对于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人类从最初使用红铜发展到日后冶铸青铜，有一过程。开始时是将铜矿石、锡矿石或铝矿石等一起冶炼，后来发展到先炼出纯铜，然后再与锡、铅矿石合炼，最后是分炼铜、锡，再按一定配比合炼，从而获得成分稳定的青铜。在青铜时代发达时期，铸造工艺已日趋成熟，采用的方法多种多样，有范铸法、失蜡法、冷锻和热锻等等。

在青铜时代这个阶段，世界范围内的青铜铸造业形成数个比较重要的地区，它们成为人类古代文明形成的中心。这些地区包括有爱琴海地区、古代埃及、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印度以及殷商时代的中国。而这些青铜文化以外的其他地方，新石器文化还在发展，或正向掌握金属时期过渡。

中国的青铜时代最初起源于黄河流域，从公元前21世纪始，至公元前5世纪止，总共经历了15个世纪，时间上大体相当于文献记载之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时代。中国青铜冶炼和铸造技术有三千年历史，1975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类型遗址出土的一件单范铸造铜刀，是迄今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黄河流域在龙山文化的晚期和齐家文化时期，就出现了以铜制造的器物，种类有刀、铲、凿、钻、匕、斧等工具以及环、泡等饰物。它们经过化验，证明多为红铜，乃以锻打的方法制成。龙山文化之后，黄河流域进入文明时代，青铜冶铸业也普遍发展起来。郭沫若先生将中国的青铜时代以发展阶段分为四期，即：鼎盛期（殷商时代到西周前期）、颓败期（西周后期至春秋中期）、中兴期（春秋中期至战国末期）、衰落期（战国末期以后），并且根据考古资料对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历史作了阐述[1]。郭宝钧先生则以时代编年划作五段，即：殷商前期（二里冈）、殷商后期（小屯）、西周期（丰、镐）、东周前期（春秋）、东周后期（战国）[2]。而以中国各个地区的青铜文化各具其自身特点，还可分作不同的地区类型。

中国青铜时代之青铜冶铸工艺于整个发展过程中形成各个时期的不同风格特征。在殷商时代前期是造型轻薄，纹饰简单，极少铭文；殷商时代后期直至西周前期，造型厚重华丽，纹饰以兽面纹、夔龙纹以及各种动物纹、几何纹为主，表现出神权思想；而到了西周中期至春秋中期，风格趋向简朴，纹饰以粗线条的卷曲纹、重环纹为主，长篇铭文增多；以后再到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造型变得精巧，纹饰则以动物纹和复杂细密的蛹纹、云纹为主，细线雕刻的狩猎、宴乐、攻战等反映现实生活的图案流行，另出现有以金、银、红铜、玉石等镶嵌的各种图像的新工艺。殷商时代的青铜器的造型、装饰纹样和铸造技术综合绘画、雕塑及工艺美术于一身，以其器类的繁多、造型的变化、纹饰的精丽、铭文的优美以及铸造技术的独到、礼器功用的特殊，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中国古代青铜器的研究已成为中国考古学、美术史以及古文字学的重要分支。

【注释】

[1]参见郭沫若：《青铜时代》，重庆文治出版社，1945年，人民出版社，1954年；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参见郭宝钧：《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

殷商青铜器物菁萃

殷商时代是中国青铜器的全盛时期，殷墟青铜艺术已臻于高峰。青铜器的品种繁多，其主要类别依照铜器的用途大致可以分为礼器、兵器、生产工具及车马器；礼器又可以再分作食器、酒器、水器等项，其中食器又有鼎、鬲、甗、等；而酒器种类为最多，有觚、爵、觯、斝、尊、卣、壶、觥、罍、盉、瓿、方彝；水器则有盘、禁、勺等。各种器型中最重要的是礼器，礼器中数量最多的就是酒器了。此外兵器有戈、矛、钺、矢镞等；工具有刀、斧、锛、凿、针、锥等；另有乐器铙、鼓、钮、铃等。

殷商时代早期的青铜礼器仅仅发现有爵和斝两种，爵多为束腰，平底，三足短小，无柱，而且一般也没有花纹。到殷商中期青铜礼器有了很大增长，酒器以觚、爵、斝为核心，爵的形状与早期的有所不同，已没有明显的束腰，三足也较长。食器中鼎有几种形式，郑州发现的方鼎为方斗形，与后来的长方形的方鼎有所不同，颇具特色。

殷商中期的青铜礼器普遍饰有饕餮纹，或在上下夹以圆圈纹。另外，还有乳钉纹和圆涡纹等。殷商晚期的青铜礼器发展很快，出现许多新器形，像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偶方彝都是前所未见的。这件妇好墓三联甗高68厘米、长103.7厘米、重138.2千克，甗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为甑，用以盛物，下部为鬲，用以盛水，中间有箅以通蒸汽。其实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产生了陶甗，殷商时代早期虽出现了青铜甗，但数量很少，到殷商晚期有所增加。在殷商时代甗多为甑鬲合铸，连为一体，甑上多立耳，甑体较深。这种甗不仅见于殷商时的中原，边远地区也有发现。还有上下两体分铸可以分合的甗，一般为一甑一鬲。晚商出现了一鬲三甑甗，故名“三联甗”。这件三联甗，鬲身长如方案，面上有3个高出平面的圈口，体腔中空，平底下有六足。甑敞口收腹，底有3孔以为箅。全器花纹精美，上有夔纹、三角纹、云雷纹等。此器出土时案面有丝织物残痕，腹、足有烟熏痕迹，可见为实用器。这样的甗可以同时蒸煮几种食物，为后代的一灶数眼炊具的制造打下了基础。

这个时期还盛行以鸟兽形象铸成铜器，像妇好墓出土的鸮尊，高45.9厘米、重16.7千克。青铜尊最早见于殷商，其主要形制有圆尊、方尊和异型鸟兽尊等。鸟兽尊种类繁多，有羊尊、牛尊、鸮尊、象尊、豕尊等。鸮尊在妇好墓中同出2件，整体作站立鸮形，双足与尾构成了3个支撑点，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造型雄奇，花纹绚丽，是中国殷商青铜器中的精品。

传湖南安化出土虎卣，又称饕餮食人卣或虎食人卣。虎卣的表面都已腐蚀成一层均匀的矿化层，在湖南红壤中埋存的青铜器会形成一种独特的器表，即均匀的绿色、深绿色或蓝黑色的以硫酸铜为主要成分的矿化表层，湖南出土青铜器的表面矿化层厚，就呈此质感及色彩，且有温润如玉的光泽，这也是此地出土青铜器的共同特征。青铜器长期埋藏于红壤和黄土地中，表层特征有较明显的差异，故此器概出自湖南洞庭以南。整体作猛虎蹲踞状，虎口怒张，前爪攫住一似人而手足只具四指的异物，正欲撕噬此异物的头部，造型猛烈狰狞，纹饰则繁密精丽，布覆全器。虎粗壮的后爪和卷曲的尾部，成为卣器稳健的支点。整器造型有庄严威猛的气势，乃出类拔萃之作品。传世的虎卣有两件，外形基本一致，仅细部花纹有若干不大引人注目的差别。珍藏于日本泉屋博物馆的虎卣高35.7厘米，藏于法国巴黎西弩奇博物馆的一件高35.2厘米。而迄今所知，如此形状迥异的青铜礼器流传于世的亦仅此两器，在殷墟及国内各地的考古发掘中没有发现过如此精美的同类器。关于虎食“人”的题材，也见于殷商的青铜器上，像安徽阜南出土的商代龙虎尊、司母戊大方鼎的鼎耳、妇好钺等，对其含义，尚有不同解释，还有待继续讨论。

再有传湖南出土的四羊尊、山西石楼出土的铜觥也是极罕见的器型。

殷商晚期的青铜礼器中酒器仍占绝大多数，最主要的器型是觚和爵。晚期的青铜器一般都较厚重，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重的青铜器是1939年出自河南安阳殷墟西北冈武官村北地的司母戊鼎，此件方鼎器形庞大浑厚，为长方体深腹空足式，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壁厚6厘米，重832.84千克，其腹部铸有“司（后）母戊”三字。“司母戊”原是方鼎铭文，以后就成了它的名称。“司”应为“祠”，同“祀”，是祭祀的意思，“母戊”是商王祖庚或祖甲的母亲，是商王为祭祀其母所铸。因为它的形状像只马槽，俗称马槽鼎。方鼎虽然形大体重，但制作工艺非常精巧。双立大耳宽大而肥厚，外侧饰有一对浮雕虎纹，两虎成立式，张巨口对称相向，两虎口之间饰一人面。两虎之下乃鼎耳与鼎身咬合部，各饰牛头兽面纹一。耳缘饰以飞鱼形花纹，飞鱼皆头部向上，翅尾展开，极富动感，大有奋力从鼎中跃出之势；鼎体呈长方槽形，腹较深。腹壁犹如铜墙。鼎体四壁以雷纹为地，上盘绕夔龙纹，夔龙纹两两相对，中间隔以短扉棱，作饕餮形，构成方框，方框中间为素面地。四足呈圆柱形，粗大无异铜柱，其上部外侧各铸有饕餮纹，四足就像四只威猛的巨兽，稳稳地托着鼎身，使大鼎显得非常威武凝重。腹内长壁一侧铸有“司母戊”铭文。司母戊鼎的鼎身和鼎足为整体铸成，鼎耳是在鼎身铸好后再装范浇铸的。铸造这样高大的铜器，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须有较大的熔炉。经测定，司母戊鼎含铜84.77%、锡11.64%、铅2.79%，与古文献记载制鼎的铜锡比例基本相符。司母戊鼎充分显示出殷商时代青铜铸造业的生产规模和技术水平。

1934年7月胡厚宣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就到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先到安阳住过一年多，在梁思永先生带队下，先发掘同乐寨的三层文化，又主持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大墓的发掘。大墓中出土了大型豪华的牛鼎和鹿鼎，还发现了一层带把的青铜戈、一层成捆的青铜矛和一层各种兽头形的青铜盔，在当时曾轰动一时，引起了法国伯希和、日本梅原末治的前来参观，并拍了电影。

图70　傅斯年、伯希和、梁思永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大墓

牛鼎，通高73.3厘米，长64.1厘米，宽45.4厘米，重110千克。这是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安阳殷墟考古发掘中所得到的最大铜器，出土于西北冈1004号大墓南墓道底端的上层。全身的正面、侧面及腿部的主要装饰都是浮雕的牛角兽面纹。器内底部有象形的“牛”字铭文[1]。

图71　牛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大墓出土

图72　鹿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大墓出土

鹿鼎，通高60.9厘米，长51.4厘米，宽37.4厘米，重60.4千克。鹿鼎与牛鼎同出，形制相似，但是装饰的主题以及铭文为鹿。牛鼎、鹿鼎两器在造型上与一般方鼎无异，但是它们在装饰上与铭文配对则为仅见[2]。

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共出土青铜器460余件，其中礼器210件，其次为武器、杂器、工具、乐器。礼器中有不少是前所未见或少见的重器，像前面提及的三联甗，由长方形六足甗架和三件大甑组成，在甗架和甑内壁及耳下分别铸有“妇好”铭文。妇好带盖偶方彝上部形似殿堂屋顶，器底亦铸“妇好”铭文。一对妇好鸮尊和一对司母辛四足觥也是前所少见的珍品。有190件礼器及两件铜铙、两件铜钺上铸有“妇好”或“好”，“司母辛”、“司母”或“后（司）母癸”，“亚弜”、“亚其”或“亚”，“束泉”或“子束泉”，以及“”、“官”等九种铭文，其中铭“妇好”或“好”的109件，占礼器总数一半以上。这一组青铜器的器类齐全，计有炊器、食器、酒器、水器等，一些两两成对，一些数件成套，推测有“妇好”铭文的青铜礼器，大概为墓主生前宴飨或祭祀时所使用，而两件铜钺则是墓主拥有较高军权的象征。再有带“司母辛”铭文的铜器为一对大方鼎、一对带盖四足觥和一件带扳方形圈足器，后两者造型奇特，均极罕见。殷商甲骨文中，武丁的三个配偶，有一庙号称“辛”。“母辛”乃子辈对其母的称谓，由此推测妇好即母辛，妇好为生称，“辛”是其死后的庙号。铭“司母”的26件铜器，均为酒器，主要有带盖大方壶、圆尊和圆斝各一对。此外，还有铭“后（司）母癸”的大方尊两件。对“司母”铭文的解释还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母”可能是妇好的字，铭“司母”的青铜器似为妇好的母族为其专作的祭器；也有人认为此组青铜器可能属于武丁的另一个配偶“癸”。“亚弜”铭铜器有一大圆鼎和编铙一套5件。5件成套的铙在殷商编铙中也极少见。“亚弜”可能是殷商方国之一，与商有密切关系。铭“亚其”的器物，性质大概与“亚弜”相同。墓中还出有农具铜铲，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裴李岗文化中已有石铲出土，殷商时代则出现了铜铲，在殷墟遗址中曾出土过十余把，而在妇好墓中就出土了七把。这些铜铲大体分为四种类型：形体大而厚重，銎口有箍，通长约20厘米左右；比前一类小而薄，长约15厘米；铲身呈横长方形；刃角上卷，铲身及銎部都有花纹者。前三种为实用器，多用于挖土和除草，第四种则作为礼器使用。另外，墓中还出土四面铜镜，镜面直径分别为12.5厘米、11.7厘米、7.1厘米，镜面平薄，背部有桥形钮，饰叶脉纹或弦纹兼密布的竖直短道。它们的出土可以证明，至迟在殷商的武丁时代，中国已经使用铜镜了[3]。

1990年秋，殷墟郭家庄第160号墓又出土青铜礼器41件，有铭铜器38件，其中33件的铭文为“亚址”。在一有盖四足铜鼎中，有尚未完全腐烂的猪肉、猪皮及猪排骨[4]。

殷商兵器质料以青铜为主，不过仍有以石、骨等为原料的兵器。钢铁兵器虽然出现于春秋晚期，但商代已利用陨铁作为青铜兵器上的锋刃。陨铁刃青铜兵器是先将陨铁锻成器刃，然后嵌铸在青铜兵器上，现已于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及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各发现一件陨铁刃铜钺。此外，传河南浚县的两件西周铁刃铜兵器，刃部也是用陨铁锻打而成的。有的青铜兵器上铸刻族徽或铭文，并常饰有华美的图案纹饰，做工精湛，也是古代的青铜艺术品。商代到春秋时期盛行车战，因此青铜兵器的制作和使用多与车战联系紧密。春秋以后铁器兴起，车战衰落，步兵和骑兵野战日益重要，兵器的材质、形状和效能也随之发生变化。

现知中国年代最早的青铜兵器，出土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为早商遗物。殷商时代的主要格斗兵器是戈，在有锋刃的“援”后接安柲（柄）的“内”，垂直装柲，用于横击、钩杀和啄击。商戈有曲内、銎内、直内等式，后期前面二式衰落，仅有直内戈日渐发展，还在援与内之间设“阑”，援的下刃延伸成“胡”，以便使戈与柲的结合更加牢固，另外还有在胡的上面设“穿”，可以增加缚柲的牢度。从河南安阳殷墟西区墓葬中出土的铜戈可以看出，殷商后期不但有短胡一穿的铜戈，也有中胡二穿以及长胡三穿甚至四穿的铜戈。

图73　青铜头盔——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大墓出土

在河南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第1004号大墓中，不仅出土了大型豪华的牛鼎、鹿鼎，还出土了一层带把的青铜戈、一层成捆的青铜矛和一层各种兽头形的青铜盔。青铜头盔有高26.5厘米，最大直径23.0厘米，大墓出土的许多殷商武士之青铜头盔，正面装饰以不同的饕餮图案，两侧耳部各有凸出之圆形，常以中间为蟠龙的冏纹装饰，盔顶有一圆管，似有羽毛之类的装饰。殷墟妇好墓中也出有玉援铜内戈，长27.8厘米。玉援呈灰黄色，长条三角形，有上、下刃和中脊，前锋尖锐，末端插入铜内中。铜内有上、下阑，阑后有柲槽，上有朽木迹。玉援薄而脆，显然不是实用品，可能用作仪仗。妇好墓中还出土铜钺4件、铜戈91件、铜镞37件，这些兵器除标志着墓主的军事权力和地位外，也可能曾用于实战。

图74　青铜兵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4号大墓出土

钺是用于劈砍的格斗兵器，为弧曲阔刃、两角上翅的斧形。钺出现于商代中期，大型的钺往往出于较大的墓中，在殷商、西周时期，王者用钺，多作为王权统帅权威的象征，有“周公把大钺，召公把小钺，以夹武王”之说。1965年山东青州市苏埠屯村商墓出土两件大型铜钺，钺身饰镂空人面形纹，其中一件眉、瞳、鼻突起，獠牙、咧口，正反两面均铸“亚醜”二字，系族徽。此墓的形制与侯家庄商王陵区“”字形大墓相同，人殉和人牲的数量也很多，墓主人可能是仅次于商王的方伯一类的人物。过去苏埠屯曾出土不少有“亚醜”铭文的铜器，因此，这里可能是“亚醜”族的墓地。根据文献资料，商末周初此地乃薄姑氏所居，推测苏埠屯商墓应是薄姑氏的文化遗存。再如殷墟的妇好墓中出土两件铜钺，一件刃宽达37.3厘米，重达8.5千克；另一件刃宽38.5厘米，重9千克，均铸有“妇好”铭文，应是权威的象征，但也可用于刑杀。

青铜刀的式样也较多，有凹刃在背的，也有弧刃凸背的；柄首有作环形的，也有成兽头形的。晋陕地区常出一种铃首刀和长条形三銎刀，共出的还有蛇首匕，这些铜器均显示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安阳殷墟还发现有盾牌残迹，为上缘略短于下底的梯形，后面绘虎纹等图案纹饰。

殷商时代后期作战有车战的兵器组合，殷墟多有车马坑出土，并伴有青铜车马饰，车马器有軎、辖套、踵、轭、镳等。

殷商时代的青铜乐器有铙和鼓。铙为三件一组大小递减的乐器，湖南出土的大铙不见于中原地区，可能是南方所特有的。鼓发现较少，鼓面上有鼍皮纹，表明是仿照木鼓铸造的。

此外，城固铜器群中的铜人面具和牛头形面具也都很有特点。像1985—1988年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文化遗址中就出有青铜人面饰和青铜牛面饰[5]。而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遗址出土的青铜面具，就更是惊人[6]。

【注释】

[1]参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2]参见胡振宇：《牛鼎鹿鼎出土记》，《文物天地》1991年第3期。

[3]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1983年再版。

[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5]参见刘士莪：《老牛坡》，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6]参见四川文物考古研究所：《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

殷商时代青铜铸造

殷商时代铸造的大批精美的青铜器，乃是古代中国先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杰出贡献。大批青铜器物的出土，不光再现殷商青铜时代的风貌，还展示出殷商匠人于青铜冶铸技术方面所达到的高超水准。探讨殷商青铜冶炼及铸造的工艺，对揭示古代社会生产的发展水平极具重要意义。过去治冶金史者对考察青铜铸造工艺多有偏重。随着铸造作坊的发现、采冶遗址的发掘、研究方法的进步、探索手段的更新、模拟实验的进行等等，为深入研究古代冶金提供了丰富的资料，研究成果填补了冶金史上的某些空白。

殷商青铜器的主要金属成分是铜与锡，铜与铅或铜与铅、锡的合金，一般称为锡青铜、铅青铜或铅锡青铜。从测定结果看，各个时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并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青铜爵经测定含铜92%，含锡7%。另一件青铜锛则含铜98%，锡只占1%。湖北黄陂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青铜礼器中，有的含铜81%—88%，含锡5%—8%，含铅1%—6%；有的含铜71%，含铅则高达21%—24%。河南安阳殷墟西区出土的40多件青铜器，无论是礼器或兵器，都有铜、铜锡、铜铅、铜锡铅等四种情形，不过，就青铜礼器而言，似乎年代愈晚，以铅代替锡的趋势就愈明显。殷商青铜器所含的微量元素的测定表明，各地铸造铜器的原料多取自附近的含铜矿脉，如镇江附近殷商墓葬和窖藏出土的铜块中，就含有较大比重的铅和微量的锑，与中原青铜器的铜料不含锑及含铅量低的情况有明显不同。

殷商时代青铜器的制作为范铸。殷商时代的都邑遗址内发现有铸铜作坊遗址，作坊遗址内出土有数量可观的陶范、坩埚块、木炭、小件铜器的铜锭、铜渣等。这些作坊遗址的发现表明，殷商王室及诸侯所用的青铜器大多是就地生产的。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殷商早期铸铜作坊内，熔铜的坩埚系用草拌泥制成。陶范与铜器一致，均为素面。出土铜爵据电子探针测定，含铜92%、含锡7%，铜锡比例与河南郑州二里冈期青铜器的配比接近。郑州商代遗址发现的两处铸铜作坊，分别在城南的南关外和城北的紫荆山北地。熔铜工具除有草拌泥制作的坩埚之外，还用外敷草泥的陶质大口缸或大口尊。不过从大型青铜器的发现来看，应该有使用熔铜炉的可能。不少陶范上都刻有花纹。这两个作坊除了生产青铜礼器以外，南关外铸铜作坊中出土有不少青铜钁，紫荆山北地的铸铜作坊内则有不少刀、镞，因此它们被认定是铸铜手工业中出现分工迹象的反映。

河南安阳殷墟的苗圃北地，则是古代规模较大的铸造场所。此地点发现了体积较大的熔铜炉、大批陶范及与铸铜有关的工具和用具。苗圃北地铸铜遗址出土的熔铜炉如果依据残壁的弧度推算，直径大约在60—70厘米。另外还有一种土坑式的熔炉，其直径达到1米，深也有0.5—1米。以如此大型的熔炉熔铜，与当时铸造大型青铜器的情况是相适应的。在苗圃铸铜遗址还发现有与铸铜相关的居址、窖穴、水井、祭坑、烘范窑以及道路、工作台面等遗迹。作坊遗址出土的陶范数以万计，其中一部分陶范尚可以拼对成套。从陶范的型腔可知，它们有铸造礼器的，也有铸造乐器、工具、兵器、车马器及其他装饰物品的。

在铜器铸造方面，由于在郑州和安阳都发现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铸铜遗址，而且铜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铸造痕迹，由此可以对当时的铸造工艺作出一定的判断。铸造青铜器的模具有陶范、石范和金属范几类。陶范的原料主要是黏土和砂子，一般是就地取材。由于陶土耐火度高，易透气，来源又方便，所以各地作坊都普遍使用，成为中国青铜时代铸造工艺的一大特点。造形简单的工具用单范或双合范就可以铸造，一范可以多次使用。青铜容器则需要复合范铸造，一套模具只能铸造一件器物。石范在夏县东下冯遗址、清江吴城遗址等地都有发现，数量不多，而且是铸造刀、镞等小件器物的模具。至于金属模具是用铜范，日后发展有用铁范。

殷商时代铸造一件青铜器物需要经过塑模、翻范、烘烤、浇注等一整套的工序。把即将准备铸造的器形先塑出泥模，在泥模上翻出外范，在泥模或外范上雕刻所需的花纹，然后在泥模上削出范芯或者另外再制作范芯，范芯与外范之间的距离，就是浇注后铜器器壁的厚度。为了防止陶土干燥过程中有可能出现的缩裂和变形，在陶土中黏土和砂的成分配比要合适。外范和范芯在阴干、晾晒后，组合放入烘范窑中烘烤，使之脱水和定型。经常是出窑后趁热进行浇铸。大型的器物需要挖坑固定，用槽注法浇注。一次浇铸完成的，俗称浑铸法。比较复杂的器形则先铸附件、后铸器身，或先铸器身，然后将附件铸接上去，称为分铸法。殷商铜器已经使用分铸法，而一般采用合范方法铸造，范的多少则视器形而定。殷商早期的铜爵是由两块腹范和一块里范、一块底范以及一块芯座合范浇铸的。而到了殷商晚期，铜爵则需用16块外范。殷商中期除能够铸造大型器物外，已经能够用分铸的方法，将一些器物的附件预先铸好，再和主件铸接在一起，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铸造的。殷商晚期铸造技术则有更高的发展，像著名的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就是整体铸造的，而鼎耳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根据它的体积和重量估算，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公斤以上，冶铜时必须有较大的熔铜炉，并且有可能采用经地槽流注的方法进行浇铸。

通过对殷商青铜器中铜、锡、铅合金成分的研究，可知其与《考工记》所载之“六分其金而锡居一”的“钟鼎之齐”大体相近。从殷商时代铜工作坊规模之宏大、炼铜技术之高超、器物制作之精美、种类之繁多、花纹之复杂、制范技术之纯熟，都可看出殷商生产技术及青铜器铸造的水平。

殷商时代晚期还发展了铜镶玉的技术，例如妇好墓出土的玉援铜戈即是将玉戈援纳入铜内的陶范中铸成。藁城等地发现的铁刃铜钺也是采用这种技术铸成的。

此外商代遗址中还曾出土金块及小片金片，可知当时已有黄金并有熟练的冶金技术。

殷商铜器出土研究(www.xing528.com)

殷商铜器的发现应该很早，汉代许慎《说文解字叙》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所谓“鼎彝”，就是古墓随葬的青铜器。到北宋时期，金石学发达，青铜器的著录即始于此，《考古图》中著录的得自邺郡河亶甲城的几件铜器，大概就是河南安阳殷墟所出土的。有清以来，发现日多，清廷内外都有不少收藏，也见于各种图录。清代末年，盗掘之风日炽，殷商铜器大量拥入市肆，外国人也趁机收购，遂使很多重要的铜器流散到海外。

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历史语言研究所开始发掘安阳殷墟。1929年成立考古组，具体领导殷墟的发掘工作。从1928年至1937年的十年间，共发掘15次。其中关于殷代帝王都城即小屯村的发掘12次，关于殷代王陵即西北冈的发掘3次。此外关于小屯村附近，殷墟范围内各遗址的发掘，还有12个地方。

这十年的殷墟发掘，在我国现代考古学上极为重要。它不但结合文献记载和小屯文化的层位关系，确定了这一带乃是商朝后期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273年间的都城，而且还发现了殷王朝的宫殿遗址和帝王的大墓。殷墟发掘出土的商代铜器，也可以确认属于殷商晚期，从而成为研究商代铜器的基础。以后，随着商代早期、中期遗址的发现，又得到了一批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建立起殷商铜器的发展序列，从而加深了对殷商铜器的认识。今日已发现的商代铜器的分布范围，包括北自内蒙古、南至湖南、东起山东、西达陕西的如此广袤的地区。其中以中原河南发现最多，也最为重要，这里乃是殷商王畿所在，而周边地区的商代铜器，则是殷商时代各个方国的遗存。

清代以降，金石学家对传世的商代铜器作过考释与研究。先是罗振玉收集商代铜器铭文编成《殷文存》，续有容庚对商代铜器做综合研究，编写《商周彝器通考》。李济先生在台湾整理殷墟发掘的报告和研究工作，李济总编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有李济、万家保著的《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殷墟出土五十三件青铜容器之研究》[1]，对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之器形、纹饰和铸造工艺进行了分析研究。此外万家保另有《殷商青铜盔的金相学研究》[2]，张光直、李光周、李卉、张充和有《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3]，黎东方也有一《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之年代学资料》[4]，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则编辑《商周青铜器纹饰》[5]。1976年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460多件各类铜器，郑振香、陈志达编写的《殷虚妇好墓》，则对此墓所出器物详加介绍。此外，在商代铜器的合金成分和冶铸技术方面，也都有专题研究。对商代铜器的形制、纹饰、分期和铭文考释也发表过不少论著。

商代青铜器可分作早、中、晚三期。早期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晚期所出铜器为代表，其年代上限相当于成汤时期。但早期青铜器发现得比较少，器形有爵、斝、戈、刀、镞、锥、锛、凿等。青铜礼器仅有一二种，胎质较薄，铸造粗糙，既无花纹，也无铭文。也有铜牌以绿松石镶嵌出纹饰，显示出早期较高的技艺水平。

中期以河南郑州商代遗址和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所出的青铜器为代表，其年代大致相当于仲丁至盘庚迁殷以前。中期青铜器出现较多，礼器的种类也有增加，有鼎、鬲、、觚、爵、斝、卣、罍、盘等，此外还有兵器、工具。此一时期的青铜礼器胎质仍薄，花纹也简单，只有单线条的花纹带。但已能铸造出像郑州遗址发现的高达1米的大方鼎样的大型器，已表现出相当高的铸造技术水平。

晚期以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年代则由盘庚迁殷直至商末。这是殷商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期，大量铜器被发现，年代也较为可信。此一时期的青铜器有很多新的器类，器形也有明显的变化，青铜礼器一般比较厚重，花纹也较繁缛，并且开始出现铭文。

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上至今尚未见有铭文。大约到商代晚期时，青铜器上才开始出现铭文。早期铭文仅有少数几个字，而且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是父祖名，如妇好之类。到殷商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出现，最长有三四十字的，内容大抵是因受赏赐而为父辈作器。出于安阳后冈祭祀坑的“戍嗣子鼎”上有铭30字，是殷墟科学发掘以来所知殷商青铜器铭文最长者。传出于山东梁山的“小臣艅犀尊”有铭27字，内容记帝辛十五年，王来征人方，赐小臣艅贝，其关系到殷商末年商王朝同人方间的征伐战争。有明确纪年的铜器关系到殷商青铜器的编年，是很重要的研究材料。

【注释】

[1]李济、万家保：《殷墟出土青铜觚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一本》，1964、1992年；《殷墟出土青铜爵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二本》，1966、1992年；《殷墟出土青铜斝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三本》，1968、1992年；《殷墟出土青铜鼎形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4，古器物研究专刊第四本》，1970、1992年；《殷墟出土伍十叁件青铜容器之研究》，《中国考古报告集新编，古器物研究专刊第五本》，1972、1992年。

[2]万家保：《殷商青铜盔的金相学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0》，1970年。

[3]张光直、李光周、李卉、张充和：《商周青铜器与铭文的综合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2》，1973年。

[4]黎东方：《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之年代学资料》，台湾学生书局，1975年。

[5]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组：《商周青铜器纹饰》，文物出版社，1984年。

（二）殷商特有之白陶

陶器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活用具，制陶是商代重要的手工业部门。陶器的种类有灰色、红色的泥质陶和夹砂陶，还有更高级的硬陶、白陶和原始瓷器。器形有炊器鼎、鬲、甗，食器簋、豆、盂，酒器盉、觚、爵等，储盛器罐、盆、瓮、缸、大口尊等，其中最能代表商代制陶工艺的是白陶和釉陶（原始瓷器）。这一时期的白陶质地精致，显示出制陶的高水准。白陶是以瓷土、高岭土为原料，经过摄氏1000度的高温烧成，胎质纯净洁白，表面有雕刻精美的饕餮纹、夔纹和云雷纹等仿青铜器纹饰。釉陶以瓷土为原料，器表敷釉呈青绿色，经过摄氏1200度的高温烧成，胎骨细腻致密，无吸水性或吸水性很弱，是敷釉技术的最早发明，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胡厚宣《殷墟发掘》中讲到，从1928年秋到1932年春，五年之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殷墟作了六次发掘。李济对这六次发掘作了一个总估计，他的说法约略如下：总计六次发掘所搜集的出土品，以陶类为最多。前后运回的有三百余箱，其中完全无缺的不到十件，能够成整器的不到百件，其余的都是不成器的碎片。

就陶质说，殷墟出土的有灰陶、红陶、彩陶、黑陶、白陶和釉陶。灰陶为小屯、龙山、仰韶所共有，红陶为小屯、仰韶两期所共有，彩陶为仰韶式，黑陶为龙山式，白陶、釉陶为殷墟所特有。[1]

后来李济先生到台湾，在整理殷墟发掘的报告和研究工作时，1956年写有《殷墟白陶发展之程序》[2]，文章称：“所根据的原始资料有三种来源：（1）即将出版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二第三本，殷墟器物：甲编，陶器，上辑。（2）梁思永遗稿中有关白陶的纪录。（3）其他散见各处已经著录之有关资料。”李先生说：“白陶显然是殷商时代特制的工艺品。商朝的前期，即在盘庚以前尚未迁殷的时期，是否有此色陶器，尚难臆说。但迁殷以后，此色陶器似乎出现得很早；侯家庄西北冈西区的八大墓，营造及埋葬时代有个先后的秩序，是必然的；而每一大墓都有这一器物的痕迹可寻。八墓的建筑，显然经了一个很长的时期，所埋藏的白陶又具有多方面的变化。本文的主旨是想就这组资料在各方面的变化中探寻它的发展程序，试定各种形制与纹饰之‘发生’关系，以为研究殷商物质文化之一助。”

《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骍。

《史记·殷本纪》：汤乃改正朔易服色尚白，朝会以昼……

这两条虽是后代追记的，并为汉代的阴阳五行家利用了以宣传他们的宇宙观与人生观，因而为持怀疑态度的学者所不信，但是殷人尚白的习惯，可以由白陶的尊贵而加以证明；“我们不能因为方士们利用了这一传说，遂把这一传说的原始根据完全抹杀。这是治中国思想史的先生们可以注意的一段史实。”

殷墟小屯墓331出土的一件带盖白陶罐，高19.0厘米，口径10.6厘米。颈部有三道弦纹，肩部为头尾相连的简化龙纹。腹部装饰以饕餮纹一道，饕餮纹以下则满布云雷纹。器盖中有一钮，钮顶饰冏纹，周围绕以蟠龙纹。盖内及圈足内各有铭一字。

在殷墟小屯墓388还出土一件白陶豆，高10.6厘米，口径17.0厘米。上段大口浅盘，下段上饰以二道弦纹及一道云雷纹，足部饰以云纹、云雷纹及简单的饕餮纹各一道。圈足内有铭一字。件件均为精美的艺术品。

【注释】

[1]参见李济：《安阳最近发掘报告及六次工作之总估计》第五节，《安阳发掘报告》第四期，1933年。

[2]《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八本，1957年；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349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

（三）瑰宝之于骨玉石

骨器的出现可以上溯至旧石器时代晚期，进入殷商时代以后，由于青铜工具的使用及来源丰富的动物骨牙，加上制作较简单，所以骨器在殷商使用范围很广，几乎每一遗址中均有出土。骨器的发现，从一侧面反映出殷商时代的社会生活状况。骨器种类包括生产工具铲、锥、刀、针和鱼钩，兵器镞，生活用具簪、梳、匕、叉，装饰物珠、管、环以及骨雕的人物和各种动物工艺品。

骨器常被作为随葬品与其他随葬伴出。像置于箭囊中之成束骨镞，置于木盒内之若干骨簪，及珠、管与置于死者身旁之玉、石、玛瑙等串饰。在殷墟妇好墓中一木盒内就出土有400余件骨簪，骨簪的簪帽有菱形、鸟形、圆盖形、方牌形等数种不同形状。在殷墟后冈祭祀坑中，殷商男子也用骨簪束发。骨雕的人物与动物，为骨制品中有较高水准的作品。一些人物、鹿、虎、龟、蛙等制品的眼、耳、鼻、身等部位还以绿松石镶嵌，使之形象更为生动。

牙器有雕刻的梳、筒、杯，象牙杯上刻有精细的花纹并镶嵌有绿松石。其中，以殷墟妇好墓出土的象牙杯因材施艺，工艺最精。象牙杯共有三件，两件高约30厘米，另一件高42厘米，杯身用中空的象牙根段制成，一对夔扳杯，通体雕刻花纹四段，并镶以绿松石片；一件带流虎扳杯，通体雕刻极其精细的鸟、饕餮和夔纹，并衬以雷纹，技艺非常精湛，为殷商时代牙雕制品中具代表性的杰作。

各地殷商遗址常发现制骨用之青铜刀、锯、砺石以及锯割过的骨料、半成品、成品等物。其原料除骨铲多选动物肩胛骨、下颚骨外，主要以禽兽肢骨为原料。禽类肢骨壁薄管细，适于作珠、管等小件装饰物。大动物肢骨壁厚管粗，骨质细密坚硬，是多种骨器取材的主要对象，多用牛、马、猪、鹿等甚至人骨，而以牛和猪的最多。安阳殷墟北辛庄南地发现的制骨作坊中，有一长方形半地穴居址，东西长2.8米，南北宽1.95米，西南角有阶梯通道，室内东北有灶，且有不少骨器。在附近的一窖穴中，堆放很多成品、半成品骨料、骨器和青铜刀、锯、钻以及粗细砺石等。在不足250平方米的面积之中，就出骨料、半成品5110块。从遗物看，此作坊当为主要制作骨簪、骨锥的。在郑州商代遗址中发现有以人骨为原料来制器。郑州商城一条壕沟中，堆放很多人头骨，头骨在眉弓和耳根部被锯开成瓢形。在紫荆山北发现的一个长1.9米、宽1米的窖穴中，出有骨簪、骨镞的成品、半成品和骨料、废料，其中除用牛、鹿等肢骨作原料外，还有人的肢骨，且人骨占半数之多。

从出土情况知制作一件骨、牙器，大致经过选材、锯割、加工成形、磨砺成器以及雕花、镶嵌等工序。所用工具主要为青铜刀、锯、钻和粗、细砺石等。各地出土的骨、牙器当属地方作坊加工制作，但像妇好墓所出的象牙杯，则当属殷商王室控制的作坊所制造。

殷商玉器切割整齐、琢磨光润，动物姿态生动活泼，表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1974年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遗址出土一玉戈，约长62厘米，援长48.8厘米，胡长10.1厘米。形体巨大，制作精良，并非实用器，属于礼器。盘龙城是当时南方的一个重镇，说明早期商代的势力影响已经发展到了长江流域。又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遗址出土玉璋，长39.5厘米、宽7.8厘米，其形制也颇近似于中原所出的同类器物，表明了蜀文化与商文化的互相接近和交往。殷墟出土的玉器，仅1949年后的考古发掘，就有1200件以上。虽然侯家庄、武官村北一带王陵区所发掘的十一座大墓均遭多次盗掘，很少发掘到完整的玉器，可在侯家庄1217号大墓中仍遗留残玉戈16件、玉石鱼11件以及其他残玉器多件，像侯家庄1001号大墓遗留有残玉戈20件、鸽形玉佩1件、水牛彩玉佩1件、玉戚6件、玉斧2件、玉雕刀3件以及其他残玉器多件，不难设想，原随葬玉器当远超过此数。所以殷商玉器的数量应相当可观。《逸周书·世俘解》有：“商王纣取天智玉琰五，环身厚以自焚。凡厥有庶告，焚玉四千。……凡武王俘商旧玉亿有百万。”清王念孙《读书杂志》校为“凡武王俘商，得旧宝玉万四千。”概非虚构。

殷墟玉器绝大部分属软玉，大体上都是新疆玉。在殷墟，至今还未发现规模较大的制玉手工作坊遗址，仅1975年在小屯村北发现两座殷商晚期的小型房子，内出有大量磁石、锥形半成品、大理岩残圭，并少量玉料和几件精致的“俏色”玉石工艺品，房底出有两细磨石，上有研磨痕迹。以殷墟出土玉器器类与殷墟铜器的造型相近，推测大部分玉器应是当地制造的；又以殷墟妇好墓中一件直内式大玉戈有“卢方入戈五”字可知，殷墟玉器亦有方国贡纳者。

殷墟玉器的种类相当齐全，大致可分礼器、仪仗、工具、装饰艺术品及杂器等类。妇好墓中所出玉器，均为浮雕和圆雕制品，造型多样，线条流畅，堪称殷商玉器的精品。一件腰插宽柄器的跽坐玉人高7厘米，同出玉、石人物雕像和人头像共10余件。通过雕像可看出殷人服饰，一种为交领，窄口长袖，衣下缘至踝，腰束宽带，衣上有云纹；一种为后领较高，长袖窄口，衣下缘至臀部，衣上有云纹。蔽厀多为长条形，有的中腰较窄，有的上窄下宽，都系于腹上，下缘垂至于膝。冠有圆箍状、圆箍前加一卷状饰，以及高冠或稍低的冠等多种形式。从中可了解殷人的衣、冠和殷商不同阶层的人物形象。在动物形象的玉雕中，有不少是罕见的珍品，像写实的虎、熊、象、马、牛、羊、猴、兔、鹤、鹰、鸮、鹦鹉、鸟、鸽、鸬鹚、燕、鹅、鱼、蛙、鳖、蝉、螳螂、石龟，形象逼真，栩栩如生。一件玉凤长13.6厘米、厚0.7厘米，浮雕成侧身回首状，喙、冠如鸡，圆眼，短翅，长尾，尾翎分开，翅上雕琢出阳线翎纹，胸前有两孔，腰间有一突起的圆钮，上有小孔，可佩带。凤身上的小孔反映出了商代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镂空、钻孔、抛光技术。镂空有“全封闭式”和“半封闭式”两种。钻孔方法一为管钻，多用于璧、环和镯的中心部位；二是桯钻，多用于为佩带而设的小穿孔。玉器之所以有晶莹的光泽，大概是用兽皮或丝织品蘸水加细砂对玉面进行了抛光。其余像鹰、鸽、鸬鹚、螳螂、鹤等，不仅首次于殷商墓葬中出现，也未见于甲骨文，对研究商代的动物群及其形象都极具价值。

图75　骨角牙器——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大墓出土

图76　雕刻骨埙——殷墟出土

殷墟妇好墓还出土石器共63件，以大理岩、石灰岩、石髓、蛋白岩为原料。器类有豆、盂、觯、罍、壶、瓿、罐、器盖、磬、铲、杵、动物雕刻等。内有一石牛，造型与雕琢均精，下颌刻“司辛”二字。另一长条形石磐，上端一侧刻“妊冉入石”四字。石器早先于殷墟发掘中亦有发现，像西北冈1001号大墓出土之著名的大理石枭形立雕，高34.0厘米，长24.8厘米，宽25.2厘米，头上饰以羊角，肩部以上除了大眼、喙部、耳部及羊角之外，满饰羽毛，胸部、翅膀、腿部及尾部都依其应有形状加以变化，背后及底部有方形凹槽以嵌入木桁，似为建筑或棺椁之装饰。同出另一大理石虎首人身立雕，高37.1厘米，长26.8厘米，宽21.4厘米，为张口之虎首人身，跪坐，全身布满装饰纹样，手、足部各饰一龙纹，背后及底部同样有方形凹槽以嵌入木桁。石虎与石枭似为对称之两座装饰。再有1950年殷墟出土的虎纹石磬，长84厘米、宽42厘米、厚2.5厘米，乃殷商磬中之王，正面刻有雄健虎纹，据测定此磬已有5个音阶，可演奏不同乐曲。

图77　石虎——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1号大墓出土

（四）漆器贝类之应用

漆器是指用漆涂在各种器物的表面上所制成的日常器具。生漆系由漆树割取的天然液汁，以其作涂料，具耐潮、耐高温、耐腐蚀等特殊功能，且可配制出不同颜色，光彩照人。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国就开始认识漆的性能并制作漆器了，1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距今7000年的木胎漆碗，木碗造型美观，内外都有朱红色涂料，色泽鲜艳，其物理性能与漆相同。这是目前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漆器。到了殷商时代，在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发现一面雕花、一面涂朱的木椁板印痕，河北藁城台西遗址出土的漆器残片中，有的雕花涂色加松石镶嵌。河南罗山也出土多件漆器的残片，能辨认出器形的有碗、盘、盆等。出土时这些漆器残片共有几十片，朱红地，黑漆花，绘有饕餮纹、夔纹、雷纹、蕉叶纹等纹饰。有的花纹上还嵌有绿松石，贴着钻花金箔。根据残片观察，商代有了薄板胎漆器。河南安阳侯家庄发现漆绘雕花木器，上面嵌有蚌壳、玉石等，反映了商代匠人在晒漆、兑色、髹漆等方面的技巧和镶嵌技术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

王世襄先生的《中国古代漆器》，被誉为“我国出版史上第一部按时代顺序编选的有关漆器图册”[1]，内中说：“早在1928年（按：实际应是在1934至1935年殷墟第十、十一次发掘）考古工作者在安阳西北岗殷墟大墓中发现雕花木器印在土上的朱色花纹，称曰‘花土’。木质已朽，花纹则清晰绚丽，其间还镶有蚌壳、蚌泡、磨琢过的玉石、松石等[2]。花土究竟是由深色木器还是漆木器印成，当时尚无定论。1974年在湖北黄陂县发现早于殷墟的商代盘龙城遗址，出土雕花涂朱木椁板朽痕，与殷墟‘花土’很相似[3]。1973年在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发现漆器残片，制作形态与‘花土’更为相似，使人相信‘花土’就是由漆器印成。”

漆器易腐朽，故现今所见殷商时代的漆器仅为一些残片及颜料痕迹，但从中亦能了解其颜色、花纹等情况，证明殷商漆器工艺已具相当水平。

殷商时代的物质交换由于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多，部分商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商代遗址中出土有海贝、海蚌、鲸鱼骨、大龟骨等海产物品，其来源除赠送、进贡及征集外，也有商人长途贩运而来的。除以物易物的交换外，当时已开始使用货币。商代货币的主要形态是玉和贝，殷墟墓葬中出土有大量的贝，最多的达千枚。除天然贝外，还有石贝、骨贝、蚌贝、玉贝及铜贝等仿制贝。卜辞中有“赐多女有贝一朋”，金文中亦有“王赏戍嗣子贝廿朋”的记载，证明贝在当时已用作货币，并以“朋”为计算单位，以十枚贝为一朋。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十五次殷墟发掘中，出土的贝类标本及其加工品不少。过去一直鲜有研究。六十余年后，受高去寻先生之托，研究海贝在行的锺柏生拣出研究所藏贝类标本，并往南京博物院，参观了一部分收藏在那里的安阳出土的贝类标本及加工品，写成《史语所藏殷墟海贝及其相关问题初探》一文[4]，对“本所殷墟发掘出土的贝类标本及其加工品，从其生长的栖息环境而分，可分为海水贝及淡水贝两大类。淡水贝大半是中原及其邻近地区河流沼泽及湖泊所产，数量大，许多蚌器，如蚌镰、蚌刀、箭镞及珧贝、装饰品、镶嵌物等，大部分都利用淡水双壳贝为原料。这些双壳贝的老壳厚重而且有相当厚的珍珠层，壳体曲度不大利于加工。利用这些壳制成的装饰品、镶嵌物，珠光闪闪，十分美丽”。锺文说：“淡水贝种类的鉴定，因笔者所收集的标本及文献不足，本文略去不谈。此地只论海贝部分。殷墟出土的海贝，大都属于软体动物腹足纲及双壳纲。腹足纲的贝，大都单壳，国人或称之为螺；双壳纲的贝，国人习称之为蚌、蛤等名称。”在总结论述之后，文章归纳要点如下：

“一、本所所藏殷墟出土海贝，共分十科二十一种，除了海扇科一种种名不知外，其他都已鉴定出种名。已知二十种贝，除了榧螺一种其产地有待求证外，其他种今日的产地从渤海一直到南海。

“二、宝螺八种殷商时期的产地，据笔者推测：可能从山东南部一直到浙江、南海，其来源不止一处。若是大量生产货贝，大概东海、南海产贝最为丰富。其余贝种在殷商时期皆来自中国沿海。因此探究殷墟海贝的来源及殷人与哪些地区的人进行交换贸易行为，必须仔细去调查分析殷墟出土贝种的产地，如此所得结论才较为可靠。要确定殷商时宝螺是否产于山东南部黄海沿岸，尚有一科学方法，即发掘相当于殷商时期的潮线堆积层，所得的结果即是相当强的科学证据。

“三、汉以前古人常依贝的颜色、栖息地，给贝不同的名称，其分类今日视之，问题甚多。‘贝’为象形字，其字形即像‘货贝’。《尚书》中‘玭珠’、‘大贝’，笔者在第四节中都有推测。《汉书·食货志》所载‘大贝’、‘壮贝’、‘贝’、‘小贝’之名，依据其尺寸大小与今日之宝螺科贝相比较，大概可推测出其贝种。《荀子》及《汉书·西南夷传》中所云之‘紫贝’，应是指今日黑星宝螺。

“四、用作货币的贝种以黄宝螺、金环宝螺为主，其他种宝螺在殷商时是否用为货币，今日资料不足，尚难断定。货贝的人工制法，是有其时代差异。‘壳前大孔’及‘背磨’式的黄宝螺已同时出现在武丁晚期（即大陆学者所言殷代中期），但那时候‘背磨’式黄宝螺所占的数量较少，到了殷代晚期‘背磨’式的黄宝螺才变成主流。这种黄宝螺加工形式的演变，金环宝螺也与之相同。”

此后，尚未见有其他关于贝类的论述，这是日后需要多加投入的。

【注释】

[1]王世襄编著：《中国古代漆器》，文物出版社，1987年。

[2]王文原注[5]，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梅原末治《殷墓发见木器印影图录》，京都便利堂1959年版。

[3]王文原注[6]，湖北省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专业盘龙城发掘队《盘龙城一九七四年度田野考古纪要》，《文物》1976年第2期。

[4]《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三分，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