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东京新街道制度的开创者后周

后周世宗在扩建外城的同时，还曾扩展和拉直里城原有的街道。“先是大梁城中（按指里城）民侵街衢为舍，通大车者盖寡，上命直而广之，广者至三十步，又迁坟墓于标外。上曰：‘近广京城，于存殁扰动诚多，怨谤之语，朕自当之，他日终为人利’”（《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后周显德二年十一月”条）。说明当时里城居民侵街为舍，已很严重，街道很狭，连大车都通不过，这时由政府强制拆迁，才把街道拉直开阔。所谓“广者至三十步”，是说其中开得宽阔的到三十步，说明还有许多街道宽度在三十步以下，因为这是个旧城，居民侵街为舍的时间已较长，街道两边都有居民侵占街道所建住宅，不可能全部拆除，只能部分地拆迁，略为把街道拉直开阔。既然街道两边多有居民住户，说明封闭式的坊制已经破坏，就是说在原有的封闭式的“坊”以外，沿着街道两旁都已住满居民了。

至于后周世宗所扩建的大于里城四倍的外城，完全是个新城，是按新的规划而设计建筑的。新计划规定“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灶并草市，并须去标帜七里外。其标帜内，候官中擘画，定街巷、军营、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即任百姓营造”（《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大体相同）。就是说，在标帜以外，七里之内，不准埋葬和设置窑灶，并不准设“草市”。这是为了保持新建城市外围地面的整洁，并留有发展余地。至于标帜以内，即外城以内，由官府作出规划，分划好街巷、军营、仓场和官署所占地段，此外“即任百姓营造”。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像唐代长安造外郭城那样修建整齐排列的“坊”，只分划好街巷就“即任百姓营造”。显德三年六月癸亥诏，又讲到“近者开广都邑，展引街坊，虽然暂劳，终获大利。……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 都邑》，《五代会要》卷二六《街巷》）。这是一个很好的街道的设计规划。(www.xing528.com)

这里明确规定，允许街道两边各住人户，而且允许两边人户各自占有街道宽度十分之一的面积，用来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种沿街的住户，当然是当街开门的，就是在门前种树、掘井和修盖凉棚。这显然是一种新创的街道制度。原来唐以前封闭式的坊制和市制，坊中居民和市中商店都不准向街开门，只有高官府第或特赐的府第才能当街开门，因此街道两边全是坊墙或市墙，只有坊门和市门直通街道。这时不但街道两旁允许建筑住户，并且都当街开门，门前还可占有街道宽度十分之一，用来种树、掘井、修盖凉棚。这种新创的街道制度，该是适应里城街道上已经出现的具体情况，而防止居民将来再发生“侵街”的行为；同时可以调动街道两旁居民的积极性，种树和掘井，使街道绿化而便于用水，并用作街道旁边的标记。估计在推行这新的街道制度的同时，已经出现了新的“街坊”体制，大量居民住的“坊”应该即设置在这种两旁有住户的街道的内侧，街道两旁有“巷”作为坊的通道，以便坊内居民进出街道。因此规划扩建的这个全新的外城，既可以说划定“街巷”，又可以说“展引街坊”。当时已经流行“街巷”这个名词，曾任后周右仆射的王溥，写成于北宋初年的《五代会要》，卷二六就有“街巷”条目。这种“街巷”的布局，对此后城市制度的发生有重大影响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