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都城长安的坊制及规划研究

唐代都城长安，原为隋代起建的新都大兴城，先制定规划，修筑城墙，开辟街道，逐渐筑成坊里，采用严格而整齐的坊制。坊分正方形与长方形两种，大小分为三等：

（一）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坊（每侧两列）最小，南北长５００—５９０米，东西宽５５８—７００米；

（二）上述四列坊的两侧六列坊（每侧三列）属于中等，南北长５００—５９０米，东西宽１０２０—１１２５米；

（三）宫城和皇城两侧的六列坊（每侧三列）最大，南北长６００—８３８米，东西宽１０２０—１１２５米。

各坊四周筑有夯筑坊墙，墙基宽２．５—３米。皇城以南朱雀大街两侧的四列小坊，设有东西两门和东西向街一条；其余的坊都设有东西南北四门和十字街贯通，坊内分成四个区，每区又有十字形小巷，小巷在当时称为“曲”。

唐代规定，无论都鄙，坊门早晚都要定时开闭。长安、洛阳等都城，坊门开闭以击鼓六百下为号。最初在宫城的南门（承天门）击鼓，使骑卒在各条大街上传呼，然后坊门关闭。到贞观十年（公元６３６年），根据马周的建议，取消传呼，在各条街上都设置鼓来敲击，号“冬冬鼓”，通称“街鼓”。天明承天门击鼓，城门随即开启，街鼓跟着打六百下，坊门跟着开启，准许街上通行。日落承天门击鼓，城门随即关闭，街鼓跟着打六百下，坊门跟着关闭，街上就断绝行人，否则就是犯禁，或者叫做“犯夜”。犯夜要执缚，有时被通宵执缚①，按律要笞二十下。只有持有县的文牒的婚嫁者，持有坊的文牒的病人、丧家以及求医药者，才不算犯夜。这种制度是严格执行的，直到唐末还是这样。晚唐小说如沈既济《任氏传》、白行简《李娃传》、皇甫枚《飞烟传》和《温京兆》等，都谈到这点②。

按唐律，越坊市垣篱，和越官府廨垣要同样处罚，杖七十下，侵坏者也同样处罚（《唐律疏议》卷八“卫禁”）。如果不按时开闭，与越垣之罪相同。坊市只有在朝廷特许的情况下，准许夜间开放。例如为了庆祝上元节，唐玄宗下诏，每至正月十七、十八、十九三天夜开坊市门，此后永为定制（《全唐文》卷三二，玄宗《令正月夜开坊市门诏》）。(www.xing528.com)

按规定，非三品以上的高官以及“坊内三绝”的特权者，不得向街开门，必须由坊门出入。这种制度也是执行比较严格的。直到唐代后期，有些高官身为宰相，也还从坊门出入。唐宪宗元和十年（公元８１５年）京城发生了藩镇派刺客刺杀宰相的事件。这年六月癸卯，天未明，宰相武元衡出所居靖安坊东门，准备入朝。有刺客放箭射他，把他的侍从吓走，接着就捉住他杀死，割取头颅而去。刺客就是乘他清早入朝的时机，埋伏在坊门把他刺死的。唐文宗开成三年（公元８３８年）京城又发生宦官遣刺客谋刺宰相事件。这年正月甲子，宰相李石入朝，中途有人射他，微伤，左右奔散。李石因马警，驰归府第，又有人邀击于坊门，“断其马尾，仅而得免”（以上根据《资治通鉴》）。这又是刺客乘他回归府第的时机，埋伏在坊门行刺的。

西汉长安，高官的甲第都不造在里中而沿街开门，宗庙和官署也都沿街而不处里中。直到北魏洛阳也还沿用这种制度。同时宫殿区中不免有官署和高官府第夹杂，在内城之中不免有平民的“里”与官署及官吏府第夹杂。只有到隋唐的长安，不仅宫城与中央官署所在的皇城分开，而且与居民的“坊”所在的郭城隔离，所有官吏私第与平民住宅一律都造在郭城的“坊”中。唐代长安郭城以朱雀大街为中轴线，把所有的“坊”分列在朱雀大街的左右两方，通称为“左街”或“右街”。这样左右对称的棋盘格式的中轴线布局，使得作为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可以直通到宫城以前作为外朝广场的横街，适应了每年三次举行盛大朝贺礼的需要，同时使得城郭的封闭式结构更加整齐而严密，便于维持治安和加强警卫。可以说，唐代长安的格局，达到了古代都城封闭式结构的顶峰。

郭城所有的坊，在行政管理上，朱雀街以东（即右街）属万年县管辖，以西（即左街）属长安县管辖。从历年出土的唐人墓志铭来看，官僚所居的坊，万年县所属，以皇城东面的永兴、崇仁，大明宫以南的翊善、永昌以及兴庆宫以西的胜业为多；长安县所属，以皇城西面的辅兴、颁政、金城等坊为多。宦官所住，以万年县的永兴、永昌、来庭、大宁和长安县的修德等坊为多，都靠近宫城周围。外国籍官吏多数住在西部长安县所属各坊。当武德到贞观年间，以太极宫为中枢，宫城与皇城周围各坊所住贵族和高官较多；当高宗龙朔到睿宗景云年间，以大明宫为中枢，丹凤门以南各坊所住达官贵人较多。当开元、天宝年间，以兴庆宫为中心，宫的周围和东市附近各坊多为贵族和高官所住①。总的说来，高官贵族住在东城的北部各坊为多，而人口密度，西部长安县较东部万年县为大，同时北部人口远较南部人口为多。大体上延平门和延兴门大街以北各坊人口较众，以南就逐渐减少，但南部各坊又多贵族的家庙和别墅。东南角的游乐园、曲江池、慈恩寺、青龙寺一带，更是都城居民日常游览的名胜之区。

唐代的行政系统，按一般规定，每一百户为一里，设里正一人；每五里为一乡，设耆老一人，亦称父老。城邑之中设坊，设坊正一人。里正主管户口、生产、治安与赋役，坊正主管坊门管钥、治安与赋役②。当时都城长安的坊，据估计，一般有一二千户，多的到五千户以上。因此长安的坊，除了总的设坊正一人以外，坊正之下还设有十多个或几十个里正。也有些坊因建有大型庙宇、官署、园林以及高官府第，人口不到百户的，只设一里，甚至可能有属于别的坊中的里所管辖的。唐代十分重视坊门和市门的管理，如果不按时开闭，要与逾越坊市墙垣同样处罚；坊正与市令不按时开闭坊市的门也要处罚。坊门设有“守卒”防守③。这种守卒属于都城中掌管警卫治安的金吾卫调遣，是和金吾卫所属驻防街道和城门的军队相配合的。当时郭城分设万年、长安两县，都设有“县尉”和“知捕贼盗”的官，主管所属各坊的治安①。居民如果有什么有关治安的事要上告，要经过“里”的官吏，经过“坊”的官吏，报告到县的“知捕贼盗”等官，再上告到京兆尹②。

京兆尹是长安主管地方行政与治安的最高长官。如果长安发生重大的治安问题，常常由京兆尹亲自处理。中唐以后，长安和洛阳都出现了不少“恶少年”，或称为“闲子”“侠少年”“市肆恶少”。他们往往身穿异样服饰，皮肤上刺成各种式样的青、黑色花纹，劫掠于坊市之中。新的京兆尹上任，常常要逮捕和杀死一批“恶少”，以建立威信，从而维持治安③。到晚唐，这类“坊市恶少”常乘政局变乱的机会，在都城大肆劫掠。例如文宗太和九年（公元８３５年）十二月甘露之变，“坊市恶少年因之报私仇杀人，剽掠百货，互相攻击，尘埃蔽天”，直到右神策军的两个将领“各将五百人分屯通衢，击鼓以警之，斩十余人，然后定”（《资治通鉴》卷二四五）。僖宗中和元年（公元８８１年）黄巢率众从长安向东退走，官军王处存统率所部进驻，“处存令军士系白蠬为号，坊市少年或窃其号以掠人”（《资治通鉴》卷二五四，胡注：“蠬，询趋翻，缯头也，以约发，谓之头蠬”）。当时东都洛阳同样多“恶少”，曾被藩镇召募去数百人，利用来扰乱治安，掠劫烧毁官府的钱帛粮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