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及奖励政策的研究

东京原称大梁，五代时，除后唐以外，四代在此建都，称为东京开封府。后周世宗（公元９５４—９５９年在位），是一个有为的君主，曾改革政治，奖励生产，建设国都，疏导河流，先后取得后蜀的阶、成、秦、凤四州与南唐的江淮地区十四州，又北攻契丹，收复莫、瀛、易三州，为北宋完成统一和建都东京奠定了基础。

东京有三重城圈，中心皇城原是唐宣武军节度使治所，第二重是里城，亦称旧城，原为唐代汴州的州城，周围有二十里五十步。因为这是州城，规模远较都城为小，街道也很狭窄。再加上唐代后期和五代时，居民不断“侵街衢为舍”，街道更加狭小。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日用必需品的需要量日益扩大，这个州城的规模，远远不适应作为都城的需要。于是后周世宗于显德二年（公元９５５年）四月下诏，在原有州城的外围，别筑外城，亦称新城或罗城，周围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比原有州城扩大了四倍。外城于次年正月开始兴筑，“逾年而成”（《宋东京考》卷一引宋敏求《东京记》）。北宋不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多次的修建和扩展（参看图５２）。

后周世宗这次扩建外城，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作出了新的改革措施。世宗在显德二年四月所下诏书中作了具体说明①：

惟王建国，实曰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则。东京华夷辐辏（“辐辏”，《册府元龟》作“??”），水陆会通；时向隆平，日增繁盛；而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络绎”，《册府元龟》作“亿兆”）；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乏之户（“乏”，《册府元龟》作“阙”），供办实难。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隘，入夏有暑湿之苦，居常多烟火之忧。将便公私，须广都邑，宜令所司，于京四面别筑罗城，先立标识，候将来冬末春初，农务闲时，即量差近甸人夫，渐次修筑；春作才动，便令放散；或土功未毕，即次年修筑（《册府元龟》“次年”上有“迤逦”二字）。今后凡有营葬及兴窑灶并草市（《册府元龟》在此句上有“所冀宽容办集”一句），并须去标识七里外。其标识内，候官中擘画定军营、街巷、仓场、诸司公廨院务了（《册府元龟》“街巷”两字在“军营”两字之上），即任百姓营造（《五代会要》卷二六《城郭》，《册府元龟》卷一四《帝王部·都邑》大体相同）。

这一诏书，非常重要，说明扩建外城的目的，不仅为了解决军营和官署的用地不足，还在于解决原有“坊市”中“邸店有限”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外来工商所需邸店不足和租费增涨的问题；同时要解决屋宇交连、街道狭窄、夏天感到暑湿、居常多火灾的问题。具体的措施是，待官府按计划分划街巷、军营、仓场、官署所用的地段以后，“即任百姓营造”。《资治通鉴》卷二九二在叙述这一诏书时，也说：“其标内，俟县官（指政府）分画（划）街衢、仓场、营廨之外，听民随便筑室。”这里并没有像隋唐长安那样先筑好了“坊”和“市”的围墙，规定住宅造于“坊”中和商店造于“市”中；只是分划好街巷范围而听任随便营造，使适应当时居民生活上新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后周世宗在扩建外城以后，立即疏通东京对外的水道交通。显德四年四月乙酉，“诏疏汴水北入五丈河，由是齐、鲁舟楫皆达于大梁”。次年三月“浚汴口，导河流达于淮，于是江淮舟楫始通”（《资治通鉴》卷二九三、卷二九四）。东京的粮食和日常必需品，主要靠汴水连通江淮而运来，这原是唐代漕运路线，五代时因江淮割据，漕运不通，水道淤塞。到这时才重新加以疏通，同时又使汴水和五丈河相通，使东方的运输也通畅了。这样疏通与东南和东方的水上交通，就是为了便于接待大量客商运输商品进入新扩建的外城，以适应京城众多居民的新需要。后周世宗扩建外城和疏通河道的新设施，便利了客商把大量日用商品运入以及接待客商的“邸店”的建设。(www.xing528.com)

后周世宗还采取了奖励居民沿汴建造邸店的政策。文莹《玉壶清话》（或作《玉壶野史》）卷三载：

周世宗显德中，遣周景大浚汴口，又自郑州导郭西濠达中牟。景心知汴口既浚，舟楫无壅，将有淮浙巨商贸粮斛贾万货临汴，无委泊之地。讽世宗乞令许京城民环汴栽榆柳，起台榭，以为都会之壮。世宗许之。景率先应诏，踞汴流中要，起巨楼十二间。方运斤，世宗辇辂过，因问之，知景所造，颇喜赐酒，犒其工，不悟其规利也。景后邀钜货于楼，山积波委，岁入数万计。今楼尚存。

这所“踞汴流中要”的“巨楼十二间”，就是外城旧宋门以内临汴水的著名的十三间楼，直到北宋末年尚存（见《东京梦华录》卷二《宣德楼前省府宫宇》）。这个主持浚汴口的周景，就是大将军周景威，当时是调用军队来疏导河流的。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也说：“周显德中，许京城民居起楼阁，大将军周景威先于宋门内临汴建楼十三间，世宗嘉之，手诏奖谕。景威虽奉诏，实所以规利也。今所谓十三间楼子者是也。”周景威所建临汴的十三间楼，用来接待淮浙巨商运来万货，就是供客商堆货、寓居并进行交易的“邸店”，因而“岁入数万计”。他既先请求世宗准许京城居民临汴造屋，首先起建十三间楼作为榜样，当时临汴所建接待外来客商的“邸店”必然还有许多所。这正是世宗扩建外城的主要目的之一，用来解决“工商外至，络绎无穷”所需“邸店”不足的困难。所以世宗会准许周景威的请求，并嘉奖他首先起造巨楼的行动，并不是世宗受了骗，“不悟其规利也”①。

北宋初期官府继续推行这种“规利”的政策，汴河堤岸司与修完京城所，在汴河一带以及城内建造“房廊”租借给流寓的人，包括客商在内。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１０８５年）九月废止征收各行商人的“免行钱”（即免除行役的税），并把汴河堤岸司和修完京城所的“房廊”及其“岁收课利”，拨给户部左曹掌管征收。中书省为此作出决定，这批岁收课利，“除代还免行钱外，余充本曹年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九“元丰八年九月乙未”条）①。这年免除缴纳“免行钱”的各行商人多到六千四百多行，免除的总额多到四万三千三百多缗。这时上述两所的“房廊”的岁收课利，“除代还免行钱外，余充本曹生计”，可知这批“房廊”的岁收课利十分巨大，房廊的数量是很多的。与此同时，还有官僚、商人为了“规利”而建造邸店和房廊，用来租给客商，像后周周景威所建的十三间楼那样。也还有本地商人沿着交通便利地点，建设买卖交易的楼店的。据说“世人语虚伪者为‘河楼’，似泛滥之名，其实不然。国初京师有何家楼，其下所卖物皆行滥者，故人以此目之。楼已废，语尚在也”（阮阅《诗话总龟》卷二九）。当时既有“所卖物皆行滥”的何家楼，必然同时还存在着不少所卖物不行滥的楼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