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文字及甲骨文发现研究

（一）殷墟之甲骨文字

甲骨文发现之议题

殷墟甲骨文自从1899年开始发现，迄今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究竟是什么人首先认识和搜集的，自来都以为是山东福山人王懿荣。学术界无异说。

抗日战争时期，胡厚宣在后方成都编印《甲骨学商史论丛》时，曾写过一篇《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于1944年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根据王襄在《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上发表的《题所录贞卜文册》一文和在《河北博物院画刊》上发表的《题易穞园殷契拓册》一文，断定与王懿荣同时搜购甲骨的还有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到1951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1955年在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出版《殷墟发掘》，仍然提出过这一论点。

1956年陈梦家作《殷虚卜辞综述》，也采用了这一论点，说：“除王懿荣外，最早鉴定与收藏甲骨的，应推孟定生与王襄。”

近年，忽然由于对王襄文章的曲解，把王懿荣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之说想予以推翻，而以孟定生、王襄为首先认识和搜集甲骨文字之人。这事倒出乎我们为孟、王长期被埋没而鸣不平的意料，使我们不能不为此再进一言。

1980年11月出版的《殷墟甲骨文简述》一书[1]说：“实际上，在王懿荣出高价收买甲骨文的前一年（1898年，即光绪二十四年），古董商已将甲骨文带到天津去出售。当时天津有两个穷秀才，一个叫孟定生，一个叫王襄，他们已经将甲骨辨识出是古代的遗物，叫它为‘古简’（牛胛骨边上刻的卜辞很像古代的竹简）。”

1984年7月，又有《安阳小屯与甲骨》一文[2]说：“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古董商将从安阳收购到的古器物和有刻文的甲骨带到天津出售，被孟定生和王襄发现是古代遗物，称为‘古简’。次年（1899年）古董商将大批的有字甲骨带至北京出售，为当时任京师团练大臣的古物收藏家王懿荣发现，他不惜高价全部买下。”

这是误解了。王襄原文只说是：“范贾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并不曾把“有刻文的甲骨带到天津”来。

1982年9月《历史教学》发表王襄1955年写的《簠室殷契》序，其中有这样一句话：“余也宝此殷契近六十年。”王襄的哲嗣王翁如附注说：“自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作者购藏殷契起至乙未（1955年）写本文时止近六十年了。”

王翁如说错了，从王襄的文章看来，只在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即1899年，才“仅于所见十百数中，获得一二，意谓不负所见，藉资考古而已”。更有甚者，王翁如在1983年4月3日的《天津日报》还写了一篇文章《甲骨是天津人发现的》。这是多么干脆明快的标题呀！只可惜文章说：“事实的经过是，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潍县古物商范寿轩来天津说，河南汤阴（实际是安阳）地方农民在地里刨花生，发现龙骨（中药名）上面有字迹。天津一些古物爱好者，便怂恿他带来看看。”

把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提早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又怎么能够使人相信呢？

1983年11月5日《光明日报》也有一篇文章，题目是《也谈甲骨文的发现》：“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文之说，除时间较晚外，还有两点漏洞。一是，虽然当时小屯村的农民确曾将一部分甲骨作为龙骨卖给药店作为中药，但是药店在收购龙骨时是不要有字的，因此，农民往往将字铲掉后再卖给药店。二是，据调查光绪时北京菜市口并没有一个达仁堂中药店，而且中药店一般都是将龙骨捣碎后才出售配药，因此，是无法在上面发现文字的。”

正如有的学人所说，关于生病服药云云，出自汐翁《龟甲文》，此文用笔名登在《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本来就带有传说演义性质，不可全信，“但对它要作具体分析”，要看这一传说是附在什么人身上。“在当时的金石学者中间，王懿荣较早地重视并收购有字甲骨，则是符合实际的。”[3]

至于说“王懿荣首先发现甲骨文之说，时间较晚”，事实上恰恰相反，首先发现甲骨文的，正是王懿荣。

1984年冬，胡厚宣去天津南开大学讲学，又获读李鹤年先生于当年10月在南开大学印制的《孟广慧、王襄、王懿荣与甲骨》一文，他引胡厚宣的说法，批评说：“论断比以往学者们的看法虽然进了一步，但仍不确切。”在引陈梦家的论点后，也批评说：“我觉得这个说法跟胡厚宣先生的说法同样都还嫌含混，并没有做出谁先谁后的判断。”他重新引了胡厚宣前所引过王襄的两篇文章后，说：“事实简单明确得很。”

“孟定生、王襄知道有甲骨比王懿荣早三个季度。”

“孟、王收购甲骨比王懿荣在先，他们没收购或没见到的才卖给了王懿荣。”

“孟定生、王襄是最早知道鉴定和收购甲骨的人，王懿荣在他们之后。”

事实并非这样简单。首先，王襄的文章一篇发表在1933年，一篇发表在1935年，离甲骨文的发现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其次这只是王襄一面之词，讲的只是在天津的情况，至于在北京的情况他们不知悉，怎么能三十多年之后，只凭王襄一面之词，就能成为“简单明确”的定论呢？

此后，又于天津的刊物上连篇累牍地登出文章，主题无非一个，孟、王最早见到了甲骨。如《天津文史丛刊》第1期[4]刊李世瑜、王翁如《怀念王襄老人》说：“甲骨自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在天津被发现后，立即引起天津学者重视。”同期上尚有王臣儒《记父亲王襄二三事》说：“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冬十月，山东潍县古董商人范寿轩来天津售古器物到父亲家，谈到河南汤阴（实系安阳）出骨版（实系甲骨）事，当时，名书法家孟广慧在座，他‘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翌年秋，范携甲骨来，孟和父亲皆寒素，‘仅于所见十百数中获得一二，意谓不负所见，藉兹考古而已’。”

《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五辑[5]有龚作家、刘炎臣《殷墟文字专家王襄事略》一文，说：“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冬十月，有山东潍县古物商范寿轩（亦名守轩），将龟甲兽骨携来天津，求教于王襄。……当时孟定生（广慧）在座，经孟仔细鉴定，揣度为古简。于是促范继续访求，以便搜罗更多，再进行研究。”

《天津文史丛刊》第七期[6]有王臣儒编辑，卞慧新、唐石父、王翁如校《王襄年谱》，记：

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戊戌），二十三岁

先父和孟广慧知有殷契出土事。

1899年（光绪二十五岁己亥），二十四岁

秋，范寿轩来津，携来甲骨求售。先父和孟广慧各得若干。范贾随即赴京，将所余甲骨售与王懿荣。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二十五岁

六月，先父从潍县古董商人范维清手购得甲骨百余片。……六月，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攻入天津。潍县古董商人范维清流落天津，将所携甲骨约百余片售与先父。

另外，《天津日报》1987年1月10日刊齐治源《胸掩万卷笔底生花——忆先师王襄一二事》，称王襄为“我国第一个发现甲骨及研究甲骨文字学家”。14日又刊王臣儒《从晚清举人到共产党员》，称：“1899年秋，是他（王襄）与天津书法家孟广慧，首先从商人处购得这种‘朽骨敝甲’，才揭开甲骨文字的秘密。而过去传说的王懿荣买龙骨云云，不过是小说家言，这比它要晚得多。”这篇文字，1月2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还以《首先识得甲骨文的学者》为题转载。9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摘录了王翁如于9月19日《今晚报》上的文章，题作《甲骨文的发现》，称“王襄是最早发现者、辨识者之一”。

受此说的误导，亦有人转述引用这条所谓的“新观点”，但从未加详细追究，更不用说任何考订了。像施蛰存1991年7月在所著《金石丛话》（中华书局文史知识文库）中即是一例。200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秘闻轶事》（山东画报出版社）竟称：“其实，甲骨文在王懿荣发现之前，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就发现了。”

要问到底谁是首先认识和收集之人，不是只靠自己来说，要看同行的专家是怎么说的。甲骨文自从1899年被发现以后，王懿荣没有著作，孟定生和王襄也还没有著作。印第一部甲骨文材料书的是刘鹗1903年出版的《铁云藏龟》。但《铁云藏龟》的出版，罗振玉曾帮了忙。1910年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中说：“（刘氏甲骨）传至江南，予一见诧为奇宝，怂恿刘君，亟拓墨，为选千纸，付影印，并为制序。”1912年在《殷虚书契前编》自序说：“于是尽墨刘氏所藏千余，为编印之。”1915年在《铁云藏龟之余》自序说：“刘君所藏，予既为之编辑为《铁云藏龟》。”1933年在《殷虚书契续编》自序又说：“越岁辛丑，予就丹徒刘氏所藏编印为《铁云藏龟》，此为殷虚遗物传世之始。”罗振玉所作《铁云藏龟》序成于1903年8月，亦在刘鹗自序之前，实为研究甲骨文字之第一篇著作。罗序说：“至光绪己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而古龟古骨乃出焉。”

1910年罗振玉在《殷商贞卜文字考》自序说：“光绪己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予闻河南之汤阴发现古龟甲兽骨，其上皆有刻辞，为福山王文敏公所得，恨不得遽见也。”

1912年罗振玉在《殷虚书契前编》自序说：“光绪二十有五年，岁在己亥（1899年），实为洹阳出龟之年。”

1933年罗振玉在《殷虚书契续编》自序又说：“光绪己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殷商贞卜遗文出于洹水之故虚。”都以甲骨发现在光绪己亥，即光绪二十五年，公元1899年。而福山王懿荣实首得之。

但罗振玉在1931年所写的《松翁自叙》[7]亦即《贞松老人遗稿甲集》[8]的《集蓼编》中又说：“洹滨甲骨，自庚子岁始由山东估人，携来都门，福山王文敏公懿荣首得之。”为什么罗振玉一人先说甲骨出自己亥，现又说出自庚子，怎么会自相矛盾呢？这是因为据明义士《甲骨研究》[9]己亥年王懿荣只买了12块，到庚子则买了800块，举多数而言，便称作庚子了。

刘鹗的《铁云藏龟》自序，与罗振玉序同时而稍后。罗序写于1903年8月，刘序写于同年9月。刘鹗序说：“龟版己亥（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出土，在河南汤阴县属之古牖里城。”他又说：“既出土后，为山左贾人所得，咸宝藏之，冀获善价。庚子岁，有范姓客，挟百余片走京师，福山王文敏公懿荣见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后有潍县赵君执斋得数百片，亦售归文敏。未几，义和拳乱，文敏遂殉难。”也是说庚子岁王懿荣以厚值购买甲骨，所以说庚子岁，也是因为这年买的甲骨比较多，而最初买甲骨的，也是说的王懿荣。

罗、刘之后，研究甲骨、关心甲骨，与甲骨关系较深的，还有王国维。王国维1917年在他代替姬佛陀所作《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序说：“光绪戊戌己亥，洹曲厓岸，为水所齧，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古文字。估客携至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1920年（庚申秋日）又在《随庵殷虚文字跋》[10]中说：“甲骨文字出土于安阳之小屯，福山王文敏公首得之。”1925年又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现之学问》[11]一文中说：“殷虚甲骨文字，光绪戊戌、己亥间始出于河南彰德府西北五里之小屯。初出土后，潍县估人得其数百以售之福山王文敏懿荣，文敏命秘其事，一时所出先后皆归之。”王国维研究甲骨文字，实受罗振玉的启导，长年同罗振玉在一道，为什么他在己亥之前又添了一个戊戌年呢？我们认为罗振玉、刘鹗和王国维专门研究甲骨，时代又较早，一般认为己亥为出甲骨之年，所以又称庚子者，以庚子年买的最多，所以又称戊戌者，可能是从戊戌年即开始见到或购到极少数之故。但都以王懿荣首得之则论断一致，没有问题。

罗振玉是早期搜集甲骨文字最勤、所得甲骨数量最多之一人。自从1907年以后，他除了几次派遣古董商人去安阳专为他采购甲骨之外，1909年还派他的内弟范兆昌恒斋去搜集。他自己于1915年也由日本回国，专程去过小屯。特别是1911年春天，他还特派他的堂弟罗振常子敬及内弟范兆昌两人去安阳、洛阳作了“两月之游”，单在安阳搜购甲骨就呆了五十几天。那时他们“日有记载”，到1936年由罗振常将当年的日记整理成《洹洛访古游记》[12]。他在现场所见所闻，应视作是第一手的资料。他说：

连日以发掘龟骨源流，访诸土人，颇得其详。今汇萃众说，参以所知，记之如次：

此地埋藏龟骨，前三十余年已发现，不自今日始也。谓某年某姓犁田，忽有数骨片随土翻起，视之，上有刻画，且有作殷色者（即涂朱者）不知为何物。北方土中，埋藏物多，每耕耘或见稍奇之物，随即其处掘之，往往得铜器、古泉、古镜等，得善价。是人得骨，以为异，乃更深掘，又得多数，姑取藏之，然无过问者。其极大胛骨，近代无此兽类，土人因目之为龙骨，携以示药铺，药物中固有龙骨、龙齿，今世无龙，每以古骨充之，不论人畜。且古骨研末又愈刀创，故药铺购之，一斤才得数钱。骨之坚者，或又购以刻物。乡人农暇，随地发掘，所得甚夥，检大者售之。购者或不取刻文，则以铲削之面售。其小块及字多不易去者，悉以填枯井。

北方估客，有北京、山东二派，京估概居旅店，候人持物来售，服用颇奢，恒留妓停宿。

东估则甚苦，所居为极湫隘之小饭店或人家，日间则四出巡回村落，谓之跑乡。某年有东估范兆庆者，跑乡至小屯，索土中发掘物，土人问其种类，则曰有字者皆可，因以骨示之，范虽不知其名，然观其刻画颇类古金文，遂悉购之。土人得善价喜过望，亟觅旧所填井，则已成平田，迷不得处。后村人得骨，均以售范，范亦仅售与王文敏公，他人无知者[13]。

这是罗振常根据现场调查，知道甲骨在三十年前即已发现，当时只用作龙骨药材和刀尖药。直到后来东估范兆庆因一位金石学家的提示以为“颇类古金文，遂悉购之”，但自后小屯“村人得骨，均以售范，范亦仅售与王文敏公，他人无知者”。以范得骨仅以售王，知那位认识甲骨文的金石学家应该是王懿荣而不是别人。

早期搜购甲骨的，还有几个外国人。加拿大人明义士1910年接受加拿大长老会授予的牧师职务，派往中国河南北部服务，最初在武安，后来到彰德，1914年调查殷墟[14]。1917年明义士作《殷虚卜辞》自序说：“甲寅（1914年）始春，作者乘其羸老白马徘徊于河南彰德迤北之洹水南岸……此即殷朝武乙故都殷虚是也。……然则作者在中西考古家中，实为探访殷虚之第一人。”“约十五年前，中国一考古学家王姓者，当诣北京一中国药店，购买龙骨，以当药料，碎骨之中，有一小片，上刻细致文字，其中若干例，颇与其家藏最古钟鼎文字绝相类似，遂亟事访求，意欲多购，及问此物出土原地，杳不可知，乃裹其秘宝，深藏怀中，仅于返家后，秘宝研索而已。是则今之所称甲骨卜辞彼实发现之第一人也。”

1933年明义士于齐鲁大学作《甲骨研究》（初编）[15]说：“在1899年以前，小屯的人用甲骨当药材，名为龙骨。最初发现的甲骨，都经过潍县范氏的手，范氏知道最详。先时范氏不肯告人正处，如告刘铁云‘汤阴牖里’。余既找到正处，又屡向范氏和小屯人打听，又得以下的小史，今按事实略说如下：前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以前，小屯有剃头商名李成，常用龙骨面作刀尖药。北地久出龙骨，小屯居民不以为奇。乃以兽骨片、龟甲板、鹿角等物，或有字、或无字，都为龙骨。当时小屯人以为字不是刻上的，是天然长成的，并说有字的不好卖，刮去字迹药店才要。李成收集龙骨，卖与药店，每斤制钱六文。按范氏1914年所言：1899（己亥，光绪二十五年），有学者名王懿荣（字廉生，谥文敏公），到北京某药店买龙骨，得了一块有字的龟板，见字和金文相似，就问来源，并许再得了有字的龙骨，他要价每字银一两，回家研究所得。王廉生是研究甲骨的第一人。”[16]

此前，还称：“民国三年（1914年）余移驻安阳，常骑老白马游洹河岸。”[17]

日本人林泰辅合商周遗文会、榷古斋、听冰阁、继述堂诸家日本所藏，编成《龟甲兽骨文字》一书，其序说：“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河北安阳县洹水之南，始出龟甲兽骨，片片奇古，且有文字，别放一异彩矣。（大正六年〔1917年〕十二月）”1918年4月，林泰辅来华，亲至安阳小屯村调查殷墟，搜集甲骨，又记载甲骨出土地方之风土区域，回国后发表了一篇《殷虚遗物之研究》[18]。

在国内，稍晚一些又有马衡《中国金石学概要》[19]，谈到“甲骨”说：“甲骨者，龟甲与兽骨也。其刻辞则殷商贞卜之辞也。……出土之时地及首先发见之人，皆可得而考也。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王懿荣得若干枚于估人之手，珍秘不以示人。”

同时还有容庚《甲骨文字之发见及其考释》[20]一文，说：“甲骨文字发见于河南安阳县城西北五里之小屯中，东西北三面，洹水环焉，殆《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虚上’，彰德府志所谓‘河亶甲城’者是也。……清光绪二十五年（民国纪元前十三年）始出见于世。其文字刻于龟甲兽骨上，估客携至京师，售于王懿荣。”皆以王懿荣为发现甲骨第一人，时间则是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

在引述上列各家论叙之后，我们再来看王襄老人自己如何说明。王襄1920年作《簠室殷契类纂》二册，为首部甲骨文字典。1925年又有《簠室殷契徵文》出版，序文说：“自清光绪己亥下迄民国纪元，此十四年间所出甲骨颇有所获。”1932年有《簠室题跋》[21]于《题贞卜文》说：“贞卜文，前清光绪己亥年出河南安阳县小屯村。为古人贞卜之用品。”次年又有《题所录贞卜文册》[22]，说：“前清光绪己亥年，河南安阳县出贞卜文。是年秋潍贾始携来乡求售。”

上面三文，提及甲骨发现之年，亦为清光绪己亥年，即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1935年发表《簠室题跋》卷二[23]，于《题易穞园殷契拓册》说：“殷契始发见，掘术未精，致多破碎。……当发见之时，村农收落花生果，偶于土中检之，不知其贵也。潍贾范寿轩辈见而未收，亦不知其贵也。范估售古器物来余斋，座上讼言所见，乡人孟定生世叔闻之，意为古简，促其诣车访求，时则清光绪戊戌冬十月也。翌年秋，携来求售，名之曰龟板，人世知有殷契自是始。”还是把“人世知有殷契”之年作光绪己亥年（1899年）。在《亡弟雪民家传》[24]说：“殷虚出契文之年，在清光绪戊戌。翌年，潍贾范寿轩携之来津；乡人孟定生、马景含二君及余家兄弟见之，惊为千载瑰宝。”[25]1947年作《簠室所藏殷契拓本》中“一、自藏殷契拓本之一”，最初习拓，说：“此习拓之龟甲兽骨，皆己亥庚子之际所得，为契文最初之发现，拓法未工，为学拓之物，甚可宝。丁亥纶阁记于符斋。”[26]1952年作《题宝契小象》（未刊）说：“惟昔己亥秋之季，潍贾创获甲骨文。至今小屯侯庄地，宗庙陵寝溯有殷。五十余年积发现，十六万版数纷纭。”[27]至1955年10月27日作《殷契墨本选集》序时，则说：“世人知有殷契，自公元1898年始（即清光绪二十四年）。潍友范寿轩集古器物来言河南汤阴（实为安阳）出骨版（实为龟甲兽骨），中有文字，徵询吾人欲得之否。时有乡人孟定生共话，极怂恿其往购，且言欲得之。孟氏意此骨版为古之简策也。翌年十月，范君来，告以得骨版，期吾侪到彼寄所观览。彼寓西外马家店，店甚简陋，土屋壁立窗小于窦，坑敷簟席，群坐其间，出所谓骨版者相互摩挲，所见大小不一，沙尘满体，字出刀刻。既定其物，复审其文知为三古遗品。”

此篇文字，由王襄后人以《簠室殷契》发表于1982年9月《历史教学》，亦被视作1898年甲骨发现的主要依据之一。1957年6月作《写题孟定生所藏殷契拓本》说：“昔潍友范寿轩来天津，携有河南安阳所出之殷契，同仁等以为人间未见之奇，遂奔走相告，咸至范君寓所，时前清光绪己亥冬十月也。”[28]

此篇文字，亦由王襄后人以《孟定生殷契序》先后发于《天津文史丛刊》第三期（1984年9月）及《历史教学》1993年第9期。李鹤年1984年作《孟广慧、王襄、王懿荣与甲骨》一文中刊出其手稿影印件，我们手中也存有其手稿一份。

1961年作《古文流变臆说》[29]于上编导言“殷代文字之发现”说：“殷契之发现，始于清光绪戊戌秋，潍人范寿轩来说河南出骨片事，翌年冬携来求售，钜大之骨，计字索值一定一金，同好力不能得者，尽以携之京师，后闻为王廉生懿荣购去有全龟腹甲之上半，曩时视为珍品，亦在其中。”

由上列王襄本人于不同时期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对甲骨文发现之年说法不一；其次，从未说到1898年见到甲骨实物，只说1899年秋，即清光绪己亥二十五年。

再来说这两位主角：孟广慧，字定生，也作定僧，号远公，天津人。生于清同治六年（1867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民国28年（1939年）十二月十四日，终年七十三岁。

孟广慧因获一方刻有“白云山人”的旧玉印，因以为号，曾收藏过一件叫錞于的乐器，所以斋名錞于室，此外还有问梅吟社等室名。收藏以大钱为最出名。工四体书，能诗，特别擅长隶书和行书，与天津华世奎、刘嘉深、赵元礼并称四家。著有《两汉残石编》、《定生藏泉》，藏李鹤年处。

王襄序《錞于室契文余珠》[30]说：“此次购得巨大之边条与凹形之骨数十片，费去数十百金。定老固非雄于资者，何得此项钜金。盖其叔志青先生继埙，时官武昌盐法道，适寄旅费至，欲其游湖北，故挹彼注兹，以成其大愿，所谓千载一时也。然吾乡藏殷契者固以定老为创始人。”

孟广慧为了一大龟片，曾请王懿荣次子翰甫写信介绍去北京见王懿荣一面，即所谓“全甲之上半珍贵逾他品”者。

孟广慧所收甲骨共431片，都用两汉残石编稿页包裹，大片的一片一包，外标第几版，碎小的几片一包，也标明片数。

孟广慧藏品，甲骨经杨富村手归李鹤年，除第一片早被其长子孟九龄售出外，余全部保存。1952年将400片售归中央文化部文化局。李鹤年现存30片。

王襄，字纶阁，号簠室，天津人。生于清光绪二年（1876年）十一月十六日（12月31日），卒于1965年1月31日，终年九十岁。

王襄《贞卜文临本》序说：“前清光绪己亥年，河南安阳县出贞卜文。是年秋，潍贾始搜来乡求售。巨大之骨计字定值，字价一金，一骨之值动即十数金。乡人病其值昂，兼之骨朽脆薄，不易收藏，皆置而不顾，惟孟定老世叔与予知为古人之契刻也，可以墨迹视之，奔走相告，竭力购求。惜皆寒素，力有不逮，仅于所见十百数中获得一二，意谓不负所见，藉资考古而已，后闻人云：吾侪未购及未见之品，尽数售诸福山王文敏公矣。”[31]又于《贞卜文临本》第一册第二编题注中说：“此殷契清光绪庚子四月间所获，多龟甲块小而字少，以津钱十千购得，有赠人者，不尽在簠室也。是时清兵与联军肇衅，兵火仓皇，念之有余痛矣。甲子上元后一日纶阁记（1924年）。”[32]

王襄1904年始研究甲骨文字。《题所录贞卜文册》说：“甲辰乙巳年间，从学于京师高等实业学堂，日课余间，始治其文字。”1910年秋，识罗振玉。“庚戌秋，罗叔老贻所著《殷商贞卜文字考》。”1923年与叶玉森通信，1933年与易穞园来往，易寄拓本。与王孝禹熟，有《再题王孝禹山水卷》（1950年）。

1945年抗战胜利，胡厚宣时在成都齐鲁大学，曾回到北平、天津，调查并搜集战后新出的甲骨文字。于津时，知王襄家藏有三千片左右，其中八百片，可以出让。便由北平以刘盼遂、徐宗元两先生之介，并来薰阁陈济川经理陪同抵津，反复商量了一星期之久，终因索价太高，距离甚远，没有买成，不过因大半为已著录过的材料，买不成也就罢了。

后来胡厚宣转往上海复旦大学，便同王襄老人书信来往，现在还留有王襄的书信。1961年我们编辑《甲骨文合集》时，特别到天津请王襄任《合集》编委会委员，王老慨然应允，并拿旧藏甲骨文拓本提供我们使用。在他故世前一年，我们还看到他，给他拍了照，他认为照得很自然。王襄去世后，遗著统由天津图书馆收藏。

顺便一提，上举之李世瑜、王翁如《怀念王襄老人》及李鹤年《孟广慧、王襄、王懿荣与甲骨》二文，称：“董（作宾）去美国讲学数年，解放初曾来信询出售甲骨事，并介绍卖与美国，被他婉言谢绝了。”及“1952年董作宾自美国来信劝先生将甲骨卖给美国某大学，说可得善价。先生一面婉言谢绝，一面劝董回归大陆，从事学术研究。”[33]按董氏赴美是在1947年，临行前曾有信件给胡厚宣。查《董作宾先生年谱初稿》[34]及《董作宾先生年表》[35]，董氏1947年1月赴美国芝加哥，1948年曾游波士顿、华盛顿、纽约，冬返国；1949年随研究院迁台，于1955年先赴韩国、日本，8月飞香港，此期间，只1952年访菲律宾，其余一直居台北。不知“董氏来信”一事何据。

又多篇记述王襄事略之文均称，先生逝世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题墓碑云云。郭、王二氏如何得识？实际上乃天津市文史馆通过领导请胡厚宣办理，郭老还书写多幅，让胡挑选。

孟定生、王襄二氏均为最早甲骨收藏家之一，两位早期所购，号称四五千片。今王襄旧藏归天津历史博物馆，才1166片；孟定生旧藏归北京图书馆和李鹤年，才431片。

作为金石学家的王懿荣于1899年认识了甲骨文并加以收藏后，尚未及进行研究及留下著述，便于次年庚子八国联军入侵时殉难。我们不知王懿荣获得甲骨是在何时，但后人多有记载。王维朴《东武王氏高盉堂金石丛话》[36]说：“光绪己亥，河南洹阳武乙氏之故墟，发现龟甲文，族伯文敏公定为殷商贞卜文字，彼时先君亦收得数百枚……洎民国丙辰，避地来津，与侨居日本上虞罗丈，借邮筒商榷旧学，乃整理旧藏，购置新出，积万余枚，选拓成《殷虚书契菁英》一书，已经黄毅侯农部录入《金石书目》中矣。”王汉章《古董录》[37]说：“回忆光绪己亥庚子间，潍县估人陈姓，闻河南汤阴县境小商屯地方（志称河亶甲城，俗呼何三家城七村，总名小商屯）出有大宗商代铜器，至则已为他估席载以去，仅获残鳞剩甲，为之嗒然，乃亲赴发掘处查看，惟见古代牛骨龟版，出积其间，询之土人云，牛骨可椎以为肥田之用，龟版则药商购为药料耳。”（以上第50期）“估取其一稍大者，则文字行列整齐，非篆非籀，携归京师，为先公述之，先公索阅，细为订考，始知为商代卜骨。至其文字，则确在篆籀之前，乃畀以重金，嘱令悉数购归，仅至一批而庚子难作，先公殉国。”（以上第51期）王崇焕《王文敏公年谱》[38]中“光绪二十五年己亥55岁纪事”说：“河南彰德府安阳县小商屯地方发现殷代卜骨龟甲甚多，上有文字，估人携之京师，公审定为殷商故物，购得数十片，是为吾国研究殷墟甲骨文字开创之始，事在是年秋。”王崇烈（汉辅）《题鄦阁藏龟拓本》[39]说：“龟版出土在洛阳（当作安阳）属之小屯，地方为河亶甲旧都，宋时已有古物发现，光绪己亥，忽出龟版一大坑，人无识古，贩运至京师，先文敏公悉数收之，当谓可以上傲许徐下卑欧赵也。……二叔大人命崇烈识。”

李鹤年后得识王懿荣哲嗣汉章，询及王氏收购甲骨经过，告曰：第一个送甲骨给王懿荣的是范寿轩，范跟王既是同乡，又多年有过交易。范把甲骨出土之经过和详情告之王氏，王当即收下范携来甲骨，另交范六百两银，让范全部收购出土甲骨。庚子夏范带着几麻袋甲骨来京，全部放王氏花园内，时王氏已无暇及此，只于下朝后着人以铜盘托几片玩赏而已。王殉难后，为了筹资发丧，出售其古物，王氏两个学生，刘鹗买了甲骨，廉南湖要了字画[40]。

古董商人范寿轩（亦名守轩），山东《潍县志稿》人物艺术本传载：“范春清，字守轩，范家庄人。好贩鬻古器，兴弟怀清游彰德小屯，得商爵一。次年复往，屯人出龟甲相示。春清以钱数千购四十片，去京师，谒王文敏懿荣，见之惊喜不置，曰：‘君等真神人也，何处得此？’以厚值偿之。春清家小康，有田十余亩，以好购古器，荡其产。懿荣及刘鹗、端方诸公，皆器重之，而甲骨文始显于世。”

虽然我们不知王懿荣是否在1899年之前就已得知甲骨出土之事，但至少在1899年他已通过估人收购甲骨，这点已是不容置疑的事实。王懿荣（1845—1900）此时54岁，在京任官；孟定生（1867—1939）此时32岁，在津且“寒素”，王襄（1876—1965）此时23岁，在塾读书。古董商人，其目的是为赚钱，往往是秘藏宝物，待价而沽，怎么可能抛开有钱势的高官不顾，而先去找二十几岁的小孩子、穷书生呢？似乎与情理不符。况且范估与王懿荣之间又有“同乡”及“多年交易”这一层关系。

再者，从安阳彰德府到北京间的京汉铁路那时尚未通车（清廷于1889年成立中国铁路总公司，向比利时银团——后改为俄法比银团，借款兴建北京卢沟桥至汉口的卢汉铁路，先由清政府建卢沟桥—保定和汉口—滠口两段，通车后于1901年由卢沟桥展至京城前门旁，再至1906年京汉全线始通车）。估人直接前来京师不便，如由家乡转来，山东与京城之间，天津是其中一站，但其最终目的是北京，天津只是路过而已。

称甲骨文发现之年为1898年，仅依王襄先生一句话便下此结论为时尚早，更不用说对这句话的误解，因王襄并未宣称本年见到甲骨，即便明闻甲骨出土之事，王襄亦有不同说法，如刊于《历史教学》1993年第9期《〈孟定生殷契〉序》便称作“时前清光绪己亥（1899年）冬十月也”。王襄后人王翁如“附记”中并未解释这一年代问题，只是对“汐翁”文章穷追不舍，把1931年北平《华北日报·华北画刊》第89期上的这篇小文作“王廉生吃药发现甲骨的说法最初见于民国初年天津出版《华北新闻》”。早先李鹤年《孟广慧、王襄、王懿荣与甲骨》曾附有王襄手书《〈孟定生殷契〉序》复制件[41]。对这一年代的“小有出入”作过说明，认为王襄写这篇序时（1957年）“已将近80岁，记忆力有些衰退了，印象模糊了”，并称“这是常情”。李鹤年的结论是要以王襄1935年《题易穞园殷契拓册》所说时间为准，这样“孟定生、王襄知道有甲骨比王懿荣早三个季度”，李鹤年在这几字下还划了着重符号。如此说来，王襄于1925、1932、1933三年的文章应是更接近甲骨发现之年，更近于事实，三文中王襄将甲骨出土之年均作“光绪己亥”即1899年，那又作何解释呢？

即便《题易穞园殷契拓册》中，亦称潍贾范寿轩辈1898年“见而未收”，到1899年才“携来求售”，此前三个季度，王襄本人未见实物，如何又知“甲骨”为何呢？

称王襄首先发现甲骨文同样证据不足。即便听说，不见实物，谈何发现？硬要这么说，谁先发现甲骨，是潍县估人，还是小屯村民。其实郭沫若早在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42]的第二篇“卜辞中之古代社会”序说“卜辞出土之历史”中就讲过：“甲骨之第一发现者则当为潍县之范商，更广义的说当是小屯的农民。”说王懿荣未有著作，那么孟定生有耶？我们还是称其为甲骨文字的首先发现者之一。李鹤年文章举出同刊于《河北博物院》半月刊的王懿荣四子王汉章的文章中“对甲骨发现的经过王汉章并没有提出与王襄不同的说法，可以证明王襄所谈是事实”。实际上，王懿荣去世时，其四子年纪尚小。而照此说来，对王懿荣首先辨认甲骨文一事王襄并没有提出与众人不同的说法。王襄于1965年逝世，时甲骨文发现已有66年，总不见得王襄没有读过众多的著述吧，况且在1952年出版的胡厚宣《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43]中已列出中外文书目及论文篇目八百余种。这又可以证明些什么呢？

王懿荣首先辨认出甲骨所刻，就是古代的文字。虽然服药发现甲骨的故事其真实的程度，现在已经无人能够确定。但是世人皆知是王懿荣最早认识甲骨文，也是第一个有意收购甲骨的学者。他在甲骨学史上的贡献不可磨灭，因而被尊称为“甲骨文之父”，“甲骨文之父”的名字，他是当之无愧的。日后因甲骨文的发现而导致发掘殷墟的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李济先生，也把王懿荣比作“中国古文字这个新学科的查理·达尔文”[44]。所以，在甲骨学发展百余年的今天，我们仍可以说：殷墟甲骨文是在1899年，也就是清朝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由山东福山人，名叫王懿荣的，首先认识并加以搜购的。与王懿荣同时辨别、搜集甲骨的，还有天津的孟定生和王襄。

最近有陈重远《文物话春秋》一书[45]，其中第301页有“孙秋颿与甲骨文的发现”一章，内有“结端方拜懿荣论龙骨”一节，说：“光绪二十五年……孙秋颿拜见王懿荣，王懿荣给他看‘龙骨’，龙骨上有类似商代青铜器上的文字，孙秋颿认不出是文字还是图画，求教于王老夫子。王懿荣告诉他，自己在病中，派人到药铺去抓药，熬药时我检查各味药，发现龙骨这付药上有文字，又派人到药铺买来大量龙骨。‘你给我多搜集些铜器上的铭文拓片，等我病好后，我要仔细研究、考证，对照一下，有何相似，有何不同。’王懿荣因病得龙骨，最早发现我国甲骨文字。但未及实现自己深入研究的愿望，光绪二十六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他和他的夫人以身殉国，投井而亡。”又有“开式古见诒让知甲骨”一节，说：“经孙诒让的讲解，孙秋颿知道王懿荣于光绪二十五年发现的龙骨文字，乃甲骨文，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孙桂澄，字秋颿，生于1859年，卒于1931年，河北衡水人，幼读诗书，及长来京琉璃厂之博古斋。此书作者陈玉栋，字重远，1928年2月生于北京，十岁入其伯父在琉璃厂所开古玩铺文古斋，始接触旧京古玩行之人、事、物，日后曾就读于辅仁大学。上述观点，陈重远早于《古玩史话与鉴赏》[46]中提及，只是未有如此详尽。之后陈重远再作《琉璃厂·收藏讲史话》[47]，于第一部分“收藏与鉴赏”的第二章“金石学者和古董商的轶事趣闻”有“一语激发端午桥　病中发现甲骨文”一节，又讲述了王懿荣服药发现甲骨的故事，只不过说“龙骨”购自菜市口西鹤年堂，接下去讲“首认甲骨的第一个人”，“著录甲骨文的第一部书”。后沈念乐主编《琉璃厂史画》（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于“古玩珍藏”一节，也引用了上面陈氏所讲王懿荣服药发现甲骨的故事。陈重远除上三书外，还著有《古玩谈旧闻》（北京出版社1996年）、《骨董说奇珍》（北京出版社1998年）等。陈重远所述，不知何据，今特抄录，立此存照。

此外，在2000年第12期的《收藏》杂志上，有山东潍坊邓华的《关于甲骨文发现的一段疑案》一文，也是由古董商范维清这位给王懿荣提供甲骨的潍坊人入手，以史料来进一步论证王懿荣乃首先得识甲骨之人。

“汐翁”三百字不到的一篇小文，虽不足取，但影响深，且难得见，特将其附后，以提供资料耳。

《华北画刊》第89期（中华民国20年7月5日）星期日　第4版

随报附送不另取资　地址北平王府井大街华北日报社

龟甲文

汐翁

光绪戊戌年，丹徒刘铁云，鹗，客游京师，寓福山王懿荣私第。文敏病痁，服药用龟板，购自菜市口达仁堂。铁云见龟板有契刻篆文，以示文敏，相与惊讶。文敏故治金文，知为古物。至药肆询其来历，言河南汤阴安阳，居民搰地得之，辇载粥，取直至廉，以其无用，鲜过问者，惟药肆买之，云云。铁云遍历诸肆，择其文字较明者，购以归，计五千余板。文敏于次年殉难，铁云以被劾，戍新疆，遇赦归。至癸卯岁，乃以龟甲文之完好者千版，付石印行世，名曰铁云藏龟。此殷虚甲骨文字发见之原由也。藏龟行世，瑞安孙仲容先生，以数月之力，尽为之考释，著契文举例一书。甲辰书成，于是学者始加以研治。今则甲骨日出不穷，治之者亦不乏人。法日二邦，皆有专门研究者，为我国古代文化上之一重大事件，世人所当注意也。

【注释】

[1]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2]《中州今古》1984年第4期。

[3]萧艾：《甲骨文史话》第2页，文物出版社，1980年。

[4]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3年。

[5]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6]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7年。

[7]《考古社刊》第三期，1935年。

[8]1941年出版。

[9]1933年齐鲁大学讲义本。

[10]见陈乃乾编印：《观堂遗墨》，1930年。又收入《观堂别集》，题为《随庵所藏甲骨文字跋》，原件现存南京图书馆。

[11]《学衡》第45期，又收入《静安文集》续编。

[12]上海蟫隐庐印行，193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重印。

[13]《洹洛访古游记》上册第11—12页，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条。

[14]《明义士传》，《中国文字》第2册，台湾大学文学院古文字学研究室，1961年。

[15]齐鲁大学讲义本，齐鲁书社1996年重印。

[16]《甲骨研究》初编第二章“甲骨发现小史”，1933年。

[17]《甲骨研究》初编第5页。

[18]参见徐嘉瑞：《日本甲骨之收藏与研究》，《国学月报》21，1927年；又东洋文库古代史研究委员会：《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字》序，1979年。

[19]北京大学史学系讲义，1924年，收入《凡将斋金石丛稿》，中华书局，1977年。

[20]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1923年。

[21]《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二十九期，1932年。

[22]《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三十二期，1933年。

[23]《河北博物院画刊》第八十五期，1935年。

[24]王雪民（1883—1945年），见杨鲁安：《王雪民印存》，1984年。

[25]见王臣儒：《王襄年谱》上，《天津文史丛刊》第七期，天津市文史研究馆，1987年。又收入《纶阁文稿》第二册，现存天津图书馆。

[26]现存天津历史博物馆。

[27]收入《纶阁诗稿》卷二，现存天津图书馆。

[28]《纶阁文稿》第四册，现存天津图书馆。

[29]龙门联合书局版。

[30]即上引之《写题孟定生所藏殷契拓本》、《孟定生殷契序》。

[31]《簠室题跋》卷一。

[32]《簠室题跋》卷一“簠室殷释殷契”，天津历史博物馆藏。

[33]李文注称：“详见王翁如《簠室殷契》跋，载《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

[34]严一萍编：《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七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35]《董作宾百年纪念文物展》，台北历史博物馆，1993年。

[36]《东方杂志》第27卷第2号，1930年。

[37]《河北第一博物院画报》第50、51期，1933年。

[38]《中和月刊》47，1943年。

[39]现藏青岛博物馆，1961年王杏东捐。

[40]见上转引《孟广慧、王襄、王懿荣与甲骨》。

[41]王、孟两文均见前引。

[42]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群益出版社1947年刊行，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一版、1964年第二版、1977年第三次印刷，后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43]中华书局1952年版，上海；1983年再版，北京，1999年第三次印刷。

[44]见李济：《安阳》，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李光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又编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5]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1997年第二次印刷。

[46]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0年第一版，1994年第二版。

[47]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2001年第二次印刷。

（二）甲骨文之基本状况

我国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成文资料，始于商朝。商朝的文字资料，有陶文、玉石文、金文和甲骨文几种。其中以甲骨文最为重要，而且数量最为繁多。

甲骨文及其命名

甲是龟甲，有龟腹甲、龟背甲，腹甲较多，背甲较少。骨是兽骨，主要是牛骨，也可能有少量的马骨、猪骨、鹿骨、虎骨及象骨。骨多用肩胛骨，间有肋骨和距骨。也有少量的牛头骨、鹿头骨和人头骨刻辞。《礼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殷人尚鬼，殷商的王室遇事好占卜，经常利用龟甲和牛骨这两种材料来占卜吉凶，占卜后便记录下来。记录有写有刻，于甲骨之上或用朱书，亦有墨书；有的先写后刻，有的不写而直接刻写；还有的将文字涂以朱砂或涂墨；也有的镶嵌绿松石。这就是卜辞。甲骨文绝大多数皆为卜辞，间或也有与占卜有关的一些记事文字。

甲骨文，过去学者对它的名称不统一，有称作为“龟”、“甲文”、“龟甲”、“龟甲文”、“龟甲文字”、“龟版文”，但甲骨文字绝不仅刻于龟上。还有称为“殷契”、“龟刻文”、“甲骨刻文”、“甲骨刻辞”，然而甲骨文又绝不仅仅是契刻之文字，如“贞卜文”、“贞卜文字”、“卜辞”、“甲骨卜辞”、“殷卜辞”、“殷虚卜辞”，实际上甲骨文除卜辞外，也有一些记事文字。再有称“殷墟书契”、“殷墟文字”、“殷墟遗文”，但殷墟所发现的文字，除甲骨文外，还有人头刻辞、牛头刻辞、鹿头刻辞和铜器文字、骨器文字、角器文字及玉器文字、石器文字、陶器文字等等，一种“甲骨文”不能独占“殷墟文字”之名。此外还有称为“商简”，那更是龟骨不辨，离题太远。总之，一切都不如叫“甲骨文”或“甲骨文字”最为适当，也最为严谨。

甲骨学是以这种甲骨文字为研究对象，来对甲骨文字本身，并进而对商代的社会历史各方面进行研究的一门学科。

甲骨文出土地点

甲骨文被辨认出之始，山东潍县古董商范氏谎称出自河南汤阴，一时间，包括刘鹗、罗振玉和日本林泰辅、富冈谦藏及美国方法敛等人都曾受其欺骗。后来罗振玉由文物贩来自中州，再亲往调查，终于知道甲骨出土之地，实际上是河南安阳西北五里的小屯村中。甲骨文出土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附近地区，其中以小屯村出土为最多。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除小屯外，后来在附近的侯家庄、大司空村、铁路苗圃、后岗、四盘磨、高楼庄等地也出土过几片乃至几十片。我们今天单说的是殷墟的甲骨文，至于殷墟之外，还有周原甲骨等。

甲骨文写刻时代

关于甲骨文的时代，最初罗振玉定“夏殷之龟”，刘鹗定“殷人之物”。到罗振玉作《殷商贞卜文字考》，认为其物当属殷商时期。再作《殷虚书契考释》，定甲骨文所包涵的时代，为商代武乙、文丁、帝乙三王，这三王均以殷墟建都。到了王国维作《古史新证》，称：“盘庚以后，帝乙以前，皆宅殷虚。”于是甲骨文所包涵之时代，才由武乙上溯至盘庚时期。但它的下限，郭沫若以为迄于帝乙而止，连参加殷墟发掘的董作宾，前曾采罗振玉之意，后又从王国维之说，直到后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时，才以甲骨文所包涵之时代，由盘庚到帝辛。我们今天说，甲骨文是商代后半期，也就是盘庚迁殷至纣辛亡国八世十二王273年间这后半期，即所谓殷商时代的遗物。甲骨文还可以再细分为不同的时期，目前各家的分期方法还没有达到统一的意见。普通仍以五期分期法为妥，即第一期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第二期祖庚、祖甲，第三期廪辛、康丁，第四期武乙、文丁，第五期帝乙、帝辛。

类别比例及尺寸

殷商时代占卜用的甲骨，龟甲的种类有三种：腹甲、背甲、改造背甲。腹甲用完整的一块，背甲由中间一分为二使用。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所得有牛肋骨一版，殷商时代的牛大半是水牛，其余还有象骨、鹿骨、虎骨，甚至人头骨。

殷商时代占卜所用的龟甲和牛骨究竟有多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商代北方多牛，牛用来祭祖，其肩胛骨则用来占卜。龟则是南方所产而向商朝敬贡者。胡厚宣早年统计：“已出土的十万片甲骨文，其甲与骨之百分比约为七三与二七，即甲约73000片，骨约27000片。其无字之卜用甲骨，约与此数相等。是卜甲约为146000片，卜骨约为54000片，以平均每五片合一全版之甲骨计，则甲约29200版，骨约10800版。即龟约9730，牛约5400。与前所言杀牛贡龟之数相去不远。故殷代卜用之龟，约在万数；卜用之牛，约有五六千头。或至少当在此数以上也。”[1]

到今日发现，甲骨文里完整龟腹甲中最大的，长45厘米，宽35厘米；最小的长14厘米，宽7厘米；以长28厘米、宽20厘米的最为普通。半剖龟背甲中最大的，长35厘米，宽15厘米；最小的长27厘米，宽11厘米；普通最常见的以小片居多。改造成长圆形的背甲，最大的长16厘米，宽6厘米；最小者长12厘米，宽5厘米；普通最常见的多在两者之间。牛胛骨中最大的，长43厘米，宽28厘米；最小者长36厘米，宽21厘米，或长37厘米，宽17厘米；普通以小片最为常见。

【注释】

[1]见胡厚宣：《甲骨学绪论》，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1945年。

甲骨文字的卜法

《尚书·多士》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典也，典从册，在卄上，象两手供奉之形。《墨子·鲁问》有：“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甲骨文并非商代的典册，亦非竹帛金石的文字，乃是占卜及与占卜有关或者偶然的记事文字。

甲骨占卜的方法，先要搜集材料。牛骨为本地所出，龟甲则南方所贡。殷商时代占卜所用大龟为南海种。先取龟将背甲与腹锯开，腹甲整用，锯小其两桥，用刀削去其表面之胶质，里面也锉平。背甲则从中一剖为二，还有的改造成长圆形。中间有孔可以穿起。牛胛骨先锯去它的骨臼端一边之凸骨，再将骨脊剖平。做成之后，要经过一种祭典后才用。龟甲往往在腹甲正面之尾端背面的骨桥，背甲背面近剖缘的一边，记上贡龟的人。腹甲在背面的骨桥，背甲于背面近剖缘的一边，记上祭龟的官。采骨与祭骨者，则在骨臼和较宽的骨面记上。整治后的甲骨占卜，即在其背面，个别胛骨在正面，进行有规律的钻凿，先凿一长槽，旁边再钻一略小的圆穴。然后火灼钻凿，正面即现“卜”形裂纹卜兆，以此来判断吉凶。占卜后，将所卜之事项记在甲骨上。先在卜兆上面刻记上占卜次序，即一、二、三等，称兆序。有时往往是一事多卜，一块甲骨，少则二三兆，多有至百余兆，甲骨间有只凿不钻，或只钻不凿的，又骨版间也有在正面凿钻灼者，但似为例外。其卜兆之排列，整齐而有规则。龟腹甲多左右对贞，牛胛者也有左右对贞。早期的龟卜，多自上而下。晚期的龟卜，多自下而上。骨卜则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都有。占卜之后，先于兆的上端记其次序，一件事有占卜至二十余次的。再在旁边记兆辞，如不玄冥、一告、二告等。或记吉凶，称吉、大吉、弘吉，其凶者就不记了。再其次记用，用就是施行，就是按照所占卜的施行。最后要写刻卜辞，并记其征验。一条完整的卜辞可分为四部分，即叙辞（前辞）——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某人占卜；命辞——问占卜何事；占辞——占卜后商王、近臣观察一下，以判断吉凶；验辞——占卜的事情是否灵验。甲骨刻画之中，有的涂墨，也有涂朱，这就是我们今日见到的甲骨文了。

甲骨文字的卜辞

甲骨文字，多是占卜的卜辞，前项所举一条完整的卜辞的四部分，经过三千年的埋藏，出土时，已经很少是完整的一片了。四部分即叙辞、命辞、占辞、验辞大体完整者，如《殷虚书契菁华》第2片，是武丁时的卜辞，说：“癸巳卜，，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迄至五日丁酉，久有来艰自西，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工方亦侵我西鄙田。”其中“癸巳卜”，是记贞卜的日期，“”是贞卜的史官，这是叙辞。“贞旬亡祸”，是问下一个旬日（十天）之内有无灾祸，是命龟之辞。“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是占卜之后，商王看卜兆而判断吉凶，结果以为不好（有祟），当有大难临头，这是占辞。“迄至五日丁酉”以下，是记灵验，所谓自癸巳这一天占卜后的第五天丁酉，果然有国难来自西方，有西方的侯伯来告曰，西边土方之国，征讨我东边，攻陷了我二邑之地，工方之国，也来侵犯我西边的土地。这是验辞。甲骨卜辞中四部分完整的很少。

甲骨卜辞的文例

甲骨卜辞的写刻，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大体说来，除一部分特殊情形外，皆迎逆卜兆刻辞。如龟背甲从中间锯开，右半者，它的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龟腹甲以中缝为界，右半者，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左半者，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但是甲骨头尾及左右两桥边缘上的卜辞，则总是由外向内，即在右者左行，在左者右行，与前例相反。牛胛骨，左骨其卜兆向右，卜辞则左行；右骨其卜兆向左，卜辞则右行。但接近骨臼一端，则往往两辞由中间起，一左行，一右行。其中龟腹甲、背甲及牛胛骨，凡字多、字大的，往往不合文例，因为卜辞占地方多，就要见机行事了。

甲骨卜辞往往由正反两方面问疑。刻在龟甲上，相应位置的左右卜辞，称对贞。由于两段卜辞中间又刻有另一条内容不同的卜辞，称相间卜辞。卜辞有在甲骨正面容纳不下而转刻于背面的，称正反相接。又卜辞反复卜问同一事项而分刻于数块甲骨之上，只是各自的卜序不同，称同文卜辞。

甲骨文中除大量卜辞之外，还有少量其他的记事刻辞，如祭祀表、干支表、记晴雨、记往来和偶然的记事刻辞。还有包括刻在龟腹甲的甲桥反面的甲桥刻辞，刻在龟背甲反面的背甲刻辞，刻在龟腹甲右尾部的甲尾刻辞，刻在胛骨骨臼处的骨臼刻辞和刻在胛骨骨面宽薄一端下的骨面刻辞，它们用于记录甲骨的来源、数量及祭祀等事项。还有一些刻辞除用龟甲之外，也有刻于鹿角、鹿头、兕牛头、虎骨及人头骨上的，它们多半是记载战功和狩猎擒获之辞。

甲骨文字的字数

有关甲骨文字的数目，初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所认识而加以考证之字，共计485个。到作《殷虚书契待问编》时，不可识之字，共1003个。1934年孙海波据《铁云藏龟》等八书编《甲骨文编》，其《正编》录可识之字1006个，《附录》收不可识之字1112个，总数为2118个。则二十年之间，所识之字，由485个，至1006个，呈渐进渐增之势。今有学人作“甲骨文字表”[1]，统计甲骨字数有约3500个。其中可识的，应有1500个左右，而不识的字往往是地名和祭祀的名称。

【注释】

[1]李宗焜：《殷墟甲骨文字表》，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1995年；李宗焜正着手修订《字表》并扩充为《文编》。

甲骨文中的长文

甲骨卜辞中文字最长的，于省吾在《续殷文存·序》中曾说：“甲骨文有长五十余字者。”大概指《殷虚书契菁华》第2片及《卜辞通纂》第592片。前者长51字，后者长54字。其实《菁华》第3片与第5片是一块牛胛骨的反正两面，上面的卜辞相互衔接，共有93字。1973年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有一版基本上完整的牛胛骨，共有十六条卜辞，148字，是这次发现甲骨中文字最多的一版。以今日所能见到的材料说，应该是卜辞中最长的文字了。

殷商时代的典册

古代典籍《尚书·多士》中称“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由甲骨文有如此长文可证。况且殷墟所发现者，除甲骨文外，还有人头刻辞、兽头刻辞，以及铜器款识、骨器款识、石器款识、玉器款识、陶器款识等。少的一二字，多的有十余字。殷代铜器有铭文的，更有数千，文长有四十余字的。则商代人对于文字使用的普遍可想而知。又殷墟发现铜器上常有为铜酸所保存的纺织物遗迹，知道当时丝帛已很普通；由书写的甲骨文字看，知道商代已有毛笔及朱、墨、褐色的颜料，想商朝的史乘国典，也可能用丝帛来写。又古代北方产竹，此由《毛诗》左氏传可见。甲骨文之册字，就象竹简汇集之形，那么商代有竹简，也是有可能的事，只是尚待我们继续发现。

甲骨文字的结构

我国的文字发展到商代的甲骨文，已经是一种相当进步的文字了。从文字结构来看，甲骨文最基本的方法仍然是象形。但这种象形已经定型化，如马、牛、羊等许多字已和今天的写法差不多了。又已行款化，在直书上具有一定格式。而且文字象形，非常艺术化。又出现有大量合体形声字，如凤，从凡声；酒，从酉声；水名如洹，亦从亘声。假借字亦普遍出现，如数字百、千、万、十干、十二支、方位字东南西北，都是假借。“又”字本象手形，借为又、有、祐、侑。可以看出甲骨文已经使用了后人所谓的“六书”的原则，但更多的还是象形、会意、形声、假借四种造字方法。虽然甲骨文基本上还是象形文字，但已不再是图画，而是将事物简化成一种固定的文字了。

到目前为止，甲骨文中共发现单字约3500个，其中能认识且能厘定的只有一千多字。甲骨文的篇幅非常简约，在一版龟骨上往往占卜多次，最多的在半块龟背甲上可以卜163次。原则上每个卜兆各为一条卜辞或一组兆刻一辞。有的卜辞省到只一二字。尽管如此，仍有长文卜辞，可达五六十字，甚至九十多字，记事卜辞中更有一百多字的长文。

甲骨文字的形体艺术

像甲骨文“人”字，本象侧面的人形。突出它的脚，就成了翘企的“企”字。突出它的头，就成了元首的“元”字。再把它的头加大，就成了大头鬼的“鬼”字。突出它的眼睛，就成了看见的“见”字。把眼睛仰起来，就成了仰望的“望”字。眼睛上加了斜毛，就成了眼眉的“眉”字。突出它的耳朵，就成了“”，变成“”，加上“”旁，就成了今天的“听（）”字。头上的毛发长了，就成了长短的“长”字和年长的“长”字。如再拄上一根手杖，就成了年老的“老”字。一个人弯下腰来，就成了卧床的“卧”字。一个人举目弯腰，望着一个“皿盂”的“皿”，就成了“监”字，加上金字旁，就成了今天的“鉴（鑑）”字。一个人举目弯腰，望着像山涧的“品”字，就成了居高临下的“临”字。一个人卧在床上，就成了疾病的“疾”字。一个人躺在席上，就成了“”字，是宿舍的“宿”字的初文，加个像屋子的“宀”，就成了今天的“宿”字。一个人担着贝，就成了负担的“负”字。一个人背着戈，就成了“何”，即今天“戴月荷锄归”的“荷”字。一个人背着一袋东西，就成了沉重的“重”字。一个人背着一个小孩子，就成了“保”，即今天作襁褓的“褓”字。一个人跟着一个人，就是随从的“从”，今天加个走字，就成了“徙”字。两人向着两个方向，就成了北方的“北”和相违背的“背”字。两人怒发冲冠用手相搏，就成了搏斗的“”字。三个人代表多数，就是三人为众的“众”字的初文。又如“大”字也是一样，大象正面人形。突出它的头，就成了头顶上的“天”字。突出它的头发，就成了“美”字。大字倾头，就成了“”字。大字两手一上一下，就成了“夭”字。倒大就成了“”，加上走字即成了今天的“逆”字。大字夹着两点就成了“亦”，即腋下的“腋”字的初文。两人夹大，就成了夹辅的“夹”字。大字下边加上地的符号“—”，就成了“立”。两个立字就成了“并（竝）”。立字两手端拱，就成了“王”。大字骑在“木”上，即成了“乘”。大字两手各提着一个尾巴，就成了“执牛尾而舞”的“舞”字。

此外像头（首）、身、耳、目、口、鼻（自）、手（又）、脚（止）等字，像日、月、星、虹、风、云、雷、雨等字，像马、牛、羊、鸡、犬、豕、鹿、象等字，像草、木、虫、鱼、干、戈、矛、刀、弓、矢等字，也都是一样。天上的太阳是圆的，所以日字作圆形。“月有阴晴圆缺”，所以月字作月牙形。“天上的星数不清”，所以星字作三个圆圈（三个代表多数），圆圈内加点，表示星的晶光四射，后来再加一个生声，三个晶星简成一个，就成了今天的“星”字。天上的水点降到地面就是雨，降雨时有“车辚辚”的声音，就是雷。以手抓鸟就是“隻”，即“获”。以手抓贝就是“”，即“得”，贝是钱，得是“戒之在得”的“得”。以手持戈砍杀人头就是“伐”。以手持锯锯掉人的一只脚就是“刖”。两只脚一前一后就是“步”，两脚过河就是“涉”。马字的特点是马鬃，鹿字的特点是鹿角，象字的特点是长鼻，以及戈、矛、弓、矢的形象，也都极为逼真。无论象形文字、会意文字、形声文字、假借文字，都可以看出古代人民构思的精巧，智慧的高超，有着规律、严密的科学精神。

甲骨文写刻技术

殷商时代有毛笔和朱墨，有刀和削。墨书的祀字，见于一块白陶片上。朱书的文字，见于卜骨的背面。甲骨中还有一些写而未刻或写后刻了一半的卜辞[1]。

商代契刻卜辞，有单刀，有双刀，有复刀。刻划内大字涂朱，小字涂墨，有的一片甲骨上，有的涂墨，有的涂朱。记事文字有的还镶有绿松石，像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宰丰骨”，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收藏的“虎骨刻辞”，原来都填有绿松石，现在已经残去大部分，但是著录在《殷契佚存》黄濬旧藏“壬午获白兕”的残片，其镶嵌的绿松石，就还清楚可见。这些文字，涂朱、涂墨、镶嵌绿松石，琳琅绚丽，殊为美观，也是一种精妙的艺术作品。

董作宾先生1933年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一文，将甲骨文分为五期，并举出甲骨文的书体每期有每期的风格。如说第一期的雄伟，第二期的谨饬，第三期的颓靡，第四期的劲峭，第五期的严整。各期风格不同，现在看来，成了一种艺术作品了。

【注释】

[1]见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甲骨文字的内容

甲骨文虽是商王占卜所用，但内容丰富，并不只是简单地记载吉凶而已，其内容涉及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无论商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如关于商代的农业、畜牧、田猎、货币、交通、先公先王、诸妇诸子、家族宗法、平民奴隶、方国地理、刑罚牢狱、征伐战争、天文历法、祭祀宗教、医药卫生等等，特别是关于商代历史上的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像国家起源、社会形态、阶级关系、土地制度等等，都可以从甲骨文里找到有关资料，以便从各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

譬如在天文气象方面，甲骨文里有日月食、各种星宿、风云雷雨冰雹虹霓的记载。在历法方面有干支纪日，征伐、祭祀纪年以及大小闰月等等。

在地理方面，甲骨文里有许多森林、草原、河流与湖泊的记载，可以对照与今天的地貌有何不同。

在农业生产方面，从甲骨文里可以看出当时雨量丰富、气候温和，知道牛耕，知道施肥，并有管理农业的官吏，农业作物有稻、麦、黍、稷，收藏粮食的地方有廪仓，农业区域遍及中商及东南西北四方。

在畜牧业方面，包括六畜，即马、牛、羊、鸡、犬、豕都有。饲养牲畜有牢，养牛可达一千头之多。商人爱马，马有各种名称并有各种装饰。

由甲骨文看来，当时田猎还很发达。有田狩，有陷阱，有逐射，有罗网，有焚烧。猎兽以麋鹿为最多，亦有虎、狼及野猪，并有兕、象。根据纪录，田猎收获最多一次可得麋鹿451头。

捕鱼方法有钓有网，有射有叉。除捕鱼之外，还捕龟鳖等水产动物。

在交通方面，有骑有乘，有马车，有牛车，有舟船及桥梁，有驿传及馆舍。

在货币方面，普通为贝、玉。十玉为一珏，十贝为一朋。

最高统治者称王、称朕、称余，又称一人和余一人，俨然为至高无上、独裁专制之口吻。

王之左右有诸妇和诸子，又有近臣。

被统治阶级，有平民，称众。有奴隶，奴隶有男有女，有臣有妾，有執有，有仆有奚，有姬有婢；又总名之为羌。

社会组织方面有诸妇诸子，宗族姓氏和宗法。

地域方面有中商和东土、南土、西土、北土，东方、南方、西方、北方。

有邑有鄙，有大邑、有西邑，有二邑、三邑、四邑、廿邑、卅邑乃至四十邑。邑之外曰鄙，有东鄙、西鄙。邑鄙之郊曰奠，有南奠、西奠。奠之外有封国，封国之爵有侯、白、男、田，又称多田与多白。

又有方国散布四方。武丁时方国有四十余，主要的像土方、方、羌方、周方，多散布在殷之西北。帝乙、帝辛时的方国主要的像夷方、盂方，则散布在殷之东南。殷人与方国的战争，规模相当大，一次出征可动员三千人至五千人，最多武丁时一次出征达一万三千人。帝乙、帝辛时，伐夷方往返达一年之久。

统治机构方面，国家的文官有多臣、多尹，武官有多马、多射，史则先为武官后为文官。刑法有手戴镣铐、割鼻锯腿，直至砍头。牢狱有圉、、囹圄。军队有左、中、右三师、三牧和三戍，士兵则称众人和族人。

科技文化方面，在医学上，甲骨文中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疾病，治疗上除用药外，还有针刺、艾灸、按摩。又有医官名小疒臣。

在纺织方面，甲骨文中有蚕、桑、丝、帛，又有蚕示，乃蚕神。

在酿造方面，甲骨文中有酒、醴、。这些酿造的酒类，除了供人饮用之外，又是祭祀祖先常用的礼品。

甲骨文中还有“金”字的偏旁和冶铸的铸字。商代除了精美的青铜器之外，还有制陶业、制骨业和绿松石镶嵌的制品。

在宗教方面，自然崇拜则祭祀山川和四方的风神。天神崇拜则祭祀上帝和日月星辰。另外大量的祭祀卜辞还表现了对于祖先的崇拜。

总之，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成文资料，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从文字学来看，它比许慎的《说文解字》早了一千五百多年；从古史学来看，甲骨文发现之前，有关商代的记载只有《尚书·商书》五篇和《诗经·商颂》五首，就连两千年前的孔子都叹商代文献不足。甲骨文材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陷。还有流传到今天的古典文献，像《尚书》、《诗经》、《楚辞》、《山海经》和《史记·殷本纪》等，到底哪些靠得住，哪些靠不住，也必须靠甲骨文才能得到印证。把甲骨学结合古典文献、考古学、民族学等，经过详细地占有资料，加以科学分析，用以恢复商代的社会面貌，研究商代的历史，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甲骨的保藏、出土和发掘

甲骨用于占卜后，有些可能归入档案并窖藏起来，有些则废弃扔掉。商末殷都历经武王伐纣一场兵燹之灾，遂成废墟。以后又经历代破坏。《吕氏春秋》说：自古无不亡之国，即无不掘之墓。秦汉之际殷墟便有古器物出土，《说文》说郡国山川得鼎彝。《纬书》上也有丹甲骨文的记载。宋代随古物出土而有了金石学，清末在河南安阳的田间即有甲骨出现，村人视为药材售予药店。1899年山东福山金石学家王懿荣首先辨认出甲骨文是商代的文字，开始搜集，与他同时搜集的还有天津的王襄和孟定生。甲骨文发现迄今已逾百年，一百多年甲骨文出土的历史可划分成四个时期：

前三十来年为私掘私售时期。王懿荣发现甲骨后，不惜重金搜求、购买。其后刘鹗、罗振玉等人亦竭力收购，并探明被古董商隐而不宣的甲骨出土地是安阳而不是汤阴。于是麇集在小屯村的商人一天多似一天。早期甲骨文的收藏家有王懿荣、孟定生、王襄、刘鹗、端方、罗振玉。外国人有日本的林泰辅、美国的方法敛、英国的库寿龄和加拿大的明义士。这批早期流传的甲骨相继被著录在《铁云藏龟》（刘鹗，1903年）、《殷虚书契前编》（罗振玉，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罗振玉，1914年）、《殷虚书契后编》（罗振玉，1916年）、《殷虚卜辞》（明义士，1917年）、《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宇》（姬佛陀，1917年）、《龟甲兽骨文字》（林泰辅，1917年）、《簠室殷契徵文》（王襄，1925年）等书。

图59　20世纪30年代之殷墟发掘

至1928年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组织殷墟发掘团，此后九年，甲骨文出土进入了机关发掘时期。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对殷墟进行了十五次科学考古发掘，其中十二次在小屯村，它不仅确定了这一带乃是商代后半期的都城，同时出土大量甲骨，共计24918片。其中仅仅1936年C区一二七坑就出土甲骨达17096片之多，此乃自甲骨发现以来空前未有的重大发现。此外河南省博物院发掘了两次，出土甲骨3656片。合共出土了28574片。这批甲骨多已著录在《殷虚文字甲编》（董作宾，1948年）、《殷虚文字乙编》（董作宾，1948年）、《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年）、《殷虚文字存真》（关百益，1931年）及《甲骨文录》（孙海波，1937年）中。其他著录还有《殷虚书契续编》（罗振玉，1933年）、《殷契佚存》（商承祚，1933年）、《殷契卜辞》（容庚，1933年）、《卜辞通纂》（郭沫若，1933年）、《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1935年）、《殷契粹编》（郭沫若，1937年）等书。

发掘工作由于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于1937年停止。后来由于战乱原因，十一年来甲骨的出土又恢复到私挖私售时期。大量甲骨疏散市面，有的流到国外。这时期的甲骨著录有《天壤阁甲骨文存》（唐兰，1939年）、《金璋所藏甲骨卜辞》（方法敛，1939年）、《甲骨卜辞七集》（方法敛，1938年）、《殷契遗珠》（金祖同，1939年）、《铁云藏龟零拾》（李旦丘，1939年）、《河南安阳遗宝》（梅原末治，1940年）、《诚斋殷虚文字》（孙海波，1940年）、《邺中片羽三集》（黄濬，1942年）、《甲骨六录》（胡厚宣，1945年）等书。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甲骨文出土又进入了科学考古、科学发掘的新时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安阳小屯设立了工作站。考古所1950年在四盘磨发掘发现甲骨一片，1959年发掘大司空村发现二片，1959年、1961年和1974年在苗圃北地发掘发现甲骨共三片，1958年至1959年在小屯村西发掘发现甲骨二片，1971至1972年发掘又发现21片，有字的13片。到1973年在小屯南地又有了重大的发现，共出土甲骨5041片，经过拼合整理，发表时共4589片，是新中国成立后出土甲骨最多的一次。1991年花园庄东地再次发现一甲骨坑。2002年，在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内清理出两个新的甲骨坑，发现甲骨70多片，接着在与小屯南地甲骨坑相邻处又发现4个甲骨坑，出有5层甲骨，约200片，有字甲骨100片，时间为武丁时期。这是近10年来在殷墟发现甲骨数量最多的一次[1]。另河南考古工作队分别于1951、1955年各发掘甲骨一片。甲骨文著录专书重要的有《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胡厚宣，1951年）、《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胡厚宣，1951年）、《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胡厚宣，1954年）、《甲骨续存》（胡厚宣，1955年）、《殷契拾掇》（郭若愚，1951年）、《殷契拾掇二编》（郭若愚，1953年）、《殷虚文字外编》（董作宾、严一萍，1956年）、《海外甲骨录遗》（饶宗颐，1959年）、《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贝塚茂树，1959年）、《甲骨文零始》（陈邦怀，1959年）、《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饶宗颐，1970年）、《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甲骨文字》（许进雄，1972年）、《皇家安大略博物馆藏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许进雄，1979年）、《殷虚卜辞后编》（许进雄，1972年）、《美国所藏甲骨录》（周鸿翔，1976年）及《小屯南地甲骨》（考古所，1980年）等。

【注释】

[1]《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1月14日第85期。

科学发掘的开始

随着收藏甲骨的开始，“龙骨”价格暴涨，很大程度上刺激当地村民乱掘甲骨，且日渐增多。从1899到1928年这三十年间，甲骨被私掘出土经历年调查已确定的就有九起，数量多达10万片左右。不仅如此，甲骨发现也惊动了西方传教士，他们也要染指，打甲骨的主意，从1903年起，他们也通过各种手段来收购中国的甲骨，随后这些国宝陆续转卖给日、美、英、德、加等国。估计早期洋人收购的甲骨，至少在5000片以上。

面对古物的大量流失，中国学者站出来疾呼。其中最力者是日后创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傅斯年先生。傅先生在其经典之作《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中讲到中国历史的材料状况：“任其搁置”，“由他毁坏”，剩下的“流传海外”，叹曰：“这样焉能进步？”于是“最要注意的是求新材料”，而“第一步想沿京汉路，安阳至易州，安阳殷墟以前盗出之物并非彻底发掘……这些地方我们既颇知其富有，又容易达到的，现在已着手调查及布置”。他向中央研究院蔡元培院长提议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而该所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即是派人去安阳调查甲骨文。这一调查导致了历时10年的殷墟发掘。从这个意义上讲，可以说，是殷墟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影响到对安阳的殷墟发掘。

傅斯年倡导“近代的历史学就是史料学”，白居易在《长恨歌》中的诗句“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被傅先生改成其平生最为著名的口号，就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找什么呢？就是找史料。

殷墟发掘因“七七事变”日寇全面侵华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断，此前一共进行了15次，它不仅是中国学术界的一次壮举，在世界考古学历史上也是为数不多的重要考古发掘之一。国际学术界对其成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是可以与19世纪希腊特洛伊古城的发掘和20世纪初克里特岛诺萨斯青铜文化遗址的发现相媲美的重大事件。

甲骨文的发现直接影响到对安阳殷墟的发掘。反过来殷墟发掘的成果呢？40年后，当年领导殷墟发掘的李济先生写《中国文明的开始》[2]，前有一篇叶公超写的序，他是这样评价的：“安阳殷虚遗址的发现，其重要性可与赫尔曼的特洛伊城的发现，互相争辉，互相媲美，现在看来，实非过誉之辞。安阳发掘的成就使中国信而有征的历史拓展了一千多年，并且把历史期间的史料和先史时代的地下材料作了强有力的链环。在科学发掘的指引下，使前此一向对中国古代文化抱怀疑态度的西方学者，哑然无语。殷虚出土了很多华丽绝伦的青铜器，雕凿精美的玉器、石器、骨器以及造型优雅的陶器，这些文化遗产都充分地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智能和才能。此外，更重要的是大批有字甲骨的发现，这一发现使得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以前的殷商时代，有了确实可靠的证据。像这样的数千年来一脉相传的文字体系，在世界上，恐怕只能在中国文字中才能找到。”

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的重要意义，按照李济本人的说法，“有三点特别值得申述：第一，科学的发掘证明了甲骨文字的真实性。这一点的重要常为一般对甲骨文字有兴趣的人所不注意，但实富有逻辑的意义。因为在殷墟发掘以前，甲骨文字的真实性是假定的。就是没有章太炎的质疑，科学的历史学家也不能把它当成头等的材料看待。有了史语所的发掘，这批材料的真实性才能明了。由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程度也大加提高。此后，就是最善疑的史学家也不敢抹煞这批材料。章炳麟晚年偷读甲骨文，是他自己的门人传出来的；第二，甲骨文虽是真实的文字，但传世的甲骨文却是真假难分。在殷墟发掘以前，最有经验的藏家也是常常受骗的。有了发掘的资料，才得到辨别真假的标准；第三，与甲骨文同时，无文字的器物出土后，不但充实了史学家对于殷商文化知识的内容，同时也为史学及古器物学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据点，由此可以把那些丰富的但是散漫的史前遗存推进一个有时间先后的秩序行列”[3]。

【注释】

[1]《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1928年。

[2]台湾商务印书馆，1970年；编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见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点及几种重要工作的回顾》，收入《感旧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3年。

甲骨文研究工作的发展

自甲骨文发现以来，其研究工作也逐渐有了长足的进展。首先是1899—1909年这第一个十年，王懿荣于1899年最先认识了甲骨文字并开始搜购。王懿荣去世后所藏甲骨一部分转至刘鹗手中，刘鹗继续搜集，并于1903年选拓了其所藏的1058片编成《铁云藏龟》出版，这是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它为甲骨学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次年，孙诒让依据《铁云藏龟》的材料写成《契文举例》，为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著作，书中虽然也有谬误，但他的确起到了开山的作用。这十年可以说是研究的开始阶段。

1910—1919年是第二个十年，这期间有罗振玉和王国维两人奠定了甲骨文研究的基础。罗振玉于1906年开始搜集甲骨并亲往安阳调查，又将其搜集之甲骨相继印出，像他的《殷虚书契前编》（1913年）、《殷虚书契菁华》（1914年）、《殷虚书契后编》（1916年）等书，对于研究甲骨文是非常必要的典籍。他在致力于资料的搜集和流传的同时也致力于文字的考释，先后著有《殷商贞卜文字考》（1910年）、《殷虚书契考释》（1914年）、《殷虚书契待问编》等书。与罗振玉同时的还有王国维，他首先把甲骨文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结合起来，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1917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1917年）等文，证实了古代文献的可靠，并订正了古代文献中某些地方的错误。王国维还发现甲骨可以缀合，其原则为“文字体势，大小全同，只二片断痕，合之若符节，盖一片折而为二也”，从此甲骨文的史料价值为举世所重视。所以罗、王在甲骨文研究领域开拓时期所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他们确实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1920—1949年这三十年可以说是第三阶段。随着甲骨文资料的陆续发表，其著录书已达四十余种之多，甲骨文的研究遂得到了进一步的展开。各项研究的成果也相继刊行。首先是编纂了甲骨文的字典，如《簠室殷契类纂》（王襄，1920年）、《殷虚文字类编》（商承祚，1923年）、《甲骨文编》（孙海波，1934年）等书。考释的著作有《甲骨学文字编》（朱芳圃，1933年）、《甲骨学商史编》（朱芳圃，1935年）、《殷虚书契前编集释》（叶玉森，1933年）、《殷虚书契解诂》（吴其昌，1934年）等书。研究文法与文例的著作有《甲骨文中之先置宾辞》（杨树达，1945年）、《甲骨文例》（胡光炜，1928年）、《骨文例》（董作宾，1936年）、《卜辞同文例》（胡厚宣，1947年）等。研究宗教与祭典的著作有《商代的神话与巫术》（陈梦家，1936年）、《甲骨文所见殷代之天神》（胡厚宣，1941年）等。研究卜龟来源的著作有《河南安阳遗龟》（卞美年，1937年）、《“武丁大龟之腹甲”提要》（伍献文，1943年）、《殷代卜龟之来源》（胡厚宣，1944年）。研究甲骨的涂饰的有《中国卜骨涂色之显微分析》（皮其来，1937年）、《卜骨中之颜料》（白瑞华，1937年），等等。

其重点研究的问题有以下几个方面：

断代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等。

年历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刘朝阳、鲁实先等。

文字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杨树达、商承祚、叶玉森、孙海波、陈梦家等。

历史学——主要研究者有郭沫若、徐中舒、丁山、吴其昌、朱芳圃、束世澂、陈梦家、胡厚宣等。

缀合学——主要研究者有董作宾、郭沫若、吴其昌、曾毅公等。

总计1949年前甲骨文发现50年来的甲骨文研究，共有论著876种，其中专书148种，论文728篇。研究者达289人，其中本国人230人，外国人59人，可称极一时之盛。

1949年之后，甲骨文的研究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首先进行的工作就是将资料集中整理，疏散在私人手中的甲骨先后集中到各级研究单位。如早先罗振玉、刘体智等所藏的甲骨分别归于吉林大学、吉林省博物馆、辽宁省博物馆、旅顺博物馆、山东省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及南京博物院。

对有关资料加以整理，包括拼合断片等工作，主要著作有：《甲骨缀合编》（曾毅公，1950年），缀合甲骨396版。《殷虚文字缀合》（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1955年），缀合482版。《殷虚文字丙编》（张秉权，1957—1972年），缀合632版。《殷虚文字甲编考释》（屈万里，1961年），缀合223版。《甲骨缀合新编》（严一萍，1975年）及《甲骨缀合新编补》（严一萍，1976年），共缀合708版。《甲骨文合集》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当多的细致的工作，总计拼合不下两千余版。

整理资料的同时还编写出版大型的资料汇编，如《甲骨文合集》（郭沫若、胡厚宣，1979—1983年）、《殷虚卜辞综类》（岛邦男，1967年）、《甲骨文字集释》（李孝定，1965年）等。

还有一些总结性的著述出版，如《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胡厚宣，1951年）、《五十年甲骨学论著目》（胡厚宣，1952年）、《甲骨学五十年》（董作宾，1955年）、《甲骨学六十年》（董作宾，1965年）、《殷虚卜辞综述》（陈梦家，1956年）、《甲骨学》（严一萍，1978年）、《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胡厚宣，1984年）。此外对过去一些重点问题则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像断代、历法、文字、历史、地理、宗教、祭祀、文化、交通、文法等，都发表有多篇论著。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运用了新的观点、方法从事研究工作，对商代的生产发展、生产技术，包括农业、垦田、肥料、谷类、水利、工业、蚕桑、纺织和冶炼，对生产者的身份，对商代的奴隶制度、土地制度、社会性质、社会形态、国家起源、图腾遗迹、刑罚人祭、阶级斗争等课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甲骨文的研究从开始到现在，经众多学者的努力，虽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还有更多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且举文字的考释为例，现已确认的一千多字，只占全部单字的约四分之一，尚有许多待考释厘定。

当前集中的主要研究课题是：

第一，国外资料的公布与整理。除大部分已发表的著录外，尚在整理中的包括德国民俗博物馆所藏的甲骨等项，这些国外资料，希望不久会陆续问世。

第二，新的断代问题的讨论。自董作宾于1933年提出甲骨断代的十项标准——即世系、称谓、贞人、坑位、方国、人物、事类、文法、字形、书体以划定时期后，许多学者先后提出过一些关于分期断代的标准及方法，至今还难以达到统一的意见，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断代的新途径，如依坑层、卜法、钻凿等。另外，对组、子组、午组卜辞的归属问题，对历组卜辞的时代问题，对盘庚、小辛、小乙即武丁前的甲骨和帝辛时期的甲骨等问题的讨论仍在继续。

第三，各方面研究的深入。商代的社会性质、奴隶的身份、军队、官制，商代的地理、气候、天文、历法及农业等各学科的发展程度、状况，甲骨的钻凿、刻写等许多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解决。

第四，应用现代技术手段，与现代考古学的成果相结合来研究商代的历史，探索利用先进技术如电脑来缀合甲骨的可行性。

今日的甲骨文研究是非常活跃的，已成为世界性的最繁荣的学科。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深入钻研甲骨文以揭示三千年前商代的整个社会面貌，这是今后甲骨文研究的方向。

（三）甲骨文统计及刊布

1937年时，胡厚宣写过一篇《甲骨文材料之统计》，刊于4月2日天津《益世报》副刊《人文周刊》第13期，又转载于开明书店出版、胡愈之先生主编的《月报》第1卷第5期。在当时曾引起一般学人的注意。

抗日战争期间，1942年胡厚宣在成都编印《甲骨学商史论丛》，又写过一篇《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论丛》1944年由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印数不多，但后来台湾大通书局和香港文友堂书店都有翻印。

1949年后，胡厚宣根据新的情况，把它改写成题为《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的小书，于195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几年之间，一连印了三次。1954年，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提出要印第4次，胡厚宣则建议待补充修改后再印，人事旁午，不觉已是五十余年。这本小书，在国外也有几处加以翻印，有的论文集还收录了书里有关的篇章。直到近年还有人引用这本书里的一些材料。这就使我们感到非常惶恐，不能不赶快重新来补充修订了。

当胡厚宣写《统计》一文时，那是在他从北京大学毕业刚进中央研究院不久。等到写《总结》一书时，就甲骨学这一门学科来说，从1899年开始认识，刚刚经过半个世纪，而现今已经超过百年了，今天对百年来发现的甲骨文材料重新作一统计，条件已经比较成熟。

传世的甲骨材料

历史研究，要靠掌握资料、占有资料，要做到详细占有，最好能完全占有。如陈垣先生所言，要竭泽而渔。甲骨学研究上亦是如此，没有《铁云藏龟》，就没有《契文举例》；没有《殷虚书契》，就没有《殷虚书契考释》。没有罗振玉的资料，就没有王国维的《殷代先公先王考》和《古史新证》。郭沫若作《卜辞通纂》，还要收录“大龟四版”、“何氏甲骨”和“日本所藏甲骨择尤”。董作宾没有发掘出那么多的甲骨，就不会写《殷历谱》。于省吾写《双剑誃殷契骈枝》和《甲骨文字释林》，他自己说靠三摞书，一是殷虚书契前后续菁，二是殷虚文字甲乙编，三是战后新获甲骨集。今天有了《甲骨文合集》，才出了多少后起之秀，写出成百篇甲骨论文。

过去研究甲骨文字，殷虚文字甲乙编的材料最重要。两书材料皆为殷墟发掘所得。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建立，首批工作之一是发掘殷墟。李济先生是考古组主任，董作宾先生是调查并发掘殷墟的第一人。从1928年至1937年因“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而被迫中止的发掘工作共进行了15次。1928年10月至1934年5月，第一至第九次发掘共出土甲骨6513片，从中选出3866片，墨拓3938片加上牛头刻辞、鹿头刻辞及角器共3942片编辑为《殷虚文字甲编》；1936年3月至1937年6月第十三至第十五次发掘共出土甲骨18405片，其中仅1936年6月12日下午4时发现的YH127坑即出土整坑甲骨，此一坑甲骨于7月4日连土整坑运至南京史语所内图书馆大厅，由董作宾和胡厚宣带领技工做室内发掘，至10月15日完工，共得甲骨17096片，内整龟或接近整龟者320版，半龟或接近半龟者544版[1]，三次发掘中选拓9105片编辑为《殷虚文字乙编》。后由《乙编》及其编余甲骨加以拼合成《殷虚文字丙编》共512版，内整龟或接近整龟者294版，半龟或接近半龟者54版。这些资料的出土，轰动了全世界，尤其是中国古文字学界、甲骨学界，但是它们在当时因为印刷的关系迟迟没有发表。《甲编》寄到香港商务印书馆印刷，“太平洋事变”以后被毁，后来再重新印，所以《甲编》、《乙编》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正式出版，前者从1928到1934年，14年后的1948年出版；后者从1936年到1937年，16年后的1953年才出齐。抗战期间，胡厚宣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往后方，至云南昆明，先在拓东路，后在青云街靛花巷，因有日机轰炸又搬到乡下的龙头村，而西南联大亦搬至岗头村。胡厚宣到联大才盛巷2号看唐兰先生，问起唐先生最近关于甲骨文写些什么文章，唐先生说，你们那么多材料不发表，我还研究什么甲骨文，我写出文章来，你们材料一发表，把我的结论都推翻了，我还敢写文章吗？郭沫若由日本写信给唐兰说，秘而不宣与藏之地下何异。这些亦都说明材料的重要。

图60　殷墟127甲骨坑整装待发

图61　殷墟127甲骨坑开始上路

图62　殷墟127甲骨坑室内发掘

《甲编》一本，《乙编》三本，《丙编》六本，外加《甲编考释》共八本，特别是127坑的甲骨。再加上《小屯发现与发掘》乙、丙、丁编，《侯家庄》第二、三、四、五、六、七、八本，《古器物研究》五本，《集刊》及《集刊外编》等参考资料，为研究甲骨学、殷商历史的最重要的材料。因为《甲编》、《乙编》的重要，对于早期出土流传在各单位的材料，由于不知，反而认为不重要了。

【注释】

[1]胡厚宣：《殷墟一二七坑甲骨文的发现和特点》，《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3—14，1989年。

考古的继续发掘

其实传世的甲骨材料仅国内就将近10万片，单北京就收藏有7万多片，也是很重要的材料。还有就是考古的继续发掘，甲骨继续出土。

1937年6月史语所考古组撤离安阳后不久，日军侵占洹上。沦陷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安阳进行盗掘和搜购文物，又引起当地村民乱挖起来。在抗战期间以及战后的数年，安阳殷墟先后出土了不少甲骨和其他一些铜、石、玉、陶等器物。甲骨有一部分出自小屯村及村南。这批甲骨，有些流散到国外，在国内则有万余片。胡厚宣编《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时曾有著录[1]。

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考古研究所，同年发掘团前往安阳，重新进行中断13年之久的殷墟发掘。以前曾有计划让小屯村民搬迁以便于发掘工作，因多种原因未能办到，但考古所的殷墟发掘工作一直在进行。

1950年在四盘磨发现甲骨1片；

1958年在小屯西地发现1片；

1959年在大司空村发现2片；

1959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片；

1961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片；

1962—1964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2片；

1967—1977年在小屯村一带采集14片；

1971年在后冈发现1片；

1971年在小屯西地发现21片，有卜辞的10片；

1972年在小屯西地发现4片；

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现5041片，缀合530片，实得4511片；

1974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片；

1985年在铁路苗圃北地发现1片；

1985年在小屯西北地发现2片；

1986年在小屯村发现8片。

到了1991年10月，在花园庄东地发现一甲骨坑，为继1936年的127坑后又一重要发现，被列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共发现甲骨1583片，其中龟甲1558片，有卜辞的574片；卜骨25片，有卜辞的5片。卜辞少的一二字，一般数十字，多的达200字，有的涂朱。时代较早，属殷墟文化第一期，内容多为祭祀、田猎等，字体细小、工整、秀丽，似午组、子组卜辞。

近年考古所在安阳殷墟宫殿遗址内又清理出两个新的甲骨坑，发现70多片甲骨，这是近10年来在殷墟发现甲骨数量最多的一次。此次发现的两个甲骨坑位于殷墟宫殿宗庙区西南部，两坑相距不到10米。经初步整理，从两个甲骨坑内出土牛肩胛骨、龟板70多片，其中最大的牛肩胛骨长41厘米，在龟板和牛肩胛骨背面，均有用于占卜的钻、凿、灼等印记，部分甲骨上的甲骨文清晰可辨。据悉，这是继1991年花园庄东地发现甲骨坑之后的一次比较集中的发现。目前，这两处分别被命名为H3和H6的甲骨坑已发掘完毕，直径均在1米左右[3]。

之后，在小屯村南发掘整理甲骨坑，经初步清理，共出土甲骨600余片，其中无字甲骨近400片，刻辞甲骨228片，部分甲骨属历组卜辞[4]。

此外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1955年在小屯东南地、1957年在薛家庄南地发现甲骨各1片[5]。

【注释】

[1]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2]《中国文物报》1992年第269期。

[3]《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7月16日第52期。

[4]《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11月14日第85期。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发掘》，科学出版社，1994年。

国内流传之情况

民间私挖，估人出售，流散在各个单位和私人藏家的甲骨，数量不少。胡厚宣在主持编辑《甲骨文合集》一书时，从1961年始便同桂琼英和一位秘书去各地探访并拓印没有著录的甲骨，做了近乎普查的工作。访拓甲骨的情况是：

北路访长春、吉林、沈阳、大连、旅顺、哈尔滨；大同、太原、石家庄。

南路访保定、安阳、新乡、郑州、开封、汉口、武昌、长沙、广州、杭州、上海；南昌、九江、厦门、桂林。

东路访天津；青岛、济南、济宁、徐州。

西路访成都、重庆。

又补拓南京、镇江、扬州、苏州、上海、杭州等地新发现的甲骨材料。

除了个别的零零碎碎地补拓去过一些地方之外，集中去拓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甲骨，去拓山东省博物馆所藏甲骨，去拓北京大学所藏甲骨，拓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所藏甲骨，拓青岛、济宁、徐州所藏甲骨，拓十个城市所藏甲骨。其中清华大学、北师大甲骨被借出来墨拓，吉林省博物馆、吉林大学甲骨送来宾馆给墨拓，天津、青岛甲骨送来北京墨拓。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承院方美意，破例允许胡厚宣在仓库的办公房里，挑选最后在库房找出、原存华语学校的明义士旧藏的十箱甲骨，以供拓印。这种热情，实在令人感激！

对于个别边远地区如昆明、兰州、贵阳等地的甲骨，则托人代理或借来使用，加以搜集。

借来的材料中，以国家图书馆为最多，善斋所藏甲骨28292片，六本拓本5403片。

这样，根据我们的调查，国内收藏甲骨的，有25个省、市、自治区，40个城市，98个机关单位和47个私人收藏家，共藏甲骨将近10万片。仅北京一地就收藏7万余片，很重要的材料尚有不少。

至于台湾所藏甲骨，本来移自大陆，我们早有了解。胡厚宣曾作过统计，历史语言研究所，12次发掘24918片，购自王伯沆662片，购自南京45片，1928年董作宾调查所得16片，历年同仁检购59片，共25700片，整理缀合后数字未详。历史博物馆[1]3656片。“中央”图书馆744片[2]。“中央”博物院79片。台大考古人类学系5+7=12片。私人收藏庄尚严7片，金东溪4片，方豪2片。公私合共30204片，除庄尚严7片、金东溪4片之外，胡厚宣均有了解。史语所所藏全部看过。“中央”图书馆所藏也都看过（时屈万里任馆长，馆址在南京山西路）。“中央”博物院所藏已著录。历史博物馆所藏即河南省博物馆1929、1930年两次发掘所得，胡厚宣去河南博物馆看过。关百益《殷虚文字存真》第一至八集著录，但第六、七集未售，孙海波《甲骨文录》著录930片。台大前5片全著录在胡厚宣所编的《厦门大学所藏甲骨文字》[3]和《甲骨续存》（第412、89、348、1074、1979片），后7片著录在胡厚宣的《元嘉造像室所藏甲骨文字》[4]和《甲骨续存》。

香港地区所藏的甲骨，除了饶宗颐教授在《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1970年）已发表一部分之外，李棪教授又在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学报》（1969年第7期）刊出《联合书院图书馆新获东莞邓氏甲骨简介》一文。1983年胡厚宣去香港中文大学，顺便也核对了香港所有的甲骨实物材料。

【注释】

[1]即河南省博物馆。

[2]金祥恒：《“国立中央”图书馆藏甲骨文字》著录第648片。

[3]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四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4年。

[4]胡厚宣：《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第一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6年。

海外甲骨之流传

对甲骨文材料的统计，过去以流散到国外的材料最难了解，根据传闻，或间接引用别人的说法，常常会造成许多错漏。这个问题，在今日就比较容易解决。譬如说，流散到国外的甲骨，以日本为最多，以往了解起来比较困难。近几十年来，除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2]、东洋文库[3]和书道博物馆[4]等几大宗甲骨都陆续发表之外，松丸道雄还在《甲骨学》杂志上陆续发表了《日本散见甲骨文字搜汇》第1至6期[5]，伊藤道治除曾与京都大学贝塚茂树合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之外，也陆续发表了《故小川睦之辅氏藏甲骨文字》[6]、《大原美术馆所藏甲骨文字》[7]、《藤井有邻馆所藏甲骨文字》[8]、《桧垣元吉氏藏甲骨文字》[9]、《关西大学考古学资料室藏甲骨文字》[10]、《国立京都博物馆藏甲骨文字》[11]和《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2]等论文。1981年胡厚宣去日本开会并访问，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一次恳谈会上[13]，同松丸道雄教授谈起日本收藏甲骨的问题[14]，他不久就写了《日本搜储的殷墟出土甲骨》一文[15]。日本收藏甲骨较多、最后发表的单位，是天理大学参考馆，据香港中文大学饶宗颐教授说数量有3500片之多[16]。那次胡厚宣在日本，承伊藤道治教授和天理大学金关恕教授的美意，用了一整天的时间，陪同胡厚宣一道仔细观察了天理大学的全部甲骨，一大木箱，内装38盒，系罗振玉、王国维两氏旧藏，总计不到1000片。到1987年，金关恕和伊藤道治将其编辑成《天理参考馆甲骨文字》一书出版。

其次藏甲骨较多的是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近二十几年来，许进雄博士先后发表了安大略博物馆所藏《明义士收藏甲骨》[17]及《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8]，并作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索引》[19]，就连明义士旧藏的甲骨拓本，也编辑出版了《殷虚卜辞后编》[20]一书。流散到加拿大的7000多片甲骨，可以说基本上完全发表了。

关于美国所藏的甲骨，早年先有李棪教授的《北美所见甲骨选粹》[21]和饶宗颐教授的《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22]，后有周鸿翔教授发表的《美国所藏甲骨录》[23]，更作了全面的搜集。1982年和1983年，胡厚宣两次前往美国，在周鸿翔的书的基础上，作了一点补充的调查。夏含夷也有一篇《芝加哥大学所藏商代甲骨》（1989），中文本刊载于《中国图书文史论集》，由现代出版社出版。

关于欧陆所藏的甲骨。

德国的甲骨，我们从王俊铭先生处借到了全部照片，而胡厚宣有《释流散到德国的一片卜辞》一文，雷焕章有《辨明西德库恩东亚艺术博物馆所藏甲骨》一文，分别刊于《郑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及《中国文字》新12期（1988年7月）上。

法国的甲骨，前有饶宗颐教授发表了《巴黎所见甲骨录》[24]，近有雷焕章所著《法国所藏甲骨录》于1985年由利氏学社在台北出版。瑞士的甲骨，饶宗颐教授发表了《海外甲骨录遗》[25]。1958年胡厚宣去苏联，也搜集了收藏在爱米塔什博物馆的甲骨[26]。

关于英国所藏的甲骨，除饶宗颐教授的《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发表了一小部分拓本和照片之外，我们从吴子臧（世昌）教授处借到大英博物院旧藏全部甲骨的照片[27]。同时，还经鲁惟一教授的协助，借到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全部甲骨的照片，准备编辑成专书，出版公布。1982年和1983年，李学勤和齐文心先后到英国，对英国全国收藏的甲骨作了全面的调查，齐文心并以半年多的时间，将所有甲骨予以墨拓，于1985年出版《英国所藏甲骨集》。这样，除早期方法敛所摹《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28]、《甲骨卜辞七集》[29]和《金璋所藏甲骨卜辞》[30]等三书之外，不但将摹本换成了照片和拓本，而且所了解的材料也增加了许多。

关于新加坡所藏甲骨，有李孝定所著《李光前文物馆藏甲骨文字》一文（1976）出版。韩国所藏甲骨，有董作宾所著《汉城大学所藏大胛骨刻辞》一文（1957）出版。

综合的著录，除饶宗颐《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海外甲骨录遗》外，尚有李棪所著《北美所见甲骨选释》（1970），胡厚宣所著《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31]，雷焕章所著《德、瑞、荷、比所藏的一些甲骨录》[32]。还有徐锡台《西德瑞士藏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1980）一文。

这样，国外所藏甲骨，就发表得差不多了。

【注释】

[1]〔日〕贝塚茂树、伊藤道治：《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册1959年，本文篇1960年，索引1968年，增补版改名《甲骨文字研究》，1980年。

[2]〔日〕松丸道雄：《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1983年。

[3]东洋文库中国史研究委员会：《东洋文库所藏甲骨文字》，1979年。

[4]〔日〕青木木菟哉：《书道博物馆藏甲骨文字》，《甲骨学》第6—10期，1958—1964年。

[5]〔日〕松丸道雄：《日本散见甲骨文字搜汇》（一）至（六），《甲骨学》第7—12期，1959—1980年。

[6]〔日〕伊藤道治：《故小川睦之辅氏藏甲骨文字》，《东方学报》京都第37册，1966年。

[7]〔日〕伊藤道治：《大原美术馆所藏甲骨文字》，《仓敷考古馆研究集报》第4号，1968年。

[8]〔日〕伊藤道治：《藤井有邻馆所藏甲骨文字》，《东方学报》京都第42册，1971年。

[9]〔日〕伊藤道治：《桧垣元吉氏藏甲骨文字》，《神户大学文学部纪要》1，1972年。

[10]《关西大学考古学资料室藏甲骨文字》，《史泉》第51号，1977年。以上注[6]至[10]论文5篇，又统名《日本所见甲骨录》，附在《卜辞通纂》重印本后，日本朋友书店，1977年。

[11]〔日〕伊藤道治：《国立京都博物馆藏甲骨文字》，神户大学《文化学年报》第3号，1984年。

[12]〔日〕伊藤道治：《黑川古文化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刊同上。

[13]〔日〕浦野俊则：《围绕胡厚宣先生的座谈会》，《不于非止》第4号，1981年。又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围绕胡厚宣先生的恳谈会》，1981年。

[14]〔日〕松丸道雄：《日本现存的殷墟出土甲骨》，1981年8月21日《朝日新闻》。

[15]〔日〕松丸道雄：《关于日本搜储的殷墟出土甲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86册，1981年。

[16]饶宗颐：《日本所见甲骨录》（一），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3卷第1期，1956年。

[17]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图版1972年，释文1977年。

[18]许进雄：《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1979年。

[19]许进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索引》（一）至（五），《中国文字》新4—8期，1981—1983年。

[20]许进雄：《殷虚卜辞后编》，1972年。

[21]李棪：《北美所见甲骨选粹考释》，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3卷第2期，1970年。

[22]饶宗颐：《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1970年。

[23]周鸿翔：《美国所藏甲骨录》，1976年。

[24]饶宗颐：《巴黎所见甲骨录》，1956年。

[25]饶宗颐：《海外甲骨录遗》，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第4卷第1—2期，1957—1958年。

[26]胡厚宣：《苏联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所藏甲骨文字》，《甲骨文与殷商史》第三辑。

[27]英国大英博物院旧藏甲骨现归伦敦图书馆收藏。

[28]方法敛：《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6年。

[29]方法敛：《甲骨卜辞七集》，1938年。

[30]方法敛：《金璋所藏甲骨卜辞》，1939年。以上三书又曾合编为《方法敛摹甲骨卜辞三种》一书，1966年。

[31]四川辞书出版社，1988年。

[32]台北利氏学社，1997年。

《甲骨文合集》缘由

1956年上半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照下，将要制定“国家十二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这一工作主要在北京举行，一部分也在沪上，时在上海复旦大学的胡厚宣，参加了上海的“规划”分组，并于会上提出编辑《甲骨文合集》这一项目。所以称为《合集》者，是仿早年中华书局编印的梁任公论著称为《饮冰室合集》之例，对已发表的著作，要重新加以校勘，对未公布的材料，则予以广泛的调查和搜集。这一项目，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采纳，列为历史科学资料整理重点项目之一。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周总理下条子给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由杨部长打电话给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把胡厚宣、桂琼英夫妇及其研究生裘锡圭一同调来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胡厚宣先任先秦史研究组组长，研究组改研究室后，再任室主任。当即筹备《甲骨文合集》的编辑工作。

《甲骨文合集》本来是一两个人的研究项目，历史研究所领导尹达副所长建议，先秦室除几个人参加《中国史稿》的编辑外，其余的十多个人都参加《合集》的编辑，尹达对胡厚宣说：“你只要完成了这一项目，又带出一批人来，既出了成果，又出了人才，这就是你最大的贡献。”这样，《合集》就成了由胡厚宣主持的集体工作了。

首先，组成了编辑委员会，由郭沫若为主任委员，结合了国内一二十位老一辈的甲骨学专家，同时又组成了编辑工作小组，由胡厚宣任组长。领导上让带的十几位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分配而来，多数都没有学过古文字。胡厚宣大课小课、大会小会开过不少，因为工作的调动，最后坚持到底的，只剩下七个人。他们边学边干，边干边学，在实践中工作，进步还是很快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正式的编辑工作，从1961年4月开始。在所内的各位，先搜罗、校勘、整理已出版著录甲骨文的专书和论文，胡厚宣、桂琼英夫妇和一位秘书则去各地访拓未著录的材料。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探访了90多个机关单位、将近50位私人收藏家，可以说是尽了很大的努力。当时正值国民经济困难期间，出差在外，交通食宿诸多不便，经历长途跋涉，坐过老牛破车，住过动物园，吃过“全麦粉”，为了搜拓甲骨，吃过各种苦头。

待材料搜集齐全之后，接着的工作就是校对重出、去伪存真、拼合断片、归属、精选、补拓等一系列极为烦琐的科学整理，反复核对，随时发现问题，集体讨论，随时解决。

还有，《合集》的筹备、编辑工作，一直是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进行的，停停做做，做做停停。材料装入木箱，运到陕西，藏在山里，才得以保存。

此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的后期，才由郭沫若出面，使工作恢复。

《合集》请郭沫若为主编，尹达任胡厚宣为总编辑。又据吴庆彤的建议，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1976年后，编辑工作趋于正常。这时又陆续有七个人参加，在完成了如前所述一系列的科学整理之后，分期分类，陆续贴版，到1977年全书基本上定稿完成。

《甲骨文合集》1978年出版第二册，以后陆续刊印，至1983年出版第十二册，全书共有5241页、41956片，分订13册，全书出齐。

桂琼英女士是《合集》的一位编辑骨干，她除了担任全书的筹备和搜集选拓甲骨之外，还负责全书的断片拼合，不幸于定稿完成的时候，因病逝世，非常遗憾。为编辑《合集》一书，耗尽了她的心力。

甲骨文材料之统计

北京收藏甲骨的单位有11处：

1.北京图书馆……34512片

2.故宫博物院……22463片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5139片

4.北京大学……3001片

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1987片

6.清华大学……1691片

7.中国历史博物馆……862片

8.北京市文物工作队……484片

9.北京师范大学……430片

10.北京市文管处……40片

11.首都师范大学……20片

私人收藏10家：

1.董希文旧藏……111片

2.张玮旧藏……65片

3.康生旧藏……59片

4.高君谟旧藏……38片

5.王寿之旧藏……30片

6.何春畬旧藏……19片

7.邓拓旧藏……16片

8.臧胜远……10片

9.梁思永旧藏……4片

10.耿鉴庭……2片

合单位、私人共藏70983片。

其他各单位所藏

南京、镇江、扬州、徐州：

1.南京博物院……2921片

2.南京市文管会……16片

3.南京大学……575片

4.南京师范大学……13片

5.南京泮池书社……22片

6.镇江博物馆……13片

7.扬州博物馆……4片

8.徐州博物馆……7片

上海、苏州：

1.上海博物馆……5275片

2.上海自然博物馆……176片

3.复旦大学……335片

4.华东师范大学……101片

5.上海师范大学……5片

6.苏州博物馆……33片

天津：

1.天津历史博物馆……1847片

2.天津艺术博物馆……25片

3.天津河北师院（河北大学）……209片

4.天津师范大学……23片

5.天津文苑阁……16片

6.南开大学……10片

济南、青岛、济宁：

1.山东省博物馆……5468片

2.山东大学……8片

3.山东师范大学……2片

4.青岛博物馆……44片

5.济宁一中……3片

长春、哈尔滨、沈阳、旅大：

1.吉林省博物馆……293片

2.吉林大学……493片

3.吉林师范大学……126片

4.黑龙江省博物馆……3片

5.哈尔滨师范大学……24片

6.辽宁省博物馆……394片

7.辽宁大学……48片

8.旅顺博物馆……2925片

9.旅大市文物商店……85片

郑州、开封、新乡、安阳：

1.河南省博物馆……872片

2.河南省文物队……2片

3.郑州博物馆……20片

4.郑州大学……18片

5.开封博物馆……65片

6.开封师范学院（河南大学）……31片

7.新乡博物馆……500片

8.安阳博物馆……195片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陈列室……79片

广州：

1.广东省博物馆……128片

2.广州博物馆……21片

3.中山大学……80片

4.华南师范大学……39片

5.广东师范学院……25片

6.广州市文物商店……4片

西安、兰州、山丹：

1.陕西省博物馆……4片

2.陕西师范学院（陕西师范大学）……72片

3.西安师范学院……10片

4.西北大学……8片

5.甘肃省博物馆……13片

6.西北师范学院……13片

7.山丹县文化馆……4片

杭州、台州：

1.浙江省博物馆……339片

2.浙江省图书馆……13片

3.杭州大学……6片

4.台州文管会……20片

成都、重庆：

1.四川省博物馆……47片

2.四川大学博物馆……13片

3.重庆市博物馆……192片

4.西南师范大学……10片

武汉：

1.湖北省博物馆……115片

2.武汉大学……8片

3.武汉师范学院……100片

4.武汉市二十八中……3片

5.武汉市文物商店……127片

石家庄、承德：

1.河北省博物馆……31片

2.河北师范大学……9片

3.河北师范学院……12片

4.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1片

太原：

1.山西省博物馆……185片

2.晋祠文物保管所……1片

福州、厦门：

1.福建省博物馆……5片

2.福建师范大学……3片

3.厦门大学……199片

昆明：

1.云南省博物馆……73片

2.云南省文物商店……96片

呼和浩特：

1.内蒙古大学……21片

2.内蒙古师范学院……10片

其他：

1.安徽省博物馆……145片

2.江西省博物馆……37片

3.湖南省博物馆……9片

4.贵阳师范学院……17片

5.贵州省博物馆……4片

以上24个省、市、自治区39个城市93个单位共藏甲骨96225片。至于私人收藏，除北京外，散居在上海的18家，天津的3家，哈尔滨的2家，济南的1家，开封的3家，南京的2家，徐州的1家，杭州的2家，绍兴的1家，广州的1家，桂林的1家，西安的1家，成都的1家。14个城市47家共藏甲骨1731片。公私合共97956片。

这些甲骨收藏的数字，是在编辑《甲骨文合集》一书的过程中，前前后后随时了解的。其中私人收藏，多经人事沧桑，数字的变动，是极有可能的；单位收藏，经过几十年，机关院校名称、归属变更不论，数字可能又有增加。再有，就是安阳不断有新出土的甲骨，像1991年花园庄东甲骨坑，2002年殷墟宫殿遗址内清理出的两个新甲骨坑等，均有待补充。

台湾省收藏甲骨的单位有5个，30191片：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5700片[1]

“国立”历史博物馆……3656片[2]

“中央”图书馆……744片

“中央”博物院……79片

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12片

私人收藏家3个，13片：

庄尚严旧藏……7片

金东溪旧藏……4片

方豪旧藏……2片

公私收藏，合共30204片。

香港地区收藏甲骨的单位有4个：

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图书馆……56片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6片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6片

香港大会堂美术博物馆……1片

共藏甲骨89片。

国外收藏的甲骨。以日本为最多，单位计有31个，7667片：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3256片

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641片

天理大学天理参考馆……809片

书道博物馆……600片

东洋文库……591片

东京国立博物馆……223片

东京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13片

亚非图书馆……81片

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56片

大原美术馆……39片

富氏短期大学……35片

东京理科大学人类学室……30片

庆应义塾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22片

关西大学考古学资料室……22片

早稻田大学东洋美术陈列室……21片

藤井有邻馆……16片

大阪市立美术馆……14片

九州大学教养学部资料室……13片

明治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12片

不言堂美术店……12片

国学院大学文学部考古学资料室……11片

国立京都博物馆……10片

黑川古文化研究所……9片

东京教育大学东洋史研究室……7片

筑波大学历史人类学系……7片

早稻田大学高等学院……6片

武藏大学历史学研究室……5片

出光美术馆……3片

东京大学教养学部美术博物馆……1片

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1片

桃山中学旧藏……1片

私人收藏家31个，4776片：

三井源右卫门旧藏……3000片

富冈谦藏旧藏……800片

田中庆太郎旧藏……400片

中岛玉振旧藏……200片

今井凌雪……76片

小仓武之助……53片

秋山公道……42片

加藤某氏……40片

小林斗庵……33片

内藤虎次郎旧藏……25片

藤田丰八旧藏……20片

谷边橘南……18片

日川一郎……10片

宕间德也旧藏……10片

工藤愚盦……9片

小川睦之辅……7片

川合尚雅堂……7片

宕井大慧……5片

狩野直祯……3片

园田湖城……3片

江口宽……3片

三浦清吾……2片

松谷石韵……2片

佐藤武敏……1片

松丸道雄……1片

菅原保……1片

植村清二……1片

西川靖庵……1片

长岛健……1片

富冈昌池……1片(www.xing528.com)

曾我部静雄……1片

公私共藏12443片。

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藏明义士旧藏、怀履光旧藏和其他零散收藏及最近所得碎片，总数仅次于日本所藏：

安大略博物馆……7802片

英国收藏甲骨的单位有7个，3329片：

苏格兰博物馆……1777片

剑桥大学图书馆……850片

英国伦敦图书馆……490片

英国伦敦博物馆……150片

亚士摹兰博物馆旧藏……35片

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20片

伦敦大学……7片

私人收藏家2个，26片：

雷德哈斯特（Lynohurst）……22片

伦敦某氏……4片

公私合共3355片。

美国收藏甲骨的单位有21个，1779片：

哈佛大学皮巴地博物馆……960片

卡内基博物馆……440片

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115片

又补遗……24片

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73片

又补遗……36片

大都会美术博物馆……25片

自然历史博物馆……24片

哈佛大学福格美术博物馆……14片

纳尔逊美术陈列馆……12片

佛利亚美术陈列馆……11片

圣路易斯美术博物馆……7片

夏威夷东西中心图书馆……7片

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5片

历史与工艺博物馆……5片

国会图书馆……4片

加州大学人类学博物馆……4片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3片

丹佛艺术博物馆……3片

耶鲁大学美术陈列馆……2片

洛杉矶美术博物馆……2片

西雅图艺术博物馆……2片

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1片

私人收藏家9个，103片：

顾立雅（Prof.H.G.Creel）……50片

星格（Dr.P.Singer）……25片

发纳（Mrs.J.M.Farnior）……15片

福斯特（Dr.C.F.Forester）……5片

沙克来（Sackler）……3片

本奈（Dr.D.W.Bennett）……1片

吉德炜（Prof.D.N.Keightley）……1片

刘先（罗吉眉夫人）……1片

某妇女……2片

公私合共1882片。

德国收藏甲骨的单位有2个，712片：

西伯林民俗博物院……711片

法兰克福中国学院……1片

私人收藏家1个，3片。

公私合共715片。

俄罗斯收藏甲骨的单位有1个，199片：

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199片

瑞典收藏甲骨的单位有1个，100片：

远东古物博物馆……100片

瑞士收藏甲骨的单位有1个，70片：

巴赛尔人种志博物馆……70片

私人收藏家1个，29片。

公私合共99片。

法国收藏甲骨的单位有4个，54片：

法京国家图书馆……28片

归默博物院……13片

策努斯奇博物院……9片

巴黎大学中国学院……4片

私人收藏家1个，10片：

甘茂德……10片

公私合共64片。

新加坡收藏甲骨的单位有1个，28片：

南洋大学李光前文物馆……28片

比利时收藏甲骨的单位有1个，7片：

比利时皇家艺术博物院……7片

韩国收藏甲骨的单位有1个，6片：

汉城大学博物馆……6片

总计国外收藏的甲骨，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德国715片，俄罗斯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新加坡28片，比利时7片，韩国6片。十二国合共收藏甲骨26700片。这一数字，虽然未必十分完全或绝对正确，但比起过去往往根据传闻的统计，那就确切得多了。总计国内外共藏甲骨，举成数而言，可以说，百余年来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材料总共有15万片。

就前所列15万片甲骨，其数量之丰富，大有可观，这对于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殷商史、对于中国古文字学特别是甲骨学的研究，确实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甲骨文合集》这一集八十多年来发现甲骨文之大成的著作，在吸收了前人研究的重大成果的基础上，广泛搜集材料，有些则重新墨拓以恢复原貌，加上校对重出、拼合断片、同文类聚、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等多项科学处理之后，选出甲骨41956片合为一编，这可以说是对八十多年来甲骨文发现的总结。《合集》的出版，为今后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全面而科学的资料，这是甲骨学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情。有了《合集》，再加上以后出的《小屯南地甲骨》等书，甲骨文的材料可以说基本上已经齐备了。所以，今日研究甲骨学，首先在材料上是非常方便了。

以上的统计，虽然比几十年前的统计较为确切，但要说绝对正确，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甲骨的数字，随时都在变化，今天发掘出一坑，数字马上增加；明天拼合一些，数字马上又要减少。私人收藏，由于馈赠、捐献、出让、转手，不断易主，更是难以究询。兹将这一统计列出，以供参考。至于各单位所藏甲骨的内容、来源与著录情况，另有论述，不详于此[3]。

【注释】

[1]12次发掘所得24918片，购自王伯沉旧藏662片，购自南京45片，1928年调查所得16片，历年同人检购59片，共计25700片，整理缀合后数字未详。

[2]河南省博物馆两次发掘所得。

[3]参见胡厚宣：《八十五年来甲骨文材料之再统计》，《史学月刊》1984年第5期，又载《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84年第10号；《大陆现藏之甲骨文字》，《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六十七本第四分，1996年。

甲骨拓本之收藏

在到各地搜拓甲骨的同时，我们也接受了专家们的捐赠。为了编书，也搜购了一些甲骨实物。此外，对甲骨拓本、摹本和照片，也同样予以搜集。

甲骨拓本以北京大学所藏为最多，其次为考古研究所，北京图书馆和故宫博物院也藏有不少。连我们自拓及外地所藏，共有200余种，20多万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拓本：

选拓外地南路18单位藏甲骨拓本……1077片

选拓外地北路6单位甲骨拓本……539片

补拓外地南路12单位藏甲骨拓本……1759片

补拓外地北路7单位甲骨拓本……894片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甲骨拓本……431片

中国历史博物馆唐兰捐赠甲骨拓本……2片

中国历史博物馆徐梦华捐赠甲骨拓本……55片

选拓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甲骨拓本……110片

选拓故宫博物院罗振玉旧藏甲骨拓本……15片

选拓故宫博物院马衡旧藏甲骨拓本……252片

选拓故宫博物院谢白芟旧藏甲骨拓本……261片

选拓故宫博物院明义士旧藏甲骨拓本……612片

补拓故宫博物院明义士旧藏甲骨拓本……340片

选拓故宫博物院零散甲骨拓本……148片

选拓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藏甲骨拓本……11片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甲骨拓本……24片

选拓北京大学旧藏甲骨拓本……525片

选拓北京大学新获甲骨拓本……342片

清华大学藏甲骨拓本……1983片

北京师范大学藏甲骨拓本……180片

选拓清华大学藏甲骨拓本……1239片

选拓北京师范大学甲骨拓本……245片

选拓首都师范大学甲骨拓本……6片

上海博物馆戬寿堂旧藏甲骨拓本……783片

上海博物馆新获甲骨拓本……326片

选拓天津历史博物馆王懿荣旧藏甲骨拓本……256片

选拓天津历史博物馆王襄旧藏甲骨拓本……75片

选拓天津历史博物馆方若旧藏甲骨拓本……44片

选拓天津历史博物馆陈邦怀旧藏甲骨拓本……131片

选拓天津历史博物馆零散甲骨拓本……45片

选拓天津艺术博物馆藏甲骨拓本……25片

选拓天津市文物管理处新获甲骨拓本……11片

选拓南开大学藏甲骨拓本……7片

选拓河北大学藏甲骨拓本……32片

选拓河北师范大学藏甲骨拓本……4片

选拓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藏甲骨拓本……18片

内蒙古大学藏甲骨拓本……21片

内蒙古师范学院藏甲骨拓本……10片

陕西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4片

西北大学藏甲骨拓本……8片

陕西师范大学藏甲骨拓本……68片

选拓山东省博物馆罗振玉旧藏甲骨拓本……1101片

选拓山东省博物馆明义士旧藏甲骨拓本……548片

选拓山东省博物馆藏零散甲骨拓本……68片

选拓山东大学藏甲骨拓本……3片

选拓山东师范大学藏甲骨拓本……1片

选拓青岛博物馆藏甲骨拓本……27片

补拓青岛博物馆王统照旧藏甲骨拓本……6片

南京博物院明义土旧藏甲骨拓本……2209片

南京博物院胡光炜旧藏甲骨拓本……357片

南京博物院蒋友捐赠甲骨拓本……100片

南京博物院史语所旧藏甲骨拓本……62片

南京博物院方地山旧藏甲骨拓本……95片

南京博物院江苏省博物馆旧藏甲骨拓本……60片

选拓徐州博物馆藏甲骨拓本……3片

安徽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3片

安徽省博物馆藏甲骨照片……73片

江西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11片

厦门大学藏甲骨照片……187片

河南文物工作队藏甲骨拓本照片……12片

开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52片

选拓重庆博物馆藏甲骨拓本……17片

选拓西南师范学院藏甲骨拓本……2片

贵州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4片

贵阳师范学院藏甲骨照片……12片

庆云堂所购曾毅公旧藏商契集存等项甲骨拓本……1108片

庆云堂所购曾毅公、明义士旧藏等项甲骨拓本……1243片

庆云堂所购戬寿堂旧藏甲骨拓本……55片

庆云堂所购上海甲骨拓本……59片

庆云堂所购零散甲骨拓本……11片

富晋书社所购王氏旧藏甲骨拓本……47片

富晋书社所购零散甲骨拓本……39片

振寰阁所购小片甲骨拓本……39片

邺中片羽三集甲骨拓本照片稿……197片

龟卜原拓稿本……125片

宸翰楼所藏龟甲文字拓本……819片

甲骨留影……798片

兽骨文字拓存……101片

清荫艸堂所收贞卜文字拓本……201片

吉光零拾甲骨拓本……28片

殷墟卜辞零拾……8片

簠室旧藏甲骨拓本……10片

康生捐赠甲骨拓本……107片

郭沫若捐赠甲骨拓本……2片

王襄捐赠簠室殷契……1071片

商承祚捐赠柯氏龟策余文拓本……32片

商承祚捐赠罗氏殷虚书契续编二集拓本……133片

商承祚捐赠零散甲骨拓本……约1000片

王献唐捐赠甲骨拓本……22片

曾毅公捐赠甲骨文攈拓本……2965片

曾毅公捐赠零散甲骨拓本……1235片

曾毅公捐赠明义士等旧藏甲骨拓本胶卷……1071片

罗福颐捐赠殷虚书契四编拓本……132片

易均室捐赠甲骨拓本……122片

王杏东捐赠甲骨拓本……2片

杨继曾捐赠甲骨拓本……17片

胡厚宣捐赠甲骨拓本……185片

胡厚宣捐赠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旧藏甲骨拓本……315片

胡厚宣捐赠南京各家旧藏甲骨拓本……200片

胡厚宣捐赠觉玄藏契拓本……198片

胡厚宣捐赠善斋旧藏甲骨拓本……544片

胡厚宣捐赠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7128片

胡厚宣捐赠战后新获甲骨补集拓本……525片

臧垣甫旧藏甲骨拓本……419片

罗福葆旧藏甲骨拓本……160片

顾承运旧藏甲骨拓本……124片

陈侃如旧藏甲骨拓本……114片

李鹤年旧藏甲骨拓本……30片

罗福颐旧藏甲骨拓本……26片

顾铁符旧藏甲骨拓本……7片

邵敏生旧藏甲骨拓本……5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甲骨拓本全集……1983片

总共112项，42693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甲骨拓本：

文物局所购善斋旧藏甲骨拓本……28292片

文物局购藏孟广慧、郭若愚等六家甲骨拓本……1274片

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旧藏龟版文拓本……512片

辅仁大学图书馆旧藏殷墟甲骨文字拓本……217片

颂斋旧藏甲骨文字拓本……126片

殷契粹编原稿拓本……1595片

殷契遗珠原稿拓本……1459片

陈梦家旧藏甲骨杂集拓本……100片

王俊铭旧藏德国柏林民俗博物馆甲骨照片……890片

孙壮旧藏殷墟文字拓本……506片

孙壮旧藏殷契文墨本……163片

孙壮旧藏精拓龟版……141片

孙壮旧藏甲骨文拓本……121片

孙壮旧藏精拓殷契文……100片

王林旧藏殷契别选拓本……102片

王林旧藏醂褱鋎甲骨墨片……54片

零散甲骨拓本……65片

1950年发掘所得甲骨拓本……1片

1959年发掘所得甲骨拓本……2片

1960年发掘所得甲骨拓本……1片

1961年发掘所得甲骨拓本……1片

1971年发掘所得甲骨拓本……10片

1973年发掘所得甲骨拓本……4931片

总共23项，40663片。

北京图书馆藏甲骨拓本：

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28194片

北京图书馆所藏善斋以外甲骨拓本……5403片

北京图书馆所藏罗氏、黄氏甲骨拓本……665片

谢氏殷墟遗文……574片

辅仁大学图书馆旧藏甲骨文字拓本……252片

何遂旧藏甲骨拓本……138片

施密士旧藏甲骨拓本……81片

贞松堂集古遗文甲骨拓本……86片

通古斋旧藏甲骨拓本……449片

甲骨文拓本……303片

北京图书馆所藏甲骨文字拓本全集……34512片

北京图书馆所藏卢芹斋甲骨照片……20片

总共12项，70677片。

北京大学藏甲骨拓本：

于省吾旧藏北京大学所藏甲骨墨本……509片

于省吾旧藏凡将斋所藏甲骨文字拓本……118片

于省吾旧藏辅仁大学图书馆旧藏甲骨拓片……231片

于省吾旧藏殷虚文字甲编所著录殷契拓存……918片

于省吾旧藏明义士殷墟卜辞拓本……1038片

于省吾旧藏谢午生元嘉造像室旧藏甲骨墨本……140片

于省吾旧藏谢氏殷墟遗文拓本……574片

于省吾旧藏陈淮生猗文阁藏龟拓本……82片

于省吾旧藏关寸草殷墟文字拓本……38片

于省吾旧藏思泊藏契拓本……126片

金祖同旧藏贞松堂藏契小集拓本……76片

金祖同旧藏殷礼在斯堂契文拾零拓本……64片

金祖同旧藏殷契拓剩……1527片

金祖同旧藏甲骨拓本……1424片

商承祚旧藏甲骨图片、摹本、照片……2337片

曾毅公旧藏喆厂藏拓……485片

陈半丁旧藏半丁藏龟拓本……19片

曹仁裕旧藏殷墟骨文拓本……21片

谢氏殷墟遗文拓本……574片

龟鉴甲骨拓本……122片

北京大学及凡将斋甲骨刻辞拓本……630片

殷契卜辞原稿拓本……1080片

北京大学所藏甲骨文字拓本全集……3001片

清华大学所藏甲骨拓本……1535片

王富晋旧藏甲骨拓本……55片

何遂旧藏甲骨拓本……72片

施密士旧藏甲骨拓本……79片

斋所集甲骨文……81片

总共28项，16956片。

北京地区藏甲骨拓本：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北京历史博物馆旧藏甲骨拓本……182片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董光忠旧藏殷墟第三次发掘

甲骨照片……3012片

中国历史博物馆藏甲骨拓本全集……862片

文物局文博研究所藏马衡旧藏甲骨照片、拓本晒蓝……708片

故宫博物院藏马衡旧藏甲骨拓本四种……927片

故宫博物院藏甲骨拓本全集……1480片

殷墟遗文拓本一函八册……523片

清华大学所藏甲骨拓本全集……1694片

北京师范大学藏辅仁大学旧藏甲骨拓本……229片

北京师范大学藏王懿荣旧藏甲骨拓本……38片

北京师范大学藏甲骨拓本……224片

北京师范大学藏甲骨文拓本（教具）二种……24片

康生汉研斋甲骨文字拓本……107片

唐兰藏北京大学国学门甲骨刻辞拓本……509片

张玮旧藏何遂甲骨拓本……138片

张玮旧藏王懿荣甲骨拓本……28片

张玮旧藏敔园藏龟拓本……65片

徐宗元藏端方旧藏甲骨拓本……255片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藏周希丁拓藏甲骨拓本……248片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甲骨拓本……30片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陈淮生文字集锦甲骨拓本……8片

顾铁符藏甲骨拓本……7片

傅大卣藏甲骨拓本……818片

总共23项，12116片。

北京以外地区藏甲骨拓本：

上海博物馆藏甲骨拓本全集……5275片

上海图书馆藏凡将斋旧藏甲骨拓本……137片

复旦大学藏甲骨拓本……335片

华东师范大学藏甲骨拓本……132片

李旭藏甲骨拓本……6片

蒋玄佁藏殷甲骨文册……32片

叶粟如藏叶玉森旧藏易均室甲骨拓本……27片

叶粟如藏叶玉森旧藏铁云藏龟拾补……62片

天津历史博物馆藏甲骨拓本全集天津历史博物馆藏甲骨拓本……551片

天津历史博物馆藏王襄簠室殷契拓本……720片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甲骨拓本……25片

天津市文物管理处藏甲骨拓本……55片

南开大学藏王懿荣殷墟贞卜文字拓本……80片

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甲骨拓本……23片

杨继曾藏甲骨拓本……368片

李鹤年旧藏铁云藏龟拓本……103片

潘轼旧藏甲骨拓本……95片

刘子恒旧藏甲骨拓本……120片

黄涤非旧藏殷契拓本……38片

河北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31片

河北大学藏甲骨拓本……209片

河北师范大学藏甲骨拓本……12片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藏甲骨拓本……175片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藏邢一清捐献甲骨拓本……10片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藏王方旧藏金石甲骨文拾零……20片

高寿田藏甲骨拓本……2片

吉林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293片

孙常叙藏吉博甲骨拓本……50片

吉林大学藏甲骨拓本……493片

辽宁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394片

旅顺博物馆藏甲骨拓本……2925片

旅大市文物商店藏甲骨拓本……85片

山东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全集……5468片

山东省博物馆藏明义士殷墟卜辞后编拓本……709片

山东大学藏甲骨拓本……8片

青岛博物馆藏王绪祖旧藏甲骨拓本……323片

青岛博物馆藏甲骨拓本全集……44片

韩宝生旧藏王绪祖甲骨拓本……33片

河南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全集……839片

河南省博物馆藏殷虚文字存真甲骨拓本……800片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发掘所得甲骨拓本（1955）……1片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发掘所得甲骨拓本（1957）……1片

河南省文物工作队藏关百益旧藏甲骨拓本……约4000片

郑州博物馆所藏甲骨拓本……20片

开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65片

河南师范大学藏甲骨拓本……31片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陈列馆藏甲骨拓本……79片

安阳博物馆藏甲骨拓本……195片

新乡博物馆藏甲骨拓本……480片

南京博物院藏甲骨文字拓本全集……2921片

南京图书馆藏徐氏积余斋旧藏甲骨拓本……365片

南京大学藏甲骨文字拓本全集……575片

陈中凡藏甲骨文字拓本……186片

苏州博物馆藏甲骨拓本……33片

陈邦福藏殷契缀零……142片

陈邦福藏殷虚甲骨余拓录……57片

扬州博物馆藏甲骨拓本……4片

镇江博物馆藏甲骨拓本……13片

徐州博物馆藏甲骨拓本……7片

浙江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339片

浙江省图书馆藏甲骨拓本……13片

安徽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全集……145片

安徽省博物馆藏武进张斋铁云藏龟遗珠……155片

江西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37片

福建师范大学藏甲骨刻文拓本……16片

福建师范大学藏金陵大学旧藏甲骨拓本照片……598片

厦门大学藏甲骨拓本……199片

湖北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115片

武汉师专所藏甲骨拓本……100片

广东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128片

广州博物馆藏甲骨拓本……21片

四川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47片

重庆博物馆藏甲骨拓本……192片

贵州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4片

云南省博物馆藏甲骨拓本……73片

云南省博物馆购藏甲骨拓本……570片

云南省文物商店所见甲骨照片……96片

总共77项，33130片。

合国内拓本共275项，216235片。至于拓本的详细内容，我们另整理有一份要目，此不赘述。

（四）甲骨文伪刻及辨伪

李济先生在其《安阳》一书的第二章“探索阶段：甲骨文搜集、考释和初步研究”的“搜集活动”一节中讲到：“早期搜集活动使北京、上海、山东潍县、河南彰德府的古玩市场上出现了疯狂的抢购，因为大部分交易具有秘而不宣的性质，且又都是在本性贪婪的商人和愚昧无知的富人手中进行的，结果使大量的赝品进入市场。”这种伪刻，李先生就亲身经历过，他说：“笔者就在欧洲、美国的很多有名的博物馆看到一些这样的伪造品。”这种伪刻有什么影响呢？那就是：“伪造甲骨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扰乱了古玩市场，产生了两个主要后果。一方面，由于保守派学者虔诚地尊崇许慎《说文》的一千多年的权威，于是以这些伪造品为确凿的证据说明所有甲骨文都是伪造的古文字，是一批冒牌学者为欺骗大众而造出来的。另一方面，几个有远见卓识并研究过真的而非伪造的甲骨文的学者，为了探索区别甲骨真假而更发奋工作。”的确，伪刻甲骨的历史差不多与甲骨文发现的历史一般长，而甲骨辨伪的工作也一直相伴着甲骨文的研究。

伪刻之“家谱刻辞”

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British Museum）收藏中国出土甲骨文字一批，甲202片，骨282片，鹿角1片，总计485片[1]。系1903至1908年间，英国浸礼会驻山东青州宣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g）和美国长老会驻山东潍县宣教士方法敛（Frank H.Chalfant），所谓库方二氏（Couling-Chalfant）者，在潍县向一个古董商人名叫李茹宾的所购买[2]。先为二人合有，后归库氏一人，最后于1911年，又由库氏售归不列颠博物院[3]。

库、方二氏大约在殷墟甲骨文字被认识（1899）的第四年，即1903年，就开始在山东潍县大肆购买甲骨。1904年，方氏以甲骨400片让与上海亚洲文会博物馆[4]，今藏上海博物馆，现存193片。1905年，方氏让与潍县广文学堂校长、美国长老会宣教士柏根（Paul D.Bergen）79片[5]。后归济南广智院，今藏山东省博物馆。1906年，方氏以119片让与广文学堂教师、英国浸礼会宣教士惠体乾（Horold Whitcher），惠氏于1927年让与徒克（Frederick J.Tooker），1934年，又归美国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今存117片[6]。1908年，方氏为天津英国驻华领事金璋（Lionel C.Hopkins）购得800片。后来绝大部分归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Library of Cambridge）[7]。1909年，方氏以438片让与美国匹兹堡卡内基博物院（Carnegie Mu-seum）[8]。同年，库氏以760片让与英国爱丁堡苏格兰皇家博物院（Royal Scottish Museum）[9]。1913年，方氏又以大片四版让与美国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院（Field Museum of National History）[10]。

库寿龄1911年让与不列颠博物院的485片，也是在这一个时期所购买，他们以为在所买的多批甲骨中，这是最精彩的部分[11]。

方法敛购甲骨，凡购得一批，必先画其图形，摹其文字。金璋说他对于甲骨文字，“是一个最诚恳的学者”。又说他“不断努力摹写每一片经他手的甲骨，从不逃避或抱怨对这一门学问的责任”。后来凡见到别人收藏的甲骨，也都设法摹写下来[12]。十年之间，完成一书名叫《甲骨卜辞》（Bone Inscriptions）。书中包含有摹写本423页，书前有60页引论，又有一个3300字的字汇，字汇前有序文。又以甲骨文与金文、小篆比较作为附录。书后还附有两种索引及一篇书目提要[13]。他被称为是西方研究和流传甲骨文字的第一人[14]。

方法敛1911年在青岛患半身不遂，1914年1月23日去世。遗稿由自然历史博物院其友人劳佛（B.Laufer）代为保管。劳佛曾与卡内基博物院何兰（W.J.Holland）共同商议，拟送到英国，托金璋主持出版，后因欧战而停顿。方法敛手稿存自然历史博物院达二十年，一直由劳佛保管。1934年，劳佛死后原稿改归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教授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保存[15]。

白瑞华自从1935年以来，由方法敛《甲骨卜辞》一书423页摹写手稿中，选印了三部书：一是《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32页，1687片，1935年上海出版；二是《甲骨卜辞七集》，32页，527片，1938年纽约出版；三是《金璋所藏甲骨卜辞》，66页，448片，1939年纽约出版。三书共229页，收甲骨摹本2698片。方法敛《甲骨卜辞》摹本中，尚有194页未印，然其重要部分，大体已尽于此[16]。

三部书中，其第一种《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收录甲骨摹本共有四部分，其中的第三部分，即今英国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

不列颠博物院所藏的485片甲骨，他们认为在多次购置的全部甲骨中，这是最重要的一批材料。因为这批材料除了一些大片之外，还有一片大骨和一只雕花的鹿角，上面都刻着一篇殷代的所谓“家谱刻辞”。大骨刻辞是一片牛胛骨，上下长22厘米，左右宽22.5厘米，编号为1506。上端有一横条界划，右上方领先刻一“贞”字，然后从右到左，刻字13短行，除第一行为五字外，其余12行都是四字。略谓儿先祖曰某，某子曰某，某弟曰某。除称先祖者一外，称子者十，称弟者二，凡十三人，传十一世。另外库1989，为一雕花鹿角，除“贞”字前加“王曰”二字外，其后也刻着同样的文字，环绕鹿角刻字8行，每行7字者3行，每行7字4行，最末一行3字。文字稀奇，他们认为这两件特殊的标本，非常宝贵。所以在书中排列次序时，特把这一片大骨列为第一，而以刻有同样文字的雕花鹿角列为最末[17]。

对于这两件所谓“家谱刻辞”，宣扬最力者为金璋，他在1912年作《中国古代皇家遗物》[18]及《骨上所刻之哀文与家谱》[19]，1917年作《商代之帝王》[20]，1922年作《河南遗物所载皇室谱系及商代之记载》[21]。而库寿龄自己在1914年也作《河南出土的卜骨》一文[22]。他们反复宣传，以期能够引起世界学人的重视。

只可惜这两件所谓“家谱刻辞”，一望即知其不真。远在《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尚未出版以前，1930年，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即已指出。他说：“荷普金斯的蒐集，大约多由高林替他帮忙，我看见他著的一篇文章，《骨上所雕之一首葬歌与一家系图》，那所根据的材料，完全是伪刻。”[23]

1933年，齐鲁大学教授、原加拿大长老会宣教士明义士（James M.Menzise）作《甲骨研究》讲义，讲义中评金璋《中国古代皇家遗物》一文，说：“器真，刻文疑伪。”[24]。又说：“《骨上所刻一吊丧文与一家谱》，1912年10月金璋著，此文根据一块颇大的伪造甲骨，刻文为曰此曰彼等多行。”[25]

1935年，《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出版，就连编校者白瑞华自己在序文中都说：“此集所刊之各片，均可为河南安阳县所发掘之代表品。然亦须审慎分辨，因此等均系购自商人也。如鹿角刻文，即聚讼纷纭。大兽骨片中，亦颇多令人怀疑者。”[26]

这年年底，白瑞华由沪返美，路过日本东京，为慎重起见，又将原书请郭沫若先生为之鉴别，郭老特为作一伪刻表，白瑞华将它印出，贴于原书之后。据郭老鉴定，仍以库1506大骨及库1989鹿角，骨角为真，所刻“家谱”则为伪作[27]。

同年胡光炜教授作《书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印本》，对于书中伪刻，亦加以鉴别，作为一表。他对于库1506和1989两片，也以为是伪刻。说：“如一五〇六、一九八九诸方，多书子曰云云，稽之卜辞，绝无其例，此断出村夫俗子之手。”[28]

即陈梦家先生早期，原亦定为伪品。1935年《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刚一出书，陈梦家即于1936年作一书评，说：“开首数片及最后鹿角刻辞显然伪刻。”又说：“伦敦博物院一部分之兽骨，尤多甚明显之伪刻。凡大片兽骨，类多大字，整齐句行，文理不通，款式不对之伪辞，辞中好用曰字，似皆出于一人手笔。”所指即库1506及1989，以为乃是明显的伪刻[29]。

1940年3月，陈梦家作《述方法敛所摹甲骨卜辞》一文，亦谓：“《库方》的伪刻最多，大片的牛骨，尤多伪刻，鹿角的花纹雕刻可以是真的，文字则绝对是伪的。”[30]同年9月，又作《述方法敛所摹甲骨卜辞补》，在所列的伪刻表中，亦以库1506及1989两片为全部伪刻之辞[31]。

1940年9月，董作宾先生作《方法敛博士对于甲骨文字之贡献》一文，对于库1506及1989两片的伪刻，更有详细论述，他认为这种作伪的方法，是“改编为新奇文辞者”，说：“如库一五〇六及一九八九鹿角上的刻辞，作伪者已粗通甲骨文义，有《铁云藏龟》一书，由其二五四叶第二片有‘御子’，因而悟出‘御的儿子叫’，又把‘子央’（铁192.1）、‘子’（铁151.1）都排入，又加些新人物，而造成一个像煞有介事的‘殷王家谱’，害得库全英氏花钱买去，金璋氏花工夫考证它。此两赝品作于1909年小屯村中发现甲骨之后（大骨中第八、九行有字，乃第四期物出村中），库氏于最后得之，如获至宝，故以冠且殿于其所获甲骨之首尾云。”[32]

1947年容庚教授作《甲骨学概况》一文，曾列举《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一书中的疑伪各片，于库1506及1989两片，亦都以为不真[33]。

总之，库1506大骨及库1989鹿角上所刻的“家谱刻辞”，从1930到1947年，经过18年的论辨，其为伪刻，本来已经不成问题。

1956年，陈梦家先生作《殷虚卜辞综述》，忽然改变主张，转而相信这一“家谱刻辞”为真。于是修改过去《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伪刻表，只以库1989鹿角刻辞为伪[34]，而以库1506大骨刻辞为真。并说：“库一五〇六载有家谱的一片大骨，我们认为不是伪刻，最近我们得到此骨的拓本，更可以证明它不是伪作。”[35]

因而据此所谓“家谱”，用相当多的篇幅，来考证殷代的王位继承。说：“在这九世之内，列二弟名，与周制不同，而和殷代周祭及王位的诸弟则相近。”[36]认为这是卜辞中有关宗法的一条重要刻辞。

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一书，对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片的所谓“家谱刻辞”，忽然转变，信以为真，曾引起甲骨学界的反对。

如1957年唐兰先生在这年的10月号《中国语文》上就批评说：“在他的七十万字的大本书里，甚至把五十多年前商人们卖给英帝国主义传教士库林的一块假刻卜辞，当作被他发现的宝物。据说是殷朝一个叫做儿的人的家谱，是十分重要的史料，于是把拓本放到图版里，还要题上考古研究所藏。如果真是这样，收藏这块假卜辞的原骨的大英博物院，真要喜出望外了。”[37]提得相当尖锐。

1962年金祥恒氏作《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一五〇六片辨伪兼论陈氏儿家谱》一文，也说：“陈氏因得到此甲骨的拓本，而更证明它不是伪作。现得原骨之照片而知其伪刻无疑。陈氏旧拓，模糊不清，而照片纤悉可核，其字体之粗疏无力，与真品之雄伟遒劲迥异。”又举出七点可疑之处，说：“有此七疑，可断其非原刻也。”[38]

1978年严一萍作《甲骨学》一书，其辨伪一章也说：“陈梦家信它为真，以近年所得到的旧拓本为证明，这是非常脆弱的。”[39]

但是由于陈梦家先生提出了这片“家谱刻辞”的原拓本，使得国内外一些甲骨学专家学者对此至今还信而不疑。

如1959年香港大学饶宗颐教授著有《殷代贞卜人物通考》一书[40]，即相信陈梦家说，以《库方》第1506片大骨并非伪刻。在书中屡次征引，如第740页和第1173页所引大英博物院藏的骨谱刻辞，即是这片所谓的“家谱刻辞”。

1970年饶宗颐又编印《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一书[41]，其开头第一版就收录了不列颠博物院所藏这一版大骨的完整的全拓片。

又如日本立命馆大学白川静教授，1963年出版《甲骨文集》一书，其第42页第74图，即转载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图版贰拾下的库1506拓本。其译文略谓，这一刻辞，因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一拓本，知其必非伪作，它是武丁以前三百年间十一世十三代的最古的家谱。乃以直系相续为主，间亦兄弟相及，而且记有名字的一条贵重资料[42]。1972年，白川静教授又著《甲骨文之世界》一书，其插图的世系表[43]，也采用了这一刻辞的摹本。

1965年孙海波先生改订其旧著《甲骨文编》一书，如第143页第32字，第683页第3354字，第867页第4939字，第940页第5602及第5603字，也都是采用这一片可疑的“家谱刻辞”的文字[44]。

又日本弘前大学岛邦男教授，1967年出版《殷墟卜辞综类》一书，1971年又加以增订。对于库1506那一片刻辞，也根据陈说，信以为真，在书中大量征引。如第26页第四格，第27页第二格，第39页第三格，第40页第三格，第52页第二格，第56页第一格，第75页第四格，第93页第三格，第95页第二格，第120页第一格，第192页第一格，第215页第二格，第239页第一格，第281页第二格，第388页第四格，第474页第四格，都摹录了这一刻辞的例句[45]。

近几十年来我们的专家学者，在一些学术论文中，有的也还以这一“家谱刻辞”为根据，以为不伪。

如1974年6月仪真先生在《从考古发现谈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一文的注[16]说：“《库方》一五〇六胛骨刻有儿的世系，自先祖肷共十一代。此骨过去有人怀疑，实际在清末要伪造这样字体文句的刻辞是不可能的。”[46]

又如1978年5月于省吾教授在《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一文中也说：“武丁时期的兽骨刻辞（综述499页和所附图版贰拾，库一五〇六为摹本），记载了一个贵族十一世祖先的私名。这是一个从商代初年开始，以男子为世系的专记私名的谱牒。”[47]

还有，赵锡元先生的一篇论文中也说：“在武丁时的甲骨刻辞中，曾发现一个名叫‘儿’的家系骨版。”又说：“这一骨版前人多疑其伪，近年已发现原拓，证明确系武丁时之遗物。”[48]

可见这一“家谱刻辞”的真伪问题，仍然有进一步提出来重加讨论的必要。

库1506大牛胛骨“家谱刻辞”与库1989鹿角刻辞同文。只是鹿角刻辞“贞”上多“王曰”二字。库1989鹿角刻辞之不可信，大家无异辞。即陈梦家先生亦承认其伪，可以不用再加辨说。但我们从这一鹿角的实物照片看来，刻辞虽伪，鹿角及花纹都显然是真的。

库1506大牛胛骨亦真，但所刻“家谱刻辞”，则显然为伪。

首先，这一大骨没有钻凿灼兆的痕迹，既为“家谱”，本非卜辞，即不能称“贞”。“贞”是卜辞问卦的专用字眼，不能用于记事刻辞。其次，甲骨文字，凡用界划，所以分隔两辞，避免相混。这一大骨只一“家谱”，别无他辞，顶上就不应该有一横划。

又原骨“家谱”，“子”字是武乙、文丁时写法，为武丁的子名，拼凑在一起，不伦不类。又“儿”字臼内多一横笔，古文字中，从甲、金至小篆，都没有这样的字体。

还有推测“家谱”伪造者的意图，“儿”字除了儿族之外，又似用为儿子之儿。但在甲骨卜辞中，儿字皆用为地名，从无用作儿子之儿者。又“弟”字在甲骨卜辞中，亦绝无用作兄弟或兄终弟及之义者。

又如“家谱”里的人名，或抄袭成文，或出于杜撰，有的也见于库1576、1598、1604、1621、1624等片，殆出于伪刻者一人之手。至于“家谱刻辞”，行款呆板，字迹恶劣，由于反复描刻，笔画显然毛糙粗涩，与一般甲骨文字规律整齐，写刻熟练，艺术之精美，绝不相同。

《史记·殷本纪》司马贞《索隐》说：“商生子，以日为名，盖自微始。”微即上甲。殷代奴隶主的先公先王，自上甲以下，皆以十干为名，证之卜辞，其说至确。甲骨卜辞和祭祀表中，其关于殷代世系的例句，有连称十四个祖先的，如武乙或文丁时卜辞说：“乙未酒上甲十，匚乙三，匚丙三，匚丁三，示壬三，示癸三，大乙十，大丁十，大甲十，大庚七，小甲三，□□□，□□□，祖乙十。”[49]有连称十一个祖先的，如帝乙或帝辛时祭祀表说：“甲戌翌上甲，乙亥翌匚乙，丙子翌匚丙，□□翌匚丁，壬午翌示壬，癸未翌示癸，□□□□□，□□翌大丁，甲午翌□□，□□□□□，□□翌大庚。”[50]有连称十个祖先的，如廪辛或康丁时卜辞说：“□未卜，雨自上甲、大乙、大丁、大甲、大庚、大戊、中丁、祖乙、祖辛、祖丁十示。”[51]有连称六个祖先的，如武丁时卜辞说：“贞之来羌自□□、咸、大丁、□甲、大庚、下乙。”[52]有连称五个祖先的，如武丁时卜辞说：“翌乙酉伐于五示，上甲、咸、大丁、大甲、祖乙。”[53]帝乙或帝辛时卜辞说：“甲辰卜，贞王宾祖乙、祖丁、祖甲、康祖丁、武乙衣亡尤。”[54]咸亦作唐，即汤，卜辞又称大乙。下乙即祖乙[55]。康祖丁即康丁。殷代的统治阶级奴隶主，对于他们的祖先，自上甲至武乙，以及其他卜辞里的文武丁，和《殷本纪》的帝乙、帝辛，盖无不以十干为名。王国维说：“商之先人，上甲以降，皆以日名，是商人数先公，当自上甲始。”又说：“殷之祭先，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祭名甲者用甲日，祭名乙者用乙日，此卜辞之通例也。”[56]

祖庚、祖甲及帝乙、帝辛时卜辞中，又有、翌、祭、五种祭祀联祭，即先公先王之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干为名者，其世系次序，大体亦与前面所举的卜辞一致[57]。

由甲骨卜辞及一些祭祀文字看来，殷代的奴隶主，其先公先王的世系次序是：上甲、匚乙、匚丙、匚丁、示壬、示癸、大乙、大丁、大甲、卜丙、大庚、小甲、大戊、吕己、中丁、卜壬、戋甲、且乙、且辛、羌甲、且丁、南庚、甲、般庚、小辛、小乙、武丁、且己、且庚、且甲、兄辛、康丁、武乙、文武丁、（帝乙）、（帝辛）。殷代的先公先王，共有三十六，皆以十干为名，亦皆以所名十干之日祭之。

《白虎通·姓名篇》说：“殷以生日名子。于臣民亦得以甲乙生日名子，以尚书道殷臣有巫戊有祖己也。”是殷代不但先公先王以干支为名，即是臣民也得以甲乙十干名之。

而不列颠博物院所藏的“家谱刻辞”，称儿先且曰某，某子曰某，某弟曰某，曰下系一奇异之人名，这些人名都不见于殷代世系之中，又皆无十干字样，则与卜辞全然不类。

又上甲以前，殷人传说时代的远祖先公，见于甲骨卜辞的有、兇、蔑、土、䖵、、河、岳及王亘、王亥、王夨等，虽然不以十干为名，但也都和“家谱刻辞”的人名毫不相干。又这些人名，一般也不大见于其他的卜辞。这些都是令人大可怀疑的地方。

此外，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那就是在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所藏金璋旧藏的那批甲骨卜辞中，也有这样的一片大骨。

这片大骨，上下长25厘米，左右宽19厘米，编号为Hopkins 1110，上面也刻有一篇这样的所谓“家谱刻辞”。先在右方领先刻“贞曰”二字，然后自右而左，刻字十三短行，除第一行为六个字外，其余十二行，都是每行四字。略称某某祖曰某，某子曰某，某弟曰某。除一称祖者外，称子者十，称弟者二。只有一个叫的人名，与《库方》大骨相同，其余人名，全不一样。子与子之间，有一条世系，亦不相连属。

大体说来，这片大骨与《库方》大骨，当是同一类的刻辞。人名不与《库方》大骨全同，也都不见于殷代先王的卜辞中。

所以知其必为伪刻者，因其上部还有另外的刻辞四行，每行三字，自右而左，说：“弟曰南，贞曰静，心曰安，曰止。”完全是杜撰，毫无意义。

再有显然的是，右下方还有两条卜辞说：“癸巳卜，贞王旬亡。”

□□卜，贞王旬亡“。”乃是标准的帝乙或帝辛时的甲骨文字。相比之下，子曰、弟曰之辞，就绝对不真。

以此例彼，则《库方》大骨之为伪，就不待烦言而解了。

至于《殷契卜辞》第209片虽称子曰，但是上下文俱已残。《甲骨文零拾》第145片，乃称“耳曰”。《殷虚文字乙编》第4856片，虽然某子曰某，但是明明说的是妇之子，粹1240即京人3013亦称“帚敏子曰”，皆非世系，更非家谱。也不能以此作为“家谱刻辞”的证据。

陈梦家后来所以改变旧说，确定这片大骨不伪者，其主要理由为考古研究所新近得到此骨的拓本，便“可以证明它不是伪作”。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及。

关于考古研究所所得原骨的拓本，我们曾经看到过，其实也并不能成为理由，而且作伪的痕迹更加看得明显。

考古研究所所得库1506的原骨拓本，系前北京商务印书馆经理孙壮旧藏。孙氏藏甲骨拓本共六种，其一种标题《精拓龟版》，谓系表弟冯星伯所赠，一函二册，共收甲骨拓本141片。其第二册第138片，即是这一“家谱”大骨的拓本。拓本只拓了有字的部分，未拓大骨全形，字拓得虽然模糊不清，但一望也会知其必为伪作。

早年商承祚教授编印《殷契佚存》一书[58]，曾将孙壮藏甲骨拓本借去选用，用后在拓本首叶还留有题辞，说拓本中颇有伪刻，则一概不选。这张拓本，虽然少见，但商氏编书并没有选用，恐怕不是偶然。

我们看到拓本左方盖有山东潍县金石收藏家陈介祺字寿卿号簠斋的一方图章，文曰“簠斋”，陈梦家先生在《殷虚卜辞综述》图版贰拾选用这一张拓本，却将这一方图章剪去了。陈簠斋生于1813年，殁于1884年，在他死后的第15年，即1899年，甲骨文字才被认识，在他活着的72年里，根本不可能知道有什么甲骨文，如何能在拓本上盖上他的图章呢[59]？可见不只大骨的刻辞不真，即这一方图章，也显然是后人所加印。

陈梦家在《殷虚卜辞综述》一书中，有好多地方都引用这一大骨“家谱刻辞”，并力辩其真，认为这是一条极重要的殷代宗法史料，并将拓本制成图版，作为凭证[60]，使得国内外不少甲骨学者都信以为真。这就无怪唐兰先生批评说：“仅仅在这一件事上，就使读者不辨是非，贻害无穷”[61]了。

要想进一步解决这一大骨“家谱刻辞”的真伪，除了拓本之外，最好是能够直接看到实物。退一步说，如果能看到实物的照片，也可以解决问题。

早先在1935年，吴金鼎先生自英国回来，带回不列颠博物院所藏甲骨的全部照片，那时候胡厚宣就曾根据照片对照摹本，作过一次校勘。后来又在董作宾先生那里，看到过美国卢氏商行（C.T.Loo）所拍摄的这一批甲骨的全部影本。见《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第1506号大骨及1989号鹿角上所刻的“家谱刻辞”，骨角为真，鹿角上所刻花纹亦像不假，但所刻的“家谱”文字，则不像是真刻。

前引金祥恒所以断定“家谱刻辞”为伪，主要也是根据卢氏商行的照片，但是这张照片，几片甲骨重叠在一起，又不完全，字体也不是很清楚。

前些年，饶宗颐也曾发表了这一“家谱刻辞”的拓本，其完整齐全，远较陈梦家所据拓本为优越，但亦不能看出其必定为真。我们在看过比较完整的照片之后，其摄影逼真，字迹清晰，一望而知其为伪刻，这点已经不成问题了吧！

【注释】

[1]方法敛（Frank H.Chalfant）摹、白瑞华（Roswell S.Britton）校：《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年。

[2]方法敛：《中国古文字》，《卡内基博物院报告》第四卷第一期（Memoris of the Carmegie Museum Vol.Ⅳ No.1），1906年；明义士：《甲骨研究》，齐鲁大学讲义，1933年；方法敛摹、白瑞华校：《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白瑞华序，1935年；方法敛摹、白瑞华校《甲骨卜辞七集》，白瑞华序，1938年；方法敛摹、白瑞华校《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白瑞华编者附注，1939年。

[3]库寿龄：《河南出土的卜骨》（The Oracle Bones from Honan），《皇家亚洲学会分会杂志》第45期（JNCBRAS45），1914年；明义士：《甲骨研究》，1933年。

[4]方法敛：《中国古文字》；吉卜生（H.E.Gibson）：《商代象形文字》（The Picture Writing of Shang），《中国杂志》（China Journal）第21卷第6期，1939年；方法敛摹、白瑞华校：《甲骨卜辞七集》材料来源表，1938年。

[5]明义士：《甲骨研究》，1933年；明义士：《柏根氏旧藏甲骨文字》序，1935年；方法敛摹、白瑞华校：《甲骨卜辞七集》材料来源表，1938年。

[6]白瑞华：《殷虚甲骨相片》，1935年；又《殷虚甲骨拓片》，1937年；又《卜骨里的颜料》（Oracle Bone Colo rPigments），《哈佛亚洲研究学报》第二卷第一期（HJAC Vol.2 No.1），1937年；方法敛摹、白瑞华校：《甲骨卜辞七集》，1938年；据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周鸿翔教授1970年调查，实存115片，见所著《美国所藏甲骨录》，1976年。

[7]明义士：《殷虚卜辞》，1917年；方法敛摹、白瑞华校：《金璋所藏甲骨卜辞》，金璋（Lionel C.Hopkins）序，白瑞华编者附注，1939年；饶宗颐：《海外甲骨录遗》，1961年。

[8]经拼合后，实数现为406片，见周鸿翔：《美国所藏甲骨录》，1976年。

[9]库寿龄：《河南出土的卜骨》；方法敛摹、白瑞华校：《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年。

[10]明义士：《殷虚卜辞》序，1917年；方法敛摹、白瑞华校：《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年；周鸿翔：《美国所藏甲骨录》，1976年。

[11]金璋：《中国古代之皇家遗物》（A Royal Relic of Ancient China），《人类杂志》1912年4月号（Mam.April1912）；库寿龄：《河南出土的卜骨》；方法敛摹、白瑞华校：《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1935年。

[12]方法敛摹、白瑞华校：《甲骨卜辞七集》，白瑞华序，1938年；又《金璋所藏甲骨卜辞》，金璋序，白瑞华编者附注，1939年。

[13]白瑞华：《方法敛（1862—1914）博士的著作》（Dr.Frank Herring Chalfant[1862—1914]Worte The Works），1940年。

[14]白瑞华：《甲骨五十片》，1940年。

[15]明义士：《甲骨研究》，1933年；方法敛摹、白瑞华校：《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白瑞华序，1935年；又《甲骨卜辞七集》白瑞华序，1938年；又《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白瑞华序，1939年。

[16]关于库、方二氏搜购甲骨和方氏摹写甲骨的情况，还可以参见胡厚宣：《甲骨文发现之历史及其材料之统计》，《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四册，1944年；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1951年；〔日〕水泽利忠：《契学综觅》，《甲骨学》第1—3号，1951年、1954年；胡厚宣：《殷墟发掘》，1955年。

[17]见同注[11]。

[18]金璋：《中国古代皇家遗物》。

[19]金璋：《骨上所刻之哀文与家谱》（A Funeral Elegy and a Family Tree Inscribed on Bones），《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GBI），1912年。

[20]金璋：《商代之帝王》（Sovereign of Shang Dynasty），《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杂志》（JRASGBI），1917年。

[21]金璋：《河南遗物所载皇室谱系及商代之记载》（The Royal Genralogies on the Honan Relics and the Record of the Shang Dynasty），《大亚细亚杂志》夏德纪念号（Asia Major, Hirth Anniversary Volume），1922年。

[22]库寿龄：《河南出土的卜骨》。

[2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1947年、1954年、1960年、1964年；后收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

[24]明义士：《甲骨研究》第29页，1933年。

[25]同上第30页。

[26]方法敛摹、白瑞华校：《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白瑞华序，1935年。

[27]白瑞华：《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补遗》（Addendum），东京，1935年。

[28]胡光炜：《书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印本》，《图书馆学季刊》第九卷第三、四期，1935年。

[29]陈梦家：《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燕京学报》第19期，《出版界消息》1936年。

[30]陈梦家：《述方法敛摹甲骨卜辞》，《图书季刊》新二卷第一期，1940年。

[31]陈梦家：《述方法敛摹甲骨卜辞补》，《图书季刊》新二卷第三期，1940年。

[32]刊同注[31]。

[33]容庚：《甲骨学概况》，《岭南学报》第七卷第二期，1947年。

[3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652、653页，1956年。

[35]同上，第652页。

[36]同上，第499页。

[37]《中国语文》总64期，1957年10月号，第14页。

[38]《大陆杂志特刊》第二辑，1962年；又《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集第一册，1967年。

[39]严一萍：《甲骨学》上，1978年。

[40]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1959年。

[41]饶宗颐：《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1970年。

[42]〔日〕白川静：《甲骨文集》，《译文》第19页第74片，1963年。

[43]〔日〕白川静：《甲骨文之世界》第5页，1972年。

[44]孙海波：《甲骨文编》增订本，1965年。

[45]〔日〕岛邦男：《殷虚卜辞综类》，1967年、1971年。

[46]仪真：《从考古发现谈儒法斗争的几个问题》，《文物》1974年第6期。

[47]于省吾：《略论甲骨文“自上甲六示”的庙号以及我国成文历史的开始》，《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创刊号。

[48]赵锡元：《论商代的继承制度》，《中国史研究》1980年第4期。

[49]后上8.14+戬1.10+粹112。

[50]契20+粹113。

[51]契356+甲2282；佚986。

[52]粹173；京628。

[53]乙2139+6719+7016+7201+7509。

[54]后上20.5；通57。

[55]胡厚宣：《卜辞下乙说》，《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乙编上册，1940年；又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三册，1944年。

[56]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卷九，1917年、1923年、1927年、1940年。

[57]见〔日〕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第81页，1958年。

[58]商承祚：《殷契佚存》，1933年。

[59]陈介祺的曾孙陈育丞作《簠斋轶事》也说：“昔簠斋未及见甲骨文之出世，否则在考古学上之成就，尚不止此。”《文物》1964年第6期。

[60]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499页，记述殷代宗法关于“家谱”的材料；第625页，库方甲骨卜辞的伪刻部分；图版贰拾下，考古研究所藏库1506拓本，1956年。

[61]见同注[37]。

甲骨辨伪之示例

甲骨辨伪，需要看得多，经验要长期积累。以胡厚宣自己为例，在1934年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后，即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先发掘殷墟，后即整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殷墟第1至9次发掘，共发现甲骨6513片，董作宾先生选编为《殷虚文字甲编》，胡结合拓本，对照实物，一片一片地作了释文。殷墟第10至12次发掘，主要是在侯家庄西北冈发掘殷商王陵，没有出土甲骨。殷墟第13至15次发掘，共发现甲骨18405片，特别是第13次发掘所得的那一整坑名叫YH127坑的17096片甲骨，是胡厚宣做的“室内发掘”，连同第14、15次发掘的少量甲骨，都是胡厚宣整理并编号的。

总之，史语所发掘所得的全部甲骨24918片，都经过胡的亲手摩挲，并做了随笔。

1961年为了编辑《甲骨文合集》，搜集材料，胡厚宣几乎跑遍全国，北从哈尔滨，南到广州，西从成都，东到青岛，全国近50个城市，90多个单位、50来个私人收藏家，共藏甲骨近10万片，绝大多数都经胡的亲自鉴别定级、选拓摹写，单摹写就有二十几本，达13000余片。

1958年胡厚宣去苏联科学院中国学研究所讲学，参观并摹写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甲骨。1981年和1987年，两次访问日本，参观了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天理大学、东洋文库和书道博物馆所藏的甲骨，并用一整天的时间选摹了天理大学罗振玉、王国维旧藏的甲骨文字。1982年和1983年两次去美国开会并讲学，带着周鸿翔所编《美国所藏甲骨录》一书，访问了九个城市，对照参观了所有公私藏家、周鸿翔书中已收未收的甲骨，并加以选录。香港各单位的甲骨，在几次去香港讲学、开会时，也都拓照下来。还有德国公私所藏，胡也有摹本，有的还有照片和拓本，以上都见胡厚宣编《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和胡厚宣任总编辑和编辑组长的《甲骨文合集》。

关于甲骨文字辨伪的经验，除了昔年《甲骨文字研究法》及《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的伪片》二稿从未发表之外，1958年胡厚宣去苏联讲学，曾辨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所藏17片龟甲为伪，列宁格勒国立爱米塔什博物馆所藏199片甲骨为真，并已经发表了两篇文章和一本专著《苏德美日所见甲骨集》。山东孙文澜旧藏甲骨文字，向来专家以为伪，1973年胡厚宣根据王献唐先生捐献的实物以为真。还有上节论述的英国所藏“家谱刻辞”，从早年郭沫若、胡光炜、董作宾、容庚到近年台湾的金祥恒和严一萍，几十位专家学者都以为伪，本已不成问题。唯陈梦家先以为伪，后以为真，理由是考古所藏有一张拓本。胡厚宣找了考古所所藏的那张拓本，却盖有陈簠斋的一方图章，陈簠斋一生（1813—1884），甲骨文还没有人辨认出来，所以说，据此以家谱刻辞为真仍然靠不住。所以在1979年在广州开的古文字研究会第二次会上，就写了那篇《“家谱刻辞”真伪问题再商榷》的文章，刊登在《古文字研究》上。又一年，胡厚宣看到报纸上登着泰州博物馆发现了一片甲骨文，觉得奇怪，认为不可能。便托南京博物院友人尹焕章先生先要了摹本，后要了拓本，最后把实物调来，原来是仿刻罗振玉《殷虚书契》的一片假卜辞。为此也写了一篇小文，刊登在《殷都学刊》1986年第1期上。

再举几例。“文革”前，北京故宫博物院张克忠先生拿着一块大龟甲，到办公室找胡厚宣，说这个大龟甲有人送到故宫要卖，几位老专家认为很好，可以买下。张先生让胡厚宣看看这块大龟甲到底好不好，胡一看说这是仿的“大龟四版”之一，是假的，随手把书架上的《安阳发掘报告》取下，打开看董先生的《大龟四版考释》，一目了然。又一次，大概是“文革”后了，张克忠先生又拿着两片胛骨，说是故宫吴（仲超）院长一个熟人送来，要两百元，院内老专家们说是假的，不能买，特拿来让胡先生鉴别一下。胡厚宣一看，说这两片骨头很好，保证绝对不假，说：“如果假了，我学习了几十年，应该打零分。”结果把它们与《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的两片相拼合，原来是与《殷虚书契菁华》同文的另一次卜辞，不但好，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发现，于是胡厚宣就写了一篇《记故宫博物院新收的两片甲骨卜辞》，刊登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1期上。

还有一次，赵诚曾告诉胡厚宣说，山西有一块《菁华》，胡厚宣便说不可能，《菁华》收大骨四块，三块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一块在辽宁省博物馆，《菁华》前八片就是这四版的正反面，另外不会再有了。就问是谁说的，赵说听北京大学高明说的，胡厚宣马上给高明先生打电话，高明先生说，山西的张颔先生在这里，你去找他。胡马上去平安里文化部招待所找张颔先生，张先生说，我给你弄张拓片。等张颔先生把拓片寄来，胡便在历史所先秦史研究室里，把拓片对照《菁华》原书，对大家说看这拓片，骨头是仿刻《菁华》原书，但并不高明，一定靠不住。后来为了证实这块骨头的真伪，胡厚宣全家乘火车去了大同，又搭车去了太原，特别到晋祠参观，晋祠文管所的负责人不在，我们辗转托人，找到了负责人，他原是北大同学，文物已装箱，我们托他把箱子打开，原来是一块用石膏做的模型，是仿的《菁华》，不是骨头，这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根据我们的经验，早期伪刻，像《铁云藏龟》及《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等书所录，往往乱刻乱划、乱拼乱凑，容易鉴别；后来的伪刻，往往模仿真辞，有的在新骨上仿刻，有的在旧骨上仿刻，但若仔细观察，也还是容易鉴别。抗战以前，大约1936年左右，董作宾先生和胡厚宣在南京，看到过南通人孙儆收藏的一大批甲骨，就都是仿刻真卜辞的伪品。1949年后，我们曾由中国书店郭纪森先生的介绍，看到过上海一位裴轶东所藏的一批甲骨，也是仿刻的伪品。友人刘蕙孙教授曾代向福州图书馆借出一批甲骨拓本寄来，盖有图章，“沧叟藏骨”、“沧叟藏龟”，也是仿制的伪刻。上海书店有一部甲骨拓本，我们曾托书友高震川先生寄来，说如果是真品，便买，如果是伪品，就只好原书退回，结果同样是仿制的伪作。

商承祚先生，字锡永，广东番禺人，1902年生。早年师事罗振玉，年甫二十即木刻出版《殷墟文字类编》一书，王国维称当时弱冠治古文字学者四人，“锡永此书，可以传世”。商老藏有一小龟左尾甲，据商老说，这块甲片，是1935年在北京琉璃厂雅文斋，以15元购得。当时喜其字体特大，四字之中有两个新字，乃以高价购归，墨拓数纸，分贻同好，即置之箧笥，忽忽已数十年。商老是前辈，我们一向对他很尊重，他对我们也很好。早年商老购得甲片，墨拓多份，在抗战期间首先寄胡厚宣一份，便于1944年首先著录在《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946年胡厚宣编印《甲骨学商史论丛》四集，特请商老题写扉页。到1959年筹备编辑《甲骨文合集》，也请商老作编委。总之，从抗战期间在大后方重庆、成都，直到后来在上海和北京，我们往来极为密切，情感实处于师友之间。商老所藏的此片小龟甲，过去只看到拓本，后来才看到原甲，愈觉可疑。第一，像是一期的小龟，小龟往往两行卜兆、两行卜辞，这片卜辞不类。第二，小龟大字较少。第三，龟甲大字多在顶上或中间，在甲尾的不多。第四，行款不对，龟甲卜辞，往往以中间为界，两边卜兆，都向内对称，卜文则迎兆刻辞，此辞也不对。第五，字无刀锋，不像《菁华》等书大字的刀法。第六，界划躲开裂纹，显系后刻。第七，末字不类甲骨文字的结构和笔法。第八，在卜辞为祭名，祭名之后多为先王先公之名或地名，字无意义。第九，这个字在甲骨文字中一点都不像。第十，卜辞大字应涂朱砂，此辞字内一点涂朱痕迹都没有。总之，看了实物，愈觉得可疑。这样同文的卜辞，北大还有一块，不过这块是龟甲，那是骨头。中国历史博物馆史树青先生说，是“一个人作的假”，他替我们做了结论。

1987年商老的高足陈炜湛教授作《甲骨文简论》，1988年陈炜湛和唐钰明两君又合写《古文字学纲要》，都谈到这一甲片，他们说：“总之，甲骨辨伪并不难，只要多作比较，积累经验，日久就可精于鉴别。但是对疑似难定之片，必须仔细慎重，谨防指真为伪如契斋藏甲之一（外编451），或以伪作真如所谓‘家谱刻辞（库1506）’。”仍然维持老师的意见。在2000年又撰文《“契斋藏甲之一”真伪问题的再讨论》，登在《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辑，认定这一甲片为真，北大骨片乃仿甲片而伪。

1993年10月2日商老哲嗣商志教授在他表亲张永山、罗琨夫妇家中打来电话，说他现在正在整理父亲的遗著准备出版。契斋甲片，经过鉴定，并参观了北京大学所藏同文的一片，认为是有可疑，商老所作《一块甲片的风波》（谈到此甲的讨论）一文，不准备收录文集之中等等。

近日得北京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研究员林小安先生相告，其研究生导师张政烺先生先前亦曾认为这一甲片为真，林小安便将此信息转告商老哲嗣商志教授，后并陪同志携此小龟甲亲往张先生府上，张政烺先生在看到实物后讲，过去只看摹本认为是真，现在看见原甲，其必伪无疑，则没什么可说了。

这“一块甲片的风波”不知是否就此能平息得下来。

（五）墨朱书以及金文

殷商时代的墨朱书

1932年在殷墟第七次发掘中，出土字陶一片，上边有一墨书的“祀”字，锋芒毕露，从而知道殷商时代已有毛笔。这件三千多年以前殷人亲手所写的笔迹，曾在1937年于南京召开的“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上作为中央研究院殷墟出土展品向国人展示[1]。朱书的文字，常见于卜骨背面，甲骨中还有朱书未刻或书后刻半的卜辞，见于殷墟第三次发掘。在三块骨版上，发现有残缺的毛笔书写的字[2]。董作宾先生题于民国卅七年七月廿一日的“殷墟发掘工作存真”，后被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七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内中就有墨书、朱书的甲骨文照片数张，董先生题作“龟甲反面之墨书”、“朱书”、“骨版反面之朱书”、“石器上之墨书”、“白陶残片上之墨书”等。此外西北冈1001号大墓还出土有一朱书的石牌。朱书、墨书以外，还出土有研磨朱砂的石臼和调色的砚盘，在殷墟妇好墓中，出土有臼和杵，这一件臼系由硅质大理石岩制成，表面粗糙，但臼内光滑晶莹，残留的研磨朱砂的痕迹清晰可见[3]。

图63　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3号大墓出土之石器断耳铭文

1934—1935年在殷墟第十、十一次发掘中，于西北冈1003号大墓，出土有一白大理石石的断耳铭文，上边有铭文两行，十二字，作“辛丑，小臣”。殷商石器上刻有这么长的铭文，这还是第一次发现[4]。

1977年在殷墟小屯北地的M18中，出土朱书玉戈一件，上边有朱书的七字，作“在在入”[5]。殷商书写在玉器上的朱书，极为罕见，这确是一件珍品。

相对于甲骨文字来说，这些文字的数量和字数虽然远非所比，但其重要性应该是一致的，至少从中国文字史看，从书法史的角度说，中国的毛笔书写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三千多年前的殷商时期。

【注释】

[1]胡厚宣：《中央研究院殷墟出土展品参观记》，1937年4月28日至30日南京《中央日报》专载；又刊《中国艺术论丛》，商务印书馆，1938年；收入《民国丛书》第一编之六五（美学·艺术类），上海书店，1990年。

[2]见董作宾：《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甲编第二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77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

[4]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

[5]郑振香、陈志达：《近年来殷墟新出土的玉器》，《殷墟玉器》，文物出版社，1982年。

金文和青铜器研究

1.殷商的青铜文化。殷商时代的另一项重要的文字资料是金文。金文旧称做钟鼎文，即铸刻在殷商及后来周代青铜器上的铭文。考古发现表明早在公元前3000—前2300年间，我国已经产生了青铜器。商周时代则是中国青铜器的高度发展阶段，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周社会文化各方面的特点。青铜器铭文不仅是研究商周历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我国文字发展的重要资料。

青铜器系指红铜与锡的合金，较之红铜，其优点在于熔点低、硬度高，易于铸造，并可依不同要求而调剂不同的红铜与锡的比例。春秋晚期的一部工程技术书《周礼·考工记》中记载有自钟鼎以下六种不同含锡量的青铜器，称为六剂。其钟鼎之剂为“六分其金，而锡居一”，即铜占百分之八十五点七一，锡占百分之十四点二九。经对商代司母戊大方鼎的科学分析，结果表明，其比例，铜约占百分之八十五，锡约占百分之十二，另外约百分之三的铅，这与《考工记》所记载的比例是基本相符的。

商周时期铸造青铜器的方法主要是使用陶质块范。先用泥土制成与要铸青铜器同样的模型，再做一底座，将模型倒置在上，按模型各部位特点分块翻范。在泥模湿时刮去外层，留出空隙，其厚度即为待铸青铜器之厚度。陶范制成后烤干，对合，外涂泥封住，经预热灌入青铜液，制作成各类青铜器。

青铜器的时代较长，从商代早期一直延续到周代，差不多有一千多年的历史。青铜器的种类也很多，主要包括下面几类。

饮食器：鼎、鬲、䰛、簋、簠、敦、豆、盨。

酒器：爵、角、斝、觚、觯、觥、、尊、卣、盉、方彝、钫、罍、壶、缶、、瓿。

水器：盘、、盂、盆等。

乐器：铙钟、钲、铎、句鑃、錞于、铃、鼓、胄等。

兵器：戈、钺、矛、戟、剑、刀、镞、弩机、胄等。

车马器：軎、辖、衔、镳、轭、毂、銮、当卢、马冠等。

生产工具：犁、铧、锄、镰、钁、铲、锛、斧、锥、削、凿、错、锯、钻等。

杂器：俎、禁、炉等，以及度量衡具、符节、货币等等。

而在这些类型中间，数量最大的就是作为礼器的饮食器，即所谓“藏礼于器”。

商代早期的青铜器器壁较薄，礼器的器形有的直接仿自陶器。花纹简单质朴，多为单层。一般为饕餮纹、云雷纹、圆圈纹、夔纹、龙纹、虎纹等。一般没有铭文，或铭文字很少。商代晚期青铜器的器壁较厚，种类也多，体形高大，出现方形器，如著名的司母戊大方鼎。花纹细密繁缛，线条更秀丽，出现多层花纹。铸有铭文，从一二字到十几字不等，多为族徽或其他图形文字，笔道较为刚劲，一般不作波磔体。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酒器的比例减少而食器数量增加，花纹多为饕餮纹、夔纹，铭文字数增多，达数十字，甚至上百字或几百字，笔道用肥笔，波磔明显。西周中晚期及至东周的青铜器，器形轻薄简陋，出现成组器物，如列鼎、编钟等。花纹也变得日趋简单，长篇铭文常见，已不常用肥笔，且书法娴熟，行款排列较齐，文字奇落重复现象产生。东周时期的青铜器，制作轻薄精巧，花纹多作活跃的动物纹与复杂细密的几何纹，有用细线雕刻狩猎、战争、宴会等图像的，也有用金银、铜、玉等镶嵌成图案或图像的。铭文则多样化，但长篇记事铭文减少，一般只记督造者、铸工及器名，且为刻制而成，出现鸟篆等艺术字体，各国文字亦结构各异。

商代的金文字体与甲骨文相近，至周末逐渐与小篆接近，字数也和甲骨文差不多，认识的只不过一两千字。

2.商周金文的内容。商周金文虽多属于与祀典、赐命、征伐、契约等有关的纪事，但从古文字学以及由商周历史的角度来看，它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首先，我们可以依据一些青铜器的铭文来确定其年代隶属于哪一个王世，这里特别是对西周时期的青铜器而言，如西周武王时的利簋，成王时的小臣单觯，康王时的大盂鼎，昭王时的过伯簋，穆王时的班簋，恭王时的史墙盘，懿王时的大师虘簋，孝王时的大克鼎，厉王时的禹鼎，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等等。其次，可以从金文的记载中了解到商周时期的重大事件，涉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法律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这点也以西周时期的青铜器为主，但其中亦有关于殷商历史的资料。例如：

小臣艅犀尊，记载商末征伐人方。

利簋，是目前已知的西周最早的一件青铜器，铭文记载周武王伐商事。武王伐商，是我国上古史中一件大事，记载这件事的文献资料很少，在青铜器铭文中还属首次发现。铭文叙及武王克商的日子为“唯甲子朝”，可以证明《尚书·牧誓》的“时甲子昧爽”和《逸周书·世俘》的“甲子朝”的记载并非没有根据。

何尊，其铭文记载周成王五年四月的一天，在京室对宗族小子的一次诰命，反映出武王灭商以后准备迁都洛阳一带的设想和成王迁都成周的事实。成王之所以营建成周，是因为原来的国都丰镐远在黄河以西，不适应灭商以后的新形势。要进一步巩固中央政权，就必须将政治中心东移。正如铭文所引武王的话说：“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也就是说要建都天下的中心，来统治广大民众。武王死后，管蔡联合武庚叛乱，更说明营建成周洛邑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所以，平叛之后，便营建成周，何尊铭文就是这一事实的有力证据。

鼎，是周昭王时期的重器之一；永盂，是共王十二年三月之物，两件青铜器的铭文为我们提供了西周社会土地占有形态的真实情况，说明周王是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王和王后有权把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力赐给自己的臣下，所谓“授民授疆土”。他们又有权把所赐的土地收回，转赐他人。

长甶盉，是长安普渡村的一座西周墓出土的，铭有“惟三月初吉丁亥，穆王在下淢㕇。穆王饗醴，即邢伯大祝射”，是说某年三月的一天，穆王在下淢㕇举行燕礼，又跟邢伯大祝举行射礼，证实了《礼记·射义》关于在举行射礼之前，必先举行燕礼的记载是可靠的。《射义》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射义》的记载和长甶盉铭文恰相吻合。《周礼》、《仪礼》和《礼记》尽管著作年代有早有晚，有的成书年代至今还没有定论，但是它们都保存着丰富的上古史料。过去，有人怀疑和贬低“三礼”的史料价值，长甶盉、等许多重要青铜器的发现，使“三礼”的史料价值进一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商周青铜器，能够说明问题的太多了，上面仅仅概括地介绍了几件。此外还有更多的记载赏赐的青铜器铭文。这其中便有著名的毛公鼎，鼎上刻有铭文四百九十七字，为现存铭文最长的青铜器。

3.金文和青铜器研究。青铜器的分布很广，殷商文化的区域内，北至东北、内蒙古，南至湖南、江西，东至海滨，西至陕西、甘肃，这一片纵横几千里的广袤地区都发现有青铜器。而以在商周王畿所在的河南、陕西为最多。其他边远地区的青铜器往往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

早在汉代的文献中已有关于商周青铜器出土的记载，东汉许慎被认为曾见过商周金文。北宋以来，青铜器等古代文物相继出土，因而产生以此为研究对象的金石学。有关著作就有十来种，如吕大临所著《考古图》（1092年）、王黼的《宣和博古图》（1123年）等。书中按比例描绘古器物图形，考释文字，记录古器物容量、出土地及藏家。

有清一代，青铜器出土益多，其研究的成果亦远远超过宋代[1]，陆续出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阮元，1804年）、《捃古录金文》（吴式芬，1895年）、《愙斋集古录》（吴大澂，1896年）、《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方濬益，1899年）以及《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刘体智，1935年）、《三代吉金文存》（罗振玉，1937年）等著作。仅《西清古鉴》（梁诗正等）等四书，就收录古器千余种。

近代科学技术传入我国后，结合考古发掘工作，金文和青铜器资料的积累与研究均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1949年以后，国家颁布了文物保护法令，彻底杜绝了古物的外流。同时开始了一系列的科学发掘工作。金文材料的搜集、集中、整理工作进一步展开，有关研究著作陆续发表，大型的汇集工作亦着手进行，金文研究正一步步地深入。

金文研究时至今日，发表著作、专书和论文不下几千种，特别是近几十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只就专著来说，属于目录方面的有：《历代著录吉金目》（美国福开森，1939年）、《金文著录简目》（孙稚雏，1981年）、《新出金文分域简目》（考古所，1983年）等。

金文之属于通论方面的有：《商周彝器通考》（容庚，1941年）、《殷周青铜器通论》（容庚、张维持，1958年）、《中国古代青铜器》（马承源，1982年）、《古代中国青铜器》（朱凤瀚，1995年）等。

金文之属于字典、工具书方面的有：早年容庚先生的名著《金文编》经过陆续修订，一版再版（1925年、1939年、1959年、1985年），2000年上海书店还再版了容庚的《金文续编》，此外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金文编订补》（陈汉平，1993年）和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金文编校补》（董莲池，1995年）[2]以及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四版〈金文编〉校补》（严志斌，2001年），其他还有《古文字类编》（高明，1980年）、《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1981年、1985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古文字研究室编有《甲骨金文字典》（方述鑫、林小安、常正光、彭裕商，1993年），近年则有学林出版社的《金文大字典》（戴家祥主编，1999年）。在港台出版有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15册及附册索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4年）、周法高《金文诂林补》（史语所专刊之七十七，1982年）、李孝定《金文诂林读后记》（史语所专刊之八十，1982年、1992年）及周法高、李孝定、张日升《金文诂林附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1977年）；周何总编，季旭升、汪中文主编《青铜器铭文检索》（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等。

金文之属于资料方面的书籍甚多，除了前举《小校经阁金文拓本》及《三代吉金文存》等书之外，主要的还有：《宝蕴楼彝器图录》（容庚，1929年）、《颂斋吉金图录及续录》（容庚，1933年、1938年）、《武英殿彝器图录》（容庚，1934年）、《双剑誃吉金图录》（于省吾，1934年）、《海外吉金图录》（容庚，1935年）、《十二家吉金图录》（商承祚，1935年）、《善斋彝器图录》（容庚，1936年）、《尊古斋所见吉金图录》（黄濬，1936年）、《痴盦藏金及续集》（李泰棻，1940年、1941年）、《岩窟吉金图录》（梁士椿，1943年）、《商周金文录遗》（于省吾，1957年）、《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青铜器集录》（考古所，1962年）、《扶风齐家村青铜器群》（陕西省博物馆，1963年）、《上海博物馆藏青铜器》（上海博物馆，1964年）、《长安张家坡西周铜器群》（考古所，1965年）、《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陕西考古所等，1979年）、《河南出土商周青铜器》（同编辑组，1981年）、《中华国宝——陕西珍贵文物集成之青铜卷》（1999年）等。另外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安阳殷墟郭家庄商代墓葬》（中国社科院考古所，1998年）收有墓中新出的殷商青铜器，河南大象出版社出版的《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河南博物院、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2001年）首次将分藏两地的青铜器合编于一书，文物出版社还出有《商周青铜器铭文选》（一—四）及16卷本《中国青铜器全集》（1993—1999年）等。

金文之撰著在日本出版的有：《欧美搜储支那古铜菁华》（梅原末治，1933年）、《日本搜储支那古铜菁华》（梅原末治，1959—1962年）等。《金文形义通释》由日本中文出版社出版（1996年），作者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张世超、孙凌安、金国泰、马如森等。

金文之撰著在澳大利亚出版的有：《中日欧美澳纽所见所拓所摹金文汇编》（巴纳、张光裕，1978年）。

关于金文资料总结的著作，在我国台湾有艺文印书馆出版的《金文总集》（严一萍）与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商周金文集成》（邱德修，1983—1986年）两种。严一萍《金文总集》12册，收铜器八千余通；邱德修《集成》分别作《商周金文集成》1—9，《商周金文集成引得》10，《商周金文总目》11—12，《商周金文新收编》13—15，《商周金文集成释文编》16—20；邱另作《商周金文新探》二册，亦由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出版（1988年）。在内地出版有《殷周金文集录》（徐中舒，1984年）一书，收集1949年以后新出土的铜器铭文九百七十三件。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辑的收有铭铜器达一万余件的十八册《殷周金文集成》（1984—1994年），更是集金文之大成的著作。最近，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编辑的《殷周金文集成释文》六卷，作为“考古学特刊”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出版发行（2001年），编辑者之一张亚初倾力完成的《殷周金文集成引得》，亦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2001年），从而使这一套集金文之大成的《集成》得以画上圆满的句号。

至于金文的考释方面，除前举《缀遗斋彝器款识考释》之外，主要的还有：《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郭沫若，1932年、1935年、1958年）、《吉金文录》（吴闿生，1933年）、《双剑誃吉金文选》（于省吾，1933年）、《积微居金文说》（杨树达，1952年、1959年）、《西周铜器断代》（陈梦家，1955—1956年）、《西周青铜器分期断代研究》（王世民、陈公柔、张长寿，1999年）等。西北大学还出了一册《金文古音考》（侯志义，2000年）。

而日本白川静《金文通释》（1962—1984年）已出五十六辑之多，在考释方面亦可谓集大成之作。

目前在金文研究领域中争论较多的问题主要是对西周历谱与西周王年、铜器的绝对年代等的解释。这些问题虽经许多学者殚心研讨，取得了许多重大进展，但还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理解，它们的解决有待于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得出更明晰的结论。

【注释】

[1]有关详情，可参考曾宪通《清代金文研究概述》，《第一届国际清代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高雄中山大学，1993年；收入《曾宪通学术文集》，汕头大学出版社，2002年。

[2]有学者对两书不以为然。有关详情，可参考张桂光《〈金文编〉“校补”“订补”略议》，《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