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民族方国在殷商时代的影响-《殷商史》新发现

（一）夏代遗民与土方

二里头与夏人居地

据太史公司马迁《史记·夏本纪》记载，夏代在“帝桀之时，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而“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

商王朝虽然灭了夏王朝，但夏民族决不会灭亡和绝迹。只是，夏人的史迹，过去曾经苦于资料的匮乏，而被怀疑其存在。疑古学派的“古史辨运动”中，就有“大禹是条虫”的论述。

随着对“夏墟”的调查，考古材料的不断出土，学术界关于夏文化的研究和讨论便十分活跃起来。主要的论文，可参见郑杰祥选编的《夏文化论文选集》和中国先秦史学会选编的《夏史论丛》[1]。前者后面还附有《探索夏文化论著目录》。王仲孚也写有《最近三十年夏代考古与夏文化探索的检讨——1959—1993》，文后附有《最近三十年夏代考古与夏文化探索重要论著目录》[2]。

在考古学上，关于晋南地区和豫西地区“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遗址发现很多。截止至20世纪后期的1985年，晋南地区发现36处，豫西地区发现63处。研究和讨论的论文很多，主要的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的《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和试掘》[3]，李伯谦的《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4]，孙华的《关于二里头文化》[5]和赵芝荃的《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6]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说：“豫西地区和晋南地区发现的二里头文化遗存，是在探索夏代文化的过程中发现的，并且成为可供进一步探讨的重要对象之一。二里头出土的标本经过碳14测定，一期至四期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900年—前1600年。东下冯遗址测定的几个数据，也与二里头测定的数值相当或略晚。这些数值与推算的夏代纪年大致一致，因此人们对它寄以希望是很自然的。”[7]

关于古文献上夏代地理的研究，主要的可参见赵铁寒的《夏代诸帝所居考》[8]和严耕望的《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9]及其他有关论文。

傅斯年《夷夏东西说》一文，在引证了见于《左传》、《国语》、《诗经》、《尚书》中周诰及《史记》引《战国策》的夏后的踪迹以后说：“据以上各书所记夏地，可知夏之区域，包括今山西省南部，即汾水流域，今河南省之西部中部，即伊洛嵩高一带，东不过平汉线，西有陕西一部分，即渭水下流。”[1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说：“古代文献中有关夏人活动的传说，为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一般认为，有两个区域应特别予以重视：一个是河南西部的洛阳平原和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一个是山西南部的汾水下游地区。因为传说中夏代的都邑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大多同这两个地区有关。所以探索夏代文化的工作也以这两个地区为重点。”[11]

在考古学上晋南和豫西两个地区的二里头类型的文化遗址，与古代文献上这两个地区的夏代地理完全相合，所以知道这两个地区应当就是夏民族所居。

【注释】

[1]郑杰祥：《夏文化论文选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中国先秦史学会：《夏史论丛》，齐鲁书社，1985年。

[2]王仲孚：《最近三十年夏代考古与夏文化探索的检讨——1959—1993》，《中国上古史专题研究》，云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二里头文化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80年第3期。

[4]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

[5]孙华：《关于二里头文化》，《考古》1980年第6期。

[6]赵芝荃：《关于二里头文化类型与分期的问题》，《中国考古学研究》二，1986年。

[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14页，1984年。

[8]赵铁寒：《夏代诸帝所居考》，《大陆杂志》第9卷第10期，1954年。

[9]严耕望：《夏代都居与二里头文化》，《大陆杂志》第61卷第5期，1980年；收入《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

[10]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蔡元培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下册，1935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211页。

殷商时代之夏民族

商王朝虽然灭了夏王朝，但是夏民族并未因此而消灭和绝迹。傅斯年先生在《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一文说：“商人实未曾将夏之支姓一扫而光，而河东河南一带，始终负夏之名。至荀子时，尚有此称，在《儒效篇》有：‘君子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战国末尚存此名，殷商之际，诸夏必尚有甚多居中原者。”[1]

丁山先生《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也说：“古之革命者，断其权不绝其世，移其民不改其部。殷人封夏后于杞，亦因于帝宁之故都。”[2]《论语·八佾》：“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礼记·礼运》：“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到孔子的时候，要谈夏礼，观夏道，还要去访问夏之故都。知道夏民族一直还没有灭亡。

那么，商王朝虽然灭了夏王朝，但夏民族决不会灭亡和绝迹。因此在殷商大量的甲骨卜辞中，一定会有夏民族的踪迹，可想而知。

甲骨文中在殷的西北即晋南、豫西地区的方国，主要有鬼方、方、土方、羌方和周方。其可以理解为夏民族的只有土方。

【注释】

[1]傅斯年：《新获卜辞写本后记跋》，《安阳发掘报告》第二期，1930年。

[2]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1935年。

殷商土方为夏民说

最早提出土方即夏民族的，是郭沫若。郭沫若先生在193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附录九《夏禹的问题》一节说：“余意土方当即卜辞中所常见之敌国土方。”[1]又说：“所谓土方，即是夏民族。”[2]可惜他后来对这一学说并未坚持。

郭沫若以土方即是夏民族，关于土方之地望，引《殷虚书契菁华》[3]“五日丁酉，允有来自西，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收我西鄙田”。指出：“由此例可知沚国在殷之西，而土方在其东，方在其西。”[4]

又引《殷虚书契菁华》[5]“九日辛卯，允有来自北，敏婴告曰，土方牧我田十人”。说：“亦国名，敏婴当即国人。此国在殷之北，则土方亦必在殷之北。合上例而言，则土方当在殷之西北或正北。”[6]

说土方为夏民族，其地望在殷之西北，都是非常正确的。

唯引《殷虚书契菁华》[7]“四日庚申，亦有来自北，子肆告曰，昔甲辰方征于，俘人十又五人。五日戊申方亦征，俘人十又六人”。郭沫若以为此方即土方，由日期推测，说：“则土方之疆域，盖在今山西北部，或包头附近也。是则土方当即狁之一大族。”[8]此则地望嫌远了一些。

方不一定就是土方。陈梦家以为方即方夷，即《逸周书·王会解》“方人以孔鸟”之“方人”[9]。日本学者岛邦男以为除用作方向、方地、地方之外又被用作多方（粹1162；乙9082；金590）及方白（粹1316；甲1978；宁1.441）之方。多方与《周书》“四周多方”之方同语，方白与《礼记》“千里之外设方伯”之方伯同语[10]。

方不都是土方，包头附近，是嫌远了一些。

但是郭沫若关于土方即是夏民族这一学说，在以后出版的论著中并未重加论述，好像并没有坚持这一学说。

1931年郭沫若又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一书[11]，其《释版》之后，附了一篇《土方考》。1949年以后出版了新版本，删去了《释版》一文，把《土方考》附在《释臣宰》一文的后边[12]。

1933年郭沫若又出版了《卜辞通纂》一书，在第431片和第513片的考释中，都谈到了土方和土方的地望问题[13]。

两书说法，都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旧说基本相同，但都未再申述土方即夏民族的学说。

1932年程憬先生作《夏民族考》[14]，旧案重提，采取了郭沫若土方为夏民族的学说，而不采取其方即土方之说，又反对其土方即狁之一大族之说。因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15]以狁为鬼方，卜辞目有鬼方[16]，则土方即非狁之一大族可知。

1937年杨宽先生作《说夏》说：“卜辞中有土方者，郭沫若氏断为狁之一部落，其说似矣。而程憬以土夏古音同部，谓即有夏，其说无当。”[17]

1941年杨宽《说夏》一文，收入《古史辨》第七册，又补充说：“郭氏以《诗》禹敷下土方，土方即卜辞之土方，然又何解乎《天问》所云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乎。程憬夏民族考因谓四字衍文，其持论之悍如此。”[18]

其实郭氏以土方为狁之一部落，其不足取信，已见程憬驳文。至于《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四方”，除了程憬所说之外，朱熹本作“下土方”，注：“下土方盖用《商颂》语，四字之衍甚明。”姜亮夫《屈原赋校注》说：“柳集引与今同，《困学纪闻》二引正作下土方，下土方《诗》《书》成语，后人因王注方为四方，因而增四字也。”[19]游国恩《天问纂义》说：“下土方当如朱子说。”[20]

总之，郭沫若、程憬两先生认为土方即夏民族，这一说法十分正确。

【注释】

[1][4]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51页，1930年。

[2][6][8]同上第352页。

[3]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中《土方考》引此称《殷虚书契菁华》第二版，所据乃翻印本，页码有误，今据乃初印本页码。

[5]郭沫若引此称《殷虚书契菁华》第六版，乃据翻印本，页码有误，今据乃初印本页码。

[7]郭沫若引此称《殷虚书契菁华》第五版，所据乃翻印本，页码有误，今据乃初印本页码。

[9]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第270页，1956年。

[10]〔日〕岛邦男：《殷虚卜辞研究》，1958年，温天河、李寿林汉译本第381页，1975年。

[11]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1931年。

[12]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改编重印本，1952年。

[13]郭沫若：《卜辞通纂》，1933年。

[14]程憬：《夏民族考》，《大陆杂志》第1卷第5、6期，1932年。

[15]王国维：《鬼方昆夷狁考》，收入《观堂集林》卷一三。

[16]卜辞鬼方凡三见，见乙6684，甲3343，合8593。

[17]杨宽：《说夏》，《禹贡》半月刊第七卷第6、7期，1937年。

[18]杨宽：《古史辨》第七册上编，《中国上古史导论》第280—281页，1941年。

[19]姜亮夫：《屈原赋校注》第306页，1957年。

[20]游国恩：《天问纂义》第177—183页，1982年。

殷商甲骨文中之土方

殷武丁时的甲骨文中，关于土方之卜辞极多，如郭沫若所引两条卜辞，其全文是：

癸巳卜，，贞旬无祸。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迄至五日丁酉，允有来艰自西，沚告曰，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方亦我西鄙田。（菁1；翻菁2；合6057正）

同文的卜辞[1]，还有合6059、合6060及合6061，卜辞说“有来艰自西”，是土方在殷之西。但卜辞又称：

癸未卜，，□□□□（贞旬无祸）。（菁1；翻菁2；合6057）王占曰，有祟，其有来艰。迄至九日辛卯，允有来艰自北，妻告曰，土方我田十人。（菁2；翻菁6；合6057反）

是土方又在殷之北。所以郭沫若说土方在殷之西北方。

土方在殷之西北方的证据，还有土方常与方同贞，除前举菁1（翻菁2；合6757正）之外，又如：

王伐土方受有祐。

贞我受方祐。（龟2.79.；合6431）

王子卜，，贞方出，不唯我有作祸。五月。

王子卜，，贞方出，唯我有作祸。乙卯卜，争，贞沚册，王从伐土方受有祐。五月。（簠征36；续3.10.2；合6087正）[2]土方又常与下危同贞，如说：

□□□，，贞今王伐土方受有□。□□□，□，贞今王下危伐受□□。（簠征24+35；续3.9.1；合6427）[3]

辛巳卜，宾，贞今王从□乘伐危受有祐。十一月。

□□□，宾，贞今正土方。（续3.89.；合6413）

王伐土方。

危伐。（合39884）

土方又常被人征伐，如说：

甲寅卜，贞其获正土方，一月。（戬12.14；续3.9.5；通506；合6452）

方、下危和皆在殷之西北[4]，则土方亦当在殷之西北甚明。

知土方地处殷之西北，常常出来为害于殷人，如说：

土方出。（虚1604；合6381）

土方。（京1260；合6439）

土□。（合6440正）

土方出来为害于殷人，殷人首先祷告于先祖，如说：

贞告土方。（宁3.70；合39879）

贞告土方于上甲。

贞告土方于上甲。（天60；合6384）

贞告土方于上甲。（粹1107；合6386）

癸巳卜，争，贞告上方于上甲。四月。（契68；合6385正）

贞告土方于唐。（天61；合6388）

至于征伐土方之役，或言征土方，如说：

贞勿征土方。（粹1102；合6447）

贞勿唯土方征。（粹1106；合6446）

贞王唯土方□。（七5120）

乙卯卜，，贞王土方征。三（虚2338；合6442）

乙卯卜，，贞王土方征。四（合6443）[5]

贞王勿唯土方征。（龟1.27.13；合6445）

贞王勿唯土方征。（合6444）[6]

戊午卜，，贞今王征土方。（合6441）

余其征土方。（戬12.11；续3.9.6；合6453）

贞获征土方。

贞弗其获正土方。（甲3329+3346；合6451正）

或言伐土方，如说：

伐土方。（契233）

伐土方受有祐。

贞弗其受□方祐。（后上18.1；合6432）

伐土方受有祐。（六中87；合6433）

伐土方□有□。（合6437）

己巳卜，争，□□伐土方。（合6434）

□未卜，，□今王伐土方□□□。（京1257）

辛巳卜，争，贞今□□伐土方受□□。（合6436）

贞□王伐土□下上若，□我□。（续存上593；合6428）

□□□，，贞土方还，□□伐受□□。（合6454）

或言王土方，如说：

□王□土□。(www.xing528.com)

贞土方。（合6396）

□王□土□。

贞王□方。（南明166；合6393）

王土方。

□勿土方。（前7.12.4；通509；合6392）

贞王土方。

□王□□方。（金606；合39880）

贞王土□。

贞王勿土方。（前7.74.；合6389）

贞王土方。（佚30；合6391）

贞王勿土方。（续存上592；合6395）

贞王勿土方。（簠典98+游10；合6394）

庚申卜，争，贞王土方。（京人885；合6390）

戊辰卜，，贞王土方。（京1255）

□□卜，争，贞王土方。（金539；合39882）

□申卜，争，贞王土□。（金538；合39881）

壬辰卜，，贞今王土方受有□。

癸巳卜，，贞今王土方受有□。（续8.10.1；合6354正）

或言王伐土方，如说：

王伐土方。（合6400）

庚申卜，□，贞今□□□□。

庚申卜，，贞今王伐土方。（乙6399）

庚申卜，，贞□□□□伐土方受□□。

庚申卜，□，贞今王伐土方□有□。（乙6398）

或言王伐土方，如说：

贞今□王伐土方受□□。（前6.30.1；通507；合6425）

或言土方，如说：

□戌卜，□，贞□册土□王从□□□。（粹1098；合6405正）

或言矢土方，如说：

贞帝不我矢土方。（散2）

或言土方，如说：

贞弗其土方。（后下376.；合6450）

至于征伐土方之统帅，则恒为殷王武丁自己。又常见武将沚和望乘，引辞也已见前。

此外殷王武丁又常从武将沚去征伐土方，如说：

贞王从沚伐土方。（后上17.6；合6419）

贞王□沚伐土方。（殷古4.1）

辛酉卜，，贞王从沚伐土□。（铁1222.；合6421）

丙午卜，，□□□沚□土方。（七T13；合39888）

丁巳卜，，贞王沚从伐土方。（戬12.13；续6.16.7；合6416）

□巳卜，，贞王沚从伐土方。（粹1099；合6415）[7]

戊午卜，宾，贞王从沚伐土方受有□。二（后上17.5；通511；合6417正）

□午卜，□，贞王从沚伐土受有祐。五□。（七T9；合39885）[8]

丁丑卜，，贞今王从沚伐土方受有祐。（库1599；合39887）

□□□，□□今□从沚□伐土方受祐，四月。（粹1104；合6420）

乙卯卜，□，贞沚册王从伐土方受有祐。（合6402正）

□□□，□，贞沚册王从伐土方□有□。

□□□，，贞沚册，王勿从，五月。（合6401）

□辰卜，□，贞沚□册，王□伐土方受□□。（合6403）

贞勿从伐土方。（续3.94.；合6423）

乙酉卜，贞今勿从伐土方。（甲2241；合6424）

辛巳卜，，贞今王从伐土方下上若受□□。（合6418）

又常命令三族从沚伐土方，如说：

□戌卜，争，贞令三族□沚□土□受□祐。（甲948；合6438）

殷王武丁又常从武将望乘伐土方，除前引卜辞之外，又如说：

己酉卜，，贞今王土□□。

己酉卜，□，贞今□王从□□□□□。

贞王勿从望乘□□□。（库1558；合39889）殷王武丁又常命令他的配偶妇好伐土方，如说：

贞王勿□妇好伐土方。（库237；合39886）

辛巳卜，争，贞今王人呼妇好伐土方受有祐。五月。（合6412）

殷王武丁征伐土方，常召集群众，人多时或至三千、五千，如卜辞说：

贞勿人伐土□。（续3.11.1；合6414）

登人三千呼伐土方。（前6.61.5+6.34.2；通28；合6407）丁酉卜，，贞今王人五千征土方受有祐。三月。三（后上31.5；通34；合6409）

丁酉卜，，贞今□□人五□征□□□□□。（合6410）[9]

由以上这些卜辞，可以知道在殷武丁时土方是如何猖獗，以及殷人是如何重视了。

【注释】

[1]见胡厚宣：《卜辞同文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九本，1947年。

[2]又库1549、合39853与此片同文。

[3]又龟2.9.1、通514、合6426与此片同文。

[4]见胡厚宣：《殷代方考》，收入《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第二册，1944年。

[5]以上两版同文。

[6]以上两版同文。

[7]以上两版同文。

[8]以上两版同文。

[9]以上两版同文。

古代文献中之土方

土方之名，亦见于古文献。《诗经·商颂·长发》：“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楚辞·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尚书序》：“帝釐下土方。”敷的意思是治，釐的意思是理。“帝釐下土方”，犹言帝命禹釐下土方。这里说禹敷下土方，禹省下土方，禹釐下土方，则禹与土方之关系，以及土方即是夏，就非常明了。

土与夏在古韵又同在鱼部。又《诗经·小雅·北山》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下土相协。《诗经·陈风·宛丘》说：“宛丘之下，无冬无夏”，下夏相协。《左传·僖公二年》“下阳”，《公羊传》和《穀梁传》都作“夏阳”。《楚辞·天问》“夏民”，《尚书·吕刑》作“下民”。夏下得相通。秦琅邪刻石说：“六合之内，皇天之土，东有东海，北过大夏。”是下土相协，下夏相通，土与夏亦相通假。

古文献中土又通杜，《世本》“相土作乘马”，《荀子·解蔽篇》作“乘杜作乘马”。杜又通作雅，《吕氏春秋·勿躬》说“乘雅作驾”。雅又通作夏，《荀子·荣辱篇》说“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又《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王引之《经义述闻》“荀子荣辱篇君子安雅”条说“雅读为夏”，又说“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说：“雅借为夏。”《墨子·天志下》说：“先王之书，大夏之道。”俞樾《诸子平议》说：“大夏即大雅。荀子荣辱篇曰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夏与雅通也。”

土通杜，杜通雅，雅通夏，是土即夏也。

程憬说：“商颂为周时宋人所作，诗中言及有夏，仍然袭用土方旧名，盖属自然之事。”[1]

【注释】

[1]程憬：《夏民族考》，《大陆杂志》第1卷第5期，1932年。

殷商唐土及其土方

前引卜辞，大体皆殷武丁时所卜。但是在殷武丁以后，为什么就很少征伐土方的卜辞了呢？我们认为这与以下武丁时两条卜辞所卜的内容有关。卜辞说：

贞大邑于唐土。（金611）

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乙570）

之意犹封，作之意为建筑。就封疆而言谓之，就建筑而言谓之作。作邑犹言大邑。帝是上帝，若读为诺。第一辞大意说，贞问若非大邑于唐土好吗。第二辞大意说，己卯日占卜，贞人争问卦，问王要建筑城邑上帝允许吗。最后可能认为上帝允许了，乃从命作邑于唐。

唐即唐土，唐地名，在今山西河汾之间，翼城一带。土即土方之土，犹言夏人，唐土者，意思是居住夏人的唐地。《左传·昭公元年》说：“昔高辛氏（据《世本》，是为帝喾）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后帝（杜注尧也）不臧，迁实沈于大夏，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大夏，服虔注“在汾浍之间”，即今翼城之区。大夏即唐土，唐人所居大夏之地，古文献与卜辞相合。

殷王武丁征伐了土方之后，又在夏民族所居中心唐土一地建大邑，以监视并镇压夏人，可能已见效果，所以殷武丁以后土方反叛入侵及殷王征伐土方之卜辞就大为减少了。

（二）殷商时代诸方国

殷商自成汤建国，中经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通过对周围方国的频繁战争，疆域及势力影响空前扩大。《诗经·商颂·殷武》篇说到殷王的武功，有“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的字句。《诗经·商颂·玄鸟》篇提及殷商之疆土，有“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之说。殷都经科学发掘证实，在今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一带及洹水沿岸周围的后冈、高楼庄、薛家庄、花园庄、小庄、四盘磨、孝民屯、大司空村、小司空村、武官村、侯家庄、秋口及同乐寨等二十几个村庄方圆24平方公里或更大的范围内。以王畿为中心的商代统治区域为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北部及河北南部。但其势力所及之地，已东起山东半岛，西至陕西西部，南及江汉流域，北达河北北部。至于其文化对各地的影响，则大大超越了这一范围。据考古资料看，东南和华南地区分布于长江下游两岸的“湖熟文化”、江西北部的“吴城文化”、西南地区四川境内的“巴蜀文化”以及北方内蒙古、辽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商文化的影响。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1]从考古学资料出发，按照各个地区文化发展的序列及彼此之间的联系，将殷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划分成三个不同层次，即商文化中心区，商文化亚区和商文化影响区。

河南是殷商的王畿地区[2]，商代考古的发现，历来是河南考古的重头戏。20世纪20—30年代安阳殷墟的发掘，代表了中国考古的辉煌。如今河南商代考古的发现，比之过去更是不可同日而语。20世纪80年代初，在偃师县城西1公里处的尸乡沟一带，找到了一座殷商早期城址，平面略呈南北长方形，南北长1700米，东西宽约1200米，四面城墙基本完整，城墙外有城壕，城内有宫城和府库基址。1997年，在偃师商城中部和南部，新发现一座时代更早的小城，其南墙、西墙南段和东墙南段均与偃师商城（姑且称之为大城）城墙重合，大城城墙乃于小城城墙基础上扩建而成。它被认为是夏商时代文化分界的界标，亦很可能即是汤都“西亳”。偃师商城的发现，极大地开阔了夏商考古的视野，并且为古代文明和城市发展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早在1950年，在郑州东南郊二里冈发现商代文化遗存，后经多次调查，证明商代遗址遍布整个郑州市区，面积达25平方公里。在多年的发掘中，发现有商代的房基、窖穴、壕沟、水井、墓葬和祭祀坑等遗迹，出土有铜器、陶器、石器、骨器、玉器、蚌器、原始瓷器、习刻字骨、陶文符号等遗物。1955年，在遗址中部又发现一座周长近7公里的商代城垣。在郑州商城南北城墙外，各发现一处铸造青铜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西城墙外发现一处烧制陶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北城墙外发现一处制作骨器的手工业作坊遗址。在西城墙外地面下近6米深处出土两件大型铜方鼎，东南城角外侧出土13件商代青铜器，其中包括两件大型铜方鼎和一件大型铜圆鼎。西城墙中段外侧出土12件商代青铜器，包括四件大型铜方鼎。城内北部和东北部，还发掘出三座大型宫殿遗址，宫殿区东部，还发掘出蓄水池和石砌输水管道等贮水设施。估计郑州商城很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帝仲丁迁于隞”的隞都。近年在郑州商城西北20公里处的小双桥，又发现有属于郑州商城晚期的王室祭祀遗址。出土有夯土建筑基址、青铜建筑构件、牛头（角）、祭祀坑等。在郑州商城南墙外700—900米处，发现残断夯土墙约5000米，这是郑州商城的外城墙，反映了郑州商城的巨大规模。

1979年和1980年，在罗山县后李村，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地，出土200多件青铜器，大多保存完好，甚至很少锈蚀。有些铜器上还铸有“息”字族徽，可能是商代息国贵族的墓地。息国是商朝偏南的方国之一，还与商王室通婚，同长江流域的方国部落又有一定联系。1997年，在鹿邑太清宫镇发掘一座商末周初之际的中字形大墓，出土各类遗物千余件。一些青铜器上铸有“长子”、“长子口”、“戈丁”等铭文，说明墓主应是“长子口”。太清宫一带商周时属厉，长子口可能是派往厉地驻扎的高级贵族。鹿邑地处豫东，乃商末伐人（夷）方必经之路，商周时期大墓是首次发现。

殷商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在河北境内大致可分两个区域[3]：冀中南地区的下七垣文化（先商文化）和商代文化，燕山南北地区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张家园上层文化。学界一般将下七垣文化视作先商文化，河北的下七垣文化遗址主要有石家庄市市庄、邯郸涧沟和龟台、磁县下七垣、下潘汪和界段营、永年何庄、内邱南三歧、邢台葛庄等。下七垣文化遗迹发现有灰坑、房址和陶窑等，容城午方遗址发现了水井，井底有木制的井盘起加固作用。遗物有石器、骨器、陶器和铜器。冀中南地区继下七垣文化之后，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商代文化。重要遗址有邢台商代遗址群的曹演庄、南大郭、贾村、尹郭村、东先贤和西关外等，邯郸涧沟和龟台，磁县下潘汪、界段营和下七垣，武安赵窑，藁城台西和北龙宫，灵寿北宅、西木佛，正定新城铺，新乐中同村，无极东侯坊，沧县倪杨屯，定州北庄子等。藁城台西遗址是殷墟以北重要的商代聚落遗址，经过1973年、1974年的两次发掘，发现房址14座、墓葬112座、灰坑134个，出土各类遗物3000余件。1983—1985年以及1997年，对该遗址再次进行了发掘，获得了一批新材料。房址分地面式建筑和半地穴式建筑两种形式，平面多呈长方形，除单室外，还有双室和多室的房子，墙体夯筑或用土坯垒砌。墓葬均为中小型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三分之二的墓有随葬品，一般为1至2件，包括陶器、铜器和石器等。有一座墓出土1件铁刃铜钺，反映了在殷商时代早期就对铁的性能已有了初步的认识。1991年在北庄子墓地发掘商墓42座，皆土坑竖穴墓，有二层台和腰坑。大型墓中有殉人，随葬品亦依墓葬形制大小而多寡有别。随葬品种类有铜器、陶器、玉器和骨器等，铜器包括礼器和兵器，有鼎、簋、斝、觚、爵、卣、戈和斧等。1998年正式发掘的东先贤遗址，发现了与曹演庄下层相似的丰富的商代遗存，其年代晚于白家庄期，而早于殷墟一期，为商王祖乙迁邢（邢台）说的最终确定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河北的台西、东先贤遗址和北庄子墓地的发掘，是殷墟以北商代考古的重要发现，为研究商代的北方和商文化的分布及地域特征提供了重要依据。新城铺、西木佛、中同村、东侯坊等地出土的带铭青铜器，对研究商代的族群及方国部族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另外在蔚县也发现了商代文化遗存，其文化内涵又含有不少独特的地方文化因素，反映了商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合和交流。

图2　“长子口”方罍及铭文拓片

燕山南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的遗址主要有：唐山大城山和小官庄，承德伊犁庙，平泉化营子、沟门子和黑山口，兴隆小东沟以及隆化于家沟，大厂大坨头，卢龙东阚各庄，滦南东庄店，唐山古冶，蔚县三关、庄窠、筛子绫罗和四十里波，滦水渐村和庞家河，张家口市白庙，宣化李大人庄等。文化遗迹发现有灰坑、房址和墓葬等。墓葬以长方形土坑竖穴墓为主，随葬陶器组合为鬲、豆、盆、罐等。小官庄发现有石棺墓，形制较独特。出土遗物有石器、陶器和铜器等。石器以磨制为主，另有打制石器和细石器。陶器群以夹砂绳纹褐陶和灰陶为主，有的黑陶器上饰红、白、黄粉彩。器形主要有鬲、甑、盆、罐、豆和瓮。拒马河流域附近的文化遗存含有一些下七垣文化的因素，冀西北地区的陶器群存在一定数量的三足瓮和卷沿高领绳纹鬲等特色器类。河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大致可分为三个区域：一是以大坨头、大城山等遗址为代表的燕山以南地区；二是壶流河流域诸遗址代表的冀西北地区；至于燕山以北则与辽西同属一个区域。

燕山南北地区夏家店下层文化之后，取而代之的是围坊三期文化或称张家园上层文化，其与辽西地区的魏营子类型文化有可能属同一文化系统。主要遗址有卢龙双望和东阚各庄，唐山古冶，遵化西三里，迁安小山东庄，易县北福地和涞水炭山、北封村，唐县洪城等。陶器群以夹砂或夹云母的褐陶为主，陶器群中还含有一些晚商和早周文化的因素，小山东庄墓葬出土了周式青铜礼器，反映了其与商周文化的互相交流和影响。

山西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东部，省内山水环绕、地貌多样，是中华民族文明发祥地之一，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4]。1926年，第一次由中国人独立主持的科学发掘，就选择在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由此掀开山西现代考古工作的序幕。商文化遗址，山西境内可以分为二里冈时期和殷墟时期两个阶段。二里冈时期商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为：北自晋中地区起，南至黄河畔的平陆，东至长治、晋城地区。特别是在山西南部平陆前庄村、垣曲古城镇和夏县东下冯都有突破性的新发现。垣曲商城遗址位于古城镇南关黄河、亳清河、沇河交汇地的高台地上，1984年发现。经钻探和发掘知古城略呈方形，周长1470米，北城垣在地面上清晰可见，其他只保存有城墙基槽。南、西二城墙见有双道夹墙。城外有城壕。城墙宽2.5—14米。在西、北、南三面城墙上有缺口，似为城门。城内中部偏东为宫殿区，有大型夯土台基6座，城区的东南部为一般居住区，遗迹还有灰坑和墓葬等。出土陶器，另有少量只钻不凿的无字卜骨。南城墙东段清理了一座打破城墙夯土的小墓，出土铜鼎、斝、爵和陶鬲、盆等，时代属商代二里冈上层时期。证明古城址的下限不会晚于商代二里冈上层时期。垣曲商城是继郑州商城、偃师商城之后又一重要发现。它反映出晋南、豫西两地文化面貌的明显差异，以及两种文化在这交叉地带交流融合的情况。夏县东下冯遗址与郑州二里冈下层和上层基本相同，属于商代早期。文化遗存有古城址、圆形建筑，此外还有窖穴和灰坑。

山西殷墟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分布在晋东南地区的长子、潞城和黎城等地。这些地方与河南殷墟相邻，都出土青铜器，出土物基本上一致。可以长子北高庙商代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为代表，这一带可能是殷王朝管辖的王畿范围。第二类是以石楼为中心的方国文化。分布范围广，地跨陕西东部、内蒙古、河北沿长城地带。所发现的遗物均出自墓葬，极为丰富，主要有富于浓厚地方色彩的青铜器和金首饰。由于这些遗存最早发现于石楼，遗址又集中在石楼及其周围的县，文化内涵丰富，因此将其命名为石楼类型青铜方国文化。到目前为止，石楼类型的青铜方国文化中，仅在山西灵石旌介村用科学方法发掘了两座方国首领墓。石楼类型又可分为两组：一组与商王朝关系较为亲密，相随征伐敌方，可以灵石旌介商墓为代表；另一组与商王朝为敌，经常争战，可以石楼等地商墓为代表。石楼为中心的青铜文化遗址，密集地分布在以石楼为中心的黄河东西两岸高原山地，这类文化的分布区域，北至内蒙古鄂尔多斯，南至汾河下游的吉县、乡宁、洪洞一带，西到洛河、经河上游，以子午岭为界，与同时期的寺洼文化、辛店文化相邻，东南以太行山脉为界。在这个范围内发现的遗存在面貌上不完全相同。其中有与长城内外的北方草原青铜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内蒙古地区距今7000—3500年间气候由暖转冷，寒冷、干燥、恶劣的生态环境，迫使人们由农耕转为半耕半牧，且逐步向南迁移到今山西、陕西的黄河沿岸，与当地商文化民族争夺生存环境、势力范围，由此发展成石楼类型商代方国文化。古文献中所提到的鬼方、土方的活动地区就在这一带。

江苏殷商时代遗址中[5]，有1965年在丘湾遗址揭露出商末以人、狗祭祀社神的遗迹，这是迄今唯一典型的“社祀”遗迹；丘湾、高皇庙、九龙口、赵庄、万北等商代遗址和墓葬的发掘资料，既反映了东夷、淮夷曾受中原商文化的强烈影响，同时也显示出原住民文化的特征；1951年江宁湖熟镇遗址群的发现和稍后对宁镇地区十多处同时期遗址的发掘，确立了以宁镇地区、江淮之间和皖南东部为范围的商周时期地区性文化——湖熟文化。

殷商时代，在安徽境内曾发生过“桀奔南巢”、“征人方”、“淮夷兴邦”等重要历史事件[6]。有关商周时期的重要考古发现有寿县斗鸡台、含山大城墩、屯溪西周墓、南陵千峰山土墩墓以及肥西、阜南、颍上等地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等。这些发现，对研究安徽境内夏商周时期的文化内涵，及其与中原和周边地区文化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1989年发掘了枞阳汤家墩遗址，其时代为商末至西周。出土遗物主要有石器、铜器和陶器。怀宁跑马墩遗址于1992年发掘，出土陶器、石器、铜器和骨器等一批遗物，其时代早期为商周之际，晚期为西周早期。该遗址出土的锥足鼎、带流三足盉、附环耳罐、圈足罐等，与潜山薛家岗商周文化一致，具有皖西南土著文化的特点。

山东是商人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7]，山东地区的殷商文化主要由两种文化因素构成，中原殷商文化向东推进影响所至及土生土长具浓厚地方特征的土著系统。1955年和1958年济南大辛庄的两次发掘，1959年平阴朱家桥商代聚落遗址，1965年青州苏埠屯商代墓地的两次重要发掘等，殷商时代的遗址和墓地已发现四百余处。其中滕县前掌大、邹县南关、泗水天齐庙和尹家城、济南大辛庄、邹平丁公、桓台史家、青州苏埠屯、昌乐邹家庄等处，均为重要的遗址。山东商人系统文化的分布范围从早至晚，自西向东不断扩大。早商时期分布大体在今天京沪铁路以西或略越过京沪线的鲁西和鲁西南地区；晚商时期商人系统文化已侵入潍猕河流域。在山东发现最早的商文化遗存为商代早期偏后的二里冈上层文化。在泗水尹家城、菏泽安邱堌堆等遗址，早商时期山东商人系统器物几乎与中原商代器物相同。晚商时期，发现了一些规模很大的遗址和墓地，如大辛庄、史家、苏埠屯和前掌大等。从苏埠屯墓地提供的资料分析，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墓葬制度，或是随葬器物的组合与风格，其与河南安阳殷墟晚期墓都相似。山东商代土著文化，应该包含岳石文化晚期延续到商文化波及之前的那一部分，限于资料，暂未能说明。山东商代土著文化主要分布于胶东半岛和鲁东南地区，它们保存了许多岳石文化遗风。

图3　山东滕县前掌大120墓

湖南是南方出土殷商和西周早期青铜器最多的省份之一[8]，且不乏举世闻名的重器和珍品，如人面方鼎、四羊尊、象尊、豕尊、牛尊、虎食人卣及众多的大铜铙。分布地点多达23个县市。90年代以来，湖南又陆续有商周时期的青铜器出土，最重要的是1993年在宁乡县老粮仓乡双田村栗山坡发现12件大铜铙。其中有10件同出一坑，此处距1959年出土5件铙的地点仅20米。出土时分4层平置，下面每层3件，最上层1件，距地表仅45厘米。其中1件纹饰较特殊，以浮雕的龙纹和牛头纹组成大兽面，花纹繁复精细，在殷商铜铙中尚属首见，重28.5公斤。另外9件形式相同、大小有序，最大的重31公斤，最小的9.5公斤，应为一组编铙。铙成编成组发现，这是第一次。同年又在附近山腰出土2件铜铙，均为粗线阳纹组成大兽面，其中1件重102公斤。如此湖南出土殷商和西周初年的铜铙达40余件，超过南方其他各省出土数的总和。湖南商周青铜器中，部分与中原所出别无二致，部分则有鲜明的特色，特别是青铜乐器铙和镈。但这些器物多为零星、偶然出土，推测系窖藏，缺乏共存的其他器物。青铜器在湖南出土的历史背景及内涵，文化和民族属性，始终悬而未决。近年来在津市涔澹农场、株洲南阳桥乡、新宁会仙桥出土随葬典型商代铜器，铭文铜器的墓葬说明仍有商人在湖南活动。从湘江下游入沩水转资江一直到资江上源夫夷江，沿线均出有商代青铜器，更将联系中原与岭南的商路清楚地体现出来。到晚商时期一方面本地土著文化重新抬头，另一方面又接受中原青铜铸造技术，逐渐出现本地铸造的青铜容器和乐器应是合乎情理的。1996年望城县高沙脊发掘的西周早期遗址和墓地中出土11件铜鼎、1件铜尊以及多件铜兵器和工具。这11件铜鼎有5件形制较大，完全与中原商末形式相同，1件上有“酉”字族徽，无疑乃是由中原制作。另6件鼎和1件铜尊器形很小，总体形态与商器同但有变异，譬如出现带盘口的鼎，与西周晚期以后越式鼎中的一种有着渊源和演变的关系。后一类鼎，显然是由本地铸造的。

四川殷商时期考古有一些重要的发现[9]，如三星堆2—4期文化遗存、十二桥遗址、抚琴小区遗址、雅安沙溪遗址、新都桂林遗址等。三星堆2—4期遗存相当于中原夏商周三代时期。先后发现房屋居址、祭祀坑、灰坑、墓葬、城垣、壕沟等遗迹，出土陶、铜、玉、石、金器等文化遗物数万件。在三星堆遗址发现的两座祭祀坑，出土上千件铜、玉石、金、骨器及象牙，器形有大型青铜立人像、人面具、兽面具、人头像、眼形器和太阳形器、神树、蛇、鸟、尊、罍、金杖、玉璋、瑗、璧、戈等。近来对一号坑作了碳14年代测定，为距今3450±90年。根据发掘资料，三星堆古城始建于第二期而一直沿用至第四期。古城东、西、南三面有夯筑的城垣遗迹，墙外有20—30米宽的壕沟环绕，城北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古城东西长1600—20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面积3.5—3.6平方公里。如此宏大的城址，并出土有众多的神器、礼器、权杖等物，足以说明三星堆古城乃当时的一个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中心，是早期蜀国的都城，它已步入方国阶段。三星堆遗址铜牌饰3件，近乎长方形，一端略宽，一端稍窄，平面微拱如瓦状，有的还嵌绿松石，这和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牌饰基本相同，从而为研究三星堆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增添了新资料。最近在三星堆城址外的仁胜村发现墓地一处，墓地距三星堆城址东城墙约600米。清理了22座墓葬，墓中随葬品有玉锥形器、玉矛、玉“璇玑”形器及猫眼石球和象牙等。值得关注的是，许多墓的壁及底经过反复夯打或拍打，内埋藏的人骨和动物遗骸也经夯打拍打，底有黑色腐质层。尤为引人注意的是一玉锥形器，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器相似，也反映出两种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与交往。此外，在成都市区，以十二桥遗址为中心，形成6—7平方公里的遗址群。十二桥为商周时期木结构建筑遗址，发现有成片“干栏式”建筑和大型宫殿类建筑的基础。结合20世纪50年代在成都羊子山发现大型祭祀土台，同十二桥遗址一南一北，祭祀场所与宫殿遗迹对应，进一步说明成都在殷商时期已形成一个都邑，也已进入了方国阶段。

图4　四川广汉三星堆青铜鸟头

殷商时代江西地区最为典型的是“吴城文化”[10]，吴城文化是以江西清江吴城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一种青铜文化。1973年起吴城遗址前后进行六次较大规模的发掘，基本厘清吴城文化的面貌。同时通过对赣江流域、鄱阳湖地区古代文化遗址的调查及个别典型遗址的试掘，对吴城文化的相对年代、分布范围也有了较清楚的认识。该文化主要分布在鄱阳湖和赣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以新干、清江以北的赣江下游和南昌、万年附近的鄱阳湖畔最为密集，北达长江两岸，东抵怀玉、武夷两山，西达湘赣交界。从吴城文化出土遗物看知其已进入青铜时代。吴城遗址曾出有大批石质铸范，主要类型有斧、凿、戈、刀等工具范和武器范，另外也有容器范。殷商时期中原地区铸造青铜器主要使用的是陶范，极少见有用石范。吴城遗址就曾发现一直径约2米、深约0.6米的红烧土小圆坑，坑壁内粘有一层铜渣，坑底留有青铜碎块、木炭和石范等。吴城文化的青铜器发现的数量较多，包括生产工具、武器和生活用器，其中主要是在本地区铸造的，像吴城出土的凤首青铜器盖，横塘出土的扁足虎耳、鸟耳鼎，宜丰天室出土的铜铙，从纹饰到造型，特征明显。特别是1989年9月在江西新干县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器，计有礼器、兵器、乐器、工具等130余件。其中一件大型铜甗口径60厘米、高115厘米，制作精美，极为罕见。还有大小五件虎耳方鼎，大者高97厘米，四方提梁卣、带把觚、翘刀、双肩铲、犁头等均不见于中原殷商文化。新干大墓出土的许多铜器极具地方色彩。当然在吴城文化中也发现有中原特征的铜器，如吴城所出的斝，都昌所出的甗，遂州所出的有铭铜卣，均反映出受中原的影响。吴城文化另一重要特征是已经出现文字遗迹。从目前考古发现看，吴城文化的刻划文字符号以吴城遗址和角山遗址发现最为集中。1973—1986年吴城遗址出土文字符号170个，除少量石刻文字外主要是陶文，文字组成主要是单个出现，但也有两个以上至十二个字组成的文句。唐兰先生对吴城遗址一件黄釉陶罐的肩部弦纹一圈文字作了考释[11]。吴城文化的性质，有人考证它是中原地区殷商文化向南发展的一支，其族属是甲骨文中殷王武丁时期的“雀”或“其”。

【注释】

[1]宋新潮：《殷商文化区域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2]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

[3]参见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省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4]参见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5]参见南京博物院：《江苏省考古事业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6]参见安徽省文物局：《五十年来安徽省文物考古工作》，《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7]参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8]参见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省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9]参见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考古五十年概述》，《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10]参见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西省考古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

[11]唐兰：《关于江西吴城文化遗址与文字的初步探索》，《文物》197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