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族起源与殷商国号的探讨

（一）殷商朝代之名称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夏代之后存在时间较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前17世纪商汤灭夏后建立国家，至公元前14世纪中叶盘庚迁都殷，及公元前11世纪商王纣被周武王带同西南各族攻灭，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600年左右。

商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甲骨文字的出土，殷墟发掘的成功，使得古代文献记载的许多殷商史事得以印证，殷商时代已是中国古代的信史。

讲述殷商史事的古代文献，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时间较早、又有系统，并且证明是可信的，当首推太史公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这篇《殷本纪》所凭借的史料，依照司马迁自己的话，是“余以颂次契之事，自成汤以来，采于《书》、《诗》”[1]。虽然话是这样说，实际上，司马迁在作《殷本纪》时，还广泛利用了当时所能见到的材料，除了所说的《诗经》、《尚书》（包括《书序》）之外，还采自《左传》、《国语》、《世本》、《大戴礼记·帝系》篇和其他一些材料。但是司马迁引用史料，其主张是“考信于六艺”[2]，所以他才说《殷本纪》资料的来源，以采取于《尚书》、《诗经》的为最多。

我们称呼商代也叫殷商。“殷商”这一名词，作为朝代的名称来说，按照司马迁的记录，是称作“殷”的，《史记》里面的《殷本纪》篇，就是记录“殷”这一朝代的历史。但“商”这一名字，却见于较司马迁《史记》时代更早的记载。古本《竹书纪年》就称它为“商”，不过在今本《竹书纪年》里则称之为“殷商”[3]。过去的史家，把这一朝代有时称“商”，有时称“殷”，也有称为“殷商”的。这三种不同的称呼并见于先秦时期的记录。究竟此三个名称的含意是否即指一组绝对相同的历史时代，还是各有不同的限度？甲骨文的发现，提供了讨论这一问题的不少资料。在殷墟甲骨文中，“殷”字还没出现过，但是“大邑商”出现过不止一次。看来很显然，在盘庚迁殷之后，这个朝代的人仍以“商”称呼自己，“殷人”则是商朝时代外面的人对于商朝人的称呼。现今一般的推断，乃是这个朝代最后建都的地方，地名为殷——也就是今日河南省安阳市西北的小屯村，像《尚书·盘庚》三篇所记，所以外面的人就把他们首都所在的地名，用以代替他们这个朝代的名称[4]。好像上古时代的君王，均以其国都所在的地名作为国号，而不像后世的君主，是用国都地名以外的美称来作为国号。譬如殷商以后的战国时代，魏国的国都迁到大梁以后，国号也随之称做梁一样。此外，一个地名，又时常伴随着政治中心的迁移而搬家，譬如殷商时代，西方的周人居于岐山脚下的周地时称做周，待周人灭掉殷商，将其国都迁往丰镐之后，丰镐也被称做周，到东周时国都再迁洛邑，也还是称周。只是在“周”字前面加上“宗”和“成”两字，分别称“宗周”、“成周”，傅斯年先生“其为周则一也”[5]概括了这一点。

有人依皇甫谧《帝王世纪》有句“帝盘庚徙都殷，始改商曰殷”[6]，便将成汤至盘庚之前一段称做商，而将盘庚至帝乙之后一段称做殷，两者合称之为“殷商”[7]。殷商国号称商，应由司马迁《殷本纪》“契封于商”，以及《春秋左氏传》“相土始居于商”起。以后汤居于亳，固其国号也可称做亳或是薄[8]，再往后，盘庚迁于殷，其国号自然又可以叫做殷。至于殷商的先公和盘庚以前的先王，虽然也经过多次的迁移，而殷商的先公居住在商地还是较多，自然“商”这一称号留下的印象最深。而殷商的都城在殷地最久，于是“殷”这一称号，其势力之大，当也不会在“商”之下。以上面所叙述的战国时代的魏国的例子，殷商盘庚以后的国号，固然可以称殷，但是由上述周人的例子，它也可以称做商。于是在单称时就既可以称做殷，也可以称做商，而合称时便把它称做殷商了。

“殷商”两字合用，虽然未见于甲骨文，但其来源同样很古老。周初的诗，见于《诗经》里面的，常用“殷商”一词来称盘庚以后的商朝人，《诗经·大雅·大明》有“挚仲氏任，自彼殷商”。又有“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在《诗经·大雅·荡》中，“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的句子，就出现有七次之多。《大明》和《荡》都是西周时代的诗篇，可知“殷商”这一名称，至迟在西周时期就已经产生了。虽然在《尚书·盘庚》篇有“殷降大虐”，《诗经·商颂·玄鸟》篇有“殷受命咸宜”，《殷武》篇有“挞彼殷武”的句子，这些均为殷人或宋人较早的文献，而同样也称做殷。《尚书·多士》篇又有“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多方》篇有“乃惟尔商后王”，《诗经·大雅·文王》篇有“商之孙子”，《大明》篇还有“燮伐大商”的句子，这些均为周人早期的文献，而同样也称做商。可见殷人和周人，他们对于殷和商的称谓，并无差别。

自从殷墟甲骨文出土，经过了一百余年的研究，也已经证明了《殷本纪》中所记载殷商的先公和帝王，大部分可信。《殷本纪》中所记载的其他殷商史事，有的可知道是近似，有的则可以证明的确是错了，还有大部分现在还不能确切地证明它们的可信。至于司马迁所未见到及其不肯采用的史料，譬如《竹书纪年》、《楚辞》的《天问》篇以及《山海经》等，也包含有可订正补充《殷本纪》的史料。

现在有了甲骨文记录，就可以明白“商”和“殷”及“殷商”三词的由来和应用，本书也采用了这一古今惯用的名称。

【注释】

[1]见《史记·殷本纪》。

[2]见《史记·伯夷列传》。(www.xing528.com)

[3]见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第3页；《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第13页有“殷商成汤”语。

[4]见王国维：《说殷》，《观堂集林》。

[5][8]见傅斯年：《夷夏东西说》，《蔡元培六十五岁纪念论文集》下册，1935年。

[6]见《太平御览》卷八三。

[7]《通鉴纲目前编》就将殷商阳甲以前的王称作商王，而盘庚以后的王则称做殷王。

（二）殷商氏族之起源

商族早在灭夏之前，就有了相当长时期的发展。《诗经·商颂·玄鸟》篇提到殷人的先祖称“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长发》篇称“有娀方将，帝立子生商”，《史记·殷本纪》也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由上面这些史料来看，殷的始祖，是玄鸟的儿子，其母亲是有娀氏。殷商氏族以玄鸟为图腾，而古代鸟生传说的部落，多分布在东方沿海一带，所以判断商族最早活动于东方的渤海沿岸及河南河北，它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的古代土著民族有许多共同之处：有以玄鸟为始祖的神话，还有用兽骨占卜、杀人殉葬、衣着尚白等习惯，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中有无字的卜骨，就被认为是殷人早期的遗留。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20世纪30年代胡厚宣北京大学毕业后就被傅斯年先生延揽至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先到安阳住过一年多，于参加殷墟第十次发掘前，在梁思永先生带队下，先期发掘同乐寨的仰韶、龙山、小屯三层文化。而山东龙山文化与其西的河南龙山文化有着密切的交往。在河南地区所发现的陶鬹、磨光黑陶折腹盆、罐形杯、鬼脸足鼎等器物，都显示出受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还发现过有灼痕的卜骨，此种地区性的变异，应该看作是与河南龙山文化交往过程中形成的。而河南龙山文化的某些因素譬如方格纹、绳纹等装饰纹样，同样也被相邻的山东龙山文化所吸收。另外山东龙山文化与南方的良渚文化关系也很密切，譬如都以外表光亮的黑陶为主要陶系，一些器物像陶鬹、贯耳壶、带流杯、罐等造型都很相近。

山东龙山文化乃处于黄河下游地区，考古学上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由统称的龙山文化中区分出来予以命名。其主要分布于山东中部、东部和江苏淮北地区。年代约当公元前2500年—前2000年。它上承大汶口文化，下续岳石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具有较高的发展水平和独特的成就。目前经过发掘的主要遗址，有山东章丘县城子崖、潍坊姚官庄、潍县鲁家口、胶县三里河、日照两城镇和东海峪、诸城呈子、泗水尹家城及江苏徐州高皇庙等。

山东龙山文化的后续是岳石文化。该文化乃1960年于山东平度东岳石村遗址发现的，曾被认为是山东龙山文化的遗存，20世纪70年代经研究提出可定为独立的考古学文化。分布范围与山东龙山文化大体相同。它晚于山东龙山文化而早于商代二里冈上层文化。年代约当公元前1900年—前1600年间。岳石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在牟平照格庄遗址就出土有青铜锥，在泗水尹家城遗址发现了青铜镞。岳石文化与山东龙山文化之关联，尚有待于新资料的充实和进一步研究。

近几十年来，随着考古学突飞猛进地发展，各地早商及先商遗址的不断发现，有关殷商氏族起源问题，产生了许多新的主张。综合各种观点，简言之有“陕西商县说”、“河北说”、“东北说”、“晋南说”、“环渤海沿岸说”、“豫东鲁西说”等等诸说。古今各家，众说纷纭，对于殷商氏族起源以及早期的历史之解释，至今未有统一的意见。张光直利用中美合作考古之机，对于豫东商丘地区倾注颇多，投入不少，希望能有所获。但仍需要更多的考古新材料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