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卫生：殷商时期的砭石医术与针灸治病

（一）殷商治病之方法

1943年时，胡厚宣作过一篇《殷人疾病考》，刊于成都《学思》半月刊第3卷第3、4期，后又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1]。1955年时，胡厚宣任教上海复旦大学，曾对该文加以增订，于全校科学报告会上宣读。1956年胡奉调北京中国科学院，因编辑《甲骨文合集》，又得补充前文，资料愈益有所增加。

惟过去以为殷人对于疾病，多祷告于祖先祈求神灵之赐愈，尚不知有什么治疗之方法，在今天看来，则实有不然。

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成果不断，像1973年河北省博物馆、文管处在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就发现植物种子三十余枚，经过北京中医研究院的专家鉴定，其中有桃仁及郁李仁，就都是“用作治病的药物”[2]。

相对在丰富的甲骨卜辞中，用药物治病的记载虽不甚明晰，但以灸、刺、按摩的方法治疗疾病，似已不成问题。

殷商武丁时龟腹甲卜辞中有一片称：

其。

□□。

拓本见《殷虚文字乙编》第276片，摹本见《殷虚文字乙编摹本示例》[3]。字从身从支，于省吾先生释殷[4]。其说甚是。

我们意字左旁从又持↑，又即手，↑在古文字乃矢镞弋箭之一端，象尖锐器，疑即针，↑者示针之一端，尖锐有刺，字盖象一人身腹有病，一人用手持针刺病之形。

针刺作痛，故殷有痛义。《广雅·释诂》“殷，痛也。”殷亦作慇，《诗经·邶风·北门》“忧心殷殷”，《释文》：“本作慇。”《小雅·正月》即作“忧心慇慇”，《说文》：“慇，痛也。”殷又作隐，《易·豫》“殷荐之上帝”，《释文》：“殷京作隐。”《诗经·邶风·柏舟》“如有隐忧”，毛传：“隐，痛也。”

考我国自古治病，有针刺之法。古籍中或称针，如《易林》“针头刺手，百病瘳愈。”针亦作箴，如《左传·襄公四年》“宜箴王阙。”宋本《正义》：“每官各为箴辞以戒王，若箴之疗疾，故名箴焉。”又如《文选序》“箴兴于补阙”，五臣注：“箴所以攻疾防患，亦犹针石之针以疗疾也。”箴即针。针用以刺病，故又称刺，如《急就篇》“灸刺和药逐去邪”，颜注：“刺从箴刺之也。”又如《盐铁论》：“拙医不知脉理之腠，血气之分，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

古代刺病之针，最早大约以石为之。所以古籍中或称石，如《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美疢不如恶石，夫石犹生我。”杜注：“愈己疾也。”又如《战国策·秦策》“扁鹊怒而投其石”，高注：“石，砭石，所以砭弹人臃肿也。”

因石可以疗疾，所以古籍中又称药石。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孟孙之恶我药石也”，杜注：“犹药石之疗疾也。”又如《文选》枚乘《七发》“今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又如玄应《一切经音义》十八“攻病曰药石，古人以石为针。”

药石以刺病，刺痛曰砭，所以古籍中又称砭石。《说文》“砭，以石刺病也。”段注：“以石刺病曰砭，因之名其石曰砭石。”又《素问·异法方宜论》“东方之域，其病为痈疡，其治宜砭石。”王注：“砭石如玉，可以为鍼。”

砭石治病，必作为针，故又称鍼石。如《史记·扁鹊列传》“疾在血脉，鍼石之所及也。”又如《盐铁论》“所谓良医者，贵其审消息而还邪气也，非贵其下鍼石而钻肌肤也。”又《汉书·艺文志》“用度鍼石”，颜注：“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又《后汉书·赵壹传》“鍼石运乎手爪”，李注：“古者以砭石为鍼。”又《潜夫论》“病不愈者，唯鍼石之法误也。”

鍼石亦作箴石。如《山海经·东山经》载：“高氏之山，其下多箴石”，郭注：“可以为砭针，治痈肿者。”

鍼石、箴石亦作针石。如《淮南子·说山训》“医之用针石”，高注：“针石所抵，弹人痈痤，出其恶血。”盖鍼与箴同即针字。

古代以石针治病，其起源当在原始社会时期。那时还没有发明金属，所以只能用石针刺病。后来到了阶级社会，发明了金属，刺病的石针，遂以金属针刺代之。如《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恶石”，服注：“石，砭石也，季世无佳石，故以铁代之耳。”玄应《一切经音义》“古人以石为针，今人以铁，皆谓疗病者也。”又《洪武正韵》“古者以石为箴，今人多以铁为之。”金属发明以后，用金属代替石针，以石针刺病的技术，就渐渐不用了。所以《汉书·艺文志》“鍼石”，颜注：“石谓砭石，即石箴也；古者攻病则有砭，今其术绝矣。”

殷商时代，青铜艺术非常发达，但是否有铁，目前还在争论之中，即使有，亦尚未能普遍应用。殷代刺病之针，一般当是以青铜制成。

古代针刺，由古籍看来，主要是治疗臃肿。《素问》载：“其病为痈疡，其治宜砭石。”《山海经·东山经》郭注：“砭针治痈肿者。”《战国策·秦策》高注：“石砭所以砭弹人臃肿也。”《淮南子·说山训》高注又说：“针石所抵，弹人痈痤，出其恶血。”大约有痈痤之疾，用砭石针刺，使恶血排出，便可痊愈。

从古籍记载来看，针刺的方法，主要是钻刺肌肤。《盐铁论》说：“下鍼石而钻肌肤。”又云：“妄刺而无益于疾，伤肌肤而已矣。”《后汉书·赵壹传》李注：“凡鍼之法，右手象天，左手法地，弹而怒之，搔而下之，此运手爪也。”对于用手针刺的方法，更是一种生动的形容。

甲骨文殷字作，从身从殳，身作，在这里可以解释为象人身腹患疾臃肿，呈人以铜针刺之之形。

以针刺治病的医术，也见于东汉的画像石。据刘敦愿先生《汉画像石上的针灸图》一文[5]所说，山东曲阜文管会在孔庙里集中了一批微山县两城山出土的东汉画像石，其中有四块“雕刻着带有浓厚宗教神话色彩的针灸行医图像”。图像上“散披头发鱼贯而来的一群，是求医的病人，他们有秩序地跪坐在那里等候针治。医生正在为第一个切脉，同时又在进行针灸”。

刘敦愿又说：“大约由于针很细，无法表现，所以一般只用医生扬举的手势示意，或者索性把针特别强调出来，因是浮雕，所以纤细的针，也就成了短粗的棒了。”由此看来，东汉时候针刺治病的针，很可能已经不是砭石，而是金属的针了。

刘敦愿还说：“针灸行医者是个神话中的人物，神医作半鸟半人形象。”“针灸行医图像所见半鸟半人的神物，当是由鸟图腾崇拜演化而来。”考我国古代，商族是以鸟为图腾的[6]。我们推想这类神医针灸的神话或者就与商代有关。

总之，我国以针刺治疗臃肿的疾病起源甚早，在原始社会即已有之。最早的针以石制，其名为砭。因砭为石制，故又称砭石，亦简称石；以用其治病，故又称药石；以其形制为针，故又称针石；针亦作鍼，故又称鍼石；针亦作箴，故又称箴石。到了阶级社会的青铜时代，石针就改用青铜。甲骨文字，正象一人患病，另一人手持铜针以刺病之形。

另外，甲骨文中与针刺的殷字有关的，还有一个字，殷商武丁时卜辞说：

丁卯卜，争，贞龙。

贞不其龙。

这片拓本见《殷虚文字乙编》第632片与第6412片合，又见《殷虚文字丙编》第295片。摹本见《殷虚文字乙编摹本示例》[7]。

字从疒从木，我们释，亦即字。之作，犹疛亦作，并误作府字一样[8]。，《玉篇》：“下痢病也。”《集韵》“，黍疮也。”我们意字当象一人卧病床上，从木象以火艾灸病之形。

古代有治病之草名为艾。《诗经·采葛》“彼采艾兮”，毛传：“艾所以疗疾。”《孟子·离娄》“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赵注：“艾可以为灸人病，乾久益善。”所以师旷称艾为病草，犹言疗疾治病之草。从木与从草同，由甲骨文亦作亦作亦作亦作等可证。

以火艾灼病谓之灸。《急就篇》说：“灸刺和药逐去邪”，颜注：“灸以火艾灼病也。”灸亦谓之灸焫，《素问·异法方宜论》“其治宜灸焫”，王注：“火艾烧灼谓灸焫。”《广雅·释诂》“焫，爇也。”《说文》“爇，烧也。”《一切经音义》“焫，古文爇。”《通俗文》“然火曰焫，焫亦烧也。”燃烧艾火以灼疗疾病谓之灸。

甲骨文字，疑即象一人卧病床上，从木，即象以艾木灸疗之形。

与针刺的殷字和灸疗的字有关系的还有一个疛字。如殷商武丁时卜辞说：

今日龙。（乙964）

亦作，如武丁时卜辞说：

丙辰卜，，贞帚好龙。（甲2040）

与乃是一个字。王襄释为[9]。屈万里释作瘕[10]。李孝定释为疛[11]。马薇庼释作疾[12]。我们同意李氏释，并从徐灏说[13]释疛。疛，《说文》段注：“心腹病。”《吕氏春秋·先己》“府肿”，《玉篇》引作“疛肿”，高注：“疛，腹疾也。”字正象一人因病仰卧床上，另人以手按摩其腹部之形。

《庄子·外物》“皆可以休老。”皆本作揃。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揃字下：“盖搫挲按摩之法，以休养理体者。”《韩诗外传》卷十扁鹊为虢世子治病，使“子游按摩”。《说苑·辨物》作扁鹊为赵王太子治病，让“子游矫摩”。《周礼·疾医》正义引《说苑》作“按摩”。《素问·异法方宜论》“其病多痿厥寒热，其治宜导引按跷。”导引犹《史记》言引身，按跷犹《史记》言按挢，挢《尔雅》谓伸引手足，皆指按摩之意。

《汉书·艺文志》有黄帝、岐伯《按摩》十卷。《抱朴子·避览篇》有《按摩经导引经》十卷。

由甲骨文字看来，殷人治病已知按摩之法，是无可怀疑的。(www.xing528.com)

《左传·成公十年》记秦国治病的方法有攻、达、药三种。攻即灸，达即针，药即药物。这与《急就篇》“灸刺和药逐去邪”相合。

《史记·扁鹊列传》说：“上古之时，医有俞跗，治病不以汤液醴洒，石挢引，案抚毒熨。”索隐：“谓石针也。挢谓按摩之法，夭挢引身，如熊顾鸟伸也。抚亦谓按摩而玩弄身体使调也。毒熨谓毒病之处，以药物熨帖也。”是古代治病，于灸刺药物之外，还有按摩的方法。

从考古发掘及甲骨文字看来，殷人于疾病之治疗，不但攻、达、药物三者俱备，而且以按摩治病之方法，亦早已有之。由此可见殷商时代医学进步程度之一斑。

【注释】

[1]1944年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出版，又1970年香港文友堂书店翻印本，1972年台湾大通书局翻印本。

[2]见耿鉴庭、刘亮：《藁城商代遗址中出土的桃仁和郁李仁》，《文物》1974年第8期；河北省博物馆、文管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文物出版社，1977年；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戴应新《解放后考古发现的医药资料考述》，《考古》1983年第2期。

[3]《中国文字》第5册，1961年；又《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7册，1978年。

[4]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释殷》，1979年。

[5]《文物》1972年第6期。

[6]参见本书“政治制度篇”之第七章“图腾崇拜”。

[7]《中国文字》第16册，1965年；又《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7册，1978年。

[8]见惠栋：《惠氏读说文记》。

[9]见王襄：《簠室殷契徵文考释》，1925年。

[10]见屈万里：《殷虚文字甲编考释》，1961年。

[11]见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释》，1965年。

[12]见马薇庼：《薇庼甲骨文原》，1971年。

[13]见徐灏：《说文解字注笺》。

（二）殷商医疗之疑问

自胡厚宣《殷人疾病考》发表，成为我国古代医学史研究上公认的重要文献，文中依甲骨文字考证：“殷高宗武丁一朝，五十九年之间殷人之病，凡有头、眼、耳、口、牙、舌、喉、鼻、腹、足、趾、尿、产、妇、小儿、传染等十六种，具备今日之内、外、脑、眼、耳、鼻、喉、牙、泌尿、产妇、小儿、传染诸科。”杨树达先生曾有《读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一文予以介绍。

近李宗焜写有《从甲骨文看商代的疾病与医疗》一文[1]，认为，“甲骨文发现百余年来，学者利用甲骨资料研究商代疾病和医疗的文章时有所见，但普遍存在两个现象：一是材料不够完备，二是误释和误说甚多”。称：“本文充分利用甲骨和其他考古材料，补充前人之所未备，并补正诸多误说。”

李氏的文章开头说：“有关中国古代医学史的论著，陆陆续续发表了不少，但对商代疾病与医疗的论述，却显得比较欠缺与琐碎。1943年胡厚宣发表《殷人疾病考》，比较有系统地利用甲骨文介绍了商代的疾病问题。此后，利用甲骨文讨论商代疾病与医疗的文章间有发表；近年所出版的几本讨论商代社会生活的专著，也利用比较多的篇幅讨论商代的疾病和医疗。

“这些论著的有关内容详略有别，而且各家说解出入很大，良窳互见，让人无所适从。本文旨在利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论述商代的疾病与医疗，对众所习知而无异说的部分，只述其大略，而把重点放在补充前人所未备的材料及讨论诸家有异说的相关问题。”

文章接下来介绍了几十年来的相关论著，对于了解此一领域研究的概况十分有益，李氏又说：“胡厚宣的《殷人疾病考》，开启了殷代疾病研究的先声，该文列出了十六种甲骨文中所见的疾病，并以‘今日之医科分之’，分为内科、外科等等。杨树达曾评此文‘盖胡君所见甲骨文独为丰富，故能翔实如此’[2]。就当时而言，胡文确可称为‘翔实’，但材料日益增多，可以增补的自亦不少，后来学者发表的文章中即多有补充，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然现象。虽然如此，未为学者所述及的材料并非无有，随着材料的增多及研究的不断深入，胡先生所指出的十六种，有不少可以增补的地方；另一方面则有一些不是疾病而被误列的，应该剔除。胡先生之后，有关讨论殷人疾病的文章，大多是增补胡文的，对胡文中应该剔除的部分则少见讨论；且这些增补的文章中，一方面固然增加了一些有关疾病的内容，但同时也大量增入了实际上并不是疾病的材料。

“首先对胡文提出意见的，是1945年杨树达的《读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此文只对胡文的某些说法提出不同见解，并未有所增益。增补胡文较早的有陈世辉的《殷人疾病补考》[3]，此文比胡文多了臂疾、心疾、疖肿三项，文末附记说：‘这里所述，是胡厚宣先生《殷人疾病考》一文所不曾道及者，所以名为《补考》。’按陈文所补确是胡文所不曾道及者，但对有关文字的具体解释往往并不正确，于是有范毓周的《〈殷人疾病补考〉辨正》[4]提出，相当程度地辨正了陈氏的说法。

“除了对各种疾病的广泛讨论外，也有专就身体某个部位的疾病加以论述的，如任职于北京市口腔医院的周宗岐，就曾先后发表了两篇专论口腔疾病的文章[5]，集中讨论了口腔的疾病，但所讨论的内容有相当一部分是跟胡文重复的。

“徐锡台的《殷墟出土疾病卜辞的考释》[6]列出十八种疾病；文中第一段‘殷墟出土疾病字的考释’，考释了三十二个‘疾病字’，其中可议之处甚多，尤其把甲骨文中从‘’的字均视为疾病字，颇难令人认同。而其考释之后，只列出卜辞而没有任何说明，其考释结果与所举卜辞是否相合，也颇有商榷余地。

“专书中讨论到商代疾病的主要有温少峰、袁庭栋的《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7]，列了三十四种疾病，并有详细的卜辞例证和解释。

“此外，还有专门论述殷代疾病医疗的著作，如严一萍的《殷契徵翳》[8]。后来发表的这些讨论殷代疾病与医疗的主要论著，材料的搜罗比以往更多，实际已远比胡先生所举更为‘翔实’，但仍有未为各家所提及的重要材料；而诸多论述中，不尽恰当之说仍然不少。尤其对殷代医疗的部分，甲骨的材料其实少之又少，过度的引申恐怕未必更能窥见其真相。”

在论证了甲骨文中所见的疾病及致病的原因和疾病的治疗后，又说：“考古发掘中，已有商代中期的砭镰和药物出土，甲骨文时代应该也有医疗器具和药物，但从甲骨文中，缺乏直接而可信的史料。”

最后李氏文章还提到了“骨凡有疾”的论述。自胡厚宣文章发表至今，已有多家参与讨论。而在李宗焜文章之后，有林小安《殷墟卜辞“骨凡有疾”考辨》[9]，释其作“果犯有疾”，乃卜问：“果真犯有疾吗？”以殷王武丁在位59年，何以从早期到晚年一直处于重病之中为疑问，认为“是武丁为其亲属、臣属的身体、安危占卜，并非为自己是否有同病者占卜。这样认识‘骨凡（果犯）有疾’应更合常情和常理”。

看来，要解决殷商疾病与治疗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待材料的进一步完善。

【注释】

[1]《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二本第二分，2001年。

[2]杨树达：《读胡厚宣君〈殷人疾病考〉》，《积微居甲文说》卷下。——原作者注，下同。

[3]陈世辉：《殷人疾病补考》，《中华文史论丛》第四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年。

[4]范毓周：《〈殷人疾病补考〉辨正》，《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5]一是1956年发表的《殷墟甲骨文中所见口腔疾患考》，《中华口腔科杂志》3；一是1991年发表的《殷墟甲骨文所见口腔疾患续考》，《中华口腔医学杂志》261，署名周大成。

[6]徐锡台：《殷墟出土疾病卜辞的考释》，《中国语文研究》7，1985年。此文另见《殷都学刊》1985·1，题为《殷墟出土的一些病类卜辞考释》。

[7]温少峰、袁庭栋：《殷墟卜辞研究——科学技术篇》，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年。

[8]严一萍：《殷契徵翳》，1951年；后又收入《严一萍先生全集》甲编第一册，台北艺文印书馆，1991年。

[9]《揖芬集——张政烺先生九十华诞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