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史：遗留建筑研究与居住环境

（一）殷商民众之居丘

早年章太炎曾有《神农时代天子居山说》一文，收入《章太炎文钞》卷四[1]，谓古代帝王，皆作山居。钱宾四先生因章氏“仅谓帝王山居，未及一般民众之皆山居也”，乃作《中国古代山居考》[2]，由《说文解字》等书，证明古代一般民众，亦作山居。

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有北京大学同学郑君逢原作《丘虚通征》一文[3]，收录《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及其他典籍中有关丘、虚、京、阜之地名近二百，以为古代帝王诸侯丘居之证。

那时胡厚宣在成都齐鲁大学任教，正在编印《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书[4]，其中亦有《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一文，主要是从甲骨文中常有地名称某京、某、某丘、某阜、某山、某麓等等，也可以证明殷人是居丘的。

山之义为高，无须多作解释。京之义为高丘，《说文》：“京，人所为绝高丘也。”《诗经·定之方中》毛传：“京，高丘也。”之义为丘阜，《说文》：“，小阜也。”徐铉曰：“俗作堆。”阜之义为土山，《说文》：“阜，大陆山无石者。”《释名》：“土山曰阜。”麓之义为山足，《易·屯》虞翻注：“山足曰麓。”丘者《说文》之义为土之高，《六书故》以为小山。卜辞以这些文字为地名，可知殷人建邑聚居，必选高亢之地。

《周礼·夏官》说：“师掌四方之地名，辨其丘陵坟衍隰之名物之可以封邑者。”是古代封邑，必择丘陵之地。《史记·周本纪》说：“封帝尧之丘于蓟”，正义引《水经注》：“蓟则西北隅有蓟丘，因取名焉。”《周本纪》又说：“封帝舜之后于陈”，《左传·昭公十七年》说：“陈太昊之虚也。”《周本纪》又说：“封大禹之后于杞”，《括地志》：“雍丘古杞国。”《史记·鲁世家》说：“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虚。”又《卫世家》说：“以殷余民封康叔为卫君，居河、淇间故商虚。”又《吴世家》说：“封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虚。”又《齐世家》说：“封师尚父于齐营丘。”又《滑稽列传》说：“庄王召孙叔敖于封之寖丘。”《左传·闵公二年》说：“封卫于楚丘。”《水经·湖水注》：“有鼻虚，象所封也。”如此之类，不能备举，都是古代分封，必择丘虚之地的例子。

古籍中又或言城于某丘者，如《春秋》桓公二年说：“城祝丘。”又僖公二年说：“城楚丘。”又隐公七年说：“城中丘。”《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城丘皇。”《春秋》僖公十四年说：“城缘陵。”《水经·淇水注》引《竹书纪年》说：“晋定公三十一年城顿丘。”《竹书纪年》周显王元年说：“城邢丘。”《史记·春申君列传》：“城故吴墟以自为都邑”。《读史方舆纪要》说：“庄周尝为漆园吏，其城亦名漆丘。”如此之类，亦不胜枚举，这些都是古代筑城于某丘墟之地的例子。

除此之外，古籍中或称居于某丘，或称邑于某丘，或称都于某丘，或称盟于某丘，或称会于某丘，或称迁于某丘，或称徙于某丘，或称奔于某丘，或称逃于某丘，或称归于某丘，诸如此类，其例更多。

《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淮南子·本经训》说：“积壤而丘处。”《孟子·尽心》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庄子·则阳》说：“何谓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为风俗也。”凡此所谓古之民就陵阜而居，所谓丘处，所谓丘民与丘里者，都是说的古人乃是居丘。

殷卜辞中地名，凡言其京，某，某丘，某阜，某山，某麓者[5]，皆有高亢之义。

武丁时卜辞又说：

贞大邑于唐土。（金611；合40353；英1105）

之义与作同。殷人营建城邑，就封疆而言则为，就建筑而言则为作。唐为地名，唐土犹言唐社，又犹言唐墟。此亦作邑于丘墟高地之意。

卜辞中言居住之义者，有宅字。《说文》：“宅，人所托居也。”《尔雅·释言》：“宅，居也。”《诗经·皇矣》、《閟宫》毛传并云：“宅，居也。”《尚书·尧典》：“宅嵎夷”，“宅南交”，“宅西”，“宅朔方”。《史记·五帝本纪》并作居。卜辞中或言“宅”（殷缀272），或言“宅”（合26404），或言“于沎宅”（合26404），、沎皆地名，言居于、沎这些地方。

卜辞中有言“宅丘”者，则友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顾铁符先生旧藏之一片是也。前些年，时当我们编辑《甲骨文合集》的时候，顾先生慨然以所藏甲骨七片，捐赠给我们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盛谊殊为感激！七片甲骨虽小，但内容有极重要者，像这一片“宅丘”的卜辞，便是一个例子。

图57

这片卜辞系牛胛骨，殷商武丁时所卜，有两辞。一辞残缺，只剩下一个王字；一辞存完整的辞句，说：

宅丘。（见图57）

由此可以证明殷人确有居丘的问题。骨片碎小，文字虽然残存不多，但内容确实非常重要。

我们查阅《甲骨文合集》第一期建筑类，好像并没有收录这一小片卜辞，因而把它发表出来，以供研究古代建筑史的学者参考，并对四十多年以前胡厚宣的《卜辞地名与古人居丘说》一文，作为一个补充。

【注释】

[1]上海中华图书馆石印本，1914年。

[2]香港《新亚书院学术年刊》第五期，1963年。

[3]《治史杂志》第2期，1939年。

[4]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1944年。

[5]见曾毅公：《甲骨地名通检》，1939年；〔日〕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1958年。

（二）殷商建筑之遗存

论及古人居丘，先前曾多次参加殷墟发掘的石璋如先生也谈道：“考古要找古人的居住地，而古人居一定要避水，因此有点高度的小山最为合适。”[1]早在殷墟的第八次发掘中，石璋如先生就注意到殷人的建筑遗存，他说：“我们这次还发现在基址底下的灰土坑‘穴’。要先说明穴是浅的，形状不定，上头建顶，可住人。窖比较深，以长方形为主，多用来贮物。窦是椭圆形的，也较深。一般基址由上排到下是夯土—黄土—灰土（灰土坑）。此穴与基址还有距离，基址就是殷代的地面，此穴属于龙山文化期，内无甲骨，遗物有方格纹的罐子（龙山期最标准文物），黑陶（黑光的陶器），呈盘状，底下有足、有空间。这次的辛村、过去的后冈都有很多黑光陶片，但是小屯则无，另外还有不同于殷代的小石斧。表示此区不仅有殷代建筑，也有龙山期遗存的建筑。先前本无法从北边发现方格纹的陶片确定是龙山期，这次就可以确定了。再往南走就没有龙山期文物，证明龙山期居住的遗址较接近洹河，以求取水方便，穴居而无基址。殷代因为人多，就离河较远，虽然穴居也有基址。其他地区则称基址为‘夯土’，也叫‘版筑土’。因为土墙就是先用版筑起，再积土敲打而成。版筑是往北向南发展，越靠南越大、越多。在这个时期，还发现一个现象，但当时尚未证明，就是版筑门向东，越向南越大，门也向南。”

“有一说是与‘版筑出身’的武丁宰相傅说有关，早殷是半穴居，武丁来后可在地面上版筑居住，便不受河水影响，所以版筑越南越高，也有防河患的作用。至于是不是傅说时才有版筑，虽然没有直接证据，但是龙山文化并无版筑，应可确定版筑是殷代的产物，这也是对古建筑的一大证明。”

“我后来在台湾发表的殷墟报告乙编的《殷墟建筑遗存》，是依像十五次发掘后所整理的资料，将五十几个基址整理分三组：甲、乙、丙，对时代、方向、形式进行探讨，指出不同的方向、形式，代表不同的时代，这应当是第八次发掘的经验所产生的想法。”[2]

此后，石先生的“研究工作”，其“最有兴趣的是在基址复原方面，如1954年，在院刊第一期所发表的《殷代地上建筑复原之一例》。1970年在民族所集刊第29期所发表的《殷代地上建筑复原的第二例》。1976年在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第39期所发表的《殷代地上建筑复原第三例》。1989年在第二届汉学会议论文集所发表的《殷虚地上建筑复原第四例、甲六基址与三报二示》。1993年在本所集刊第六十四本第三分所发表的《殷虚地上建筑复原第五例、兼论甲十二基址与大乙九示及中宗》。1994年在本所集刊第六十五本第三分所发表的《殷虚地上建筑复原第六例、兼论甲十三基址与牠示》。1995年在本所集刊第六十六本第四分所发表的《殷代地上建筑复原第七例、论乙一及乙三两个基址》”[3]。(www.xing528.com)

特别重要的是1959出版的专书《殷墟建筑遗存》[4]，为此，当年殷墟发掘的具体领导人李济先生曾为之作一长序，也论述了殷墟的发掘和古代建筑的遗迹。李济先生谈到：

“中国建筑的利用砖石，是商朝以后的事。殷商时代的建筑材料，除了木材及若干容易毁灭的其他材料外，最主要的是就地夯打出来的版筑土。‘夯土’是安阳的土话，略等于文言中的‘版筑’；但所包含的意义更要宽广些。自伊朗以西以至地中海的东岸，在公元前70个世纪的前后，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已经在捶土作他们的住房了。在这一带的考古家，叫这些捶打出来的土块及地层为‘丕宰’（Pise）。但是这一种建筑材料，到了文明开始的时候，在中亚与西亚就渐渐地为砖与石头所替代。只有在中国，版筑的方式，一直用到营造宗庙、宫室、陵寝这些大建筑上去。故在华北一带，留存在地下的夯土颇为普遍；但是经过了2000年以上，这些遗迹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方能辨认。

“故殷墟的发掘，就现代考古学的立场说，最基本的贡献实为殷商时代建筑之发现；亦即夯土遗迹之辨别、追寻与复原之工作。在最初几次发掘中，田野工作人员业没有关于版筑建筑的任何观念；那时探坑式的发掘，使出现的夯土得不到及时的认识。田野工作人员对于版筑建筑之真实性与重要性，是发掘城子崖黑陶遗址以后逐渐了解的。开始认识这类遗迹的意义时，大家都感觉到无量的兴奋，计划着将殷墟全部遗址全盘翻一下；但因为筹措大量经费的困难，故没有争取到时间，及时地充分利用这一新发现。事情的转变，在侯家庄墓葬之发现与发掘。发掘侯家庄墓葬的经验，更加深了田野工作人员对于夯土建筑之了解；故第十三次安阳田野工作就开始了整翻的计划。但这一新计划，方进行了三个季节——正在我们有所收获时——抗战就开始了。抗战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再没有机会恢复这一工作。

“这本报告的基本材料，都采自第四次及第四次以后的发掘记录。石先生分析这项记录的结论，把发掘范围内所发现的夯土，分为甲、乙、丙三组：甲组在北，最早；乙组居中，营造的时间最久；丙组在南，代表最后的一期。各组所占的面积，大小不等；乙组最广、最长，显然是中心部分，为坛庙基址所在。命名为‘乙一’的基址，为一黄土台基，南北长11.3米，东西宽11.8米[5]。这一基址有两个特点：第一是土质纯净，不杂任何他种质料，似经筛过后方取用的。第二是台基的形制几乎近方，南北线是顺着太阳的子午线定的。就这一基址所在地点及它与邻近基址之关系论，‘乙一’显然居这一组建筑的核心，或者就是崇拜最高神的地点。这一神坛基址，较之两河流域同一时期所建的坛庙显着渺小，但在苏昧区域发现的最早的崇拜‘恩济’（Enki）神的，只是每边3米长的一处方形坛址[6]。小屯发现的这一基址，在早期文明留下来的神坛建筑丛中，虽不算大，也不是最小的。

“远在1931年的秋季，即安阳第五次发掘时，我们就发现了这一处遗址；那时参加这一工作的人员已感到这一基址的土质之纯净与定位之准确；但是它的真正的重要性，却是石璋如先生将全部的发现整理分析，勾画出轮廓以后，才凸显出来。

图58　殷墟建筑复原图

“自1937年起，到现在，已经又过了22年了。22年是一个悠久的岁月。在这一时期，成打的，可以与石先生讨论殷商建筑问题的伙伴们，大半都已星散，成了东西南北之人了！但是石先生咧，他有机会就整理这一批记录：他自己的与他的伙伴们留下来的；那批失去了原主人的记录的整理，太需要他的加倍的操劳。在这22年中，无论闲时，忙时，以至疾病时，流亡播迁时，困穷到难以生活时，他都念念不忘这一工作。现在，他把这一工作圆满地完成了。这本报告内有117幅插图；我很清楚地知道，每一幅插图都代表作者的一片精神，或者说一团心血。每一图中的每一小点、每一条线所在的位置都是经他审慎地检查过，细心地布置出来的。有些图完成后，因为发现了小的错误，就把它弃置了重绘，重绘的工作是没有次数限制的。

“复原出来的殷商末年的宗庙宫室的遗迹，似乎比传说中夏禹的‘卑官室’高大不了很多！遗址范围的窄狭以及低矮，显然是受了建筑材料与营造方法的限制——也就是时代的限制。以我们所知道的，殷商时代仍在使用的原始治木工具——石斧、铜斧——及运输方法——牛车——就是头等的大匠，也奈何不了巨大的木材。没有大木，在中国这一系统的建筑中，就不会有高的宫殿了。夯土建筑所以在这时能发展，因为它只需用原始的工具。这一方法的建筑，只要有大量的人力，也可以表现一个大的场面。这一场面发展的最高峰，在殷商时代是‘台’与‘坛’的建筑，以及地下的‘陵寝’。这些建筑使用的人力，实在有可以惊人的：若以一个工人每日移土方的能力计算，侯家庄大墓葬的营造，专就掘土移土一方面说，每一座所需要的人工，可以超过7000个单位。

“但是，发掘出来的部分，没有疑问地是极端重要的区域。这里有住宅，有仓库，有藏甲骨文的窖穴，有铸铜器的工厂；有宫殿，有太庙，有神坛，有用人用畜祭祀的牺牲坑，并有墓葬。专就地下的层次说，在夯土建筑以下，有密布的窖穴，有性质不明的沟渠网；夯土以上，有打破夯土的窖穴及时代不同的墓葬。这一错综复杂的现象，石璋如先生费了22年的功夫，把它们清理出来了，并写出来了这一部伟大的报告。这是读中国早期历史的人们应该深深地感谢他的。这本报告的科学价值是极应重视的。细心的读者可以对于报告内所描写的现象，发生不同的解释；但是报告的中心工作是报道殷墟建筑的遗址。作者对于这些遗址发现的朴实的陈述与描写，以及各种插图说明之清新，有条理，是值得称赞的；这些表现，都是在中国最近出版的科学作品中，少有可以相比的。最后，我要说，这是一部极有分量的著作，一部耐人寻味的著作。”[7]

1987年9月，为了迎接在安阳召开的“殷商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安阳市兴建了“殷墟博物苑”，在甲十二、乙二十基址和妇好墓上仿建复员了殷代宫殿式建筑及妇好享堂，对部分遗址和甲骨窖穴以植被或满铺砾石显示，划出区界、设置标牌。苑内“茅茨土阶”、“四阿重屋”式的殿宇，今天已经成为号称“中华第一都”的安阳城市新的地标。

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乙组基址东南80米处发现南、北、西三面各一排，整体呈凹字形，三排房基连成一体的殷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群。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基址内出铜盉一件，有铭曰“武父乙”，知此房基年代，不晚于武丁早期，这是近40年来殷墟发现的最重要的建筑遗存。

近年，殷墟考古又有发现。《人民日报》（海外版）2002年8月15日以《殷墟发现大型商代宫殿》报道：“迄今所知的中国商代规模最宏大的宫殿，最近在河南安阳洹北商城内被发现。因其与著名的殷墟隔河相望且年代相衔接，考古专家认定它曾是殷墟较早阶段的核心地带。”

“宫殿基址的发掘不仅有助于研究中国古代的城市化进程，还为研究黄河流域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的相互关系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这座宫殿基址位于洹北商城南北中轴线偏南部位，东西长173米，南北宽约90米，面积达1.6万平方米，呈‘回’字形。”

“宫殿的北面正殿四周有回廊、前面有门庭，已发掘出的四个封闭式的台阶上，有保存完好的木质踏步，每个台阶都正对着一个9乘6米的开间，其中两个开间有用‘猪、狗、羊’作祭品的奠基现象，说明该建筑属商代王室拥有和使用。被烤红的地面、砖红的墙土以及大量残存的木炭等种种迹象还表明，它曾被一场大火烧塌。但它几乎没有遭到后世的任何破坏，基址、柱洞、台阶、门道保存完好，可以准确复原其平面布局。”

发掘单位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2年9月10日第68期也刊出《商代规模最大的宫殿被发现》的消息：“我院考古所在河南省安阳市洹北商城内，发现一座迄今所知的商代规模最宏大的宫殿。该宫殿群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史上空前的发现，具有划时代意义。”

“正在发掘的一号宫殿基址位于洹北商城南北中轴线南段，东西长173米，南北宽约90米，面积达1.6万平方米，整体结构呈‘回’字形，很像今天的‘四合院’。而这座夯土建筑只不过是宫殿区基址群中的一座。”

“2001年夏季，在洹北商城南北中轴线附近一条现代人工沟的西部，清理出27处商代夯土建筑。其中一‘回’字形基址就是后来定名为一号的基址。在随后的勘察中，考古队员们又陆续在这条人工沟西部的苹果林中钻探出更多的大型夯土建筑，宫殿建筑群浮出水面。”

“一号基址是空前重要的发现。50年代发现于郑州的商城代表商代的早期，殷墟代表商代的晚期。洹北商城一号基址的发掘发现，正好处在郑州和殷墟之间，填补了考古界对商代中期这段历史考古研究的空白。因此它从考古学上进一步完善了商王朝历史的编年框架。正在发掘的一号基址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宫殿。基址表面清晰的柱网结构超过以前发现的任何商代建筑。保存下来的台阶、门道，特别是周围倒塌的丰富的墙体和屋顶残块，可以最大限度地复原出一座规模宏大的商代宫殿。从城市布局上说，洹北商城宫殿建筑群处于城址南北中轴线略偏东的位置，显示出我国城市中轴线布局的早期特征。一号基址本身的平面结构，如果最通俗地描述，可以说是一个大型‘四合院’。‘四合院’式布局，正是我国历史上最常见的建筑布局。”

“殷墟是我国最著名的古遗址，曾被列为20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的首位。洹北商城发现于殷墟旁边，同为商代遗址，与之还有所重叠，因此洹北商城与殷墟的关系成为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殷墟是商代最后一个都城已是定论，洹北商城从年代上说早于殷墟，但究竟是哪一代或几代商王都城，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殷商时代的建筑遗存，不断有新材料，也产生有新问题，研究工作还大有可为。

【注释】

[1]近代史研究所口述历史丛书（80）《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台北，2002年。

[2]《石璋如先生访问纪录》第72页，三、安阳殷墟发掘4.第八次安阳考古。

[3]石璋如：《我在史语所》，《古今论衡》1，1998年。

[4]石璋如：《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中国考古报告集》2，1959年。

[5]参阅《安阳发掘报告》第4期第570页，我在当时的报告中写道：“……另一纯净细黄土作成之高台，面积：东西、南北各12米，作正方形，黄土厚约0.5—1米，中无夹杂物。……”以后用平面仪复校所得尺寸如本报告（第59页）。——作者原注

[6]参阅V.Gordon Childe, New Light on the Most Ancient East，1954，pll4.——作者原注

[7]原载于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考古报告集2·小屯第一本·遗址的发现与发掘乙编·殷墟建筑遗存》，1959年；收入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第305页，文物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