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迁商业中心与嘉靖时期南外城建设

元大都的商业中心在城内北部，集中于积水潭东北斜街和钟鼓楼街一带。明代初年因建都南京，不必漕运到此，运粮河道失修，积水潭日渐淤塞，湖面逐渐缩小。永乐年间因大城拓展南城墙，把原来文明门外一段通惠河故道包入城中。宣德七年（公元１４３２年）扩展皇城东面，移东华门到河东，又把原来东墙外一段通惠河包入皇城以内，这样使得城内河道和大运河的联系切断，南来商船不可能像元代那样经通惠河而进入城内和停泊到积水潭上，因而全城的商业中心也就随交通的改变，从北向南迁移。

东城的东四牌楼和西城西四牌楼仍然是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有东市和西市的名称，西市常被作为用刑的场所。东城介于王府街和崇文街之间，正当南面澄清坊和北面明照坊的交界，有著名的灯市，从每年正月初八到十八有盛大的集市。集市长二里多，“衢三行，市四列，市楼南北相向”。“夜则燃灯于上，望如星衢”。届时外地商人来此销货，既有日用商品，又有骨董珍异；既有鼓吹、杂耍，又有烟火施放，非常热闹（《帝京景物略》和《燕都游览志》对此都有描写）。

西城金城坊南端城隍庙，有著名的庙市，每月初一、十五、二十五日，东起弼教坊，西到庙庑，有三里长的集市，图书、骨董、字画、珠宝、瓷器、宣德炉，都有出售（《帝京景物略》和《野获编》对此都有描写）。庙市上饮食店也十分兴隆。“刑部街田家温面出名最久，庙市之日，合食者不下千人”。庙市上有许多饮食之场，“内官家人呼为猫食，实南方糖果，诸出崔猫食店，市利与田家等”（史玄《旧京遗事》）。当时京中书肆多设在皇城以南大明门之右、礼部门之外和拱辰门之西以及城南偏西的琉璃厂。每逢举行会试，书肆就设到考场之前；每逢灯市的节日，就迁到灯市；每逢城隍庙庙市的节日，就移到庙市。其他商品也都如此，灯市和庙市成为城内南部的东西两个盛大集市。

大城正阳门、崇文门和宣武门以南，更是商业发达之区。正阳门外的大街东侧有鲜鱼巷（今鲜鱼口街），大街中心有猪市口（今珠市口），大街以西正西坊中部又有和大街并行的煤市口（今煤市街）。崇文门外东侧崇北坊中部有小市口，崇南坊北部有米市口（今细米巷）和柴市口（今幸福大街）。宣武门外宣北坊和宣南坊之间，广宁门大街以西有东西向的菜市大街（今广安门大街西段）、骡马市街（今骡马市大街），骡马市街以南又有南北向的米市口（今米市胡同）和果子巷（今果子巷）。这些地名都是重要的行市和集市所在。在西北德胜门桥头和崇文门外、正阳门外，都有“穷汉市”，是小商小贩和贫苦市民集中之处。据说“京师穷民僦舍无资，藉片席以栖身，假贸易以糊口”。“北京正阳门前搭盖棚房，居之为肆，其来久矣”（《日下旧闻考》卷五五引《鸿一亭笔记》）。

嘉靖以后，由于行会制度的推广，各省士子来京考试的需要，正阳门外和宣武门外不断有行会会馆和各地会馆的建设，更增加大城以南地区的繁荣。与此同时，许多小商人、穷苦人民没有资财可住城内的，往往住在城外，集中住到南郊谋生的更多。当元大都初建成时，对城内住宅“份地”的分配，只限于蒙古贵族以及官吏和富人，原来住在金中都（当时称为南城）的穷人就不可迁居大都城内，只能逐渐就近向大都南郊移居。永乐年间拓展南城墙，已将南郊一部分居民圈入城内，但是大部分南郊居民仍隔在南城墙以外。随着南郊商业的发展，居民日益增多，城南形成大片市肆及居民集中区。

明代从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走向腐朽衰老的时期，不仅朝廷内部由宦官专权，政治腐化不堪，而且边防力量日益削弱，终于发生“土木之变”。正统十四年英宗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被瓦剌军俘获，瓦剌军攻破紫荆关，直逼京师。由于新任兵部尚书于谦率领军民抗战，终于迫使瓦剌军撤退，从此北京城防又引起人们重视。由于城外商业发达和居民众多，而蒙古骑兵多次南下进迫京师，有些具有远见的官吏就屡次建议在北京城外围加建一重外郭城。据《明宪宗实录》，成化十二年（公元１４７６年）八月定西侯蒋琬上奏，鉴于“正统己巳之变”（即土木之变）的教训，加之“承平日久，聚众益繁”，请按照太祖“肇基南京，京城之外复筑土城”（指周围一百二十里的外郭城）的例子，增筑外城，“况西北一带前代旧址犹存”。就是说，北面可以利用废弃元代北城墙作为外郭城，再加筑其他三面的外郭城。嘉靖二十一年（１５４２年）掌都察院毛伯温等又建议修筑外城。嘉靖二十九年“命筑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外城，既而停止”。就是兴筑南城墙三门以外的关厢的外城，也就是只增筑南面的外城，把这一带关厢众多的居民圈进城内。但是兴筑不久又停止了。到嘉靖三十二年给事中朱伯辰又上奏，再次建议利用原有土城故址建筑外城，于是下令“相度兴工”。闰月丙辰兵部尚书聂豹等，上报“相度京城外四面”的结果，提出利用已废弃元代北城墙，四面筑外城七十余里的具体设计规划，共计南面十八里，东面十七里，北面十八里，西面十七里，其中有土城旧址可利用的约二十二里，应新筑的约四十八里，经明世宗批准动工。到四月，明世宗怕工费浩大，成功不易，又问严嵩等。严嵩等到工所视察，认为宜先筑南面，“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东折转北接城东南角，西折转北接城西南角”（以上据《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明典汇》及《明世宗实录》等）。

这时严嵩当国，政治已极腐败。建外城虽早已经过多次建议，而到这时才决定动工，是因为这时鞑靼（蒙古东部）的俺答正不断进迫北京。嘉靖二十九年八月有所谓“庚戌之变”。当时俺答大举进犯，围攻北京，一时京师戒严，调集各处援兵保卫京师。这是俺答进犯最严重的一次，严嵩等人听任蒙古兵到近郊杀伤掠夺后安然返回。这年要兴筑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的外城的决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所作出的。但是所下的决心不大，不久又停工了。到嘉靖三十二年，由于形势所迫，再次决定兴建外城，并要求臣下经过调查而作出设计规划。等到批准规划，又听从严嵩等人主张，依然是只兴筑正阳、崇文、宣武三关厢的外城。

据明代《工部志》（《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载：

嘉靖三十二年筑重城，包京城南一面，转抢东西角楼止。长二十八里，为七门，南曰永定、左安、右安，东曰广渠、东便，西曰广宁、西便。城南一面长二千四百五十四丈四尺七寸，东一千八十五丈一尺，西一千九十三丈二尺，各高二丈，垛口四尺，基厚一丈，顶收一丈四尺。四十二年增修各门瓮城。这条外包城南一面的外城，从嘉靖三十二年开始兴筑，大概经过四五年才全部完成。据喜仁龙《北京的城墙和城门》第六章“北京外城墙垣”所记录，外城的外侧壁上砖文有纪年的，有很多是嘉靖三十二年以前的，也还有嘉靖三十四年及三十六年的。所说长二十八里，实际上不足二十七里。南墙长２４５４丈，合１３．６５里；东墙长１０８５丈，合６．０２里；西墙长１０９３丈，合６．０７里，共长２６．７４里。严嵩等人视察后所作规定，“第用十二三里便当收结”，事实上这个外城确实做到了十三里多便收结了。(www.xing528.com)

这个外城，不像内城那样原是元代有计划建成的布局，而是自然地逐步发展形成的商业区和居民区，而且许多地方是由小商人和穷人搭盖棚房逐渐发展起来的。内城都是南北向并列的大街，东西向并列的胡同，街巷是平行地整齐排列的。外城的街巷大多不是平行地整齐排列的，多数是曲折狭小或是斜向的街巷组成的，大街只有正阳门通到永定门一条长的南北向大街是笔直的，崇文门到灯市口和宣武门到菜市大街、骡马市街的交接点的两条短的南北向大街是直的，从广宁门向西的东西向大街广宁门大街和接连的菜市大街、骡马市街是直的。胡同只有崇文门外崇北坊的北半部头、二、三、四条东西向胡同是平行排列整齐的，其余大多数的街巷都是斜向或曲折的。

自从嘉靖三十六、七年外城建成以后，京师的地方行政分划为中、东、南、西、北五城，各城有所属的坊，共计有三十六坊。据张爵《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嘉靖三十九年五城所属的坊如下（参看图８７）：

一、中城在皇城的东西两侧，东侧从南而北有南薰坊、澄清坊、保大坊、明照坊、仁寿坊，西侧从南而北有大时雍坊、小时雍坊、安富坊、积庆坊，共九坊。

二、东城，靠内城东城墙，从南而北有明时坊、黄华坊、思诚坊、南居贤坊、北居贤坊，共五坊。

三、南城，即新建外城以内，正阳门外东侧有正东坊，西侧有正西坊和正南坊，崇文门外有崇北坊、崇南坊，宣武门外有宣北坊、宣南坊、白纸坊，共八坊。

四、西城，靠内城西城墙，在中城以西，从南而北有阜财坊、金城坊、咸宜坊、朝天宫西坊、河漕西坊、鸣玉坊，共六坊。

五、北城，皇城以北及西城以上，从南而北有发祥坊、日忠坊、昭回靖恭坊、教忠坊、日中坊、金台坊、灵椿坊、崇教坊，共八坊。其中，中、东、西、北四城属于内城，共二十八坊，与前述洪武年间三十三坊作比较，可知坊的划分已有变动，不但坊数减少五坊，坊名也有变更。如元代萧墙灵星门南的五云、万宝两坊，洪武年间尚存在，永乐以后当因所造皇城向南扩展而取消。又如时雍坊当因南城墙拓展，面积扩大，分为大小两个时雍坊。再如昭回、靖恭当又因面积较小，合并为一个坊。徐苹芳编著《明北京城复原图》（收入《明清北京城图》，地图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图上各坊的排列、坊界四至及街巷分布，就是依据《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的。据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所载五城所属的坊，东城还有朝阳坊，西城和北城都有关外坊，关外坊当是城门外所设的坊，朝阳坊当是朝阳门外所设的坊。这些东城、西城和北城新设的城门外的坊，当是明代末年因城外东、西、北三面居民人口增长而创设的。

当时五城分设有御史巡视，所属有兵马指挥使，设有指挥、副指挥等。同时设有巡城察院，分管坊市民事，如同元的左右巡警院。当时街坊虽然是贵族、官吏与一般居民相杂，但是贵族与官吏也还聚居在一定地区，以便于保卫与出行。据史玄《旧京遗事》，“勋戚邸第在东安门外，中官在西安门外，其余卿、寺、台、省诸郎曹在宣武门，冠盖传呼为盛也”。说明当时勋戚、中官和官吏都分别集中居住在一定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