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恢复街鼓制度及侵街处理探析

自从后周在东京推行新的街道制度以后，街道和“坊”都发生了变化。街道两边有向街开门的居民，在街道住户的内侧又有“坊”，住有大量的居民。街道两旁有“巷”作为“坊”的通道，因而“坊”又常被通称为“巷”。宋太宗至道元年（公元９９５年）十一月，因为城内外一百二十一个坊名，“多涉俚俗之言”，命令张洎改换美名（《宋会要辑稿·方域一》“东京杂录”）；也就是“命张公洎制坊名，列牌于楼上”。

所谓“列牌于楼上”，就是把坊名的牌挂到坊门的楼上；同时“按唐马周始建议，置冬冬鼓”（宋敏求《春明退朝录》卷上），也就是按唐代长安的街鼓制度，早晚击鼓按时启闭坊门。这种街鼓制度，后来一度不执行，到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１００２年）又恢复。这年二月因为街巷狭隘，命右侍禁阁门祗候（官名）谢德权开广。谢德权受命后，先拆毁贵要的邸舍（即邸店），一时议论纷纷，真宗下诏制止，谢德权因此当面请求说：“今沮事者皆权豪耳，吝屋室僦资耳，非有它也，臣死不敢奉诏。”说明这时侵街建屋的，主要是权豪，为了造“邸店”收取租费。(www.xing528.com)

真宗不得已而许允请求，“德权因条上衢巷广袤及禁鼓昏晓之制，皆复长安旧制，乃诏开封府街司，约远近，置籍立表，令民自今无得侵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一“咸平五年二月戊辰”条、《宋史·谢德权传》）。这次谢德权直接受命于真宗，并得到真宗许允先从权豪下手，因而做得特别认真周到，规定了街和巷的宽度，登记簿籍，树立表柱，作为定制，不准侵占街巷，并且恢复了长安街鼓制度。这里所以要规定街和巷的宽度，就是不准街上的居民侵街，坊内的居民侵巷。但是我们必须指出，这时的街鼓制度，所起的作用已不大，因为街道的制度已发生变化。原来长安的街鼓制度，在日落街鼓打动以后，坊门关闭，街上就断绝行人，实行戒严。而这时街道两旁住有众多的居民，击鼓后坊巷之门关闭，只能限制坊内居民的行动，不能禁止向街开门的众多居民的自由活动。因此名为街鼓，实际上已经不能用来指挥管理街道，就不免流于形式。尽管用政府法令来定为制度，也不可能维持很久。所以宋敏求在熙宁三年到七年间（公元１０７０—１０７４年）所著《春明退朝录》中说：“二纪（即二十四年）以来不闻街鼓之声，金吾之职废矣。”可知宋仁宗中期以后，庆历、皇年间已听不到街鼓声了。而且，只管理限制坊内居民的行动，而放任街道居民的行动，既不合理，也作用不大。封闭式的坊制也就不能不废掉了。看来后周世宗推行这种新的街道制度时，早已不用街鼓制度。北宋初年东京夜市已很兴盛，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９６５年）已下令开封府：“京城夜市至三鼓以来，不得禁止”（《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七之一），既然不禁夜市，街鼓早已无用。宋太宗的重新采用长安旧制，宋真宗的再度恢复长安旧制，都不过是这种制度的回光返照而已①。从后周到北宋，东京推行这种新的街道制度，允许两边居民向街开门，并规定门前可以用一定面积的街道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树和井可以用作街道的标记，用来防止住户侵占街道。但是随着街市的兴起，商人沿街开设商店，权豪沿街建造“邸店”出租，侵街的不法行为还是会不断扩展。只是这时的侵街，已和五代以前、中唐以后的侵街不同。中唐以后的侵街，是“坊”中居民突破坊墙，侵占街道造屋；这时的侵街，是沿街所住居民或店主侵占街道，扩大建筑面积。唐代官府对于侵街而修建房屋，很容易分辨而拆除，因为有明确的坊墙为界线，宋时官府对待侵街的事件就比较难办，就必须规定好街道的宽度，树立表柱，如果发现超出表柱者，即作为侵街而拆除。上述宋真宗咸平五年谢德权提出的办法就是这样。宋仁宗天圣二年（公元１０２４年）六月“限一岁，依原立表木毁拆”（《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天圣二年六月己未”条）；宋仁宗景元年（公元１０３４年）由开封知府王博文“制表木按籍，命左右判官分撤之，月余毕”（《宋史·王博文传》），都是采用同样的办法。这时拆除侵街房屋的目的，已与维持封闭式的坊制无关，只是为了维持街道一定宽度而已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