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东京沿河近桥形成新市的研究

后周世宗扩建东京外城的规划和奖励建设邸店的政策，适应了经济发展新形势和众多居民生活上的需要，因而到北宋初期东京的建设进一步取得了成就，人口急剧地增长。与此相应的，商业的发展十分迅速，在沿汴河地带不仅邸店大量增设，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也纷纷兴起了。邸店的增设，是促成新行市兴起的主要因素之一。

宋太宗晚年曾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指汴水）。”（《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淳化二年六月乙酉”条及《宋史·河渠志》）这样众多人口的日用必需品的“仰给”，必须依靠众多客商从汴河源源不断地运来，已不是原有交通不便的封闭式的“市”中“行市”所能调度。随着商人组织“行”的成长，汴河一带邸店的大量增设，沿汴河一带的空地上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也产生了。起初这种新“行市”带有临时的或定期的集市性质，上市时集合，市罢即散去，并不长期占用土地。有的甚至在桥上作临时交易，或成为定期的集市，称为“市桥”。由于这种新“行市”的逐渐形成和固定，到北宋中期，官府便从中抽地税，规定“须就官地为市交易”，并准许租借官地造屋而设立永久性新“行市”。例如宋神宗元丰二年（公元１０７９年）九月，由修完京城所申请批准，租官地与民“创屋”而“为面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元丰二年九月丙子”条）。这时沿汴河新设行市经官府抽税的，除面市外，还有斛衁行、菜行、果子行、牛行、马行、纸行等，都是主要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用来接待客商从汴河运来的大量日用商品，以供应日益增长的都城居民的需要。元丰八年七月殿中侍御史黄洚，见到官府对这许多新兴行市抽地税为害严重，上奏请求罢免。其中谈到“沿汴河堤岸空地，先有朝旨许人断赁”，可见这许多新行市原是从沿汴河堤岸空地上兴起的。奏文还指出：“沿汴官司，拘拦牛马、果子行，须就官地为市交易，并其余诸色行市不曾占地，亦纳课钱，以至市桥亦有地税，残民损国，无甚于此。”为此奏请朝廷，“诏沿汴官司，拘拦牛马、果子行，并磨团户、斛衁、菜、纸等诸色及市桥地课并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八“元丰八年七月庚戌”条）。所谓“拘拦牛马、果子行”，该是牛行、马行、果子行原设在没有拘拦的空地上，官府强制他们加以拘拦，并按占地多少抽税。“磨团户”该是面市的别名，因为面市必须设有磨粉作坊，“团”当是“行”的别名。斛衁行又是米麦行的别名。从此可知许多日用品的新行市，都是为了便利客商运来而设在沿汴的空地上的，在没有被官府拘拦或强制“就官地为市交易”以前，应该已经营很长一段时间了。

与此同时，官府为了与商人争利，还曾一度在这些沿河近桥地段设置官营的果子行、面行、肉行。元丰八年五月乙未的诏中，讲到修完京城所管属的“万木场、天汉桥及四壁果市、京城猪羊圈、东西面市、牛圈、垛麻场、肉行、西塌场俱罢”（《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八）。根据《东京梦华录》，商人的果子行设在州桥之西，而官营的果子行同样设在州桥，天汉桥就是州桥的正名。官营果市设有多处，官营面市又有东西两处，在设官营肉市的同时还设有官营的猪羊圈和牛圈，另有官营的西塌场具有仓库性质。北宋官府不仅一度办官营的日用品行市，而且严格地控制客商入京商品的运输和堆积场所。原来由汴河的纲船（赋税运输船）附带载着商货入京，从元丰二年起，规定入京商货先运到泗州，“官置场堆垛”，再由官船运到京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元丰二年十月己亥”条）。运到京师以后，按规定也要用官船，私船不得入汴。看来官营的面市、肉市，在元丰八年罢废以后，到宋哲宗绍圣年间又曾一度恢复。绍圣四年（公元１０９７年）八月，大臣曾布曾与哲宗谈论到官营的肉市、面市：

布曰：“肉市、面市，皆与细民争利。……然商贾之物悉载以官舟，私船不得入汴，人实患之。”上曰：“内臣亦多云不便，云面市虽泥雨，亦须船载来官场中。”布曰：“一日有一日课利，不可不来，宜其不能避风雨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九“绍圣四年八月庚子”条）据此可知，面市、肉市都设在沿河地段，所有商品都必须用船载来。所谓肉市，即是设有许多屠宰作坊的猪羊肉市场。(www.xing528.com)

从《东京梦华录》看来，北宋末年官营的行市已不存在，商人的行市还多设在沿河近桥地方。果子行设在朱雀门外以及州桥以西大街上。《东京梦华录》说：“如果子亦集于朱雀门外及州桥之西，谓之果子行。”（卷三《天晓诸人入市》）又说：“至州桥投西大街，乃果子行。街北都亭驿，相对梁家珠子铺，余皆卖时行纸画、花果铺席。”（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说明当时的“行”，不仅设有便于客商运集商品而发售的“市”，同时设有同行的商铺。果子行中，除花果铺席以外，夹杂有珠子铺和纸画铺等，当是街市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时牛行和马行都已发展成繁华街市，因而有马行街和牛行街之称。牛行与马行依然沿用唐代马行设有酒楼的风习。在旧曹门朱家桥以东的牛行街，设有看牛楼酒店，原是看验牛而谈论交易以及订约的场所。在土市子（潘楼以东的十字街）以北的马行街，“街东曰庄楼，今改作和乐楼，楼下乃卖马市也”（卷二《潘楼东街巷》）。庄楼之下就是卖马市，可知庄楼原是看验马而谈论交易以及订约之处。因为宋代仍沿用唐代买卖牛马要订立契约，如三天内发现疾病可解约的法律规定①。随着街市的发展，这种酒楼也主要用于招待宾客的宴会，因而有的名称也改了。和庄楼隔街相对的，还有杨楼，杨楼以北，有穿过南北向的马行街的东西两巷，叫做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卷二《酒楼》）。这是手工业作坊组成的大货行和小货行所在。“马行北去，及小货行时楼”（卷三《马行街北诸医铺》）。时楼就是小货行所设酒楼。可知除牛马行以外，当时别的行也设酒楼以便谈论交易或签订契约。《东京梦华录》卷四《肉行》所说“坊巷桥市皆有肉案”，仅是零售的肉铺，更有大规模作坊的肉市，在外城正门南薰门内，每天晚上所宰猪，“每群万数”，“须从此入京”，“止数十人驱逐，无有乱行者”①。所说“每群万数”，形容数量很多，并非确数，但可见南薰门内“肉市”的屠宰作坊，规模十分巨大。因为人民生活上的需要，特别准许每天到晚上，待进出城门的人稀少时，大群的所宰猪可以从南薰门驱赶进城。每日大量需要的所宰猪，当是从南面城外的水路（蔡河）运来，到晚上再驱赶从南薰门进城，送作坊屠宰分割。“直至天明，其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以百数”（同书卷三《天晓诸人入市》）。这就是所谓肉市。同时，“其卖麦面，秤作一布袋，谓之一宛；或三五秤作一宛；用太平车或驴马驮之，从城外守门入城货卖，至天明不绝”（同书、同卷、同一节），可知城外还有面市。

同书卷四《鱼行》，谈到“每日早惟新郑门、西水门、万胜门，如此生鱼有数千担入门；冬日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东京每日所需鲜鱼，当是从西面城外的水路（汴河）运来，因而鱼行设在外城西边三个城门口接待鱼贩，再分发给许多酒楼、食店以及零售商店和摊贩。同书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还说：“州桥曲转大街，面南曰左藏库（按即国库），近东郑太宰宅、青鱼市内行。”所说青鱼市内行，当是设在城中的青鱼行市所在。当时设在外城四周城门口内外的日用必需品的新“行市”，除了肉市、面市、鱼行以外，还有其他许多种。杨侃《皇畿赋》说：“十二市之环城，嚣然朝夕。”（吕祖谦《宋文鉴》卷二）环绕着外城四周共有十二个新“行市”，都是像肉市、鱼行那样赶早市或晚市，早晚忙碌的，其中应该有菜行。当时把鱼、肉、菜三种行市看作同样重要，因为都是日常生活所必需的。

同书卷三《都市钱陌》讲到：“都市钱陌，官用七十七，街市通用七十五，鱼肉菜七十二陌，金银七十四，珠珍、雇婢妮、买虫蚁六十八，文字五十六陌。行市各有长短使用。”“钱陌”是指使用的串起来的每一百文钱，当时官府只以七十七文为“陌”，街市上一般通用只七十五文，各种“行市”中使用的更加减少。据此可知当时重要的“行市”，除鱼、肉、菜行以外，还有金银行、珠珍行、雇婢妮行、买虫蚁行和文字行等。同书卷二《东角楼街巷》，讲到皇城东南角的东角楼附近“十字街以南有姜行，高头街以北有纱行；东角楼以东的潘楼街，南通一巷，谓之界身，并是金银采帛交易之所”。这个界身巷，当即金银行之所在。文字行当即书籍行，宋代或称书籍铺为文字铺①。东京除国子监的官刻书以外，商人的雕版印刷业也很发达，书籍铺往往刊行书籍发售，因而特别有“文字行”这个行市。这也是东京新兴的行市之一。这种行市到南宋临安更为发展，称为“书房”或“文籍书房”（参看图５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