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与宫殿重建的影响及南城墙扩建

燕王朱棣来到驻地北平后，在指挥出征蒙古的军事行动中，权力不断扩大。洪武二十三年（公元１３９０年）擒获故元太尉乃儿不花后，很得朱元璋的赞许。三年后，北平都司所属将校，都奉命听从燕王节制。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病重，又命燕王总率诸王及边防军队“同防边患，癿安黎民”。燕王成为北方诸王中的最强者。这年朱元璋去世，由长孙允?继位，是为惠帝。次年（即建文元年，公元１３９９年）七月，燕王即起兵，自称“靖难”，建文四年六月攻陷南京，即皇帝位，即明成祖，以明年为永乐元年。

永乐元年（公元１４０３年）改北平为北京，称为“行在”，并改称为顺天府，同时开始移民充实北京，并着手疏通漕运的大运河。永乐五年开始在北京兴建宫殿，首先把燕王府改建为行宫，以备到北京巡视受朝。《春明梦余录》说：“初燕邸（即燕王府）因元故宫，即今之西苑，开朝门于前。”又说：“太宗（即明成祖）登极后，即故宫建奉天三殿，以备巡幸受朝。”奉天殿是举行大朝会的正殿，在原来燕王府中起建奉天等三殿，就是要把原先的王府改成皇帝的行宫。永乐八年行宫的奉天殿已建成。永乐八年七月和十二年八月，明成祖两次到北京，都在奉天殿接受群臣的朝贺。永乐十五年（公元１４１７年）四月西宫建成，建有承天门、午门、奉天门等三道门。奉天门左右为东西角门，奉天门内有奉天殿，殿的两侧为左右二殿。奉天殿之后有后殿、凉殿、暖殿及仁寿、景福、仁和、万春、永寿、长春等宫（《日下旧闻考》卷三二引《明典汇》及孙承泽《天府广记》卷二一）。这个西宫的设施模仿南京的宫城，只是规模较小，已是皇帝行宫性质，与以前的燕王府不同①。

与此同时，永乐正准备迁都，皇城、宫城和主要宫殿也正积极准备起建，不仅规划已定，人力物力也多已调集。永乐十四年十一月下诏，命令群臣讨论营建北京宫殿的事宜，于是六部尚书等上疏，请大规模兴建，兴建工程于是全面铺开，自永乐十五年兴工，到十八年十一月完成，“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而高敞壮丽过之”（《明成祖实录》卷二三二，永乐十八年十一月戊辰）。为了使规制悉如南京，以便安排皇城以南千步廊两侧的中央重要官署，曾把北京的南城墙向南迁移。永乐十七年十一月“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明成祖实录》卷二一八，永乐十七年十一月甲子）。永乐十九年（公元１４２１年）元旦明成祖到奉天殿受大朝贺，并升北京为京师，取消“行在”的称呼，同时南京变为陪都，应天府各衙门都加上“南京”二字。这年明成祖受朝贺的奉天殿，已不是西宫的奉天殿而是紫禁城中新建的奉天殿了，原西宫改换殿名，称为仁寿宫①。

明代《工部志》（《日下旧闻考》卷三八引）记载：

永乐中定都北京，建筑京城，周围四十里。为九门：南曰丽正、文明、顺承；东曰齐化、东直；西曰平则、西直；北曰安定、德胜。正统初，更名丽正为正阳，文明为崇文，顺承为宣武，齐化为朝阳，平则为阜成，余四门仍旧。城南一面长一千二百九十五丈九尺三寸，北二千二百三十二丈四尺五寸，东一千七百八十六丈九尺三寸，西一千五百六十四丈五尺二寸，高三丈五尺五寸，垛口五尺八寸，基厚六丈二尺，顶收五丈。(www.xing528.com)

由此可知，洪武年间沿用元代的门名，东北曰崇仁，西北曰和义，到永乐年间，崇仁已改东直，和义已改西直。到正统年间又有五门改名。《工部志》所标明的四面城墙长度，该是依据工程记录的，比较可信。其中城南一面的长度有讹误。根据近代测量结果，北京内城的南墙和北墙的长度差不多而略微短些，因此这里所说１２９５丈，当是２１９５丈之误。根据这里所列举的丈数折合里数，南墙２１９５ 丈，合１２．１１里；北墙２２３２丈，合１２．４里；东墙１７８６丈，合９．９２里；西墙１５６４丈，合８．６８里，合计总长度为４３．１１里。可知《工部志》所说“周围四十里”，《明史·地理志》所说“城周四十五里”，都是约数①。《明成祖实录》所说永乐十七年“拓北京南城，计二千七百余丈”。２７００丈，折合里数，正好１５里，从中减去南城墙本身长度１２．１１里，仅余２．８９里，再平分到东墙和西墙上，则各长１．４５里，可知当时拓展南城，只是把南城墙向南移动一里半左右。元大都南城墙在今东西长安街的东西延长线上，据说人民大会堂施工期间，曾在府前街附近发现城濠遗迹。据记载，庆寿寺双塔的位置正当元代所要筑的南城墙要冲，筑城时奉命远三十步“环而筑之”，圈入城内。寺址在今西长安街路北，南距今南城墙约一里半。双塔既然“正当筑城要冲”，可知双塔的位置正当元南城墙的路线上，足见永乐年间南城墙的向南拓展，确实只有一里半左右。

永乐年间在北京重建宫殿的同时，还曾重建钟鼓楼。《大明一统志》谓钟楼永乐十八年建，这年正是明成祖重建宫殿完成，准备正式迁都的时候。元代钟鼓楼原建在中心阁以西的钟鼓楼街上，看来洪武年间已经把钟鼓楼东迁到中心阁所在地。《洪武北平图经志书》说：“钟楼在金台坊东，即万宁寺之中心阁。”又说：“鼓楼在金台坊，旧名齐政。”永乐十八年该是在那里重新扩建，以配合迁都后作为都城的需要。钟鼓楼这样建在中心阁所在地之后，方向正对准皇城和宫城的正北门，作为全城中轴线的终点。清代沿用这种布局，成为“紫禁（城）后护”（乾隆《御制重建钟楼碑记》）。

明成祖即帝位后，早有迁都北京的意图。从永乐七年以后他留驻“行在”的时间增多，永乐十五年北巡以后就未再南返。永乐十五年于皇城东安门东南澄清坊内起建十王府（今东安市场），通为屋八千三百五十楹，永乐十八年建成。把许多王邸设在皇城旁边，这是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种措施。朱元璋去世后，惠帝曾采取“削藩”的措施，先后削废五个藩王。明成祖以藩王取得帝位，即位以后就进一步加强“削藩”措施，解除诸王兵权。这时在京城建设诸王府，就是为了便于就近监视管理。其地后来称为王府大街。

配合迁都的另一重要准备措施，就是永乐十三年把原来元的礼部旧屋改为贡院，在今内城的东南角。张居正《京师重建贡院记》说：“按京师贡院，始于永乐乙未（按即永乐十三年），是时考卜未定，文皇帝（指明成祖）以巡狩御行幄，庶事草创，其所举士，秋试不过数十人，春试率百余人。”这年开始于北京开科取士，命令北直隶府州县于顺天府乡试，并按洪武年间定制，此后乡试以子、午、卯、酉年，会试以辰、戌、丑、未年，目的就在于从中选拔“天子门生”和重要官吏，从而扩大中央集权统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