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都城制度：秦汉都城的里制及发展

秦代的里制，值得注意的是，“里”的居民有“闾左”与“闾右”之分，当时的“里”也该和先秦齐国的“里”一样，只有一条通道和一个正门叫“闾”。即使里的一条通道两头有门，也该以一头作为正门叫“闾”，否则的话，就不可能划分“闾左”与“闾右”。《史记·陈涉世家》：“二世元年七月发闾左。”《汉书·食货志》也说到“发闾左之戍”，颜师古注：“闾，里门也，言居闾门之左者一切发之。”汉代初年晁错曾讲到秦代谪发的情况：“先发吏有适（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复入闾取其左”（《汉书·晁错传》），可知秦代的谪发，和汉代初年“七科谪”相同。汉初七科谪是：“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汉书·武帝纪》注引张晏说）《汉书·食货志》注引应劭的说法，根据晁错之说，认为秦代谪发，一直谪发到大父母有市籍者，“戍者贾辈尽，复入闾取其左者”，是正确的。秦所谪发的对象都是里闾中身份卑贱者，古时重右而轻左，右示尊贵，左示卑贱，豪富之家称为“豪右”。“闾左”之“左”正与“豪右”之“右”相对应，当指里闾中身份卑贱者。秦代里闾中身份卑贱者居于“闾左”，所谓“发闾左之戍”，就是在实行“七科谪”之后，进一步把居于“闾左”的身份卑贱者一概加以谪发。

《三辅黄图》卷二讲到长安的闾里：“长安闾里一百六十，室居栉比，门巷修直。”张衡《西京赋》也说：“街衢相经，廛里端直。”说明长安共有一百六十个里，布局正直，住宅密集。但是我们必须指出，长安这个城是在秦代遗留的离宫的基础上，从汉高祖，经惠帝，直到武帝逐渐建成的。长安有东西两市，东市大概先建成，西市是惠帝六年起建的。所有一百六十个里，也不是一次建成的，直到西汉晚期，长安还有新建的里。例如元始二年“起五里于长安城中，宅二百区，以居贫民”（《汉书·平帝纪》）。如果宅一区住一户，每里住四十户；也可能一区要住多户。

汉代的里，可能大小不一。大的里的面积应该有一平方里，小的里不及半平方里。长安的东西两市，是由九个市合组而成，每个市“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为一市”（《三辅黄图》卷二“长安九市”条引《庙记》）。所说“凡四里为一市”，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一个市有四里的面积，另一种是认为一个市由四个里组成。从上下文看，当以后一解释为是。每个“市”是２６６平方步，如果由四个“里”组成的话，每个“里”的面积只有１３３平方步，不到半个平方里。“里”中居住的户数，也可能多少不一，一般是一里五十户左右，多的可能到一百户左右①。西汉长安的一百六十个里，只有少数在城内。因为长安的城是属于内城性质，南部和中部都是宫殿区，只有北部和东北部有一些“市”和“里”与官署及其附属机构夹杂着，大部分的“里”和九个“市”应该分布在城外的北郭区和东北郭区。

关于汉代“里”的形制，没有可靠的资料可以依据，近人有种种不同的推测。或者以为“里”和“市”一样四面有墙和出入的门，或者以为“里”是南北向的狭长形，有南门和北门叫做“闾”，中间通道上还有“里中门”叫“阎”。也有依据九市“各方二百六十六步”，“凡四里为一市”来推算，认为“里”是东西向的狭长形，东西宽二百二十六步，南北长六十六点五步②。三说比较来看，以狭长形之说较为有依据。《春秋繁露·求雨篇》讲到里的南门和北门，张衡《西京赋》以及不少汉代文献讲到“闾阎”，闾是里门而阎是里中门。我们还看到《汉书·石奋传》说：“万石君徙居陵里，内史（石）庆醉归，入外门，不下车。”说明当时里门确有内外二重。又《汉书·张敞传》讲到：“偷长以赭?其（小偷）衣服，吏坐里闾，阅出者，?赭辄收缚之，一日缚得数百人。”说明当时长安一般居民的住宅都在“里”中，出入必须经过里闾。当时的“里”正和先秦的“里”一样，设有唯一的“闾”，可以检查出入的行人。

这种“里”的结构可能和先秦的“里”一样，是狭长形的，只有一个正门和一条通道专用于出入。(https://www.xing528.com)

当时长安只有高官的住宅，不由里门出入，面临街道开门。这种住宅就叫做“第”，“第”是指甲乙的次第，或者第一、第二之第。这种第常常出于皇帝的特赐，称为“甲第”“大第”或“第第一”。例如惠帝赐给太仆夏侯婴“第第一”（《汉书·夏侯婴传》）；董贤由于哀帝的宠幸，“诏将作大匠为贤起大第北阙下”（《汉书·董贤传》）；王莽为太傅，号曰安汉公，“以故萧相国甲第为安汉公第”（《汉书·王莽传》）。

因为北阙是未央宫的正门之一，臣下要上书奏事、谒见皇帝，都必须从北阙进入，因而居住北阙之下甲第的，是最高贵和最亲近的大臣。

这种第都是当大道开门的，张衡《西京赋》所谓“北阙甲第，当道直启”。