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中原各诸侯国的都城中，已有特设的市区，很是热闹。例如齐景公要更换晏婴的住宅，理由是：“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左传·昭公三年》）就是因为晏婴的住宅近于市区，低下潮湿狭小，喧闹而尘土飞扬；说明当时齐国都城临淄的市区已经比较繁荣。当时郑国地处中原的交通枢纽，商业比较发达，国都新郑中特设的市区，已有专卖某种商品的列肆。据说郑国大夫伯有在内乱中“死于羊肆”，子产把他“敛而殡诸伯有之臣在市侧者”（《左传·襄公三十年》）。“羊肆”就是专卖羊肉的市中列肆。
根据《国语·齐语》和《管子·小匡篇》，当齐桓公任用管仲进行改革的时候，把国都划分为二十一个乡，其中士农之乡十五个，工商之乡六个。“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市立三乡，工立三族”。所说“市立三乡”，就是商人聚居的市，分设三乡。按照当时乡里的组织系统，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每乡有四十个里，每里有五十户。可知当时临淄的市区，分设有三个乡，共一百二十个里，共六千户，其中包括坐贾和行商两种商人①。看来当时临淄的市的结构，是和士农之乡的结构差不多，同样以乡和里为基层单位的。
根据现有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战国时代开始出现有封闭结构的市区。市区作方形或长方形，四面有围墙，每面中间设门，称为“市门”，中间当有“十”字街连通四面“市门”。四个市门中以南门较为重要。据说宋国太宰派少庶子（家臣）到市上去，回来后太宰问他：“何见于市？”他答道：“市南门之外，甚众牛车，仅可行耳。”太宰因而把市吏召来，讥诮说：“市门之外何多牛屎？”（《韩非子·内储说上篇》）从这一故事，可见当时宋都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的“市”，已有不少人驾驶牛车前去，南门外常有许多牛车停靠。当时“市”的南门外该有一片广场，如同朝廷的外朝一样，即所谓“市朝”作为前来的群众聚集或车辆停靠之处。《考工记·匠人》说“市朝一夫”，一夫即占地一百亩。孟尝君的食客冯%说：“平明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史记·孟尝君列传》）因为日暮市门已闭，市朝就无用了。市朝也还常被用作陈列判处死刑的人的尸体的地方。
当时秦国都城雍，已设有热闹的“市”，市门是群众经常进出之处，因而成为公布赏格的地方。当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之初，变法令未下之前，商鞅担心人民不信任，“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千金”（《史记·商君列传》）。秦国都城咸阳的市是更加热闹的。当吕不韦让宾客著成了《吕氏春秋》一书，准备用作施政纲领的时候，也曾把国都咸阳的市门作为公布赏格的地方，他把这部书“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史记·吕不韦列传》）。(www.xing528.com)
根据考古资料，秦国都城雍的遗址的东北部，发现了“市”的遗址，平面作长方形，东西宽１８０米，南北长１６０米，四面围墙基址厚１．５到２米。四面围墙都开有市门，已发掘的西门，南北长２１米，东西宽１４米，入口处有大型空心砖作为踏步。从残存建筑遗物来看，门上有四坡式的屋顶，时代属于战国。结合文献来看，这个雍城的市的建筑，可能就是秦献公时期创设的。《秦纪》（《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说秦献公“七年初为市”，当时秦的都城正在雍①。
秦国都城咸阳的市，看来规模比雍城的市大得多。根据《秦律·封诊式》的“盗马”条，“市南街亭求盗”在亭旁捉到盗马者，说明当时咸阳的市的南街已设有亭，亭设有求盗等官吏，用来监视和逮捕盗贼。既然有南街，还该有北街，可能还有东街和西街，市中有“井”字形交叉的四条街。根据《秦律》的《金布律》，市上的列肆，和里中住户一样，按“伍”编组，设有“列伍长”，协助官吏监督商人的经商活动。
所有商品按规定要标价出售，只有不值一钱的小商品，才允许不标价。市上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官铸的铜钱，禁止民间私铸，也还兼用黄金和布匹作为流通手段。每一匹布规定长八尺，阔二尺五寸，当铜钱十一枚使用。不准市上挑选铜钱和布匹使用，如果商店挑选使用，列伍长不上告的，官吏不追究的，都有罪。市上除一般商人和手工业者以外，还有“官府市”（官营商店）的存在。战国时代的市，已有早晚定时开闭市门的规定。当时已有人在平明等待市门开启，争着侧肩而入，企图买到期待的商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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