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天文气象-殷商史》中的卜辞及其意义

时间：2023-09-21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除此之外，也以卜辞说明尚有称年为春、称年为秋及以事纪年。另外两例，胡厚宣文在前已经举出。惟胡文所举廪辛、康丁时卜辞称：□□卜，贞□至于十年。今据曾天宇旧藏拓本例之，“”字应读在辞末。曾天宇拓与粹1279两片共四辞。第四辞言某某日占卜，贞问尹宝至于十年。这一片牛胛骨卜辞，1925年最早著录在王襄先生《簠室殷契徵文》[1]中《天象》第1片，上下剪去，只留此两条卜辞。

（一）殷代年岁之称谓

中国古代对于年岁的称谓，见于典籍的有《尔雅·释天》：“夏曰岁，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载。”《独断》之说同。

但是清代的学者对这一说法并不完全相信。

邵晋涵《尔雅正义》说：“《尧典》言成岁，是唐虞亦称岁。《商颂·殷武》云，岁事来辟，是商亦称岁也。”

郝懿行《尔雅义疏》说：“《尚书大传》引《书》曰，三岁考绩，是唐虞亦曰岁。《禹贡》云，作十有三载，是夏亦曰载。《洪范五行传》云，维王后元祀，郑注，王谓禹也，是夏亦曰祀。《大传》又引《书》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是商亦曰年。《诗·殷武》云，岁事来辟，是商亦曰岁。《周礼·硩蔟氏》云，十有二岁之号；《大史》云，正岁年以序事，是周亦曰岁也。然则此类，盖亦通名矣。”

王玉树《说文拈字》说：“《尧典》，三载汝陟帝位，郑作三年；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孟子》作三年；《禹贡》十有三载乃同，马郑俱作年；刘歆引《伊训》云，惟太甲元年，《论语》引《书》高宗谅阴，三年不言；《多方》前云五年，后云五载，是可通称也。”

陈立《白虎通疏证》说：“年岁载，对文异，散则通。故《尧典》言成岁，则唐虞亦称岁。《商颂》言岁事来辟，则商亦称岁。《周礼·大史》，正岁年以序事，则周亦称岁。《周书》言惟十有三祀，知周亦称祀。《汉书·律历志》引《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日朔，知殷亦称年也。”

以上诸家都认为古代岁、祀、年可以通称，殷商时代称祀、岁，亦可以称年。不过他们所依据的都是古典文献上的资料而已。

1899年，殷墟甲骨文字被学者辨认出来，就有依据甲骨文来论证殷代年、祀之称者，其始自罗振玉氏之《殷虚书契考释》。罗氏说：“商称年曰祀，亦曰祠。”又说：“《尔雅·释天》商曰祀。征之卜辞，称祀者四，称司者三。曰隹王二祀，曰隹王五祀，曰其隹今九祀，曰王廿祀，曰王廿司，是商称年曰祀，又曰司也。司即祠字，《尔雅》春祭曰祠，郭注，祠之言食，《诗正义》引孙炎云，祠之言食，为郭注所本。是祠与祀音义俱相近。在商时殆以祠与祀为祭之总名，周始以祠为春祭之名，故孙炎释商之称祀，谓取四时祭祀一讫。其说殆得之矣。”[1]

其后束世澂先生作《殷商制度考》也说：“殷人称岁曰祀，亦曰巳，亦曰司，与《尔雅》合。今按祀巳同字，司者祀之假借字。《尔雅》谓殷曰祀，周曰年，诚不误也。”[2]

董作宾先生作《卜辞中所见之殷历》，亦以为殷代尚无年岁之称，说：“卜辞中年字用途有二，一是求年，一是受年。在商代还没有把年作纪岁之用的。”又说：殷代纪年法是“以一岁为一祀”[3]。

根据甲骨文字，倒反而以为在殷代只称年为祀，尚无称年之例；而以《尔雅》“商曰祀”之说为“诚不误也”。

胡厚宣1942年曾作《殷代年岁称谓考》一文[4]，论证殷商时代确有称年者，文章举出武丁时卜辞称：

癸未卜，贞于，十小，卯十牛，年十月用。（前4.7.8；通774）

祖庚、祖甲时卜辞称：

甲戌卜，出，贞自今十年又五，王豊。（续1.44.5）

廪辛、康丁时卜辞称：

□□卜，贞□至于十年。（粹1279）

仔十年。（侯19；辞155）

由以上几条卜辞，证明殷代年岁的称谓，除了称“岁”、称“祀”之外，也有称“年”的。除此之外，也以卜辞说明尚有称年为春、称年为秋及以事纪年。

1945年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一书，乃改变前说，举卜辞三例，即武丁时卜辞：

得四年，在秉，十二月。（珠465）

祖庚时卜辞：

甲戌卜，出，贞自个十年又五，王豊。（续1.44.5）

康丁时卜辞：

仔十年。（侯19；辞155）

然后说：“以上三例，曰四年，曰十年有五，曰十年，自武丁以至康丁时，皆以数字纪年，称年不称祀也。”[5]

今案董先生所举三例，第一例“得四年”，乃是“得四羌”，并非“年”字[6]。另外两例，胡厚宣文在前已经举出。惟胡文所举廪辛、康丁时卜辞称：

□□卜，贞□至于十年。（粹1279）

此例并未引用，其实这是一片称“年”的重要卜辞。

友人已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天宇先生旧藏中有从来未经著录的一片牛胛骨卜辞拓本，其上说：

乙巳卜，贞尹至五年。

乙巳卜，贞尹至于七年。

乙□□，□□至□□□□。

其字体与前举粹1219片相同，似为廪辛或康丁时所卜。其所卜尹事类，亦完全一样，似为一骨之折，但已残缺不能拼合（见图56）。

字郭沫若先生释宝，其说甚是，惟以“”字读在卜辞之中。今据曾天宇旧藏拓本例之，“”字应读在辞末。全辞当读为：

□□卜。贞□至于十年。（粹1279）

尹，人名。曾天宇拓与粹1279两片共四辞。第一辞言乙巳日占卜，贞问尹宝至于五年。第二辞言乙巳日占卜，贞问尹宝至于七年。第三辞言乙巳日占卜，贞问尹宝至于几年。文残只剩“乙”、“至”二字。第四辞言某某日占卜，贞问尹宝至于十年。

这两片四辞，言五年、七年、几年、十年，四条卜辞中有三条称“年”的例子，非常清楚。另一条辞虽有残，但也推测出一定有一个几年的“年”字。所以说曾天宇旧藏的这—片卜辞拓本，大可以作为殷商时代称“年”的补充证据。

图56　曾天宇旧藏

【注释】

[1]见罗振玉：《殷虚书契考释》初印本第101页，1914年；又增订本卷下第53页，1927年。

[2]见束世澂：《殷商制度考》，《中央大学半月刊》第2卷第4期，1930年。

[3]见董作宾：《卜辞中所见之殷历》，《安阳发掘报告》第3期，1931年。

[4]刊华西、齐鲁、金陵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2卷，1942年；又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1944年。

[5]见董作宾：《殷历谱》，四川石印本，1945年；又台湾重印本；又《董作宾先生全集》乙编第1册《祀与年》。

[6]见董作宾：《殷历谱后记》，《六同别录》中册，1945年；又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十三本；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

（二）殷商时之日月食

殷商时代在武乙、文丁时期，即一般所谓甲骨文的第四期，有卜辞说：

癸酉贞，日月又食，隹若。

癸酉贞，日月又食，非若。

这一片牛胛骨卜辞，1925年最早著录在王襄先生《簠室殷契徵文》[1]中《天象》第1片，上下剪去，只留此两条卜辞。王襄先生释“又”为“有”，释“月”为“夕”。引《说文解字》：“夕，莫也”，引段注：“莫者，日且冥也”。以“日夕有食”为记黄昏时“日食之贞”[2]。

1933年，郭沫若先生作《卜辞通纂》[3]，评论此事说：“《簠室殷契徵文》首载二辞，均言日夕有食云云，举为日食之例，案殊牵强。或读夕为月，以日月食解之，尤妄。不知日月不并食也。”[4]

其后于省吾先生亦获一骨，与此同文[5]。1933年商承祚先生把它著录在《殷契佚存》[6]第374片，拓本完整，印刷精致。1940年于省吾先生又收录在所著《双剑誃古器物图录》[7]卷下第34页。除拓本之外，还收有原骨照片，印刷尤为美观。这一片牛胛骨，又收入到《甲骨文合集》[8]之中，为第33694片。其卜辞两条，也是说：

癸酉贞，日月又食，隹若。

癸酉贞，日月又食，非若。

于省吾对此骨早年无解说。后来至1943年作《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于《释非》[9]一文引此两辞作“日月又食，隹若。日月又食，若”。

商承祚先生在《殷契佚存考释》则释为：“癸酉贞日月有食隹若。癸酉贞日月有食若。”又说：“唐立厂先生见此版后，复于《后编》上第二十六页十五版，下第三页十六版，《徵文·天象》第一版。《人名》第一版合为一骨，首阙三字，末多出癸酉贞禘五玉其三百牢十字一段，其余全文皆与此同。”[10]

胡厚宣在1941年写《甲骨文中之天象记录》一文，说：“武乙文丁时卜辞中记日食者一次，即，癸酉贞日夕又食，隹若。癸酉贞日夕又食，若。（徵天1）癸酉贞日夕又食，隹若。癸酉贞日夕又食，若。（佚374）此两版乃同事之异卜。”[11]

董作宾先生1945年作《殷历谱》，亦认为：“卜辞凡同文者残骨二版，所以有癸酉卜日月有食之语。”又说：“第一卜一版，残为四段，见《殷虚书契后编》及《殷契徵文》者各二。第二卜一版见《殷契佚存》。”[12]今案两骨俱无兆序，是否即为第一卜与第二卜，不可知。但其为同文之两版，则毫无可疑。

王襄氏旧藏甲骨，今已归天津历史博物馆，但其中不见《徵文》著录的一片。不知此骨原为谁氏所藏，亦不知此骨现在何处。于省吾氏旧藏甲骨，后归清华大学，这一片牛胛骨，现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

除了这两片同文的牛胛骨之外，还有同一时代同一日期贞卜同一“日月又食”事件的一片牛胛骨卜辞，旧为关寸草氏所藏，1954年曾著录在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13]第3965片。后又著录在《甲骨文合集》第33695片。卜辞说：

癸酉贞，日月□食，□□上甲。

关寸草氏拓本，世间颇有流传。原骨后归陈大年，现藏广州博物馆。唯不见此片牛胛骨，此片牛胛骨，今亦不知其所在。

关于这一“日月又食”的事件，首先加以推算的是陈遵妫先生。1940年董作宾先生作《殷代之天文》[14]一文，送请陈先生推算，陈先生推算的结果，凡有三说。（1）公元前1217年5月12日月食，公元前1217年5月26日日食。但是“惜按日食周期推算尚未得其与此次日食同类者”。（2）公元前1222年8月4日月食，公元前1222年8月18日日食。但“卜之日在日食后三日”。（3）公元前1230年7月18日日食，公元前1230年8月1日月食。但月食之卜在“月食后二日”[15]。

1941年陈遵妫先生作《春秋以前之日食记录》[16]一文，又补正前说，假定有两种可能。（1）假定若是“先有月食，后有日食”，据推算月食当在公元前1217年5月11日戊午，日食当在公元前1217年5月26日癸酉。但这次月食在16时29分，中国看不见。（2）又假定“望日月食，兼卜及于上次日食”，即是先有日食，后有月食，据推算日食当在公元前1230年7月18日己未，月食当在公元前1230年8月1日癸酉。但己未又在朔后二日。又说：“若癸酉为日月食以后之若干日所卜，此次日月食，即无从推考矣。”[17]

1944年刘朝阳先生作《殷末周初日月食初考》一文。他既释这一卜辞为“日夕食”，推定为1217年5月25日，说这天是“日中心食，系发生于下午”。又说：“甲骨文之夕与月，无甚分别，则又应为月食之记录。”[18]

1945年董作宾先生作《殷历谱》，先引用了陈遵妫先生推算的学说，自己又重加推算，认为这次“日月又食”事件，月食在公元前1217年5月11日，日食在公元前1217年5月26日[19]。采用了陈遵妫先生订正中之一说。

1950年董作宾先生作《殷代月食考》一文，又取消了自己以前的说法。他说：“文但记日月有食，因日食与月食叠见，卜问休咎，卜的日子不必为月食或日食之日，故无从推求。在交食谱中我曾列入日食一，今删去。”[20]

1950年美国德效骞教授写了一篇《商朝年代》，他把“日月又食”解为“日夜有食”，并把这次日食，推定为公元前1129年2月9日癸酉[21]。

1952年董作宾先生作《卜辞中八月乙酉月食考》一文，除了重申他在《殷历谱》所引“日月有食”一条应该“删去”之外，又批评德效骞教授的学说，说：“最近德效骞教授写了一篇《商朝年代》载在《通报》，把这一个纪录解为日夜有食，列在1129年2月9日癸酉的日食，说‘这次日食发生在安阳的下午4时26分，食象继续增长，到了5时12分日落时候，食象到达0.40，这个日食在日落时并未终止而继续到夜间’，他把卜辞解为‘癸酉日贞卜，日食于夜，是若吉祥’。我不赞同这种解释。”又说：“若照德氏所举之例，下午4时半日食已经开始，应当说‘日日夜有食’，不得单称‘夜有食’。月食常见，也必有延续到月落日出而食象未尽者，又何以独不见‘月日有食’的记录。”[22]

1955年陈遵妫先生作《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又推定有另外两种可能。他说：“《簠室殷契徵文》《天》这一片，可能是指公元前1230年7月18日的日食和8月1日的月食，或指公元前1222年8月4日的月食和8月18日的日食。”[23]

1956年陈梦家先生作《殷虚卜辞综述》，也提到过这片牛胛骨卜辞。他说：“武乙卜辞的日月又食，也可读作日夕又食。”[24]但是未加任何解释。

1959年英国李约瑟博士作《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天文学》。他说：“董作宾已把甲骨卜辞中的六次月食和一次日食考证清楚了。日食是公元前1217年。”[25]这里李约瑟氏仍然是根据《殷历谱》的说法。

1963年赵却民先生作《甲骨文中的日月食》一文，也是根据董作宾《殷历谱》的学说，认为董氏除推得见时时分“可能有二三小时的差”，“是不恰当的”之外，其所推定的年月日还是“具有天文学上的可靠性的”。认为这次“日月又食的月食在公元前1217年5月11日，日食在1217年5月26日”[26]。

1975年张培瑜先生作《甲骨文日月食纪事的整理研究》一文，他称“日月又食”为“日夕又食”，说：“癸酉贞日夕又食应是一次安阳可见近傍晚发生的日食。”又推定这次日食为公元前1176年8月19日[27]。

1979年中国天文学简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天文学简史》出版，说：“《殷契佚存》第374版的记载是：‘癸酉贞日夕又食，隹若？癸酉贞日夕又食，匪若？’这块公元前13世纪武乙时期的牛胛骨上的卜辞，意思是说：‘癸酉这一天进行占卜，黄昏有日食发生，这是吉利的征兆吗？还是不吉利的征兆？’”[28]

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出版。徐振韬所写《中国古代日食观测》一个条目说：“甲骨文中的日食记录都是公认的。例如《殷契佚存》第347片记载：‘癸酉贞，日夕有食，隹若？癸酉贞，日夕有食，非若？’意思是说：‘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吉利的吗？癸酉日占，黄昏有日食，是不吉利的吗？’关于这次日食，虽然由于各研究者推算方法不同，所求得的发生日期不同，但大多认为发生在公元前1200年左右。”[29]

1981年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所编写的《中国天文学史》出版。书中引用了“癸酉贞日夕有食隹若。癸酉贞日夕有食匪若”，认为是“肯定或基本肯定的”“日食”记录[30]。

1981年底，陈邦怀先生作《卜辞日月有食解》一文，以为卜辞中的“日月有食”即日月交食，即《汉书·天文志》的“日月薄食”。《汉书》注引：“孟康曰，日月无光曰薄。韦昭曰，气往迫之为薄，亏毁曰食也。”[31]

总之，殷武乙、文丁时甲骨中讲到“日月又食”的卜辞，共有三片。有两片同文，为一件事，用两骨占卜，卜辞都有两条，说：

癸酉贞日月又食隹若。

癸酉贞日月又食非若。（簠·天1；佚374；双图下34；合33694）

从正反两方面对贞。另一片一条卜辞，也是同日贞卜同一事类，说：

癸酉贞日月□食□□上甲。（京3965；合33695）“日月又食”一样，只有末尾几个字略有不同。

卜辞的“又”即“有”，“隹”即“唯”，“若”的意思是顺利或吉利，诸家并无异辞。

唯“日月又食”的“月”字，最早1925年王襄释“夕”。后来1941年的胡厚宣，1944年的刘朝阳，1950年的德效骞，1956年的陈梦家，1975年的张培瑜，1979年的中国天文学简史编写组，1980年《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的徐振韬及1981年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均从王襄说，释“月”为“夕”。

字最早释为“月”的，是1933年的商承祚。后来1940年的董作宾和陈遵妫，1943年的于省吾，1944年的刘朝阳，1956年的陈梦家，1959年的李约瑟，1963年的赵却民，1981年的陈邦怀，均从商承祚说，释为“月”。

其中刘朝阳以为“夕月无别”，陈梦家以为“日月又食”“也可读作日夕又食”。所以他们既释“夕”，又释“月”。

释“月”为“夕”者，1944年刘朝阳推定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1217年5月25日下午。1950年德效骞推定在公元前1129年2月9日，“发生在安阳的下午4点26分”。1975年张培瑜推定在公元前1176年8月9日，“近傍晚发生”。

释为“月”者，1940年陈遵妫假定这次日月频食有三种可能，后经1941年、1955年一再订正，最后推定这次日月频食有两种可能，一为公元前1230年7月18日日食，8月1日月食；二为公元前1222年8月4日月食，8月18日日食。1945年董作宾推定这次日月频食在公元前1217年5月11日月食，5月26日日食。1959年李约瑟，1963年赵却民，都信从董说。

今按“月”字当释“月”，释为“夕”，显然是不妥当的。陈遵妫先生说：“此字前三期皆当为月字，第五期则当为夕字。”又说：“若释为夕字，则当为癸酉之夕有日食。然夕在卜辞中即为夜字，非若后世朝夕之意，同时有昏暮字，以示天晚之时间。日食在夜，则绝不能见。”[32]这些话说得都非常中肯。“”字在武乙、文丁时一般都用作“月”，无用作“夕”者。卜辞中常见的“今夕亡祸”，“夕”之义都为“夜”，无作下午或傍晚之义者。如此，则下午、傍晚日食之说，就可以成立了。

日月频食之说，归纳起来，可有两种说法。

一为董作宾先生推算的结果，李约瑟和赵却民从之。但董作宾自己已经一再声明：“文但纪日月有食，因日食与月食叠见，卜问休咎，卜的日子，不必就是月食或日食的日子，故无从推求，今删去。”[33]又说：“卜贞的日子，不必就是日食或月食的日子，而在日食之后，无从推求。”[34]

一为陈遵妫先生推算的结果，但据张培瑜先生的推算，结果“干支都不符合，且不全可见”[35]。就连陈遵妫自己也不能完全自信，他说：“若癸酉为日月食以后之若干日所卜，此次日月食，即无从推考。”[36]

在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甲骨卜辞中，除了前面所举三片之外，还没有清楚的记有日期的日食记载。《龟甲兽骨文字》上卷第10页第5片[37]，上端尚有缺文，有人怀疑“日食”三字是否连读，不敢说一定[38]。严一萍先生《殷商天文志》[39]举《甲骨文合集》第11481片，释为“日食”，按此片乃旅顺博物馆所藏，已见著录于《甲骨续存》[40]下卷第149片，“日”字乃是“十一月”合文，也不是日有食的记载。

武丁时卜辞记月食有干支可考者共五次：

（1）庚申

癸丑卜，贞旬亡祸。（正接反）七日己未，庚申月（有）食。（库[41]1595；合40616）

己未夕，庚申月食。（金[42]594；欧剑34[14]；合40204。以上两辞同文）

（2）壬申

癸亥贞旬亡祸。（簠·杂30正接反）旬壬申夕，月食。（簠·天2；合11482）

（3）癸未

□未卜，争，贞翌甲申易日。之夕月食，甲不雨。（乙[44]1115+1665+1868+1952+2246正反；丙[45]59正接反）之夕月食。（丙60；合11483）

（4）乙酉

癸未卜，争，贞旬亡祸。三日乙酉夕，月食，闻。八月。（甲[46]1114+1156+1289+1747+1801；新缀[47]1；合11485）

□□□，，□□□祸。三日□酉夕，□□食，闻。（契[48]632；合11486。两辞同文）

（5）甲午

□丑卜，宾，贞翌乙□□黍登于祖乙。□占曰，祟，不其南。六日□午夕，月食。乙未酒多工率条。（乙3317+3435；丙57；合11484）

月食都是记在验辞[49]之中，而且都称夕月食，意思是夜里有了月食了。

陈遵妫先生说：“日食在朔，月食在望，近距亦经半月。”[50]又日食看到，当在白天，月食看到，当在夜里。今卜辞说：“癸酉贞日月又食”，日月并称，但日月岂能同时有食？且“日月又食”，又不是记验之辞，则知其必定不是实录。又月食亦不言“夕”，知癸酉绝不是月食，也不是日食的日期。

武乙、文丁时，还有与此相类似的卜辞，如说：

乙丑贞日又戠。允隹戠。（安明[51]2539；合33700）

“乙丑贞日又戠”与“癸酉贞日月又食”文句相同，由验辞“允隹戠”知“乙丑贞日又戠”并不是说乙丑日已经发生了“日又戠”之事[52]。“贞日又戠”乃是命龟之辞，意思是贞问会不会出现“日又戠”的现象。“允隹戠”是验辞，意思说太阳果然“唯戠”了。这才是记载的太阳真的“唯戠”了的事实。

由此乃知，“癸酉贞日月又食隹若，癸酉贞日月又食非若”，当也是命龟之辞，意思是正反两方面对贞，卜问日月如果有食，会是吉利还是不吉利呢？并不是说癸酉日真的有日食或月食或日月频食的现象发生。

实际的“日又戠”，记录在卜辞后面的记事文字的例子，还见于武乙、文丁时的卜辞，如说：

乙巳卜，酒彡其小乙，用。日又戠，夕告于上甲九牛。（甲755；合33696）

“乙巳卜”是叙辞，“酒彡其小乙”是命辞，“用”是用辞，意思是按照这次所占卜的事情施行了[53]。“日又戠”以后，是验辞一类的记事文字。意思说这天“日又戠”了，晚上乃祷告于先公上甲，祭祀时用了九头牛。关于“日又戠”的记事，也是记在卜辞后面的验辞里边。“日月又食”并不是记在验辞里边，所以我们认为它绝不是日月食的实际记录。

武乙、文丁时卜辞又说：

庚辰贞日又戠非祸隹若。

庚辰贞日戠其告于河。（粹[54]55；合33698）

□□□□□□非□隹□。

庚辰贞日又戠告于河。（续存上1941；合33699）

两版卜辞同文。“非祸隹若”与“日月又食”卜辞的“隹若非若”亦相类似。“其告于河”及“告于河”亦犹“癸酉贞日月□食□□上甲”卜辞称“□□上甲”，所缺两字当为“告于”，意思说日月如果有食，祷告于先公上甲是否吉利？

由于“癸酉贞日月又食”这三片卜辞都是命龟之辞，意思是说，癸酉日占卜，问如果真的发生了日食或月食，会是吉利还是不吉利呢？如果真的发生了日月食就向先公上甲祷告是否吉利？并不是说在癸酉这一天已经真的发生了日食或月食或日月频食之事，所以就不容易推考其日月食的年代和日期。否则，勉强去加以推考，无论如何，总是不好讲通的[55]。

【注释】

[1]王襄：《簠室殷契徵文》，天津博物院，1925年。

[2]王襄：《簠室殷契徵文考释》第1页。

[3]郭沫若：《卜辞通纂》，日本文求堂书店，1933年。

[4]《卜辞通纂·考释》第92页，1933年。

[5]参见胡厚宣：《卜辞同文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1947年。

[6]商承祚：《殷契佚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33年。

[7]于省吾：《双剑誃古器物图录》，自印本，1940年。

[8]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3年。

[9]于省吾：《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第29页，自印本，1943年。又收入《甲骨文字释林》第79页，中华书局，1979年。

[10]商承祚：《殷契佚存考释》第51页。

[11]胡厚宣：《甲骨文中之天象记录》，《责善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七期，1941年。

[12]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三《交食谱》第36页，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45年；又艺文印书馆重印本；又收入《董作宾先生全集》。

[13]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群联出版社，1954年。

[14]董作宾：《殷代之天文》，《天文学会十五届年会会刊》，1940年。

[15]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三《交食谱》第36—37页所引。(www.xing528.com)

[16][17]陈遵妫：《春秋以前之日食记录》，《学林》第六辑，1941年。

[18]刘朝阳：《殷末周初日月食初考》，《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第十册，1944年。

[19]董作宾：《殷历谱》下编卷三《交食谱》第37页。

[20]董作宾：《殷代月食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二本，1950年；又收入《董作宾学术论著》、《平庐文存》、《董作宾先生全集》。

[21]HomerH.Dubs, The Date of the Shang Period, T’oung Pao 40，1950.

[22]董作宾：《卜辞中八月乙酉月食考》，《大陆杂志》（特刊）第一辑下册，1952年；又收入《平庐文存》及《董作宾先生全集》。

[23]陈遵妫：《中国古代天文学简史》第5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

[24]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40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25]Joseph Needham, Sciem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ma Vol.iii,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9.又《中国科学技术史》汉译本第四卷第567—568页，科学出版社，1975年。

[26]赵却民：《甲骨文中的日月食》第40、45—46页，《南京大学学报》（天文学）1963年第1期。

[27]张培瑜：《甲骨文日月食纪事的整理研究》第211—213页，《天文学报》第16卷第2期，1975年。

[28]中国天文学简史编写组：《中国天文学简史》第13页，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

[29]《中国大百科全书·天文学》第561—56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0年。

[30]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第15—16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31]陈邦怀：《卜辞日月有食解》，《天津社会科学》1981年第1号。

[32]董作宾：《殷代之天文》；《殷历谱》下编卷三《交食谱》。

[33]董作宾：《殷代月食考》。

[34]董作宾：《卜辞中八月乙酉月食考》。

[35]张培瑜：《甲骨文日月食纪事的整理研究》第219页。

[36]陈遵妫：《春秋以前之日食记录》第59页。

[37]林泰辅：《龟甲兽骨文字》，日本商周遗文会，1921年；又翻印本。

[38]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40页，科学出版社，1956年。

[39]严一萍：《殷商天文志》第22、53页，《中国文字》新二期，1980年。

[40]胡厚宣：《甲骨续存》，群联出版社，1955年。

[41]方法敛：《库方二氏藏甲骨卜辞》，商务印书馆，1935年；又《方法敛摹甲骨卜辞三种》。

[42]方法敛：《金璋所藏甲骨卜辞》，美国纽约，1939年；又《方法敛摹甲骨卜辞三种》。

[43]饶宗颐：《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剑桥大学图书馆藏》，新加坡石印本，1970年。

[44]董作宾：《殷虚文字乙编》，商务印书馆及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48年、1949年、1953年。

[45]张秉权：《殷虚文字丙编》，历史语言研究所，1957—1972年。

[46]董作宾：《殷虚文字甲编》，商务印书馆，1948年。

[47]严一萍：《甲骨缀合新编》，艺文印书馆，1975年。

[48]容庚、瞿润缗：《殷契卜辞》，哈佛燕京学社，1933年。

[49]参见胡厚宣：《甲骨学绪论》，《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1943年。又《甲骨学提纲》，上海《大公报》之《文史周刊》第13期，1947年。

[50]陈遵妫：《春秋以前之日食记录》。

[51]Hsu Chin-hsiung, The Memzies Collection of Shamg Dynasty Oracle Bones, Vol.1，The Royal Ontario Museum, Toronto, Canada，1972.

[52]关于“日又戠”的意义，详胡厚宣《重论余一人问题》，1980年9月在成都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三届年会宣读论文，刊《古文字研究》第六辑，中华书局，1981年。

[53]胡厚宣：《释用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八本，1940年。

[54]郭沫若：《殷契粹编》，日本文求堂书店，1937年；又科学出版社重印本，1965年。

[55]新完成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稿》，还对甲骨文中的日月食记录进行了推考。

（三）殷商气候之探究

殷商以农立国，而农业与气候的关系，当十分紧密。由殷人对天气的知识程度，也可以推测当时农业生产的情况。甲骨文研究表明，殷人对于天文历法的认识，已有相当程度。如在天文学上，甲骨文中就有大岁、鸟星、大星、火星的记载，还出现有日食、月食等；在历法上，甲骨文有了十分完整的干支表，殷人就是以干支记日的；在气象学上，甲骨文也有风、云、雷、雨等，下面我们还会谈到。那么，殷商时代的气候又是怎样的呢？

李济先生在《安阳》一书[1]于第十一章经济：农业和制造业之殷商王朝的农业和其他自然资源中的“殷代的气候和自然环境”小节说道：“据现代地质学和甲骨文的研究，关于3000年前安阳的气候至少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殷商时安阳的气候与现在大致一样。”另一种意见则“假定3000年前安阳的气候较现在温暖湿润”。前者是指董作宾在《殷历谱》卷九中的观点，“他查阅了甲骨文中所有的资料以支持这种看法”。后者是指胡厚宣的《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2]长文，“除卜辞的记述外，他还引证了其他考古资料如犀牛的存在等”。对于这相左的两种看法，李济先生的看法是：“总之，虽有一些人同意董的看法，但胡厚宣的论述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无论怎么说，杨钟健及其同事对安阳动物群的数量分析[3]这种证据，没有引起人们更多的注意。如上所述，杨钟健惊奇地发现，安阳动物群中，水牛是比其他类留下更多骨架的三种动物之一。据他估算，水牛骨有1000余块，至少相当于黄牛骨的三倍。这充分证明安阳的气候适于水牛生长的事实，就是说安阳的气候比现在潮湿得多。”李济先生接着说：“这些情况，以及此时的黄河为一具有巨大水量的水道的事实，似能证明安阳及其附近地区不缺乏水的供应。这并不说明必然会造成如胡厚宣所主张的那时安阳气候的潮湿温暖。但地质学家提供的一些证据，表明在更新世和全新世早期华北沿海地区（即黄河下游）大概常遭水灾，主要是没有很好地开辟水道。这就使河北南部、山东北部、河南东部，即太行山以东广大地区，布满了许多与黄河直接或间接相连的湖泊和小河。地质学家的一种理论认为，这是由于黄河水主要来源于喜马拉雅山在更新世时堆积起来的冰川的融化。无论降雨与否，几乎每年夏季都要泛滥，进入历史时期后也是如此。这可能是从更新世结束以来的中国北方的情况。若承认地质学家这种解释，那么殷商人驯养大群水牛也就有足够理由了。”

张秉权《殷代农业与气象》一文[4]，在“殷代的气象之1.殷人的天文历象知识”节，对论及史前、历史及欧美、古籍中气候变迁，最后由甲骨材料讨论殷商气候的“胡厚宣氏的学说”是这样介绍的：

“胡氏列举八项证据，证明‘殷代后半期，即甲骨文时代，我国北方，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较今日为热’。他的原文很长，今略述如下：

（1）雨雪的记载　胡氏收集了一百五十一条卜辞，加以统计，统计的结果，认为殷代一年之中，无月不在下雨。又以‘卜辞中之雪，每雨雪兼卜，或雹雪兼卜，足证殷代之雪，当不甚大，不甚纯，常雨雪杂下，或雨后成雹，雹后成雪’，或‘于夜间天气较凉之时降之’，‘又随记中日雪，知殷人亦必以中日降雪为不祥，为祸祟之兆，盖殷代中日降雪之机会必不甚多，故被认为灾异之事’，‘而今日黄河安阳一带，则冬季数月，恒降大雪，严冬降雨，乃绝无之事，则殷代北方黄河流域之气候，必远较今日为热可知也’。

对于胡氏的说法，董作宾先生曾经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说：‘至于毛诗中言雨雪者，凡八见，无一不作下雪解者……无一处解为下雨兼下雪而可通者。’[5]至于胡氏所说的‘雹后成雪’的雹字，董先生认为应该是‘霰’字，他说：‘雹是与暴雨同下的，绝没有与雪同下之理，与雪同下的，只有霰。’

（2）连雨的刻辞　胡氏因卜辞中屡见‘（延）雨’之辞，所以认为殷代的连绵雨必定很多。并且举出了武丁时代记载九月里连雨十八天的一版卜辞，来证明‘殷代安阳一带的雨量，必远较今日为丰’。因此，断定‘古代黄河流域之气候，必与今日长江流域或更以南者相当’。

（3）农业的栽培与收获　胡氏从祈年与受年等卜辞的月份中推测殷代的黍与稻，都能一年两熟。所以他认为‘其气候必大与今之北方不同，而略当于今之长江流域或其以南，大约近于无冬之状态也’。

（4）稻的生产　胡氏举出卜辞中（即稻字）与黍并贞的例子，认为稻是殷代最普通的农产品，也是殷人最普通的粮食，而稻原是南方炎热地区的产品，所以那时北方的气候，一定与今日不同。

（5）水牛的普遍　胡氏认为卜辞中所常见的‘牛’即为‘牛’，也就是水牛。现代中国的水牛，都产于长江流域以南，而殷代的水牛，则在北方十分普遍。所以他认为那时北方的气候，与今日并不相同。

（6）兕和象的生长　兕和象都是南方热带的动物，而卜辞中有获象以及很多猎兕的纪录，所以胡氏也用来作为殷代气候较现在为热的证据。

（7）殷墟发掘所得的哺乳动物群的骨骸中，有竹鼠、貘、肿面猪、獐、圣水牛等均为南方热带森林中的产物，而在安阳发现，所以胡氏以为那时的气候远较现代为热。

（8）殷代的森林与草原　胡氏从卜辞中记载猎兽数目与种类的繁多，以及一些用林麓等字为名的地方，推测殷代北方黄河流域，必有面积广大的森林与草原，而现在那些动物和森林草原，都已绝迹。因此，他认为这也是气候不同的缘故。”

日后气候学家竺可桢先生作《中国近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6]，主要用物候方法来揣测古气候的变迁，其中对胡文每加以称引。讲到“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1100年”的气候，竺可桢先生说：“气候过去在变，现在也在变，将来也要变。近五千年期间，可以说仰韶和殷墟时代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不过气候变化的详细情形，尚待更多的发现来证实。”

有了上述研究结果，对于殷商时代气候的情形，就有可能大致了解。

【注释】

[1]《安阳》，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李济卷》，李光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又编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2]胡厚宣：《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上册，1944年；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二集下册，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专刊之一，1945年。

[3]杨钟健：《安阳殷虚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中国考古学报》第四期，1949年。

[4]《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二本第二分，1970年；又《中国上古史（待定稿）》第二本殷商编，1985年。

[5]见《再谈殷代气候》，《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五卷，成都华西协和大学，1936年。

[6]《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四）殷商时代之冰雹

上节讲到，甲骨文有风、云、雷、雨等字，卜辞中关于风、云、雷、雨的记载也有很多。但是甲骨文字里面有没有雹字，卜辞之中有没有关于冰雹的记载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最早认定甲骨文里雹字的是叶玉森，他认为甲骨文等即是雹字[1]。可惜这个字乃是雷，并不是雹，叶氏认错了，于省吾教授早有详细考证，已辨其学说之非[2]。《说文》：“雹，雨冰（）也，从雨包声。，古文雹。”以雹字篆文作雹，古文作。

但是戴侗《六书故》则说：“，蒲角切，雨冰也。别作雹。”[3]以为雹之本字，雹为别作字。闵齐伋《六书通》也以与雹同为雹之正字[4]。今案《六书故》和《六书通》以为雹之正字，这种说法应当是正确的。

依照文字发展的规律来说，应该是先形后声。古文，从雨象雹形，自当为雹之本字。后来字发展为形声，才别作一从雨包声的雹字。

所以知字是从雨象雹形者，段玉裁说：“，古文雹如此，象其磊磊之形。”[5]桂馥说：“雨当作象形。”[6]朱骏声说：“古文从雨象形。”[7]王筠说：“象星形，亦象雹形。”[8]

杨树达说：“初文本作，后注中则为。雹之古文从即雹之象形初文。若是则星雹二字古文同形，后人欲加识别，乃加形旁之雨于而为，加声旁之生于而为耳。”[9]

由于古文是雹之本字，字所从之，即雹的象形初文，知甲骨文有字作者，应当就是雹字。象雹形，三者表示多数。加雨指事则为。字三口平行作，积累则为，注中以表示光亮则为，加雨指事则为，后世以包为声，变作形声字，则成为今日之雹。

甲骨文字，据我们所知，仅武丁时甲骨卜辞中一见。卜辞说：

雨氏。

此骨原为天津孟广慧（1868—1939）旧藏。孟氏逝世后，先归杨富村，后归李鹤年。“文化大革命”以后，先归天津市文物管理处，现归天津历史博物馆，其编号为J.G.1600。拓片现已收入《甲骨文合集》之中。

氏之义为致[10]，意思是送来或带来。卜辞“雨氏”，犹如说这场雨带来了，雨带来了，则其必为冰雹的雹字无疑。

此骨在以前未见著录，王襄因与孟广慧为戚友，王氏常称孟氏为世叔[11]，所以得见后最先引用于其所著《簠室殷契类纂》一书[12]。王氏释为，谓“省雨作”[13]，其说甚是。

甲骨文字既为雹字的象形初文，字加雨为，则字亦必为雹字，犹如《说文》为雹之象形初文，加形旁之雨于，则为古文雹之字，是一样的道理。

王襄释为，其说虽然正确，但于甲骨文字又释霁[14]，陈梦家[15]、饶宗颐[16]、孙海波[17]从之。然霁字所从之齐应作，不应作，知其说则非。

张秉权[18]、李孝定[19]俱释为，李孝定并读为霖。但甲骨文自有霖字[20]，知其说亦不可信。

又《说文》解释字，亦有问题。《说文》：“，雨零（）也。从雨，象形。《诗经》曰：‘雨其濛’。”以雨落为象雨落。但雨者，“水从云下也”[21]。水落下后，并不能成形，用象已足，以雨落为，与实际情况不符。

《说文》：“零，馀（徐）雨也，从雨令声。”《广韵》说，字或作零[22]。《六书故》说，字别作零[23]。所以论者每以为零本是一字。《说文》引《诗经》曰：“雨其濛”，今《诗经·东山》作零。桂馥说：“经典相承，以零代。”[24]王筠说：“今作零，经典皆借之。”[25]朱骏声说：“零与略同。”[26]潘奕隽说：“零通。”[27]吴玉搢说“：零一字重文。”[28]沈涛说：“据《广韵》则零乃之重文。零本一字。”[29]

零本是一字，则《说文》训“雨”之，其字本来应作零，作者乃是假借字。《说文》以本义与借义互相颠倒，所以才有这种错误。

而者，据马叙伦说，乃是字的重文，即古文雹字[30]。其说是非常正确的。雨下，即品。从三口平列则为字注中即是，所以即字，也就是雹字的古文。

武丁时甲骨卜辞中字屡见，如说：

壬子夕。（库410）

意思说：“壬子这一天晚上下了冰雹。”又如说：

□□□，亘，贞翌丁亥易日。丙戌亥俎于殸京。（簠·天91；续4.4.5）

亘，武丁时贞人名。易日犹言锡日，意思是出太阳。俎，祭名。殸京，地名。卜辞大意说，某某日占卜，贞人亘问卦，问翌日丁亥这一天会出太阳吗。结果丙戌这天下了冰雹，第二天丁亥就在殸京这个地方举行了俎祭。

又如说：

丙午卜，韦，贞生十月雨其隹。一、二、三、二告、四、五

丙午卜，韦，贞生十月不其隹雨。一、二、三、四、五（京1；掇2.1）

韦，武丁时贞人名。生十月犹言下一个十月[31]。这是一版完整的龟腹甲，两条卜辞刻在龟甲的两边，从正反两面占卜下一个十月会不会下冰雹的问题。前一辞占正面，大意说，丙午日占卜，贞人韦问卦，问在下一个十月份内雨中会带有冰雹吗。一共占卜了五次。第三兆旁边注有“二告”，意思说这个卜兆可以告诉吉凶。《易·蒙》说：“初筮告，再三渎，渎则不告。”《诗经·小旻》说：“我龟既厌，不我告犹。”“二告”之告，就是这种告诉的意思[32]。后一辞占反面，卜辞大意说，丙午日占卜，贞人韦问卦，问在下一个十月份内不会下冰雹吧。也一共占卜了五次。

又如说：

丁丑卜，争，贞不帝隹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丁丑卜，争，贞不，帝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乙2438+2486+7175+7177+7178；丙537）

争，也是武丁时贞人名。帝即是上帝。这是一版龟腹甲的大半，两条卜辞刻在龟甲的左右两边，从正反两面，占卜上帝会不会给以保佑，都占卜了八次。前一辞占正面，大意说，丁丑日占卜，贞人争问卦，问上帝会不会保佑我们不下冰雹呢。后一辞占反面，大意说，丁丑日占卜，贞人争问卦，问即使不下冰雹，上帝也不会保佑我们吧。

另外，武丁时还有一大版龟甲，占卜从天上降下的这场冰雹会不会带来灾祸，卜辞说：

癸未卜，宾，贞隹降。一、二、三、四、二告、五、六、七、八、二告、九、十、一、二、三、四、小告

癸未卜，宾，贞不隹降。十一月。□、二、□、二告、四、五、六、七、八、九、十、一、二、三、二告、四、五

王曰，吉。□□降。（乙971+972反；丙62）

宾，也是武丁时贞人名。即兹[33]，隹即唯，即祸[34]。这是一版特大的龟腹甲，在左右两个甲桥上边刻有两条卜辞，从正反两面占卜这场冰雹会不会降下灾祸。背面中间还刻有占辞，记载着殷王武丁亲自观察的结果。前一辞占正面，卜辞大意说，癸未日占卜，贞人宾问卦，问这场冰雹会降下灾祸来吗。一共占卜了十四次，卜序记数十以后，因为卜兆旁边地位有限，仍称一、二、三、四，意思是十一、十二、十三、十四[35]。四和八兆后面有两个“二告”，十四后边有一个“小告”，表示这三个卜兆，能够告诉占卜的吉凶。第二辞占反面，卜辞大意说，十一月癸未日占卜，贞人宾问卦，问这场冰雹不会降下灾祸来吧。一共占卜了十五次，十以后，也仍称一、二、三、四、五，即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三和十三兆后面，也都记有“二告”。后一辞刻在龟甲的背面，乃是王占之辞。即占，《说文》：“占，视兆问也。”[36]意思是既卜之后，殷王武丁亲自视察了卜兆，最后判定占卜的结果，说：“这卦占得吉，这场冰雹不会降下什么灾祸。”

以上所列，第一辞记载天雨带来了冰雹；第二辞记载一天晚上降下了冰雹；第三辞记载因为头一天降下了冰雹，第二天就在殸京举行了祭祀；第四至第十辞乃是三版大龟甲，卜辞都是从正反两面反复占卜天上是否会降下冰雹以及冰雹是否会造成灾祸，而且最后还记上殷王武丁亲自视察卜兆，断定了占卜的最后结果。则殷代对于冰雹以及雹灾的重视，就可想而知了。

认识了甲骨文里的雹字，找出了甲骨卜辞中关于冰雹的记载，这对于殷代气象学的研究，是有重要的意义的。

【注释】

[1]叶玉森：《殷契钩沉》，《学衡》第24期，1923年；又单行本，1924年。又《殷虚书契前编集释》第3卷第19页，1933年。

[2]于省吾：《释》，收入《双剑誃殷契骈枝三编》，194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