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各种行业的联合组织，在唐代长安东西两市中已经形成。两市共有一百二十行之多，已知东市有肉行、铁行；西市有?行、绢行、大衣行、辔行、秤行、药行等。这些“行”也可称为“市”，如“药行”或称“药市”（见柳宗元《宋清传》）。这些行市，不仅是同业商店街区的名称（按唐代规定各行的进口处要标明行名），也还是同行商人的联合组织的称谓。这时有些行已很具规模，还设有酒楼。例如唐人小说《李君》（《太平广记》卷一五七，采自《逸史》）讲到：“可西市辔行头坐，见讫复往，至即登楼饮酒。”说明西市的辔行设有酒楼，是行头所在的地方，一到便可登楼饮酒。唐人小说《虬髯客传》（杜光庭作）又讲到：虬髯客约定李靖于京中马行东酒楼相会。李靖及期前往，揽衣登楼，果然见到虬髯客正与一道士对饮。看来辔行的酒楼，不是别的，就是马行的酒楼。“”是马的后部革带，“辔”是缰绳，“辔”就是驾驭马的重要手段，当时不可能有专营辔的行市而设有酒楼；辔行当是马行的别名，犹如米麦行常称为斛衁行或斛斗行①，因为当时常以“斛衁”作为大量米麦的代称。马是当时北方主要的交通工具，谚语所谓“南船北马”，因而马的交易兴旺。东汉洛阳已设有马市，西晋在洛阳东郊的马市（或称牛马市）已成为三市之一（不专为马的市场）。到唐代，西市的马行很有发展。按唐代法律规定，奴婢、马牛、驼驴的卖买，成交后都要订立“市券”，三天内如果发现疾病，可以请求解约（《唐律疏议》卷二六《杂律》）。马行所设酒楼，既为行头驻在地，又是为了方便看验牲畜质量、谈定价格和签订契约而设置的，当然也可以用于约会与宴会。这种设施曾为北宋东京的马行和牛行所沿袭。
唐代每一行市已设有头脑，称为“行头”或“行首”，官府或者称他们为“行人”，也或称为“肆长”①。行头作为同业商人组织的首脑而总管本行的事。唐代贾公彦所作《周礼注疏》在《地官·肆长》下解释说：“此肆长谓一肆立一长，使之检校一肆之事，若今行头者也。”具体说来，行头有统一本行商品价格和监督管理本行商人买卖的权力，又有对官府提供本行物资、代官府出卖有关物资以及代官府看验有关物资、估定价格的责任。唐代于东西两市设立市署，掌管市内交易，如管理各行商人使用的度量衡，要每十天制定各种商品的上、中、下三等价格②，统一市上物价；管理奴婢、牛马卖买公验以立券的事，这一切都必须通过各行的行头来管理和制定。这种制度曾为北宋政府所沿用，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公元１０１６年）条例规定：“时估（即时价）于旬假日，集行人定夺”（《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杂买务”，“天禧二年十二月”条），就是每十天的物品价格，要在每十天的休假日召集行头作出决定。这种每十日召集各行行头决定时价的办法，当即沿用唐代制度。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７８０年）规定东西两市所设常平仓，如遇灾荒，应将官有米麦各十万石交两行“行人”（即米麦行行头），按低价出卖（《旧唐书·食货志下》）。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７９３年）规定，“有因交关旧欠陌钱者”（即所交每一百文钱有缺额的），要命令本行行头及居停舍人（所住旅舍主人）、牙人等检察送官（《旧唐书·食货志上》），说明唐代中期所有两市的各行行头，都已发挥管理本行的作用。这种商人联合组织“行”的产生，是由于城市中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资本的累积，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各行商人谋求共同利益的需要，也适应城市中人口增长、日用必需品以及奢侈品的消费市场扩大的需要。(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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